【大纪元2026年06月15日讯】6月5日,中共中纪委官网通报,前四川省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凤朝被“双开”,并移送司法。
王凤朝是最新一名被通报“妄议中央”的官员。官方通报除了罗列王凤朝的贪腐罪名外,还指控他 “政绩观严重偏差”,“懒政怠政”,搞“政绩工程”,涉“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
十八大前,中共落马官员的通报主要集中于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和生活腐化等问题,而十八大以后,尤其是近几年,通报中越来越多出现“妄议中央”、“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不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等罪名。
笔者通过网络检索发现,2017年媒体统计显示,截至当年6月,仅省部级及以上落马高官中,就已有7人被点名涉及“妄议中央”。
2021年《法治日报》统计称,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截至2021年1月,已有10名党员领导干部被官方通报存在“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问题,另有6人被指“公开发表与中央精神不一致的言论”。
此后几年,“妄议中央”已成为中纪委通报中的常见罪名,又陆续出现在多名高官的“双开”决定中,公开可查的省部级及厅局级官员总数至少已达十余人,甚至接近二十人以上。
什么是“妄议中央”?
“妄议中央”并非刑法罪名,而是中共党纪中的政治纪律概念。最早受到广泛关注是在2015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表述为“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大政方针的言论”等内容。此后,它逐渐成为反腐通报中的一个政治性标签。
中共是典型的极权专制党,党魁垄断了最高权力,被视为党和党中央的象征。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这十几年里,习近平集权的程度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超过了毛泽东。因此所谓 “妄议中央”,说白了其实就是反对批评质疑习近平。这种反对批评质疑可以是点名道姓,直指习近平本人的,也可以不点名道姓,矛头直指习近平确定的政治路线和拍板的方针政策,或他的其它所作所为。
从近年来公开的案例来看,很多被指控“妄议党中央”“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官员,外界普遍认为其言论往往与对习近平本人、习近平主导的政策路线或中央重大决策的批评有关,其中涉及“共同富裕”政策,房地产调控政策,疫情封控政策,经济路线问题,对最高领导人的讽刺性评价等。例如天津前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德睿去年落马,官方斥其“妄议中央”。今年3月周的“妄议”言论在网上被曝光,包括嘲讽党魁习近平的所谓“共同富裕”及房地产政策等。
那么“妄议中央”频繁现身反腐通报意味着什么?
第一, 意味着中共高官对习近平的不满越来越严重。
前年移民到美国的前甘肃省统战部党委副书记马瑞林,在接受美国媒体CNN的采访时透露,大多数“体制内”的人都不喜欢习近平,只是表面上吹捧他。
第二,意味着习近平对党内政治忠诚和言论一致性的要求在明显强化。
“妄议中央”这一罪名的功能已不限于约束公开言论,更具有震慑党内不同意见的作用。在现代政治学中,这属于典型的“信号政治”(signaling politics)。
官方通报通常不会公开“妄议中央”的具体言论内容,因此外界往往难以知道当事人究竟说了什么。这种模糊性本身就是制度工具。因为什么算妄议?批评政策算不算?私下抱怨算不算?饭桌议论算不算?边界并不清晰。而边界越模糊,威慑范围越大。结果就是,许多人为了避免风险,会主动进行自我审查。政治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为“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从统治技术角度看,它比处罚具体言论更有效。
第三,意味着中共对官员的考核重点从“绩效”向“忠诚”转移。
以往,中共对官员的考核主要围绕经济发展,具体内容包括GDP增长、财政收入、招商引资等。因此很多官员即使政治上没有特别鲜明的表态,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有上升空间。但近年来“妄议中央”频繁出现在反腐通报中,说明“政治忠诚”在中共官员评价体系中的权重明显上升。换句话说,一个能力一般但绝对忠诚的官员,可能比一个能力很强但有独立想法的官员更安全,更有上升空间。这实际上改变了中共整个官僚体系的激励机制。
第四,意味着中南海的决策机制进一步趋于封闭。
政治学界通常认为,从长期来看,最值得关注的未必是有没有不同意见,而是不同意见是否还能被安全地表达出来并进入决策过程。在正常的政治体系中,不同意见能够通过制度渠道反馈到决策层。例如在民主国家,有议会辩论,党内竞争,独立媒体监督,智库讨论。反之,当不同意见越来越容易被政治化时,官员就更倾向于少说话,不提问题,不承担责任,最后形成一种现象:上面听到的全是好消息,下面看到的全是坏情况。这就是政治学所谓的信息失真(information distortion)。历史上很多高度集权体制都遇到过类似问题,其结果就是权力上层的决策机制越来越封闭。中共目前可以说正深陷这一困境。
责任编辑:金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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