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6-10
香港政府最近公佈一項《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附屬法例，訂明行政長官可「依法」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國家安全，則該案件即歸屬《國安法》範疇審理，包括由指定法官審理、可延長扣留期、取消陪審團等等。不可忘記，依國安法規定，特殊案件還可以移交大陸司法機關立案偵查、起訴和審判。
尤有甚者，此修訂竟採取「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在刊憲當日即開始實施。這是連交給社會討論、立法會辯論的機會都剝奪了——是有什麼事緊急成這個樣子？政府需要強橫到這個地步？還是政府擔心公開討論難以自圓其說，更可能暴露陰暗目的，因此大石砸死蟹？
依香港國安法規定，將某一案件歸屬國安法審理，是由律政司維護國家安全檢控科提出控罪。國安法明文規定四大罪行，即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維害國家安全。經過修訂，日後很多本不屬國案法審理範圍的案件，都可借行政長官的「證明書」，被納入國安法審理。
律政司是行政長官下屬，行政長官是中共中央政府下屬，律政司要決定某重大案件是否提交國安法法庭審理，本就要秉承行政長官的意志。也就是說，一個案件重要到需要行政長官親手干涉，他已有足夠的行政權力，指示律政司按他的意志執行，律政司也不能違背上級指令。
既然如此，如果案件重要，律政司本應在提交司法機關之前，就上報給行政長官，以取得特首指示為案件作出定性，那就不存在等到律政司將案件錯誤歸類後，才由行政長官發「證明書」去糾正律政司的錯誤的必要。
也就是說，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內，已經有足夠的行政空間，讓行政長官行使他認為必要的、對案件屬性的指示，不會影響案件被錯誤歸類，因而造成不良後果。
是不是因某些錯誤已經造成，而政府要糾錯又發覺法理不足，程序複雜，如此才想出一個簡便辦法，以行政長官的「證明書」來補救，這就不知道了，但此事之長遠影響，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公然向香港人宣示，不要以為你只是犯了一般刑事罪，只要你表現惡劣，政府隨時可以把你的罪名改為國安罪，送國安法庭審理，你隨時可能被繩之更嚴苛的法律。
二是向全世界宣示，香港實行的是一套行政主導的制度，行政對司法有凌駕性，行政隨時可以憑一紙公文糾正司法的「錯誤」。此後巿民的言論與行動，皆需符合政府對巿民的規管，如有違背，行政長官有權以他的個人意志，改變案件屬性。
三是向全世界宣示，行政長官不但可以干涉個別案件的審理，更可以改變司法程序，無須得到立法機構的認可，可以先斬後奏，只憑一紙公文裁決，既沒有社會討論的餘地，也沒有糾錯的法律機制。香港正在走向一人體制，特首權力將不受約束，依這種思路往下走，特首可以無限擴權。
李家超說自己沒有擴權，又說這項附屬法例沒有增加適用範圍、沒有擴充罪行定義亦無新增任何罪行、罰則或權力。那就奇怪了，把一般刑事案件改為國安法案件，不是增加了適用範圍了嗎？把一般刑事罪行定義為國安罪行，不是擴充了罪行定義嗎？把刑事案件的罰則變成國安法罰則，那不是新增更嚴苛的法則嗎？
李家超和律政司長林定國都說，有些案件涉及機密，具高度敏感性，但若案件涉及高度敏感性，在律政司手上，早就可以將其納入國安法範疇審理，又何必先送刑事法庭，再由行政長官出一封「證明書」來糾正它的屬性？再說，法庭必定會有處理機密證據的慣例，依法行事，又有什麼大不了？
保安局長鄧炳強則說，轉交國安法庭，不會增加刑期。他不是法官，怎麼知道不同法庭不同罪行應判多少刑期？案件未審未判，刑期多少在法官手上，在刑事法庭的刑期，又怎可與國安法庭的刑期相提並論？如案件轉移到大陸審理，你以為刑期也不會增加？
總之，這是一次行政權力對司法權力的公然踐踏，是香港行政凌駕司法的又一次拙劣表演。中共偷換「一國兩制「的概念，至此已經不須掩飾了，香港人對此雖然司空見慣，但也要做好心理準備——香港政府會越來越專制，法治會越來越成擺設，人權會越來越抽象，自由會越來越窒息。
雖然只是一紙「證明書」之改，但這是李家超的一小步，卻是香港人政治權利淪喪的一大步。
文章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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