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六四”三十七周年特别节目，要专访的是目前居住在美国的郑旭光先生。他在八九民运期间参与发起北航学生自治会，并任“北高联”的常委，曾参与89年5月14号的对话，以及5月18号与李鹏的会面。在六四之后，他也名列当局全国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的名单上，1989年7月遭到逮捕，91年被判刑2年。对郑旭光而言，还原历史真相就是纪念六四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广：今年有哪些特别想跟我们分享的观察点和感想？
郑旭光：“应该主要还是对八九历史多个侧面的挖掘吧，尤其是中共高层博弈的资料，譬如有《李鹏日记》，有赵紫阳的名为《改革历程》的一个自传，还有其他人对赵紫阳的采访。揭示出来的是，实际上在89年的（民运）过程中，高层决策展现出来非常丰富的一个面相，不像普通人认为的那么营垒分明，当然也有一些不广为人知的一些时间拐点。
比如说4月23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去朝鲜。当天晚上，李鹏找到杨尚昆。杨尚昆建议他去找邓小平汇报，因为李鹏当时是接替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赵紫阳去访问朝鲜了，在这个时间点上，他去找杨尚昆，杨尚昆建议他向邓小平汇报，李鹏也请他去，杨尚昆同意了。
根据《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傅高义的记载，他们是见了邓小平，邓小平开始介入了对学运的处理。因为第二天4月24号是全北京市的学生罢课，面对这么一个事态，他们三个人等于在赵紫阳访朝期间形成了一个“三人同盟”，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导致了“4.26社论”。“4.26社论”是一个不解之结。因为推翻它就意味着邓小平决策的错误。而中共的十三大一中全会第一个决议——按照赵紫阳和鲍彤的说法——就是赋予了邓小平最终问题的决策权，而且他还可以召开中共政治局常委会。
等于就是在赵紫阳访朝期间，邓小平做出来这样一个决策。赵在回国之后，一直是在做淡化的工作，要淡化这“4.26社论”的定性。李鹏和姚依林反对他否定“4.26社论”的倾向。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是这样记述邓李杨的密会：“赵紫阳出国后，临时接过工作的李鹏知道责任重大，于是去谘询杨尚昆。杨尚昆认为，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应当向邓小平汇报。当天傍晚李鹏和杨尚昆就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看法，认为对抗议活动要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李鹏说，学生已经开始批评邓小平本人，而且还有另一些令人不安的进展：新华门前的扭打，六万名学生仍在罢课的报告，交通受阻，有关试图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幕后黑手”的报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事态之严重。邓小平同意要对学生发出警告，说明他们行动的严重性。此后，邓小平便深深卷入了应对示威者的决策之中。“
实际上4.23的邓李杨会面，一个是傅高义在他的记载中，点出这一点。另外一个《邓小平时代》也是经过中共中央的文献部门勘定的。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现任院长曲青山于《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期 刊载【《邓小平时代》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一文（曲青山时任党史研究室主任），有关邓小平在89年的活动记述有3项勘误，但是没有提到4.23这一天他们见面这一件事情。那这一件事情应当是存在的！但是在中共的《邓小平年谱》上这一天是没有记载邓小平的活动的。
所以，可以说应该把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中间的这一段记载，作为邓小平研究者傅高义和中共党史勘定过的一个权威论断，去挖掘这一天到底邓小平和李鹏、杨尚昆他们三个人会见细节是什么？这个史学界应该给予挖掘。
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整个八九民运和八九事件中间中共态度的一个“定海神针”。所谓“定海神针”就是邓小平的判断不容推翻，不容颠覆，可以淡化，可以不提，但是不能触碰，多少人的努力最后都会碰壁。在党心、民心、军心都到了这么一个程度的情况下，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包括赵紫阳，信誓旦旦地说同学们提的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这是他在89年的5月19号上午到广场上给全市学生说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虚假的陈辞。因为赵紫阳并没有勇气去否决邓小平的决议。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在5月16号，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见面的时候提出来，邓小平在关键时候还要掌舵。这样的话语被严家其就理解为倒邓冲锋号，和包遵信发表了“知识分子宣言”，，直指邓小平为“老迈”“昏庸”“垂帘听政”皇帝，相当于“倒邓宣言”。严家其曾任社科院（俗称“党中央智库”）政治学所所长、曾在鲍彤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工作过的严家其。“邓小平下台”标语也第一次出街。
鲍彤在得知“外面传说的情况”之后，委托邓家熟客致电邓宅，希望“通过邓榕做一做她们家老爷子的工作，向小平把昨天紫阳见戈尔巴乔夫讲话的本意解释一下，以免发生误解”。“电话接通后，邓榕回答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并说，‘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她说这话时，语气显得十分激动，并放下了电话。”（见吴伟《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台前幕后》）
后来的事实证明，严家其也好，邓家人也好都误解了赵紫阳。赵紫阳并没有决心要把邓小平打倒。在当天晚上，他又设宴宴请戈尔巴乔夫之后，开了政治局常委会，据说赵紫阳情绪很激动，他提出来否定“4.26社论”那个动乱的说法，同意者是胡启立，还有乔石，反对者是姚依林和李鹏，杨尚昆是列席常委会，另外一个列席常委会的万里当时不在场，在出访加拿大。从表决上来讲，杨尚昆是没有表决权的，现场意见是三比二。按照鲍彤的说法，为了谨慎起见，赵紫阳没有诉诸表决。
这件事情我也在万润南生前和他沟通过；他说这事儿还有一个隐情，就是乔石还有一句话，说“是不是问一问小平同志的意见？”。万润南认为他的这个信息是非常确凿的。事实上看起来也仿佛比较合乎逻辑。因为第二天赵紫阳就要求见邓小平，应该是要私下和邓小平沟通，看怎么样能够答应学生否定“4.26社论”这个要求，要和邓小平讲这件事儿。426社论定性失当由常委负责，更主要是由总书记负责。因为总书记也同意了邓小平当时的判断，而邓小平是听取常委会内容后的讲话，邓小平4.25讲话的“过度”应由总书记来负责，这是他的一个私下里跟其他人沟通的一个设想。他想让邓小平出来说一句“看来当时把事情看严重了”。
4.26社论就是说这是“一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动乱“。赵要见邓，邓也同意见他。当赵来到邓家的时候，发现那其它常委已经在坐了，那就意味着邓不愿意私下跟他谈什么。在这个会上就通过了邓小平的一个决定：戒严。关于戒严，赵紫阳的表态是，有决定总比没决定好，但是我执行不了，邓指定由乔石、李鹏和杨尚昆来负责实施戒严。邓小平还说了一句”你还是总书记“。
当晚，政治局继续开会，赵紫阳就提出他执行不了戒严，要辞职。被杨尚昆拦下来了。实际上是在邓家的会议时，赵紫阳是先离场时，其他人还没离开。
在5月18号上午，杨尚昆就在中央军委三座门召开最高级的秘密军事会议，与会者有杨尚昆：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洪学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迟浩田：解放军总参谋长、刘凯：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周衣冰：北京军区司令员、刘振华：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杨尚昆布置北京军区调集5万兵力首先进城。
当天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上午11时许，李鹏在大会堂见了王丹、吾尔开希等十二名学生，当时我是在场。那么关于这个杨尚昆的秘密军事会议，主要内容实际上是由去年年底的时候出来的徐勤先六个小时的庭审资料披露。徐勤先有刘振华传达的书面记录，另外一个是北京军区的作战部长彭翠峰有一个询问笔录。“
法广：你们以前看过北京军区的这个询问记录吗？
郑旭光：“以前我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存在。我不能说别人知不知道，我是不知道的。那么是从徐勤先的这个庭审上看到这么两个材料，互相印证了5月18号上午杨尚昆的讲话。“
法广：你为参与“六四“坐过牢，人生的轨迹发生了变化，您后悔过吗？ 到了美国之后，现在又在做挖掘六四历史，从中找事实的原貌的事，您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您纪念六四的方式？
郑旭光：“首先，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后悔。过去在北京的时候，很多外媒的记者到“六四“纪念的时候就会采访问我后不后悔。根本不存在（后不后悔）这个问题。
第二个，我是觉得挖掘真相无比重要！因为现在来讲，过去发生的事情，在那个时间点上，我们都是凭各种记忆来还原它，我们每个人知道的都很少很少，所以都要通过其他人一起来贡献，包括专家来梳理、整理这些所谓的六四真相啊，就需要有一种认真的态度，一是一，二是二。
我们也就不能简单用“好人”一直好和“坏人”一直坏这个二分法来看待中共高层。比如说4.27游行的时候，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鹏，是吧？没有开枪的是李鹏，李鹏在427主持工作时没有造成流血事件。李鹏在日记中写道：“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讲了今天学生游行经过。他说小平同志认为，中央态度明朗，又避免了流血，处理是好的。”
在胡耀邦去世后的 4月20日晚，当时经乔石胡启立（负责胡耀邦治丧办的两常委）审阅的一个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中称“有些人在新华门闹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和政府，结果是新华社社长穆青建议乔石胡启立这句话删掉，被穆青他们这些老记者，老报人抵制了，把那一句话拿掉了。那之后我们知道胡启立是反对戒严、反对镇压的，所以他也是被人们尊敬的一个对象。
但是就说我想说的，历史的复杂性就在这儿，就是要挖掘这个历史的时候，你才能有真历史，才能总结真经验, 这个甚至是人类共享的财富。
我今天想讲的一个结论就是：89年出现这样的结果，赵紫阳是有很大责任的，之前自己坚持去朝鲜，后来又放万里去出访。关键时刻没有担当，到5.21的时候，乔石、胡启立都来向他通报汇报工作，向他通报消息，又有张爱萍等开国七上将上书呼吁军队不要进城，他还是不坚决，当时戒严实际上已经失败，就需要他出来和邓小平对抗时，他不愿意对抗。
所以我上次王丹让我采访这个89年看法，我就批评赵紫阳。我说赵紫阳“有派性，无党性”。“党性”从正面意义上来说，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应该向全党呼唤，应该站出来向人大常委们呼唤，因为人家都已经站出来。人大常委会在京五十六个常委签名要求开“非常人大”，你作为党的总书记，党国名义上的一把手，大家众望所归，党心、民心、军心，众望所归，你缩了。你看《改革历程》公开刊行的5月22号到6月2号是空白，就像邓小平的年谱4.23那一天是空白。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大。政治人物有算计，而且有的算计挺丑陋。丑陋没有关系，关键是代价太大，整个社会、整个民族为这些算计付出的代价太大。邓小平也是算计，赵紫阳也有算计的成分，当然他的底线比邓小平高很多，但是还是很可惜。”
非常感谢郑旭光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文章来源：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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