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lse 快評｜武官治港向蘇維埃致敬 （林兆彬）

林兆彬

2026 年 6 月 19 日

香港政府彷彿為了給反送中7周年贈興，送上兩宗充滿黑色幽默的新聞。第一宗，是香港破天荒展開「第一個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第二宗，則是前警務處副處長袁旭健，空降出任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一個曾經以「積極不干預」和普通法傲視全球的國際金融中心，如今不僅向蘇聯與中共的「計劃經濟」致敬，在文官體制上繼續推動「武官治港」。

食環署管的是街道清潔、小販管理、餐廳牌照、甚至死老鼠與蚊患，這是一個民生與行政部門。然而，在藍絲陣營及建制派 KOL 眼中，食環署於2019年簡直是「罪大惡極」。全港遍地開花築起「連儂牆」，藍絲們咬牙切齒地指控食環署職員「怠工」、「包庇」，遲遲不肯派人去撕毀那些寫滿抗爭字句的文宣；甚至縱容「黃店」，在巡查和發牌上不作為。

於是，7年後，政府派出了一位退休的警隊前「二哥」袁旭健，手執尚方寶劍，空降這個被藍絲視為「藏污納垢」的文官部門。在武官眼中，管理市容與管理治安是同一套邏輯。未來，或許連掃把、垃圾車和捉垃圾蟲的行動，都要講求「國安意識」，無疑是對傳統公務員體系最大的嘲弄。

撿拾歷史垃圾堆名詞

另一邊廂，政府隆重其事推出「第一個五年規劃」諮詢。「五年規劃」這個詞彙，本身就散發着濃烈的二十世紀極權主義與計劃經濟的鐵鏽味，它源於蘇聯，發揚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香港過去百年的成功，建立在英國人奠定的「積極不干預」自由市場哲學之上。如今，港府竟然丟棄自由市場的靈魂，去撿拾共產主義的名詞，這不是向蘇維埃和毛澤東致敬，又是甚麼？

歷史早已殘酷地證明，「五年規劃」的本質就是官僚階層的致命自負，其結果往往是災難性的失敗。追溯至1928年，史太林推行了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為了快速實現重工業化，國家強行推行農業集體化，派出秘密警察沒收農民的糧食來換取購買西方機器的外匯，最終導致了慘絕人寰的「烏克蘭大饑荒」，數百萬人活活餓死。

到了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在1953年至1957年照搬蘇聯模式，搞了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雖然表面上建立了一些基礎工業，卻膨脹了領導人的幻覺，催生了荒謬絕倫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也就是1958年的「大躍進」。

為了鋼鐵產量「超英趕美」，全國發瘋般「大煉鋼鐵」，農民把家裏的鐵鍋、農具砸碎扔進後院的土高爐，煉出來的全是毫無用處的廢鐵渣。農業上更荒唐，各地虛報「畝產萬斤」，導致國家按虛假數據徵收糧食，最終引發了「三年大饑荒」，保守估計導致三千至四千萬中國農民餓死，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慘痛的人為災難。

計劃經濟之所以必然失敗，是因為官僚永遠不可能掌握市場上千變萬化的資訊，更不可能精準預測經濟的走向。既然歷史教訓如此深刻，為何香港政府還要煞有介事地搞這個「第一個五年規劃」？答案很簡單，純粹為了政治上的表忠，對接中共的「十五五規劃」，是一場形式大於實質的政治騷。

香港搞五年規劃，注定是毫無意義。首先，香港並非一個封閉的大陸型經濟體，而是一個高度外向型、極度依賴外圍環境的微型開放市場。香港的資金流動、股市起跌、進出口貿易，完全受制於美國聯儲局的息口周期、中美地緣政治的博弈以及環球資本的走向。試問，李家超政府如何用一份五年文件，去「規劃」華爾街的資金何時流入，又如何「規劃」美國何時減息？

其次，這份規劃最終必然演變成一堆空洞政治口號的堆砌，諸如「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等。在香港，企業看的是利潤和風險，沒有人會因為政府寫了一份報告就去虧本投資。

真正的五年計劃

其實，自2022年李家超上任特首以來，已經高效地執行了他心中真正的「五年計劃」——將香港政府與文官體系警察化、紀律部隊化。

以往由政務官（AO）主導的文人政府已遭邊緣化，紀律部隊進佔核心，「武官基因」無孔不入地滲透到行政、宣傳以至民生體系。警務處出身的李家超，以「武官」姿態登頂特區首長；前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作為保安局局長，現正掌控全港紀律部隊；前警務處刑事及保安處處長區志光，則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成為國安系統的核心幕後操盤手。

前警務處副處長郭蔭庶出任公務員學院院長，用紀律部隊的「絕對服從」來重塑文官體系；謝振中由特首辦新聞統籌專員，破天荒以非政務官、警隊出身的背景，空降執掌一向由高級政務官壟斷的新聞處處長一職。如果再加上最新空降食環署的前警隊「二哥」袁旭健，上至國安宣傳，下至街市洗地，已全在武官掌控之中。

更耐人尋味的是，連立法會也有警察背景議員。陳祖光是前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工聯會的梁子穎，曾長期任職中學老師，亦有擔任輔警；民建聯植潔鈴在2019年落選後「轉跑道」投考督察，進入學堂受訓並一度退出民建聯。

反送中7周年紀念，香港沒有了遊行，沒有了連儂牆，取而代之的是警察管食環、高官談蘇維埃式的五年規劃。在歷史的長河中，這是一個充滿黑色幽默的註腳。

文章来源：追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