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7 月中旬，我自香港避秦，遷居倫敦西北約三十里外的小城聖奧爾本斯（St Albans）。此後數年，陸續有不少香港家庭移居於此。坊間都說這是一座中產城市：名校林立，距倫敦不遠，有火車直達盧頓（ Luton）與蓋特威克（Gatwick）兩座機場，治安良好，環境清幽，是避秦的好去處。
住下來以後，才漸漸發覺此地並非尋常的英國小鎮。它有一段極深厚的歷史，值得細細考究。我尤其覺得，這座古城對我們這些避秦的香港人別具意義：它是一座反叛者的歷史之城。
這篇短文本應在兩三年前就寫出來，尤其是在我幾次充任聖奧爾本斯文化歷史導遊之後；只因雜務纏身，一直擱下。近日有友人遠道來訪，遂趁此機緣把它寫成，好讓有意到此一遊的朋友，對這座城市多一分理解。
英倫本土自然還有許多值得我們認識與研究的名城，聖奧爾本斯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
引言：卡繆的反叛者與歷史的回聲
卡繆（Albert Camus）在《反叛者》（The Rebel）開篇便問：甚麼是反叛者？他的回答是：一個說「不」的人。然而這個「不」並不等於放棄。在卡繆看來，反叛者同時也是一個說「是」的人：他拒絕眼前的不義，是為了肯定某種不容侵犯的東西，肯定人之為人的尊嚴。反叛因此既非單純的破壞，亦非盲目的洩憤，而是一種有所持守的拒絕。
卡繆又嚴格區分「反叛」與「革命」。革命往往以絕對真理自居，最終走向新的專制；真正的反叛則始終守住分寸，是對一切專制形式永不止息的抵抗。記住這一分野，再回望聖奧爾本斯的歷史，便會看見一條清晰的線索。
這座倫敦近郊的古城，其前身是羅馬不列顛的重鎮維魯拉米恩（Verulamium）。自羅馬時代第一位殉道者聖奧爾本（St Alban）伏法，到中世紀貴族對王權的抗爭、農民起義者的吶喊，到宗教改革的烈火，再到近代培根（Francis Bacon）掀起的科學革命，這座城市一次又一次成為「說不」的舞台。這些反叛者身分各異、時代懸殊、所抗者也各不相同，可是他們都在不義面前守住了人的尊嚴。本文便循時間之序，逐一細述。
1. 聖奧爾本：不列顛第一位殉道者
相傳約於公元三世紀，羅馬帝國在不列顛行省推行迫害基督徒的禁令。維魯拉米恩有一位名叫奧爾本（Alban）的羅馬市民，原是異教徒，卻在家中收留了一名走避追捕的基督教士。日夕相處之間，他為這位教士的信仰與德行所感，竟而皈依基督。
當羅馬兵丁前來搜捕那名教士時，奧爾本做了一件石破天驚的事：他披上教士的長袍，代其受縛。在審判官面前，他拒絕向羅馬諸神獻祭，雖死不悔。據聖比德（Bede）《英吉利教會史》所載，行刑之地，正是今日聖奧爾本斯大教堂所在的山丘；傳說行刑的兵士為奧爾本的氣節所動，臨刑拒命，竟與他一同受死。
這位不列顛第一位基督宗教殉道者，其反叛意味深長。身為帝國的子民，他本應是羅馬權威的順服者；可是當他認定了另一種真理，便毅然背棄既有的身分與利益。他的「不」並非出於私怨，而是源於對一種更高律令的服從。用卡繆的話說，這個「不」的背後，藏着一個更大的「是」。城以人名，整座城市彷彿自始便建在反叛的精神之上；後世的反叛者，都能在奧爾本身上找到先例。
2. 對約翰王的抗爭：《大憲章》的先聲
公元1215年6月15日，約翰王（King John）在泰晤士河畔的蘭尼米德（Runnymede）為《大憲章》（Magna Carta）鈐印。世人多記得蘭尼米德，卻少有人知道，通往這份文獻的第一步，是在聖奧爾本斯邁出的。
約翰王在位期間（1199-1216），對外連番喪師失地，對內橫徵暴斂，又屢屢侵奪教會權益，朝野積怨甚深。1213年8月4日，坎特伯里（Canterbury）大主教斯蒂芬·朗頓（Stephen Langton）召集貴族與教士，聚會於聖奧爾本斯修道院。正是在這次集會上，眾人重新搬出亨利一世（Henry I）當年頒佈的《自由憲章》（Charter of Liberties），以之為藍本，向王權提出種種限制的要求。這座修道院因此被後世列為《大憲章》的「憲章之城」之一。[1]
朗頓在這場抗爭中舉足輕重。他既是宗教領袖，又是精通律法的學者；限制王權、保障權利、維護教會獨立的種種主張，多由他斡旋成形。聖奧爾本斯修道院的編年史家羅傑·溫多弗（Roger of Wendover）與其後繼者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在《大編年史》（Chronica Majora）中，詳記了這段經過，為後人追溯《大憲章》的源頭留下珍貴史料。
從卡繆的分野看，這是一場集體的反叛，而非革命。貴族們的「不」不止針對約翰一人，而是指向專制本身；他們提出的也不是要推倒一切的口號，而是一套限制權力的具體章程。約翰王事後雖一度反悔，求教宗撤銷此約，但「君王亦在法律之下」這一原則已經立下：當權者若違背法律與公義，被統治者便有起而抗之的權利。這一信念，日後成為立憲政治的重要源頭，而它的先聲，正響於聖奧爾本斯。
3. 約翰·鮑爾與農民起義的火種
1381年的英格蘭農民起義（Peasants’ Revolt），是中世紀英國規模最大的一場民變；而聖奧爾本斯與這場起義，有着一段血色的因緣。起義的精神領袖約翰·鮑爾（John Ball，約1338至1381），後世稱他為「瘋癲教士」，正是在這座城裏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鮑爾出身埃塞克斯（Essex），曾在約克（York）受教，後於科爾切斯特（Colchester）任堂區教士。他不甘於既有的教會教義，宣講一種激進的平等神學，因而屢遭主教絕罰，終至下獄；他傳道用英語而非拉丁語，思想與後來的羅拉德派（Lollards）相通。起義爆發後，肯特（Kent）的義軍把他從獄中救出。在倫敦近郊的布萊克希思（Blackheath），他向萬千群眾講道，留下那句傳誦數百年的詰問：「亞當耕田、夏娃織布之時，誰又是貴族？」一句話，便把封建社會的尊卑等級連根掘起。[2]
聖奧爾本斯本地的民眾也聞風而動。他們圍攻修道院，逼院長托馬斯·德·拉·馬雷（Thomas de la Mare）交出特權文書，要求廢除農奴的束縛。當地起義由威廉·格林德科布（William Grindcobbe）等人領導；其時修道院連百姓自磨穀物的權利也要壟斷剝奪，積怨已久，一朝迸發。
起義終究被鎮壓。瓦特·泰勒（Wat Tyler）陣亡後，鮑爾出逃至考文垂（Coventry），被擒後押回。1381年7月15日，他在少年國王理查二世（Richard II）面前，於聖奧爾本斯被處以絞、剖、分之刑；格林德科布等本地義士，亦先後就戮。
鮑爾之死，正應了卡繆所說反叛者的道德重量。他本是教士，大可安享一份穩定的身分，卻選擇站到受壓迫者一邊。他的「不」不單是對眼前不平的拒絕，更是對一個更公道的人間的渴望。起義雖敗，他平等的呼聲卻在英格蘭社會中久久不散，預示了日後宗教改革與社會變革的方向。真正的反叛者，往往來自體制的內部。
4. 大教堂屏風上的殉道者群像
聖奧爾本斯大教堂的中殿屏風（Nave Screen），原是修道院院長托馬斯·德·拉·馬雷在黑死病前後（約1349至1351年）所建，用以分隔俗眾與修士的空間。屏風上一座座神龕，自宗教改革與內戰的破壞之後，空置了將近六百年。直到2015年，為紀念大教堂建堂九百週年，雕塑家羅里·楊（Rory Young）為這些龕位重新雕成七尊彩繪石像。這是宗教改革以降，英格蘭教堂屏風首次重現彩塑。
七位殉道者，跨越一千七百年，來歷各異，卻共有一點：都為信仰與公義而捨身。其中四位與本城有關。聖奧爾本，與曾啟發他皈依的教士聖安菲巴盧斯（St Amphibalus，後者在鄰近的雷德伯恩〔Redbourn〕殉道，遺骸歸葬此地），自不待言。喬治·坦克菲爾德（George Tankerfield）是宗教改革時代的新教徒，瑪麗一世（Mary I）在位期間，他因拒絕承認化體之說，1555年在修道院旁的羅姆蘭（Romeland）被火刑處死。奧爾本·羅伊（St Alban Roe）的立場恰恰相反：他是天主教本篤會修士，在新教當道的年代秘密傳教，一度囚於修道院門樓，終於1642年以「身為天主教神父」的叛國罪名在倫敦受絞。一城之中，新教徒與天主教徒並肩而立，本身就是對教派偏執的無言抗議。
另外三位屬於現代，代表着今日在此聚會的不同宗派。聖伊麗莎白·羅曼諾娃（St Elisabeth Romanova）是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的外孫女、末代俄國皇后的姐姐，喪夫後遁入東正教為修女，俄國革命後於1918年為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所殺。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是德國路德會牧師、神學家，因參與反抗希特勒而下獄，1945年4月為納粹處以絞刑；他的反抗藏着一重沉重的道德弔詭：一個和平主義者，最終竟認定在絕對之惡面前，連暴力的抵抗也是信仰的要求。奧斯卡·羅梅洛（Óscar Romero）是薩爾瓦多（El Salvador）的天主教總主教，為窮人發聲、斥責軍政府的暴政，1980年在主持彌撒時被暗殺。
把不同時代、不同教派的殉道者並列一處，這座教堂等於承認：聖潔不屬於任何單一信仰，反抗不義也從不限於某一個時代。每一代人，都會有人為真理與公義而死。屏風上的群像因此不只是對往事的紀念，更是對當下的提醒。
5. 弗朗西斯·培根與科學革命的理性反叛
法蘭西斯·培根
維魯蘭男爵、聖奧爾本斯子爵
或以更顯著的稱號——
科學之光，雄辯之法——安息於此。
他既已闡明一切自然的智慧與治世之秘，
遂完成人生之業——
願萬物復歸本源！
主後一六二六年，享年六十六歲。
為使此等偉人之名得以流傳，
其生前侍從、死後仰慕者
湯瑪斯·莫蒂斯
立此紀念碑。
論及聖奧爾本斯的歷史人物，對人類思想影響最深遠者，當推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他是哲學家、政治家，官至英格蘭大法官，1621年受封聖奧爾本子爵（Viscount St Alban），晚年隱居城郊的高漢伯里（Gorhambury）莊園。他所發動的，是一場針對既有知識體系的反叛；其矛頭所指，既非王權，亦非教會，而是人類求知的方式本身。[3]
培根所處的時代，學術仍以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哲學與經院神學為宗，求知主要靠詮釋古籍、推演邏輯。培根敏銳地看出此路已窮。他在《新工具》（Novum Organum）裏寫道：人是自然的僕役與詮釋者，他能做、能知的，僅止於他在事實或思想中對自然所觀察到的；逾此之外，他既無所知，亦無所能。他譏諷當世學人「寧信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也不信自己的眼睛」，認為盲目崇拜古代權威，正是求真的最大障礙：真知只能來自對自然的直接觀察與實驗驗證。
這場反叛是有所建樹的。培根不滿足於拆解舊法，更要立起新法。他倡導的歸納法，要求研究者從具體觀察出發，逐級上升到普遍規律，恰與從原理演繹結論的舊路相反。他在《新大西島》（New Atlantis）中，更描繪了一個以科學知識立國的理想社會。
培根之死，本身已成科學史上的一則寓言。1626年冬，他北出倫敦、行往海格特（Highgate）途中，忽發奇想：雪能否用以保存肉類？為了驗證，他停車買了一隻雞，親手以雪填塞。實驗使他染上風寒，不久便溘然長逝。故事真偽難辨，卻恰如其分地刻畫了這位思想家對實證的執着：直到生命的盡頭，他仍保有科學家的好奇與求證之心。
培根的反叛屬於認識論的層次。前面幾場反叛，所抗者都是外在的壓迫者；培根所抗的，卻是人類自身的認知局限與成見。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最徹底的一種反叛，因為它不僅改變了人看世界的方式，也改變了人看自己的方式。牛頓以降的近代科學，皆奉其經驗原則為圭臬。在一座先後孕育過宗教反叛與政治反叛的城市裏，竟又誕生了一場認識論的反叛，並非偶然。
6. 一座城市的反叛性格
把這一千七百年的故事連起來看，聖奧爾本斯的反叛自有其面貌。它的抗爭橫跨宗教、政治、社會與認識論四個層面：奧爾本以身殉道，是信仰的反叛；貴族抗約翰、起草限權的章程，是政治的反叛；鮑爾與農民的吶喊，是社會的反叛；培根掀起的科學革命，則是認識論的反叛。這份多樣，正說明反叛從來不是單一的姿態。
更值得玩味的，是這座城的反叛大多守住了卡繆所說的那條界線。革命每每以掌握絕對真理自居，到頭來只是以新的專制取代舊的專制；真正的反叛卻始終有所節制，是對一切專制的恆久抵抗，而非對權力的攫取。聖奧爾本斯的反叛者，大抵屬於前者。奧爾本抗的是羅馬的暴政，貴族抗的是約翰的專橫，鮑爾抗的是封建的不平；他們要的不是權力，而是公道。
這裏也透着英倫政治文化的脾性。比起歐陸動輒以激烈革命改天換地，英國的變革更傾向漸進與立憲。聖奧爾本斯的歷史恰是這種性情的縮影：無論《大憲章》的醞釀，還是宗教改革的推展，多以相對溫和的方式進行，靠制度的建立而非全盤的摧毀來達成目的。即便是農民起義那樣的激烈反抗，其訴求也每每落在具體的權利上，而非空洞的口號。
幾場反叛之間，個體與群體的關係也耐人尋味。早期的殉道者多是孤身的反抗，憑一己的勇氣與信念對抗強權；《大憲章》與農民起義則是有組織的集體行動；到了培根的科學革命，個人的創見又與後世群體的努力接續起來。反叛的形式雖在變，那股不肯向不義低頭的精神卻一脈相承，沉澱為這座城市的性格。
結語：避秦者的鏡子
寫到這裏，我又想起當初遷來此地的緣由。我們這一代離港的香港人，常以「避秦」自況。陶淵明《桃花源記》裏的村人，為避秦時亂世而遁入桃源，從此「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我們離開香港，何嘗不是一次避秦。
然而避秦常被誤解為怯懦，甚至被譏為棄城而逃。我卻以為，避秦不是降秦。逃離暴政而仍守住記憶與是非，本身就是一種拒絕。在這一點上，聖奧爾本斯給了我們一面鏡子。
這座城裏的反叛者，絕大多數在他們的時代都是「失敗」的。奧爾本被斬，鮑爾被分屍，坦克菲爾德被焚，羅伊被絞，論一時的成敗，他們都輸了。可是他們那一聲「不」並未隨肉身湮滅，反而沉澱進這座城的石頭與記憶裏，塑造了後來的歷史。對我們這些香港遺民而言，這正是最深的安慰：失敗者的見證，從不白費。暴政或許能奪去當下，卻奪不走記憶；它能囚禁身體，卻囚禁不了那個說「不」的人。
於是，住在這座反叛者之城，對避秦的我們便不只是一處棲身之所。它所提供的，是一個可以安身其中的傳統：一種有所持守、有所節制，卻始終不向不義低頭的抵抗。每天走過大教堂，奧爾本伏法之地，鮑爾受刑之所，我們彷彿與千百年來的反叛者並肩同行。他們提醒我們：流亡不是終點，沉默不是宿命。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1] 1213年8月4日，貴族與教士聚會於聖奧爾本斯修道院，重申亨利一世《自由憲章》，後世遂以此城為《大憲章》「憲章之城」（Charter Town）之一。《大憲章》最終於1215年6月15日在蘭尼米德由約翰王鈐印，非「簽署」。
[2] 據編年史所載，鮑爾於一三八一年七月十五日在聖奧爾本斯被處以絞、剖、分之極刑，少年國王理查二世在場。「亞當耕田、夏娃織布之時，誰又是貴族？」一語，出自他在布萊克希思（Blackheath）的講道。
[3] 培根於1621年受封聖奧爾本子爵；《新工具》刊於1620年，《新大西島》於其身後1627年出版。1626年4月9日，他因雪中實驗染疾，歿於倫敦北郊海格特（Highgate）。
文章来源：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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