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政治危机，惟有实行宪政民主！
《零八宪章》论坛
2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部推出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文章认为，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实践，中国改革正面临深水区和攻坚期。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也由于“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导致今日改革稳妥有余、积极不足”，甚至有关方面不能正视现实，将矛盾和问题击鼓传花，从而将现实问题拖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的前面，并最终会引发更多的矛盾、酿成更大危机。文章对这种消极懈怠的“短期行为”提出了警告和批评，指出“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文章要求执政当局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精神和勇气继续推进各项改革，“为党和国家赢得一个光明的未来”。
应该说，就《人民日报》这种“党的喉舌”而言，这是一篇比较难得的好评论。虽然文章对今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有些轻描淡写，但毕竟都“点”出来了，毕竟看到了充满危机甚至危险的现实局面。
但遗憾的是，文章只是笼统地提出要继续进行改革，却并没有给出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方向。也许《人民日报》囿于自己的坛坛罐罐而故意在改革前途问题上做羞羞答答、欲言又止状。但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考量，这种小媳妇般的谨小慎微是要不得的。我们认为要解决今日中国所面临的诸多严重问题首先必须弄清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其实早在改革之初就露出端倪并伴随着整个改革的始终。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价格双轨制的施行，使得有党政军背景的官僚们及其子弟便开始利用特权之便将大量国家社会财富倒腾到自己的腰包，并由此引发“反官倒、反腐败”的全国性学潮。
六四镇压后，出于对所谓“和平演变”的恐惧，改革一度中断。但92“南巡讲话”后，中共十四大正式启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这场为期将近2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最严重的事情便是秦晖先生所分析的那样——“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和“私占大锅饭”，也就是说，党政权贵阶层和国有企业权贵阶层利用权力杠杆将经济和社会领域最为优质的资源都首先“配置”到自己和自己家族手中，从而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根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在2009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超过百分之八十五都是高干子女；在3220个资产过亿的特大富豪中，有2932人都是高官子女，占比大于91%。有材料显示，在中国，0.4%的人口掌控了全国财富的70%，500个特权家族及其依附势力垄断着整个中国，这表明今日中国社会已经在实际上形成了新时期的权贵暴富阶层。
当党政官僚及国企官僚们借助权力杠杆首先实现暴富后，随之带来的是官场道德的极度扭曲和败坏。“包二奶”、“养小三”成为中国共产党官僚世界的风潮和时尚，不仅有官员涉及几十位、百余位情人，甚至出现“公仆们”共享情人、交换情人的情况。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曾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90%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80%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这足以说明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与此同时，为了转移财富或逃脱惩罚，官僚贵族家庭还掀起了移民浪潮，不仅官二代、富二代大量移民海外，而且近年还出现了大量“裸官”现象。根据网上公开的资料显示，2004年，高干家属（按级别分类）在境外、外国定居的人数有：前政治局常委家属、直系亲属21人；前人大副委员长、前副总理、前政协副主席家属、直系亲属277人；前省、部级高干家属、直系亲属2.174万多人；现职省、部级高级干部家属、直系亲属726人。另据中国社科院、广东省社科院统计：从1980年代中期至2003年底的20年间，党政干部配偶、直系亲属，在境外定居人数为120万人（数据引自颜昌海：《“裸官”中国绝望之后的绝望》）。当然这些数据是很不准确的，在一个信息极不透明、舆论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里，真实情况应该比前述情况要严重得多。
与权贵暴富集团的转移资产、腐化挥霍相对应的是广大中下层人民不得不为生存、住房、子女上学、医疗而挣扎在田间、煤矿、建筑工地、血汗工厂，许多农二代、贫二代的孩子连上学问题都解决不了，甚至许多打工青年会因工作劳累、生活艰难而绝望跳楼自杀……这便是中下层民众产生“仇官”、“仇富”心理的真实社会背景。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权贵暴富集团的胃口一旦撑大，其贪婪、掠夺的本性便会变得更加疯狂。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他们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比英国“圈地运动”更要血腥百倍的中国“圈地运动”，在这场仍在继续上演的财富掠夺大戏中，无数的民房被非法推倒，无数的田地被非法圈占，无数的民众被伤害殴打，甚至被逼上自焚、自杀或者干脆被弄死的悲惨境地。不仅如此，这种来自官方背景的财富掠夺还导致大量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和维权事件的发生——官僚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空前激化，正是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才惊呼：“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30年中国改革到头来会出现这样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严重局面？根子正在于当代中国的改革事业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顶层设计”的错误。
众所周知，共产党在1949年建政后，照搬苏联，在中国建立了苏式社会主义模式。经过毛泽东时代的20多年折腾，到他死时，中国濒临“被开除球籍”的地步。正是在此情况下，中国朝野上下、体制内外才普遍出现了反思文革、希求改革的呼声。但与民间要求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不同，中国官方在邓小平等人的主导下，只是重提所谓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对于魏京生等人“政治民主化”的呼吁和呐喊不仅不屑一顾，而且野蛮镇压了“民主墙运动”。尤其邓小平在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 “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1982年宪法又明确在序言部分对“四项基本原则”加以强调，任何挑战“共产党领导”的民间尝试都会遭到邓的批评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军队血腥镇压。既就是在92“南巡讲话”中，邓小平也重申过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正是在所谓“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那里有着如此顽固的思想指导，正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老祖宗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埋下了“设计陷阱”，其结果萧规曹随，无论是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团还是第四代领导集团，在改革问题上都局限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里打转转——这也就是说，发生在中国的30多年改革都是广义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寸功难展，甚至干脆在实践中抛弃了，只是在寡头们的讲话中才作为装饰物象征性的在嘴边上挂一下。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曾经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也说过：“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将造成不受监督和制约的腐败”，正因为共产党强化党的绝对领导，强化政治权力的垄断性，放弃政治体制改革，拒绝分权制衡，拒绝民主法治，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缺乏平权监督力量和有效制裁力量，才造成整个官场的绝对腐败、普遍腐败和长期腐败。而今日中国社会无论两极分化、无论官民矛盾、无论何种群体性事件，一切问题的总根子正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正在于死死抱着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不放。
北宋神宗时期宰相王安石推行改革遇到阻力时曾宣布“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复强调了王安石的前述论断，而2月23号《人民日报》在《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中强调改革的重要性时也引述了“祖宗不足法”的提法，但问题在于无论是温家宝还是《人民日报》都没有明确指出这个“不足法”的“祖宗”是什么？这是进行今日改革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回顾三十年改革历程中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这个“不足法”的“祖宗”便是邓小平及其设计的“四项基本原则”陷阱，执政当局要想避免中国社会气氛日浓的“革命”情绪，今后的改革就必须突破“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设置的政治藩篱，必须打破“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框条条，必须拥抱民主、厉行法治，走民主宪政、分权制衡的道路！
当前，体制内外各界人士关于“革命”和“改良”的讨论正如火如荼，因对改革幻灭而在民间产生的革命情绪日益上升，有学者预言说：“革命的发生，在中国已是不可避免的了。要么是人民起来革共产党的命，要么是共产党自觉地开展一场自我革命。”甚至断言“2012年，必然成为中国的革命之年。”执掌政权的中共领袖们如果不想被革命的大潮冲垮，不想被人民唾骂、被历史耻笑，当以壮士断腕之决心，果毅挣脱权贵集团之利益绑架，破除“四项基本原则”，超越邓小平，奔向宪政民主，建立真正共和。否则，错过历史时机，则或迟或早会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
《零八宪章》论坛
2012.3.1.
从“整顿重庆”到“整顿中国”!
《零八宪章》论坛
据新华网北京3月15日电，“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与此同时，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也被免职。而在此前一天的温家宝总理记者会上，在最后谈到“王立军事件”时，温总理就非常严肃地给出了一个“整顿重庆”的重要信号——“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从温家宝讲话到薄熙来工作职务的变动虽然不到一天时间的间隔，却可以看作是执政党中央毅然决然开展重庆整顿工作的良好开局。虽然此次整顿重庆的工作因前重庆副市长王立军独闯美领馆事件引起，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王立军事件”只是一根导火线，真正的问题则在于重庆市在现代化建设问题上，公开标新立异，公开对抗执政党中央的基本思想路线问题。
众所周知，毛泽东死后，中共元老派及时处理了文革“造反派”政治集团，并对毛泽东时代的诸多错误进行了选择性清理——尤其是比较彻底的否定了充满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宣布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路线。邓小平甚至公开宣布中共十三大确立的改革开放思想路线“要100年不动摇”。但是2007年底薄熙来入主重庆后，便开始偏离这一正统的改革开放路线：首先在重庆医科大学塑造了全国最高最大的毛泽东塑像，接着以毛泽东思想为号召，以“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文艺表现形式和群众运动方式在重庆掀起了来势汹汹并且持续到现在的“唱红运动”与个人小崇拜运动，试图回归文革并以毛泽东之极左思想来引导重庆的各项建设。与此同时，在薄熙来的“文革”思想指导下，重庆还于2009年6月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打黑运动”。客观地说，由于法治进程缓慢，各地黑恶势力普遍存在，对人民群众的危害也很大，因此黑恶势力是必须严厉打击的。但这种打击和清理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毕竟1999年，“以法治国”就被纳入国家最高大法，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又首次入宪。但发生在重庆的“打黑”运动却因为藐视人权、无视法治而扭曲变形为一场后果严重的“以黑打黑”或“黑打”运动——刑讯逼供、剥夺律师的正常辩护权甚至将辩护律师构陷入狱，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人权和法治事业。
而在具有薄熙来特色的“唱红打黑”运动影响下，以“乌有之乡”为思想阵地的极左派则拼命攻击改革开放，攻击温家宝为“一代奸相”，攻击胡温为权贵资本主义“代言人”，并吹捧薄熙来、吹捧所谓“重庆模式”，为文革极左势力翻案，为回归文革大造舆论，大有以薄熙来式社会主义来引领中国的架势。
这当然是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背道而驰的，也是与改革开放的中共主流思想路线所严重冲突的，执政党中央当然不能允许薄熙来式倒退路线进一步发展，也因此，执政党最高层有效利用这一次王立军“出走”美领馆事件，一举调整了薄熙来的相关职务，“整顿重庆”迈出了非常实质、非常关键的一步！
对于关心中国现代化、关心中国未来发展的人们来说，这当然是值得欣慰的。但“整顿重庆”只能是健康的“一小步”，关键的“一大步”应该是“整顿北京”、“整顿中国”！
因此，当温家宝在记者会上严肃地要求“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时，我们认为需要认真“吸取教训”的不仅仅是重庆市委和重庆市政府，更需要认真吸取“重庆教训”的当是“北京”、是在中南海开会办公的中共最高层！
毫无疑问，具有毛泽东特色的文革模式、重庆模式是无法引领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从中国近三十多年的建设实践上看，邓小平等人摸索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无论是生产力、综合国力、还是人民生活水平都比以前有了大大的提高，如今，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且经济总量也高居世界第二。对于执政党来说，这些当然是瞩目天下的成绩和光荣。
但问题在于，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有严重缺陷的，这个缺陷就在于邓小平所搞的改革开放“顶层设计”从一开始就着力于经济社会改革，从一开始就忽视政治体制改革，忽视民主制度建设。
由于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缺乏民主法治建设，缺乏分权制衡和独立的舆论监督，其结果，执政党主导的经济市场化改革逐渐蜕变成为一场权贵阶层瓜分公产、与民争利的盛宴，并由此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诚如《零八宪章》在“前言”部分所指出的那样“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一些学者在谈到当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危险”状况时，公开批评执政者“一味维稳”是“怀抱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正因此，《零八宪章》严肃指出“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在本次两会上，我们欣慰的看到有许多代表和委员已经注意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谈到：“现在是攻坚阶段，但越不改，往后越难改。改革者需要革自己的命，拿既得利益开刀，壮士断腕。早做比晚做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看到了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他表示，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政府头上开刀”。更重要的是，长期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和记者招待会上更甚既往地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如他在3月5号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从根本上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3月14日，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回答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由此可见，在距邓小平“南巡讲话”20年后的2012年春天，执政党和中国社会正在逐渐形成有关改革的共识，至少是局部范围的形成了改革必要性的共识——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怎么改”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人主张以所谓“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有人主张回归所谓“新民主主义”，还有人主张走“宪政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认为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唯一正确的路径就是超越邓小平“跛腿鸭式改革”的局限性，超越几十年前之中共基本思想路线的局限性，走民主、自由、人权、宪政之光明道路——因为截至目前为止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实践进程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我们希望“胡温中央”以“整顿重庆”为契机，尽快扭转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僵局，尽快启动以实现民主和法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以坚定的改革魄力来“整顿北京”、“整顿中国”，以民主宪政之大旗引领伟大祖国走出转型泥淖，使2012年成为开启民主中国和宪政中国的“最有希望的一年”！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与执政党共勉！与各界同胞共勉！
《零八宪章》论坛
2012.3.16
平反“六四”，打开中国政改大门！
——兼致“胡温”公开信
《零八宪章》论坛
最近一段时间，伴随着温家宝与中央政府对重庆的批评和整顿，舆论界关于“六四”的话题渐渐多了起来。据英国《金融时报》十天前的报道：总理温家宝在最近一次高层会议上再次提出“平反六四”问题，希求以“六四”平反这把钥匙来打开中国政改的大门。同一篇报道还谈到在最近几年，温家宝至少“三次”在政治高层会议上提议“平反六四”，但遭到部分官僚的反对。
尽管包括温家宝在内的中共高层人士并没有人站出来证实或证伪这个消息，但细心的人们发现：《金融时报》的报道出来后，3月22日在“百度”网站已经能够搜索出有关“六四”事件的内容，并且第一条就是“温家宝提平反六四”——尽管时间不长，有关“六四”的内容再次被“百度”尘封，但与“六四”事件有着重大关联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相关内容却被选择性解禁。直到现在，“百度”一下赵紫阳，便会跳出来诸如“赵紫阳逝世”、“赵紫阳做十三大报告”及“党政分开赵紫阳”一类条目。
如果温家宝为“六四”平反的报道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当然表示欢迎——不仅我们会表示欢迎，而且我们相信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所有寻求民主与正义的人们都会表示欢迎的！
众所周知，23年前的1989年，由于执政党官僚系统的严重腐败而引发以广大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全国性人民抗议浪潮。这场抗议运动不仅喊出了“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而且直接将“要求民主”的旗帜挂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反腐败、反独裁、争民主成为89学生民主运动的主要诉求。这便直接开罪了以邓小平和李鹏为代表的中共政治保守派集团，其结果，学潮遭到野蛮镇压，数以千计的祖国儿女在正规军的机枪、坦克面前纷纷倒下——北京，在1989年的6月4日清晨制造出人类文明史上最为耻辱和血腥的悲剧……！
“六四”屠杀后，整个国家走向了完全的倒退。虽然92南巡讲话后，执政党有意淡化“六四”问题，并于中共十四大正式启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001年还成功加入WTO，将中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发展轨道，但“政治体制改革”却沦为执政党的点缀性口号。在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到现在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政体改革”再也没有实质性动作。而因为政改缺位，因为人民在实践层面无法对官僚系统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其结果，邓小平式中国改革逐渐扭曲蜕变为执政党的各级官僚大肆掠夺和鲸吞人民财富的饕餮盛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领域里的所有优质资源都被权贵集团以“合法”或非法的形式瓜分殆尽，两极分化持续拉大，群体性抗议事件此起彼伏，官场的腐败和堕落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肆无忌惮的扩张着自己的边界。有鉴于此，无数良心人士警告说：“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这种“危险”局面也已经引起执政党内部分有识之士的担忧和不安，尤其是中央政府总理温家宝自2007年以来已经在多个场合表现出自己的担忧和焦虑，多次谈到腐败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多次谈到“公平正义”和“人亡政息”的话题，并无数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强调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会“得而复失”，而且只能“死路一条”……无奈曲高和寡，高层官僚几乎无人买账并乐意看到部分民间人士为他编织的“影帝”桂冠而窃笑不已。另一方面，极左阵营蠢蠢欲动，不仅从舆论上攻击执政党的“改革开放”路线，而且依托重庆、依托薄熙来，准备从实践层面推动整个国家向“毛泽东主义”回归。
但历史的辩证法在于物极必反。今年2月发生了举世瞩目的王立军闯馆事件，以此为支点，中央政府迅速介入，开始了对“重庆”和“极左”路线的全面整顿。3月14日，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两次提到“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文革”错误和封建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特别是强调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伴随着温家宝记者招待会上批评重庆的回音，3月15日，“薄书记”去职，重庆进入到一个近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新时期……
但“天下苦秦久矣”，我们认为仅仅整顿重庆是远远不够的，核心的问题在于要进一步“整顿北京”、“整顿中国”！
实践证明，不仅“毛泽东主义”无法完成中国的现代化目标，而且一条腿走路的“邓小平主义”也无法引领中国迈向真正的民主、文明、和谐。执政党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超越毛泽东、超越邓小平，在政治上吸纳具有普世意义的人类文明成果。这个普世文明成果用《零八宪章》的话说就是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先生曾说过：“温家宝是个好人，胡锦涛是个明白人”——2012年是“胡温”执政的最后一年，我们不仅希望温家宝这个“好人”要更“好”、更上层楼，更希望作为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能够“恍然大悟”，做个切切实实的“明白人”——“明白”什么？
“明白”民主是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
“明白”人权是引领人类的光辉旗帜！
“明白”分权制衡、法治宪政是实现国家和谐稳定、长治久安的唯一良药！
因此，我们希望胡锦涛牢记赵紫阳有关“议会民主制”的政治“遗嘱”，团结温家宝，团结执政党和全国一切进步力量，果断“告别”不作为的“维稳”时代，以整顿重庆为契机，以“平反六四”为切入点，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为下届政府拉开政治改革的大幕，为祖国拉开民主宪政的大幕，为人类拉开民主中国的大幕！
如此，不仅腐败问题能够解决，官僚社会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系列弊病能够解决，而且中华民族必将迎来真正的、为世界人民所欢迎的“崛起”。同时，无论对于执政党、对于全国各族人民，还是对于千年历史，你们都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纵然明年告老还乡，也活得踏实、活得坦然、活得光荣。否则，继续一如既往地“维稳”下去，及至退休，人们可能会说，原来老温真是“作秀”、老胡真是“糊涂”呀——那时，又该如何面对“左邻右舍”、如何向历史和后人交待呢？！
《零八宪章》论坛
2012-4-1
原形渐露的“毛左”与执政党的未来
《零八宪章》论坛
由王立军“闯馆事件”而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这个春天正持续发酵。继3月15日重庆出现重大人事变动后，4月10日，丢掉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再次丢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新华社的新闻说，薄熙来因“涉嫌严重违纪”已交由“中央纪检委对其立案调查”。与此同时，新华社的另一则新闻则谈到英国人尼尔·伍德在重庆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报道说：“经复查，现有证据证明尼尔·伍德死于他杀”。薄熙来的妻子薄谷开来及薄家勤务人员张晓军因“涉嫌故意杀人犯罪，已经移送司法机关”。
至此，以“唱红打黑”、制造个人小崇拜而闻名于世的“毛左”新领袖薄熙来开始渐露原形，以至于《人民日报》4月12日发表的调查文章说：“重庆民众了解相关真相后都深感震惊”！其实“深感震惊”的又何止重庆市的人民群众，估计一般迷信薄熙来、叫好“唱红”、叫好重庆的左派同胞在“宣传”和“真相”的巨大落差面前都有不同程度的晕头转向吧。
想当初，薄熙来初到重庆，就掀起了对毛泽东的崇拜热潮——树塑像、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忙得不亦乐乎。一时间，重庆仿佛回到了文革和毛泽东时代。红歌不仅唱响山城，还唱进了北京、唱进了香港，大有再造红色中国之势。唱红歌的意义甚至被夸张到能够治愈包括不育不孕症在内的各种疾病。借助唱红运动，薄熙来还在重庆祭起了“均贫富”的大旗——号称要消除“两极分化”、缩小“三大差距”。这些宣传口号一时也确实打动了许多人的心。而一贯敌视普世价值、高扬毛泽东主义大旗的毛左派舆论阵地如“乌有之乡”网站、“毛泽东旗帜网”更是拼命鼓吹所谓“重庆模式”，拼命叫好“唱红打黑”，并把薄熙来吹捧成新时代的“大救星”。至于薄熙来本人，在其话语系统中，更是经常把“毛主席”、“毛泽东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吊在嘴上，号召重庆人不要忘了“红岩精神”、不要丢了“红梅赞”，认为“唱红”就是弘扬正气，“打黑就是大扫除，下决心清除城市的污泥浊水，还城市一片蓝天和净土”。当重庆模式受到外界批评和质疑时，薄熙来还强调自己是在“扶正祛邪”、“坚持真理”——今年2月初（在去年11.15事件发生近3个月后），薄熙来在重庆宣传工作会议上还在说什么：“毛主席有句话令人刻骨铭心：‘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坚持真理必须旗帜鲜明。’这句话，宣传战线的同志要牢记于心，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不要怕人说三道四。”
回过头来，当薄熙来及其家庭的真实情况渐渐浮出水面时，人们才发现薄家的马列主义是对人不对己的。在“坚持真理”、“为人民服务”、“扶正祛邪”的遮羞布下，原来有着很多十分见不得人的事。当他在人民大会堂底气十足地为妻子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辩护时，实际上这个拥有“丰富法律知识”的女人却是一个杀人嫌疑犯！更重要的问题是，薄熙来本人的真实面貌日前仅仅露出冰山一角，尽管4月13日的《重庆日报》认为英国人死亡事件“是薄谷开来等人的个人行为”，似乎薄熙来本人没有直接参与谋杀案，但稍有头脑的人都会反问说“真的是这样吗？”——既就是薄熙来本人没有直接参与谋杀，但王立军为什么会被迫“逃亡”呢？为什么要预设“休假式治疗”这样的说辞并有可能顺此逻辑将王立军“治疗”成“精神病”呢？尤其王立军手下调查英国人死亡的办案人员及其身边工作人员又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呢？如果网上流传的有些办案人员已经被折磨致死或者被迫自杀的消息是真实的话，薄熙来不就是一个与其妻子一样的“杀人犯”吗？还有那个英国人尼尔·伍德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份？与薄家又有一种什么样的利害关系而招致“杀身之祸”呢？更具爆炸性的问题是薄熙来是否真的涉及网上流传的相关“政变”图谋问题，是否还有更大的后台参与其中……所有这一切问题都有待于官方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回答。
但无论如何，薄熙来作为毛左派人士寄予厚望并竭力包装打扮的政治领袖身份已经轰然倒塌。种种迹象表明，薄熙来式的“为人民服务”、薄熙来式的“唱红打黑”、薄熙来式的“扶正祛邪”仅仅具有自我表演、自我营销的意义。不仅薄熙来本人是靠不住的，薄熙来所坚持的那套具有“文化大革命”特色的“真理”也是靠不住的！
同样具有讽刺意义的还有那些为薄熙来和所谓“重庆模式”摇旗呐喊、宣扬毛泽东主义极左路线的张宏良、孔庆东、司马南们——不要以为他们真的信仰毛泽东，信仰“为人民服务”，他们之所以竭力鼓呼“唱红打黑”的毛左主义，只不过是为了印有毛泽东图像的“人民币”（毛币）而已。孔庆东本人已经公开承认拿过重庆100万“毛币”的所谓“课题费”。既然孔庆东奔着“毛币”而去，张宏良、司马南等“毛左”达人是否也有着同样的问题，这当然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调查，但网上的诸多爆料则表明这帮“毛左”达人一个比一个贪婪、一个比一个让人“OUT”。
由此可见，“毛左派”新领袖薄熙来及其手下雇佣军如张宏良、孔庆东、司马南这些人，并非部分群众所想象的确实在寻求所谓高尚的、正义的事业，不要以为他们真的在批判权贵资本主义，不要以为他们真的在为中下层人民寻求公平、正义和平等。他们所寻求的不过是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和大把大把的红色“毛币”而已。
“树倒猢狲散”，随着薄熙来的轰然倒塌，毛左主义孔庆东们也纷纷偃旗息鼓、惶惶然作鸟兽散。历史证明，无论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老左”毛泽东还是当今“新左”薄熙来都不可能在极左主义的方向里为中华民族寻找到真正的福祉，都不可能为人民大众解决真正的公平正义和幸福平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零八宪章论坛”主张由司法机关在遵循法治的轨道上对薄熙来问题做进一步调查和处理，主张对毛左主义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彻底的整顿和清算！
但是，无论是整顿重庆、清算薄熙来，还是整顿“乌有之乡”，这些都是浅层次的问题，好解决。真正的问题是“重庆整顿”之后又该怎么办？未来的中国究竟应该走向何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认为，执政党领导层必须郑重思考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无论薄熙来个人有着什么样的心理动机，也无论他个人犯有什么样的错误甚或罪行，他在重庆所抛出的“分蛋糕”理论确实对中下层百姓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当他宣布“出现两极分化，仅能体现‘一个代表’”时，当他面向基层群众承诺要在重庆努力缩小“三个差别”，尤其是要缩小“贫富差别”时，他是赢得了中下层社会的心理市场的。那么，相应的问题是：中国的两极分化是否存在？有多严重？又该怎么解决？
其二，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能够解决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系列问题：包括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及权贵集团的无限作恶问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能够继续引领中国的未来发展？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极左派们所指引的方向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现有的问题不可能靠“毛泽东式道路”来解决，回归“文革”，回归“毛式”极左路线的任何喧嚣和努力都是在开真正的“历史倒车”，那当然是不允许的。但是薄熙来们确实看到了“两极分化”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重庆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而且这也是全中国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不用看基尼系数或者这样那样的调查统计数据，因为这是普通中国人的普遍感受和认知！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无法解决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系列问题（腐败、两极分化、权贵作恶等等），而且从实践上讲，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正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然产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邓小平理论有一个致命的陷阱，那就是坚持所谓“四项基本原则”——用最新的官方解释就是所谓的“五不搞”理论。因为不搞多党制、不搞分权制衡、不搞私有化这样的“框框条条”，就必然导致共产党的独家治理（也就是“一党专制”），没有独立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来对共产党及其各级官僚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没有独立的司法制裁力量，腐败问题自然会愈来愈严重，权贵集团自然会利用手中把控的国家权力杠杆无限制作恶。八十年代的“官倒”、九十年代的“各种摊派”，新世纪以来所连续上演的征地、拆迁悲剧，无不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帜下，在“五不搞”的旗帜下，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而发生的掠夺人民和剥压人民的悲剧。也因为“四坚持”和“五不搞”，以各级官僚为核心的权贵集团才会打着“改革”的旗号以各种所谓“合法”、“变相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将应该属于人民群众的各种优质资源和社会财富卷入自家的仓库，也因此而造成更多更大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和人民抗议运动，说穿了，正是以“四坚持”和“五不搞”为内核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
随着腐败和两极分化的恶性膨胀，随着权贵势力作恶和社会不公事件的迅速发展，全国各地的人民抗议运动和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日渐高涨。而执政党面对如此社会局面，近年来采取的应付办法竟然是依靠国家武装力量强力维稳，通过暴力打压的方式对付各地民众，但这并不能有效化解人民的愤怒，新的抗议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更大的范围内表现出来。其结果，维稳开支直线上升，维稳成本空前提高。各级官僚狼奔豕突、穷于应付、疲于奔命。殊不知，这种狼狈维稳局面也同样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恶果。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暴力维稳的恶果越来越大，有学者惊呼执政党维稳当局正在怀抱炸弹“击鼓传花”。
邓小平在1985年就曾做结论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遗憾的是邓小平不幸而言中，无论是“两极分化”还是“权贵资产阶级”都已经成为铁的存在。邓小平所没有想到的是：这种不期而至的现实局面正是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逻辑实践结果。而薄熙来在重庆的“将军”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陷入穷途末路的死胡同！
面对如此危局，执政党又该怎么办？中国的未来又该怎么办？
我们认为，无论对于执政党还是对于中国来说，路都是有的，而且是宽敞的、现成的。问题在于“走不走”？！
这条现成而又宽敞的道路不是别的，正是民主之路、自由之路，是人权、法治与宪政之路。说得再具体些，就是放弃自私自利的“四个坚持”、放弃“五不搞”，走分权制衡、多党政治的中国民主化道路。
既然毛泽东的“贫穷社会主义”不能搞，既然邓小平的“官贵社会主义”搞出来那么多、那么严重的社会问题，从国家与人民的现实福祉和长远福祉考虑，是该用“民主”来解决中国的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和未来问题了。
退一万步讲，不考虑人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仅仅考虑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利益也需要向着分权制衡与民主的方向前进！（如果薄熙来生活在一个民主竞选的社会，估计以他为主角的“重庆悲剧”大概是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这是我们重复一百遍、一万遍的真理，也是人类绝大多数所重复认定一百遍、一万遍的真理——这份真理不仅为人类的既有历史所证明，也将为人类的未来历史所继续证明！因此我们第三次提出“整顿重庆”只能是健康的“一小步”，关键的“一大步”应该是“整顿北京”、“整顿中国”！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放弃了极左主义的毛泽东道路，因为那是一条“要被开除球籍”的道路。
三十四年后，中共要召开十八大了。我们认为邓小平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已山穷水尽——再硬着头皮走下去，所面临的危险自不待言。因此，当改弦更张、果断放弃，走民主宪政之阳关大道！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拥有数千万党员。虽然像彭德怀、赵紫阳、胡耀邦、习仲勋乃至于像王若望、刘宾雁、朱厚泽、方励之这样的前中共党员都已经去世，但我们相信，这个党的“好人”并没有死完——我们相信这个党还有许多类似于胡耀邦、赵紫阳、刘宾雁、方励之这样愿意为这个国家承担责任、愿意为中华民族及其13亿人民承担伟大责任的健康力量！
我们郑重呼吁执政党内的所有健康力量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继承弘扬胡耀邦、赵紫阳、刘宾雁、方励之等人的精神遗产，和广大民间民主力量一道，推动祖国走向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美好明天！
《零八宪章》论坛
2012-4-16
从王立军的“出逃”到陈光诚的“出逃”
《零八宪章》论坛
“龙”年的中国，拥有一个很不平静的春天。
2月6日，王立军逃出重庆，躲进成都美领馆，随后引发中国官场大地震，之后不久薄熙来轰然倒塌。
两个多月后的4月下旬，久遭山东临沂地方当局十面围困的盲人人权捍卫者陈光诚在网友的帮助下成功逃出“东师古”，并有多方消息说，陈光诚已进入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
短短两个来月，在自称“伟光正”的执政党治下的中国，竟然先后发生两起“出逃”事件和“闯馆”事件，不能不引起国人的震惊和世界的关注——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面临着种种压迫和恐惧，甚至是死亡的威胁——对“生存”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使得他们用尽全部的力量和智慧完成了决定性的“一跃”。
让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陈光诚出逃前的生存处境。作为一个盲人法律工作者，陈光诚因为揭露临沂地方当局在计划生育方面的胡作非为以及其它方面的违法犯罪问题而遭到当地执政集团的疯狂报复和打压。临沂官府不仅构陷罪名关押陈光诚四年，而且在他刑满释放后，又继续派出大量人员长期看守陈光诚，妄图切断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此外，陈光诚夫妇和陈光诚的老母亲还多次遭到官府雇佣势力的野蛮殴打和侮辱，他们的孩子也无法享有正常的学校教育——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被官府力量践踏殆尽……，正是在这样地狱般的生活背景下，陈光诚才会不顾一切地冒险出逃。
再看王立军，与陈光诚“难民”身份不同的是——王立军拥有显赫的官方背景。他是曾经的重庆市公安局长，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打黑英雄”，出逃当天仍然顶着直辖市副市长的光环。与陈光诚的苦难生活相比，王立军长期呼风唤雨、威风八面。但是，这一切也靠不住，当他开罪更加威风的顶头上司薄熙来时，不仅丢掉了公安局长这一重要职务，而且还迅速闻到了死亡的气息。出于对生命的本能渴望，王立军只有选择逃亡才能保全生命，他闯入美领馆并通过谈判使自己最后落到“北京”当局手中。如果王立军被重庆追回，他的命运就只能是接受“休假式治疗”了。至于治疗的结果，要么死亡，要么变成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
而无论对于陈光诚还是对于王立军来说，他们的遭遇和“出逃”都是一起十分严重的悲剧——无论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竟然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整天过着一种提心吊胆的生活，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出逃”——难道这里是“敌占区”？难道这里不是自己的家乡、不是自己的祖国？！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里既有他们的家乡，也是他们的祖国——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悲剧，根源正在于中国建立的是一套极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
从1949年共产党开始治理这个国家时起，“自由”就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抛弃。至于多党政治、三权分立、分权制衡更被当作西方国家的专利而受到长期的批判，新闻媒体则被视作“党的喉舌”而被操控在党国“真理部”手上。其结果，共产党成为这个国家唯一合法的执政党。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上，执政党的领导又蜕变为核心官僚的专制独裁。全国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与传统帝国并无本质不同的专制主义核心官僚统治体系。在这种专制体制作用下，人民几乎完全失去了对专制政党、对官府、对官僚的批评监督权，更没有能力进行有效制裁和制约。不仅人民对于专制力量只有服从的权利，而且下级官僚对于上级官僚、普通官僚对于核心官僚也只能溜须拍马、惟命是从，来自民间和“下级”的任何批评声音，都有可能被当作“敌对势力”或“异己力量”而遭到打压清洗。
正是在此制度背景下，勇于批评和揭露临沂官府违法犯罪情况的民间维权人士陈光诚才遭到临沂当局的野蛮打压并出逃。同样，在此专制背景下，掌握薄家劣迹的王立军——既就是贵为省部级干部——也会面临死亡威胁而不得不仓皇出逃……
问题在于无论是王立军的出逃，还是陈光诚的出逃，并不是这个国家的特例——飞越疯人院、砸烂黑监狱的事件屡有发生。实际上，在有中国特色的专制制度下，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大监狱。所有的人都是不自由的，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现实的压迫和对未来的恐惧中。不仅人民整体遭遇执政集团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着层层的剥削和压迫。上级剥压下级，中央剥压地方，核心官僚剥压普通官僚，而独裁者则剥压一切并时刻担心手中大权会被“赫鲁晓夫”推翻或被“敌对势力”颠覆。
在此制度背景下，几乎没有人能够看到自己在这个国家的美好希望和光明前景。也因此，凡有“能力”的人，都普遍的寻求出国、寻求移民、寻求“合法化”逃亡。这也是今日中国“裸官”越来越多的原因，当然也是权贵集团、暴富集团大量转移财富到海外并安排子女家属移民欧美的原因。而无论裸官、移民还是转移财富，说穿了，也是与王立军、陈光诚“出逃”行为一样的“出逃”，都是在逃离“东师古”一样的中国，都在逃离充满恐怖和危险的中国！
本来，祖先创造的历史是悠久的，文化是深厚的，国土是美丽辽阔的。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国完全有条件将自己建设成为当今世界最伟大、最美丽、最吸引人类居住的国家之一。但是如今，祖先留下的这片土地经过共产党六十多年的铁血统治，竟然布满大大小小的“东师古”和“黑监狱”。在祖国生活的王立军们、陈光诚们都在想尽办法要出逃——细想起来，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悲剧！
4月27日，在波兰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特意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参观，并在中外记者面前强调了全人类都要牢记发生在奥斯维辛的悲剧，强调了要反对“恐怖”和“一切罪恶”，“维护人类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而在同一天由海外媒体披露的视频资料中，逃出东师古的陈光诚也比较详细地陈述了临沂地方当局强加给自己和亲友身上的种种恐怖和暴行，并要求温家宝“依法惩治罪犯”、“依法保障家人安全”并“依法惩治腐败”。
我们不知道温家宝是否听到陈光诚的呼唤，但我们清楚的知道当温家宝在奥斯维辛遗址前号召反对“恐怖”和“一切罪恶”时，在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却正发生着种种来自政权的“恐怖”和“罪恶”——从唐福珍们的自焚、钱云会们的死亡到陈光诚们的逃亡，从武汉疯人院到各地黑监狱，无不折射出今日之中国和奥斯维辛的关系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
这种“奥斯维辛”式的悲剧还要继续上演下去吗？不，人民的回答是否定的，是斩钉截铁的。人民已经受够了这种“集中营”般的恐怖生活！执政党必须还我美丽河山，还我美丽家乡，还我人见人爱的美丽中国！因此，当温家宝在中外媒体面前宣布要反对“恐怖”和“一切罪恶”、宣布要“维护人类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时，我们认为，作为中国总理，他首先应该反对的是发生在中国的“恐怖”和“一切罪恶”，首先应该维护的是中国公民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说得再具体些，中国总理首先应该承诺的是铲除“东师古”式的黑监狱，免除“陈光诚们”的恐惧，维护“陈光诚们”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
但是，中国的“东师古”太多，中国的黑监狱太多，或者如前所叙——整个国家就是一所类似于奥斯维辛式的集中营。每天都有千千万万的陈光诚们生活在国家和官府所制造的种种“恐惧”和“罪恶”中。在此情况下，空喊口号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行动，必须标本兼治。治标，就是清理每一个陈光诚这样的人权个案，保障他们的公民权利，并依法惩治来自官府的腐败和犯罪。治本，就是抛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通过政治改革建立起一个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中国。
我们相信，当具有普世意义的民主自由和保障人权的政治制度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时，不仅东师古式的黑暗会消失，而且各地的黑监狱也会消失；不仅陈光诚们会免去恐惧、怀抱东师古、怀抱祖国，就是王立军们也不用担心薄熙来式的反扑——甚至薄熙来们也勿须杀人越货、策划宫廷阴谋，以至于最后落得身败名裂、“凄凄惨惨戚戚”的下场！
同样，当民主实现了，当各级行政长官都由民主竞选产生并努力服务选民、服务国家时，不仅广大人民会充分享有“自由、尊严、安全、幸福”，而且一切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都可以通过竞选平台光明正大地争取人民的选票；在这样美丽而又伟大的国度里，不仅各种“出逃”事件会“消失”，不仅“裸官”会消失，而且大量移民海外、远走欧美的中华同胞也会倦鸟归林、回抱祖国！中华民族才能真正置身于世界文明国家之林，并对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零八宪章》论坛
2012-5-1
死守“党的领导”，人民必将“革命”！
——驳《人民日报》的政改谬论
《零八宪章》论坛
自从去年底，“改良”与“革命”的话题被“乌坎事件”引爆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便成为海内外各界人士所共同关注的热门议题。不仅张木生们使用“怀抱定时炸弹击鼓传花”这样的比喻来警告“死不作为”的胡锦涛们，还有历史学者干脆做出“五年看改，十年看埋”的尖锐论断。许多法政学者指出，历史留给执政者“改过”和“改革”的机会都不多了，现在进行实质政改，执政党或许尚有自救希望，如果不能启动实质政改，继续“重金维稳”，被“革命埋葬”将是执政党在2010年代中后期无法避免的历史宿命！
应该说无论“击鼓传花”论者还是“十年看埋”论者对执政党所面临的严重危机都是有着深刻洞察的。其实，任何具有正常理性思维的人都可以看到执政党和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危机现实和危险前景。因此，今年春天重庆薄王事件以来，“政改”便成为各界人士希望化解社会矛盾、避免“崩盘”危机的基本共识。就连执政党内包括温家宝先生在内的有识之士也已经看到了中国政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但是，前天（5月14号），《人民日报》竟然再次刊出所谓“绝不照搬西方模式”的评论。在这篇题为《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的评论中，不仅认为执政党一直在进行政改努力，而且还硕果累累，做出了很大成绩，甚至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切实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进行了这样一番“表扬与自我表扬”后，文章最后竟然继续说什么：“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
众所周知，《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是最重要的“党的喉舌”。它所刊发的社论或评论向来代表着最高当局的声音，并常常预示着政治决策的意向。如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拉开了反右运动的序幕；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刊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出《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社论，实际便拉开了“六四”大屠杀的序幕。现在，正当社会各界对“政治改革”望眼欲穿时，《人民日报》却发出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绝不照搬西方模式”的所谓舆论引导，这不是明确的在向广大人民的政改心愿说“不”吗？
难道执政党决策集团真如章立凡先生所说的那样——“体量虚胖，五脏溃烂，病入膏肓，中枢麻木。病家讳疾忌医，医家徒唤奈何”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在涉及政改这样事关“党命”和“民瘼”的关键问题上要做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自杀式结论呢？
如果改革必须继续坚持所谓“党的领导”，还“改”什么呀？还有什么可“改”的？！
回顾历史，难道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不是始终处在“党的领导”之下吗？难道已经发生的影响千千万万人民生存与发展的众多历史悲剧如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不正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发生的？既就是在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在“党的领导”下又发生了多少剥压人民甚至镇压人民的事件呢？难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所发生的各类人民抗议事件、各类公民围观事件以及不可救药的官场腐败、不可遏制的两极分化、扭曲变形的官僚化、权贵化改革不正是“党的领导”的结果吗？难道今日中国社会一切灾难性问题的总根子不正是死守“党的领导”吗？
在此背景下，《人民日报》还在喊叫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是把已经十分严重的党民矛盾、官民矛盾推向人民“革命”的前方吗？
难道执政党愿意看到烽火遍地的“大泽乡起义”？！
难道胡锦涛们愿意看到人民“革命”的前景？！
答案估计是否定的，因为一旦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发生，执政党及其贪得无厌的各级官僚必将难逃被人民清算的命运——那是非常悲剧甚至非常血腥、非常恐怖的，可能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那就应该设法避免。怎样避免？对于执政党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零八宪章》提出的“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在政治多元化和政党竞争中主动接受广大人民的投票选择！
执政党必须明白：中国首先是广大人民的中国，而非共产党的私家庭院。1949年的政权更迭既不能看做是“打江山”，更不能妄想什么“坐天下”。“江山”是人民的江山，“天下”是人民的天下，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中国的执政者（或执政党）必须经过人民的票选产生，经过人民的立法授权，且定期公开换选。
执政党必须明白：权力有着巨大的能量，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趋向无限制的腐败和作恶。中国在1949年以来所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悲剧都是由于一党独裁和专制造成的，都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结果。如果批评者、监督者缺位或者被赶进监狱，腐败和官僚主义必然会如同泛滥洪水淹没整个政权体系。
执政党还必须明白：太阳是普照天下的，人类是相通的，人类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共同资源是各国政府和人民应该共享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姓社、姓资之类问题很荒谬，而且人为地设置“东方”与“西方”或“中国”与“西方”的政治藩篱更是逻辑不通、结果苦涩。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要奉行“拿来主义”，在社会政治领域，人类的普世经验我们同样应该奉行“拿来主义”。所谓“绝不照搬西方模式”只不过是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任何以所谓“中国特色”、“特殊国情”为借口而将欧美国家通过漫长实践总结出来的普世价值和至为宝贵的国家社会管理经验拒之门外的做法不仅是短视的，而且是误国殃民的。中共不能因为曾经学习苏联失败便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错误。
基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扭曲变形和日暮途穷，执政党必须拆毁横亘在中南海上空的政治“柏林墙”，必须认识到“西方模式”不仅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东方”、“南方”和“北方”。因为所谓“西方模式”的核心无非是多党政治、分权制衡、人权至上、民主宪政。举目天下，凡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东方”的日本、韩国以及“我们的”台湾在内无不政通人和、世泰民安。中国没有任何特殊理由能将人类宝贵的文明结晶拒之门外，那不仅是犯罪，而且是严重的犯罪！
行文至此，我们认为在政改问题上，《人民日报》该收回自己的荒谬观点了，如果这是执政党决策层的“最高指示”，我们希望胡锦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进行系统的检讨和反思，不要再幻想以“共产党的领导”来统领中国的未来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当然不需要完全拷贝欧美列国的模式，但中国人民对于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渴望与欧美人民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胡锦涛们必须义无反顾，必须为历史、为国家、为人民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不仅要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准备一份政治报告，而且要为十八大准备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改纲领。这份政改纲领的核心不能如《人民日报》所言什么“必须坚持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只能是宣布开放党禁、报禁，推行多党政治、分权制衡，为中华民族奠定一个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未来！
当然，胡锦涛们也可以如《人民日报》所宣布的那样，死守“党的领导”，继续重金维稳，继续幻想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框架下建设所谓的“和谐社会”。只不过如此一来，官场的腐败、社会的两极分化、党民矛盾、官民矛盾以及遍及全国的人民抗议事件将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继续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张木生们所说的那个“定时炸弹”怕就要爆炸了，而章立凡们所说的那个“埋葬”时刻也就到来了……！
到了那个时候，抱残守缺、顽拒政改的胡锦涛们会在哪里呢？！执政党又会在哪里呢？！！
《零八宪章》论坛
2012-5-16
“六·四”之血还要流到何时？！
《零八宪章》论坛
“如果正义不复存在，政府将是一大帮强盗。”
“国家一旦抛弃正义，就沦落为最大的匪帮。”
—— 奥古斯丁
5月27日，“天安门母亲”群体沉痛宣布：“六四”死难者轧爱国的父亲轧伟林先生于5月25日自杀身亡，享年73岁。同为“六四”难属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轧伟林先生自杀前写有遗书，遗书的内容是：
“我叫轧伟林，我的儿子轧爱国于1989年被戒严部队枪杀，至今23年，没有讨回公道。我以死抗争”
这个消息令人万分悲痛！！！“零八宪章论坛”也因此向轧伟林先生表示沉痛哀悼，向轧伟林先生的亲友表示深切慰问！与此同时，我们对制造“六四”血债并长期坚持历史罪恶的执政当局表示强烈谴责！
众所周知，1989年的春夏之交，以悼念胡耀邦去世为契机，中国大学生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全国性民主运动。青年学生高扬“反官倒”、“反腐败”、“争自由”、“争民主”的旗帜游行示威、静坐绝食，并因此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但却被执政党污蔑为“动乱”和“暴乱”，最终被以邓小平、李鹏为代表的中共权贵集团调动机枪和坦克进行了血腥野蛮的屠杀。不仅成百上千的北京学生和市民倒在英勇抗争的长安街头，而且许多和平居民和无辜平民（包括丁子霖女士年仅17岁的儿子蒋捷连以及轧伟林先生22岁的儿子轧爱国等）也在执政党的红色恐怖中悲怆地倒下……，从此，中国的国家躯体便多了一道不断流血的伤口！
二十多年来，以丁子霖、张先玲为代表“天安门母亲”群体和中国各界良心人士为了安慰死难者仍未安息的灵魂，为了讨回被执政党屠戮的生命和正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抗争。她们多次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六四”死难者做出负责任的交代，要求公布“六四”真相，给予国家赔偿，追究相关责任，并多次提出与有关方面开展平等对话，以求医治历史的伤口。2008年12月，由303人签名发布的《零八宪章》也在“转型正义”条文中公开主张：“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令人遗憾的是，二十多年来，无论对于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泣血诉求，还是对于各界良知人士和《零八宪章》的正义诉求，执政党和执政府始终摆出一幅傲慢的姿态，他们不仅置若罔闻，而且会对六四难属采取包括监控、跟踪、软禁、恫吓、威胁一类的国家恐怖手段进行打压，甚至会把许多呼吁为六四“平反”的良心人士如江棋生、李海、黄琦等人逮捕入狱。也因此，执政党89年6月4日用屠刀刺向中国国家的伤口、刺向中华民族的伤口不仅始终流淌着鲜血，而且这样的鲜血已经流淌了漫长的23年……也正是在权力的冷酷和傲慢中，许多“六四”难属背负了更多的苦难和屈辱，一部分人在“党和政府”的持久伤害中先后悲惨地故去，而轧伟林先生则以“自杀”的方式来宣布自己对执政当局背弃正义和人道的最后绝望和抗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轧伟林先生的自杀是执政当局“逼”出来的，是执政党在“六四”伤口旁边用刺刀刺出的一道新的鲜血淋漓的伤口……！！
正义是一个国家和政府存在的基础，中世纪思想家奥古斯丁在谈到“国家”与“正义”的关系时，曾这样宣布：“如果正义不复存在，政府将是一大帮强盗”，“国家一旦抛弃正义，就沦落为最大的匪帮。”回顾执政党在中国建政六十多年的历史，在很大程度被奥古斯丁不幸而言中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悲剧就不说了，就是在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执政党和属下的政府又以“国家”的名义干了多少强盗和匪徒的勾当呢？九十年代的农民税费负担逼得潘群英们投水自杀，国企改革逼得大批工人沦落为街头“无产阶级”，警察城管对城市底层民众的微薄生计形成致命威胁，而拆迁征地运动则将千千万万的唐福珍、钱云会、钱明奇逼上自焚、上访与死亡的道路……通过一系列匪徒般的抢劫和搜刮，使得中国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被集中在一小撮权贵集团手中——2010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是全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远东经济评论》则指出：至2010年3月底，大陆私人财富（不包括在境外、国外的财产）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超过90%）是高官子女，他们拥有资产达20450多亿元，平均每人6.7亿元。权贵集团不仅蚕食鲸吞、抢劫瓜分了大量国家社会财富，而且还极尽腐败、极尽龌龊肮脏之能事，包二奶、养小三、共享情妇、成批量诱奸未成年少女……屡屡罪恶，可谓罄竹难书。由此可见，中国共产主义政权不仅在23年前使用重型武器制造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而且六四之后，这个政权及其各级官僚们仍然在使用包括国家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在中华大地胡作非为、横行无忌——“六四”的鲜血不仅没有止住，而且又变相制造了难以数计的新的伤口。
一个抛弃正义的政权是注定无法长久的。回顾人类文明进程，一切试图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政权都将被人类正义所颠覆。无论是封建专制政权、德意日法西斯权、苏东共产主义政权、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还是萨达姆、卡扎菲式独裁政权均已受到历史和正义的严肃审判，“有中国特色”的大陆政权也不会例外。在今日中国，抛弃正义的权贵集团和渴望正义的人民之间已形成势同水火的矛盾，官民矛盾已经上升为今日中国的最主要矛盾。每年几十万起人民抗议事件的发生、每年数千万人次的访民控告运动、已经连续三年超过国防经费的维稳费用都在宣布着同一个真理：大变革时代即将到来，正义终将回归中华大地！历史的伤口终将得到正义的医治。
“六四”也一样，无论执政当局二十三年前高举屠刀时是多么的凶残和暴虐，无论二十三年来执政当局是多么不愿意面对“六四”话题，但凶手就是凶手，罪犯就是罪犯，再打扮再涂抹也掩饰不住内心的那份虚弱和恐惧。我们注意到，不仅执政党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将自己定性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淡化为“政治风波”或“风波”，而且在“六四”元凶邓小平死后，一些“六四”帮凶如李鹏、陈希同之流都著书立说，试图推卸或减轻自己在“六四”问题上的历史责任。这说明什么？直接说明“六四”大屠杀的罪恶性，间接说明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正义性，既然如此，对于执政党来说，在“六四”面前，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尽早低下罪恶的头颅。
当然，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民已经不需要执政党来为“六四”“平反”，人民不想再拷贝“四五运动”的悲剧，不希望执政党以处理“四五运动”的模式来解决“六四”问题——因为那是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的。医治“六四”创伤、治愈淌血伤口的根本办法是进行政治改革，回归民主与正义。使各级政府从与民争利、与民为敌的强盗、匪徒身份回归到执行正义、服务人民的恰当位置上来。
说得再具体些，执政党必须告别官僚社会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治理模式，必须启动以多党政治和分权制衡为目标的国家政体改革，必须建立起以自由和人权为核心价值的国家最高伦理目标，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导向，通过政治改革建立起民主宪政的中华共和国。
唯有如此，不仅“六四”死难者的亡灵会得到安息，不仅自杀的轧伟林先生会得到安息，不仅“六四”的创伤会愈合，而且执政党和中国政府也会重新获得国家政权的正义基础与合法性基础，中国以及她的每一位国家公民也会在全世界面前重新捡回应有的尊重和敬意！
《零八宪章》论坛
2012-6-1
重温历史承诺，开启民主宪政！
（注：本篇社论由“明风清月”代）
《零八宪章》论坛
1941年10月28日，中共《解放日報》发《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注：题目为编者所加）一文中指出：“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同时，文章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因为实行一党专政而成为自身的“弱点”，要想克服这个“弱点”，使国民党“加强”起来，必需要“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文章说：“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如此崇义宏论，今日读来犹能感触到字里行间的炙热！
今天是中共建党91周年的所谓“节日”。91年来，尤其是1949年以前，中共对于自身定位，对于“党”这个历史性产物的认识上的深刻而全面的阐述，及对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所作出的公开的历史性的庄严承诺，值得今天每个中共党员，每个中国公民来重温，以期每个中共党员牢记自己的诺言与使命，每个中国公民对照中共承诺而据理监督，并依法要求中共兑现这些历史承诺！这应该是对中共建党节的最好纪念。
中共在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9月27日，通过《新华日报》发表《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社论，首先对什么是民主国家进行了集中阐述：“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文章接着对“什么是主权在民?”给予简练而准确的界定：“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对政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的基本条件；如果这种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建设。”
文章中进一步强调指出“四权交给人民”的标志性意义：“建设一个国家的民主，第一个标志，第一个步骤，就是把上述四权交给人民，不作一丝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负责官员，由人民来选举，从人民中间产生；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由人民来决定，由人民来创制；政府官员的失职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违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罢免他或撤废它。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并且对于人民实行这几种权利，是不是毫无保留地加以尊重。根据这种标准来衡量我们当前的政治局势，就可以知道，我们要完成民主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还政于民，就是把人民应有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真正交还给人民。如果离开这四种人民权利，甚至任何人民应有权利都不交给人民，而高唱实施民主宪政，还政于民，那就未免是空谈了。实现民主，完成民主建设，在一切主权还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区，问题是立刻使人民有权，立刻把人民的权利交还给人民，而且是毫无保留条件的实行还政于民，产生民选的政府，建立民主的体制，颁布人民决定的政令法律。”
文章还指出了民主与非民主的辨析标准：“民主的正轨是人民有权选举政府，有权决定法律。合于这正轨的就是民主，不合于这正轨的就是不民主。前者应该得到发扬光大，而后者应该立即改弦更张，真正还政于民，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么?然而有些不愿意中国实现民主的人，不愿意中国从落后进展到民主进步的人，他们空谈实现民主，却不把任何一点自由交给人民；不但如此，对于人民已经得到自由权利的地方，他们还要加以取消，说是取消了这些自由，才能够实现民主。这样一来，倒好像政府不由民选，法令不由民立，才叫做民主；而人民选举的政府，人民决定的法令，反而是不民主了。言论出版集会和人身自由是民主的起码条件，但他们认为要求这些条件，是阻挠民主。没有党派的合法地位，没有取消一切限制人民的法律和组织，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但他们认为提出这些要求，就是反对还政于民。在他们的世界里，简直一切都是颠倒的了。民主的正轨是人民有权，人民作主，这是全国人民无不知晓的事。”最后文章宣示：“世界是民主的世界，中国也应该是民主的中国；在民主的中国，取消民主和阻挠民主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发表社论还对民主与新闻自由进行了阐述：“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中共领袖毛泽东对民主与政党问题也有过不少的论述，1945年他在延安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中共找到什么路跳出这一周期率支配的问题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还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1945年7月4日毛泽东还对黄炎培说：“在共产党里，只想消灭别的党，简直和在别的党里，只想消灭共产党，一样的错误。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
从中共历史上领袖的言论及代表中共集团意识形态的社论，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共民主革命时期承诺实行民主，消灭一党独裁，建立多党竞争，落实公民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保障公民言论、出版、新闻、集会、结社、人身、财产等自由权利，实现还权于民、还政于民。这是中共反对国民党独裁而给中国与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刘少奇针对社会质疑共产党夺权后可能的专制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种政权，不是一党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刘少奇选集》上卷）
在中共做出的这些历史承诺前，中国人民以上千万的儿女的生命来支持中共夺取政权。中共建政后，通过1957年的“反右”，1966-1976年的“文革”，八九屠杀，及其持续的镇压宗教信仰团体、镇压维权人士、镇压异议人士等等，使它自己与国民党区别成“国民党时期是民主多少问题”而“共产党时期是民主有无问题”。
一个追求民主的政党最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这是民族的灾难，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共产党自身的悲哀。它说明这个党没有跳出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没有走上毛泽东承诺的民主自由路，那么等待这个党的命运也就是“人亡政息”。在此兴废存亡之际，国民党所走出的由兴至衰，先失大陆政权，再在台湾失去执政地位，最后文明转型，又重掌政权的命运轨迹，值得中共好好学习借鉴。国民党在几经起落中，完成了一个革命党向现代文明的执政党的转化，实现了自身合法性的涅槃。半个多世纪后，曾经在大陆被人民遗弃的国民党，又成为今日大陆人民的某种盼望！由此也可看到历史承诺兑现与否跟民心向背的逻辑关系。
当此中共建党91周年庆典之际，为中华民族长久和平、发展计，“零八宪章论坛”希望执政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世界性的民主大潮面前，重温历史承诺，推行政治改革，开启民主宪政——“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唯有如此，执政党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否则，一个轻诺寡信的反民主的政党是注定不会有光明的前途的。
《零八宪章》论坛
2012年7月1日
“垄断、腐朽、垂死”的执政党应该清醒了！！！
《零八宪章》论坛
七月初不到一个周的时间，连续发生的三件事情，应该让执政党从昏聩状态中清醒了！
第一件事情是在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前夕，执政党总书记率领一干人马前去香港庆祝联欢。但令“党和国家领导人”大跌脸面的是他们不仅没有等来马屁精们的献花活动，反而引来香港同胞2003年度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集会抗议活动。
在7月1日（也是执政党建党91周年）这一天，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动了40万香港同胞进行游行抗议。他们抬着写有“踢走党官商勾结，捍卫自由争民主”的大旗，高呼口号要求“ 释放中国良心犯”、 “释放刘晓波”、“彻查李旺阳死亡真相”、 "为李旺阳讨公道"，公开反对“港共治港”、“西环治港”，更反对“染红教育”。最令“胡中央”生气的是，在香港新特首宣誓就职的现场，竟有民间人士高呼“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等口号！香港同胞的强烈抗议活动使得“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不仅未能实现在香港“多走走”的既定目标，反而在港人的抗议浪潮中有些灰溜溜的落荒而逃……
第二件事情同样发生在7月1日，那就是四川什邡以“90后”为主体的数百名中学生在这天黄昏自发来到什邡市委门口请愿。他们要求地方当局保护有“川西明珠”之称的什邡市，反对有重度污染项目的钼铜厂在什邡安家落户。结果他们的请愿活动受到学校的警告，并对请愿学生以“开除学籍”相威胁。但7月2号，这些孩子们无所畏惧，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打着“保护什邡环境，还我美丽家园”的旗帜，拉着万人签名反对建设钼铜厂的横幅，在蒙蒙细雨中毅然决然的前行抗议。学生们的请愿活动极大地动员起广大什邡市民走上街头，共同请愿——结果遭到血腥镇压，大量学生和市民被“共军”的棍棒、催泪瓦斯、震爆弹打得血肉横飞！官方的野蛮镇压引来学生和市民的更大反抗，警车被推翻、政府军遭到砖头瓦块的袭击，什邡的中学生更是公开发出“我们可以牺牲，因为我们是90后！”的新时代最强音！在广大民众的强烈抗议下，不仅中共什邡市委的牌子被踩到脚下，而且导致什邡地方当局不得不宣布什邡今后不再建设宏达钼铜项目。与此同时，什邡市委书记李成金也灰溜溜的“靠边站”——7月5日晚中共德阳市委决定：中共德阳市委常委、副市长左正同志兼任中共什邡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什邡市委书记李成金同志“协助”左正同志工作。可以说，什邡市民在付出巨大的抗争代价后，取得了抗争运动的初步胜利！
第三件事情则是与什邡事件有些关联的吴法天7月6日被“修理”事件。当什邡民众为保护家园环境抵制钼铜厂的兴建时，一贯为政府不当行为进行狡辩的吴法天竟然在微博上说什么钼铜都是人体健康所需要的元素，钼铜厂的兴建根本不会为什邡民众带来污染。如此胡言遭到四川广播电视台记者周燕的反击，结果吴法天斥责周燕是“身在体制内反体制的白眼狼”，辱骂周燕是“鸡婆”，于是双方“约架”北京朝阳公园门口。之后，吴法天还在微博上宣布与周燕的“约架”行为如同跟妓女的“约炮”一样！在此背景下，7月6号在“约架”现场，吴法天遭到包括周燕在内的多数网友的质问和谴责，甚至在强大“民意”的正气面前，做贼心虚的吴法天犹如魂不附体的稻草人，不仅一个鸡蛋就把他“打”翻了，而且干脆赖地三次，其猥琐可怜状真如一条被众人追打的丧家狗！
我们认为，从7月1号到7月6号所发生的前述三件事情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三条结论：
其一，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已在民间丧失殆尽。
共产党自49年在北京建政以来，已经统治了大陆将近63年。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由于信息封闭和传统“革命”宣教使得中共政权在人民心中尚有一定权威的话，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八十年代中前期）人民由于获得了某种实惠而使得共产党在人民心中也有一定地位和民意基础的话，那么在江胡时代，由于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改革，而使得广大中下层民众有着严重的被剥夺感——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将大量的国企工人赶进不许反抗的“无产阶级”队伍中，而且使得大量的国家财富以“改革”的名义落到官贵集团的腰包；由城市化运动而掀起的“圈地”狂潮，不仅使得大量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因为拆迁征地而饱浸血泪、不仅使得人民手上的有限财富遭到以国家强权为后盾、以国家暴力为手段的公开抢劫，而且由这些土地产生的天量财富也同样流进官贵集团的钱袋。社会失公、两极分化和强权维稳政治已经成为胡温时代的最大“特色”，由中共官僚集团对人民无限剥压而产生的矛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正是在此大背景下，有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身份的胡锦涛访问香港才遭遇到香港市民的群起抗议。也正是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什邡市委员会”的牌子才会被愤怒的什邡市民践踏在脚下！同理，为作恶多端的“体制”进行辩护的“哈巴狗”吴法天才会受到周燕们的热情“修理”！
其二，人民已经敢于以“街头化”和“规模化”的抗议向执政党说“不”，敢于为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而斗争！
由于数千年的专制高压和犬儒教化，中国国民性似乎充斥了臣民意识和顺民意识，民间的任何批评都被视作大逆不道、“犯上作乱”，只有“安分守己”、下跪磕头并配合强权统治才能换来苟且偷生。60余年的中共统治更是希望广大人民成为没有头脑、任凭驱使的奴隶和顺民。但是，反抗的声音却始终不绝于耳——尤其在“胡中央”强权维稳时代，由于权贵集团贪得无厌的剥压掠夺，由于国家机器对社会良知的血腥挤压，也由于在互联网时代，执政党官贵集团大量的可耻行为和罪恶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各地民众才会纷纷而起，为维护基本权利和社会正义而勇敢走上街头，以愤怒呐喊和砖头瓦块向“反动当局”勇敢说“不”！。 40万港人集会抗议如此，什邡人民集体抵制钼铜厂如此，周燕们对“走狗”吴法天的“修理”同样如此！
其三，“90后”已闪亮登场，中国青年已开始肩负为“民主中国”和“自由中国”而奋斗的历史责任。
曾几何时，“80后”、“90后”被说成为没有希望的一代，认为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只知道上网、聊天、恋爱、打游戏、喝可口可乐、吃肯德基和麦当劳，似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与自己无关，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不过是八十年代的神话传说。事实证明，这是一种误解和偏见—— “80后”和“90后”的最大特征是：个性鲜明、自由无羁，几乎蔑视一切的“神圣”和权威，或者说，自己就是神圣和权威——这样鲜明的个性意识其实就是自由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张扬。对自由、权利的天然爱好使得他们对屡遭侵犯的基本人权渐次张开了自己的双眼。在去年底的乌坎事件中，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中国青年就小荷展角、初露峥嵘。而在7月1号发生的什邡维权事件中，以中学生为主体的“90后”更是闪亮登场、集体亮相。他们打着横幅、举着旗帜、冒着细雨、迎着全副武装的警察而列队前行的抗争照片不知感动了多少人的眼睛，一句“我们可以牺牲，因为我们是90后”的时代宣言不知震撼了多少或麻木、或沉睡的心灵！在什邡“90后”的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的光辉剪影，而且也欣喜的发现源于“五四”时代的中国青年学生运动的光辉旗帜已经被我们时代的中国青年举在了手上！
一个多世纪前，梁启超曾在《少年中国说》中热情洋溢的宣布：“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诚哉斯言！如今，什邡“90后”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已经开始为国家的进步而奋斗！我们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民主大转型时代，会有更多的北京“90后”、上海“90后”、广州“90后”以及全国各地的“90后”勇敢的站出来，为国家的民主、自由和进步而竭诚奋斗！
俄共创始人列宁当年曾经论断“帝国主义”说：“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当然需要批判，但列宁的批判有些过于夸张，尤其他所谴责的“帝国主义”也已经通过自觉改良、通过民主制度的自我调节而得到一步步的完善——如今，西欧、北美的“帝国主义”俨然成为引领人类前进的榜样。因此，列宁有关“帝国主义”命运的宣判显然落空了。但是，如果用“垄断”、“腐朽”、“垂死”几个概念来涵盖今天的中国执政党的话，大概是再也恰当不过了。“垄断”什么？当然是“垄断”国家政权——对国家政权的63年独占，已经让这个政权变得腐败不堪、腐朽不堪、腐恶不堪——贪污、受贿、包养奶群、集体淫乱、裸官、卷款外逃……诸般罪恶，罄竹难书！长此腐败、腐朽、腐恶下去，不仅是一个“垂死”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灭亡”的问题。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人民敢于公开“修理”走狗吴法天，就敢于公开“修理”走狗吴法天的主子！人民敢于怒摘“中国共产党什邡市委员会”的牌子并践踏在脚下，人民也就敢于在某个时候戳烂“中共中央”的牌子并扔到垃圾车上！香港同胞敢于今天集会抗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 内地人民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集会抗议马屁学者胡鞍钢所吹捧的“集体总统”！
因此，对于仍然沉湎于“伟光正”光环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应该清醒了！当务之急是应该像列宁所批判的“帝国主义”那样刮骨疗毒，尽快的进行自我革命和自我更新——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大”上明确推出民主化改革纲领——通过改革走出“垄断的”的死穴，通过改革走出“腐朽的”泥潭，通过改革走出“垂死的”幽谷，通过改革为中国打造出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未来！唯如此，执政党尚有相对美好的明天。否则，当人民开始群起围攻“吴法天”的主子，当“90后”集会抗议“集体总统”并摘下“中共中央”的牌子时，执政党权贵集团此前搜刮于人民的一切特权、财富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荡然无存、灰飞烟灭！
《零八宪章》论坛
2012-7-16
执政党该还权于民了！
——从市委书记被“活捉扒衣”看中国政改紧迫性
（《零八宪章》月刊社论）
7月28日，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发生了十余万民众为保护家园环境走上街头“散步”并冲击市政府的事件。据网络媒体报道，愤怒的市民不仅掀翻了警车、冲进了市府大楼，将“缴获”的文件资料纷纷抛出窗外，而且将政府大楼里的诸多公私物品如名烟、名酒及扑克牌、避孕套等公开陈列示众。与此同时，决策上马污染项目的启东市长和市委书记也被愤怒的民众现场“活捉”质询——其中，最具震撼力的镜头画面则是身为启东市委书记的孙建华被愤怒的市民围堵后扒光了上衣！
回顾近十年各地民众的维权历史，游行示威、掀翻烧毁车辆、打砸派出所、焚烧政府大楼的事件时有发生，但将地方党政领导给予“活捉”并扒光上衣的事情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从网络流传的现场图片可以看到：被扒光上衣的孙建华面对围堵市民咧开嘴笑着—— “笑”什么呢？有的人说这是无奈的笑，有的人说这是尴尬的笑，还有的人说这是辩解的笑，但在我们看来，孙书记的“笑”更像一种谄媚的笑、“讨好”的笑、“讨饶”的笑！
尽管狼狈不堪的市委书记很快被闻讯赶来的保安力量奋勇“救”回，但这一“光辉”形象却强而有力地向启东地方当局提出了历史性的警告：民意不可违！民权不可欺！！
启东地方当局为了GDP，为了所谓的政绩工程，执意上马日本王子纸业的排污项目，全然无视这一项目可能带给当地民众的环境恶果，在市民多次和平上书要求废止的情况下，仍然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不是听取民意、尊重民意并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反而采取一系列威胁、恐吓与欺骗的方式妄图践踏民意，最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东人民以不可抗拒的集体意志不仅使地方党务官僚“原形毕露”，向民众露出了谄媚、讨饶的笑脸，而且迅速迫使南通地方当局公开宣布：“排海工程永久取消”！
倘若南通地方当局在决定上马如此重大项目之前充分发扬民主、听取民意，充分考虑当地人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以人为本，民主决策，又何至于发生警车被推翻、大楼被占领，党政头头被当众扒衣羞辱的事件？！
又假如启东市长（市委书记）在竞选条件下完全由启东市民民主投票产生，启东人民对自己的市长（市委书记）拥有现实的、可操作的监督力量和制裁力量，孙建华们还会轻易被市民们活捉扒衣吗？那当然是难以发生的，因为在民主竞选条件下，藐视民意、无视民利的任何个人都难以获得人民的选票支持。即使侥幸蒙混过关，如果在从政实践中表现出高高在上的长官意志和官僚主义，也一定会被民意机关合法罢免。考察近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地方行政长官即使干得再不好、再不得人心，还没有听说过被当众活捉扒衣的情况！
但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且市委书记被迫“半裸”的画面还迅速通过网络媒体传遍了全世界！尽管有少数“公知”面对画面联想到所谓的文革，联想到“法国大革命时，一群暴民将一贵族夫人衣服扒光”并进行谴责，但更多的网民则像过节一样在庆祝启东市民们的胜利——那怕只是暂时的胜利！
我们不鼓动暴力，也反对以暴易暴，但我们坚决支持启东人民的维权抗争，坚决支持各地人民对强权说“不”！法国大革命虽然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在路易十六面前，革命具有天然正义性。如果不发生法国大革命，“第三等级”将永远只是“第三等级”； 如果巴士底狱不被攻占，“自由、平等、博爱”更不可能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格言”——那只能是处于“第三等级”的广大平民阶级永远的黄粱美梦！
就启东维权事件而言，它不仅是对启东地方当局无视民意和民权的严重警告，也是对执政党顽固死守现实体制和制度的严重警告，无论是乌坎事件、什邡事件还是启东事件都无一例外地折射出北京政权的危机性和中国政改的紧迫性！
——“民主”，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回顾历史，中共在“打江山”时代曾经高扬民主大旗，无论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还是中共官方媒体如《新华日报》、《解放日报》都曾公开的、大张旗鼓地为“民主”叫好。如毛泽东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记者团时就说过：“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同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谢伟思时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至于1945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有关“周期律”与“民主”的谈话就更家喻户晓了。也正因此，当49年毛共党在北京建立政权时，中国人民曾经给予了非常美好的期望，遗憾的是人民很快就失望了，因为毛共党很快收回了自己的民主诉求和民主承诺，不仅在经济上带给人民普遍的贫穷，而且在政治与社会层面带给人民没有底线和边界的死亡、迫害与牢狱！
毛泽东死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意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于是进行改革开放，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基本解决了大部分人民的温饱问题。但“温饱”并非人民渴望的唯一内容，人民更需要的是民主、尊严以及对执政者的有效驾驭。就在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广大人民进行这种民主努力的时候，却遭到了独裁者和专制政党的联合屠杀，“民主”倒在机枪坦克所制造的殷红的血泊中……！从1989年6月4日开始，中国社会被执政党逐渐带入一个扭曲的权贵资本主义时代——一个官僚权贵集团恣意妄为、疯狂扩张的时代！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被当作“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邪路”论、“五不搞”论、“维稳”论甚嚣尘上，大量的国家财富被以“改革”的名义瓜分进官贵集团的仓库。肆无忌惮的拆迁征地运动更是将大量的民众逼上抗争、上访和维权的道路。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专制腐败则成为“中国特色”的同义词！“官民矛盾”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也正是在此时代大背景下，群体维权事件、人民抗暴事件才会彼伏此起、四处开花，一浪高过一浪！乌坎维权成功颠覆“村政权”，什邡维权将“共产党市委”的牌子践踏在脚下，时间不长，启东市委书记又被当众活捉扒衣——由此可见，共产党政权正面临着全盘性的执政危机！
面对危机四起的现实困境，大量的党政官僚都纷纷选择裸官、移民和出逃，都在为自己和家族、家庭的“可持续繁荣”奔向“美国”寻找后路，但作为整体存在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无处可逃。那么，这个党的出路或后路又在哪里呢？
我们认为，执政党的“出路”有两条：
其一，继续“维稳”，死死守住“权贵资本主义”（当局自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实路径，继续在专制腐败的红色高楼里寻欢作乐，其必然的结局是：全国性的人民革命。一旦全国性的人民革命发生，执政党各级官僚所面临的恐怕不是简单的被活捉扒衣的问题，恐怕是人民革命后的正义审判问题——彼时之中华大地又哪里会有共产党的温柔地、富贵乡呢？
其二，就是集合体制内外健康力量，迅速启动实质性政治改革，推动整个国家向着民主、自由、法治与宪政的方向前进！
第一条道路，实际上不是“出路”，也不是生路，而是一条充满危险的“绝路”和“死路”。也因此，我们善意的提醒执政党不要选择这条道路，果断并永远的放弃这条危险的“死路”和“绝路”。
第二条道路，不但是生路、活路，而且是一条理想的达人达己、善始善终的道路，我们同样怀着十分的善意建议执政党高瞻远瞩，抓住目前尚且存在的历史机遇，主动高扬政改大旗，让民主的旋律在中华大地奏起来、响起来，则曾经发生的一切罪恶庶几会得到广大人民的宽恕和赦免！
现在已经八月了，再过两个月执政党就要召开“十八大”了，从目前透露出来的各种信息来看，“胡中央”似乎更愿意沿着第一条道路继续前行——前不久，中共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研讨班讲话中还在老调重弹什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强调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认为，对于执政党来说，这是个很危险的信号；对于人民来说，这同样是一个很不幸的信号。因为这个信号意味着中共十八大很难发生“政改”新气象，很难有实质性政改内容，中国将继续沿着“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前进——其必然后果是更多数量、更大规模的乌坎事件、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的发生。这种“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式的病态心理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执政党切记：这条黑暗的、没有前途的道路不要走！也肯定走不通！！
对于胡温中央来说，如果对于国家还有半点爱、对于人民还有半点责任心的话，就应该当机立断，改弦更张，从“特色论”的立场转到“普世论”的立场，从“维稳”立场转向“维权”立场，从专制垄断政权的立场转向人民选择执政党和执政官的立场，努力推动中共十八大开成政改的大会、开成民主的大会、开成再造共产党、再造“新”中国的大会！
1990年，捷克总统哈维尔在“新年致辞”中说道：
“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我们期望“专制”中国已达63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在不久的将来能面对全国人民庄重宣布：“我们决定，兑现还权于民的诺言，将权力还给人民！”只有这样做，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像台湾的国民党一样凤凰涅槃，获得美好的新生！
《零八宪章》论坛
2012-8-1
“马列毛”俱往矣，民主宪政是出路！
——兼致“1644”位“左胞”公开信
《零八宪章》论坛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份要求罢免温家宝党政职务的“万言书”——“公开信”由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领衔签名。虽然号称有“1644”人参与联署，但见诸网络的名单只有李成瑞、巩献田、宋平、苏铁山等97人。在这封致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里，马宾等人认为“今年以来，国内外有关势力加紧合谋，以改革攻坚、反垄断为名，要使我国仅存的大型国有骨干企业，全面私有化；这些国有企业面临被瓦解、瓜分、彻底搞垮的高度危险”，“为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党和国家的光明前途”，必须“坚决维护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抵制国务院“新36条”，认为它和《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研究报告一样都是在瓦解国企、瓦解公有制、推行私有化。
在这封公开信里，马宾等人还特别强调要坚持“马列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简称，下同），认为“马列毛”是“四项基本原则的灵魂”，“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他三项基本原则就会变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复存在。”指责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十三大上进行了“改旗易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推行修正主义，从而使改革开放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出现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问题”。
马宾等人还特别对中央政府总理温家宝进行了严厉谴责。认为温家宝十年任期内，“充当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公开信”列举了温家宝的六大“原则错误和罪行”，指责温家宝目中无“毛”——“他八次到湖南、三次到湘潭，竟然连一次也不到韶山毛主席故居”。认为温家宝宣扬普世价值，主张多党制，“已经成为全盘西化派在中央顶层的代表人物，成为名副其实的内奸”，因此，“坚决要求罢免温家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职务”。
总之，“公开信”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严重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公有制面临瓦解，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危险，因此，当务之急是罢免温家宝，高扬“马列毛”，则“党和国家”依然拥有“光明前途”。
尽管这份“公开信”批评了中共十三大以来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尽管“公开信”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成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也尽管“公开信”攻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温家宝，我们认为这“1644”人还是“爱”这个国家的，还是愿意为人民大多数的利益进行鼓呼的，而宪法第三十五条和第四十一条也赋予了国家公民 “言论自由”权利及“向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因此，我们首先提醒北京市有关方面（傅政华）要充分尊重这“1644”人的基本人权，不要因为他们“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便上纲上线，“严厉打击”。
话又说回来，我们尊重“1644”位左派同胞的表达权，尊重并维护“左胞”们的宪法权利，反对有关部门动用国家机器对他们进行打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左胞”们的立场和主张，相反，我们认为“左胞”们为解决现实困境所给出的方案和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中国的未来循着“1644”人所坚守的“马列毛”方向，则中国不仅没有光明的未来，而且将会是新的一连串的黑暗和灾难。
众所周知，马列主义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和二十世纪前期曾有过一段轰轰烈烈、凯歌行进的岁月。在二十世纪中期，包括中国在内，世界至少有几十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僵化主义的作祟，到二十世纪末期，“马列主义”政权遭逢全面的失败，苏联东欧蒙古等“马列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放弃马列主义的准国教地位，通过和平改革渐次走上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道路，国家的活力、人民的幸福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少数几个顽固不化的马列国家如朝鲜则几乎成为“暴政国家”和“要饭国家”的代名词。此外，“马列主义”越南、古巴也正在改革，越南政改的步伐尤其大，社会综合收益也非常高。由此可见“马列主义”在曾经建立“马列政权”的国家里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失败——在中国之外的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马列主义”政权基本偃旗息鼓、销声匿迹。
中国，在1949年建立起了比较标准的“马列”政权，不仅共产党成为法定的的领导党，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被抬上了“国教”地位，通过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在经济制度上实现了所谓的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但悲剧的是，在“马列毛”思想旗帜指引下的中国同样因为独裁专制、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而导致包括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四清、社教乃至文化大革命这样持续不断的国家灾难……，不仅在政治上，人民无法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国家和人民长期陷于极端贫困，人民连最基本的生存权也无法得到保证。到毛泽东临死时，中国已经落后到要被“开除球籍”的地步。由此可见，无论是欧洲的马列主义，还是本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如何建设一个幸福安康的现代化国家问题上都全部遭遇到全面、全方位的失败。
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为主导的中共领袖集体才果断放弃马列教条，宣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通过经济社会领域的系列改革，在比较短的时间基本解决了毛时代长期未能解决的人民温饱问题，并在中共十三大上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也就是“1644”人所说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先后推行了包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制改革、加入WTO等等在内的“特色化”改革。通过改革，“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绝对极权和普遍贫困，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零八宪章》语），这一点是必须得到肯定的。
但是，近几十年改革也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正如“1644”位“左胞”在“公开信”中所谈到的那样，在当今中国“工农劳动人民沦为弱势群体，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腐败与社会风气败坏”等等。但是，“左胞”一定要弄明白，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没有坚持“马列毛”，而恰恰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坚持“马列毛”造成的。因为无论是马克思、列宁、还是毛泽东都强调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却蜕变为共产党及其领袖或领袖集团的专制独裁，这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有专制有独裁，人民大众所期望的公平正义、美好幸福就永远只能是镜中月、水中花。而发源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则完全死守了“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改革开放“顶层设计”的核心人物邓小平在“一党专政”方面没有丝毫的松口，而且也是他最早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改革路线，邓小平强调“一个字也不能改”（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原则”）。89.6.4之后上台的机会主义者是萧规曹随、亦步亦趋，既就是弄出所谓“三个代表”理论，“共产党的领导”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到了第四代平庸寡头政治时，不仅在路线上有些“左倾”回归，而且还公开喊叫什么“五不搞”。这一切都说明，“1644”位“左胞”所顶礼膜拜的“四项基本原则”一直被执政党维护到现在。
但左胞们必须明白，正是因为强调和维护共产党的垄断性执政，正是因为民主和人权的缺位，才导致在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以共产党的各级官僚为核心的腐败权贵集团，他们通过秦晖先生所说的“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和私占大锅饭”的形式对国有财富极尽瓜分掠夺之能事。而广大人民因为对于土地、矿山、森林、工厂企业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的主权和产权，而所有的国家资源和公共资源以及国家机器（公检法司军）又都完全掌控在执政党及其各级官僚手中，人民大众对执政党及其各级官僚无法形成现实的监督力量和制裁力量，在此情况下，才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许多学者惊呼：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面对如此灾难和危险，许多具有清醒头脑和长远眼光的朝野人士都看到了“宪政民主”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意识到“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意识到“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意识到“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意识到“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也正因此，他多次强调普世价值和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认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强调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但是，正如温家宝今年3月14日在答记者会上所言：“由于能力有限，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他在目前是无力以常规手段撼动强权维稳政体的，他也不具备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那样的政治地位和权威，是故他虽然具有普世主义价值观，具有民主政改思想，但在体制内他形单影只，不仅受排挤受打击，而且被严重边缘化，这当然是非常悲剧的。
好在温家宝虽然孤家寡人，但仍抱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坚定意志，在能力所及范围内，继续努力。正如“左胞”们所看到的那样，温家宝在任期内竭力推动包括“新36条”在内的制度法规建设，鼓励非公有经济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尽可能的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前进。
问题在于温家宝的这些努力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严重存在的系列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建设不到位的情况下，所有良好的政策法规都会在实践中扭曲变形。就像市场经济改革、股份制改造、加入WTO，本来都是改革必走之路，但在“中国特色”的一党制条件下，这些市场化的改革措施最后都无一例外地扭曲成将各种优质资源（包括机会资源）“配置”给官僚权贵及其庞大的家族裙带了。这也正是中国改革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盛行、人民大众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被剥夺、沦为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最根本原因！
因此，“1644”位“左胞”们应该清醒过来了。爱国是对的，考虑人民利益也是对的，但一定要揪住病根、开对药方，否则会犯“好心办坏事”的错误。就89.64以来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改革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疾病而言，不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无法解决，而且毛泽东主义同样无法解决，甚至这种腐败专制、两极分化、官民矛盾尖锐化、群体性抗争事件此伏彼起、四处开花的局面本身就是坚持“马列毛”的直接或间接恶果！因此，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放弃的，“马列毛”是必须放弃的——而且必须是干净彻底、不留尾巴的放弃。这对于长期膜拜毛泽东的“1644”位“左胞”可能有些难受，但长痛不如短痛，近现代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早已证明：唯有民主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对策。正如《零八宪章》早在2008年12月就已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因此，为国家之现代化、民主化计，为14亿中国人民之根本福祉计，我们不仅希望“1644”位左派同胞能够清醒过来，不要再做什么高扬“马列毛”的无用功，我们也同样希望执政党领袖集团能够像胡耀邦、赵紫阳、温家宝那样清醒地看到中国改革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及其唯一出路——宪政民主。执政党十八大很快就要召开了，我们殷切地期望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中共高层还是基层，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都能够戮力同心、全心全意推动中华民族的政治改革事业，全心全意地促成民主中国、自由中国、法治中国、宪政中国的早日到来！
《零八宪章》论坛
2012-8-16
以法治国，保障人权，
必须彻底废除劳教制度！！
《零八宪章》论坛
据《新京报》8月29日报道，南京、兰州、郑州、济南四城市正在进行所谓的“劳动教养制度改革试点”。报道没有涉及改革试点的具体内容和实际效果，只是说“在上述地区劳动教养这一概念被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所取代”，工作重点将放在“教育”和“回归社会”上。《新京报》社论认为：“劳教制度改革，终于迈出了一步，这是一个可喜的开始。”
但是，从媒体公布的相关信息观察，南京、兰州等地新成立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领导机构不仅仍然由公安机关牵头组建，而且其办事地点也设在公安局大院，其形式与以前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只不过在称呼上将“猫”改成“咪”了，在此情况下，盲目“可喜”，恐怕会被另外一种形式的“维稳花衣”遮蔽了眼睛。
我们认为，“劳教制度”作为恶“法”（行政法规）的典型，不是一个“修修补补”的问题，从其一贯的作恶性、违宪性、违法性、反人民性、反人类文明性来看，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必须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加以废除。
一、恶贯满盈的劳教制度及其反人民性
诞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劳动教养制度，从一开始，便承担着打击迫害批评人士和异见人士的“专政”职能，用当时的主流话语说，被“劳教”的主要对象是“不够刑事处罚的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党”的领导下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就是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出台的一项“专政”措施。在此《决定》作用下，全国先后有数百万批评共产党、批评社会主义的国家公民被推向偏僻苦寒的劳教所，推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古拉格群岛”——仅甘肃夹边沟农场一地就关押了30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些敢说敢言的正直人士在劳改农场不仅遭遇管教干部的虐待体罚，每天从事着十六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而且大部分人长期遭遇严重的饥饿折磨。在“上面不管”死活的情况下，许许多多的劳教人员被活活饿死。根据同在夹边沟农场劳教过的杨显惠的回忆：许多饿死的人暴尸荒野，无法掩埋——因为还活着的人连埋葬同伴尸体的力气都没有……！
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会出现这样悲惨的地狱景观，其它劳教场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全国范围类似的劳教惨剧也必然是举不胜举、罄竹难书……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由于公检法被砸烂，劳教一度被中止，但文革结束后，劳教制度再次被提上日程。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这是关于劳教制度的第二个法规。尽管在新的历史时期，被送往劳教所的“反革命分子”没有毛泽东时代那样多，劳教人员有很大一部分是“小偷小摸、卖淫嫖娼”一类人员，但劳教制度仍然在充当“阶级专政工具”。许多国家公民因为言论问题、信仰问题而被送往劳教。尤其是在“江代表”时代后期，大批法轮功同胞被送往全国各地的劳教所进行迫害，一些法轮功人士甚至在劳教所被活活摧残至死……
第四代“集体总统”执政以来，腐败肆虐，民怨载道，两极分化空前严重，官民矛盾空前紧张。为了维护一小撮官僚权贵集团掠夺于民的既得利益，上访群众也成了官方重点打击的对象。2009年，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该政法委办公室在公开发布的《涉法涉诉信访问答》中悍然要求：“对上访群众的违法闹访行为，必须坚决制止，区分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警告、拘留、劳动教养，甚至追究刑事责任。”正是在此“中央文件”指导下，各地方政府也就肆无忌惮的出台相应法规来打击上访群众。大批寻求“公平正义”的上访民众被各地方政府截回惩罚，很多人因“进京”鸣冤而被“劳教”一年甚至数年。如著名的“一元钱劳教案”（三位江苏常州市民进京上访，在北京公交没买1元钱车票被司机报警。一年后，常州警方以此由，将这三位访民劳教一年）和最近发生的湖南永州唐慧劳教案，都是因为进京上访开罪地方政府而被强行劳教。也正因此，学者于建嵘才公开抨击说：劳教制度已沦为地方政府官员对维权民众进行打击报复的工具。广大人民的合法权利不仅要受到各地方官府豪强的直接伤害，而且常常遭遇劳教制度所带来的二次伤害。
正因为劳教制度作恶累累，具有十分恶劣的反人民性，因此必须干净彻底的加以废除！
二、劳教制度的违宪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在共产党主导下制订的。从民主自由的角度观察，该《宪法》显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共产党总是吹嘘自己的“伟光正”，一切都是好的，《宪法》也一样，共产党认为自己制订的宪法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是国家最高大法，因此，全国人民必须遵守，一切国家机关和团体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乍一看，好像有点要搞“宪政”的架势。但实际上，这是个谎言，因为常常是党和国家机关本身在带头破坏《宪法》。如《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但劳动教养制度在不经司法审判的情况下便以所谓“劳教委”的名义动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四年。在实际操作中，几乎任何一个行政警察都可以决定是否对某人进行劳教，这显然是对宪法第五条、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七条的破坏，不仅难以起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作用，相反对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有着非常严重的破坏和伤害。
从维护《宪法》的权威（哪怕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宪法）的角度讲，严重违宪的“劳教制度”也是必须废除的。
三、劳教制度的违法性
2000年3月，《立法法》经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并于当年7月1日开始执行。《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这也就是说，所有的“法律”都必须经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产生。而且同一部《立法法》第八条第五款也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不言而喻，制定法律的主体当然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了。
但现行“劳教制度”所依据的法规是1957年和1979年由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规定》及其《补充规定》。这两个法规虽然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全国人大并没有参与立法，实际是一部行政法规，因为主持制定的是国务院这个国家行政机关，而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这个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由于存在着立法程序上的错误，因此，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的两个规定只是一部行政法规，还上升不到“法律”的位阶，特别是根据《立法法》第八条“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以及《立法法》第七十九条“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的规定，国务院有关“劳教”的两个“规定”无论从立法程序还是法律位阶上讲都是无效的，都是必须废除的。
国务院关于“劳教”的两个规定不仅与《立法法》产生冲突，而且也与《行政处罚法》发生冲突。《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当年10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由此可见，由国务院讨论产生的严重“限制人身自由”的“劳教”规定是严重违反其上位法《行政处罚法》的法律规定的。在《行政处罚法》生效后，劳教制度自然自动失效。否则，国务院有严重破坏国家法治的嫌疑，而所谓“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只能让天下人嗤之以鼻！
四、劳教制度的反人类文明性
作为人类，“中国人”和“非中国人”无疑在人性、价值审美和文明认知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相通性”和“类同性”。人类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所结晶出来的普世文明成果当然适合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人类。也正因此，由联合国推动产生的《世界人权宣言》和相关国际人权公约也应该得到中国的认可。
1998年10月，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 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根据联合国相关文件解释，所有长时间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惩罚都必须通过一定法律程序由法院判决生效。很显然，中国国务院的“劳教”政策是与此背离的，或者说，中国劳教制度与人类普世文明具有严重的对抗性，这当然是不合适的。奇怪的是，十四年前中国政府签署了这一国际人权公约，而全国人大竟然拖到现在也不予批准。与此同时，国务院的劳教政策也照常执行不误，这种逻辑实在是非常荒谬的。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都将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从尊重和顺应人类普世价值的角度出发，不仅全国人大应尽快批准相关国际人权公约的生效，而且必须督责中央政府（国务院）尽快废除“劳教”政策。执政党必须意识到，反人类主流文明和普世价值的“冒险”行为是一种玩火自焚的“游戏”，它的“前途”就是——没有“前途”！！！
总之，劳教制度初孕育时便是一个恶胎，它一诞生便充当了无恶不作的反正义、反人民的皮鞭和工具。执政党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完全无视宪政和法治的内在要求，通过劳教制度赋予公安机关以侦查、检察和审判的全部权力，并通过这种极其夸张的权力对广大人民形成高压统治，尤其是对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的镇压，对宗教人士和法轮功同胞的镇压，对持不同政见者、批评人士和上访民众的镇压，使得劳教制度背负了太多的人民的血泪。今天的中国，民心已经渐行渐远，劳教制度若不废除，只能为已经危机重重的执政党增加更多的执政危机！
退一万步讲，即使不顾劳教制度所产生的政治风险——仅仅从现行的法制体系进行考察，劳教制度的违宪性和违法性也是一目了然、无法遮掩和不容辩解的。劳教制度的长期存在不仅对于宪法和相关法律是一个嘲弄，也是执政党吐在自己脸上的浓痰、挂在自己额头上的恶疮——不仅污染中华，而且祸害天下！
如果执政党对于自己的政治生命还有半点爱惜，如果执政党对于人民尚存半点“敬畏”，如果国家宪法不想废弃，如果以法治国、保障人权还想落到实处，如果还想腆着脸皮与人类文明为伍的话，就不要再对劳教制度做“修修补补”的事，而是痛痛快快、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加以废除！
《零八宪章》论坛
2012-9-1
保障人权，必须废除“煽颠”恶法！！
《零八宪章》论坛
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零八宪章》
9月4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陈平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此事经财新网、凤凰网等媒体报道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海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不仅律师何辉新为陈平福做了无罪辩护，广大网友也纷纷谴责甘肃地方当局对陈平福的长期逼迫。中山大学知名学者艾晓明老师在网上发起签名活动，呼吁各界人士“支持陈平福，反对文字狱”。截止目前已有崔卫平、夏业良、胡佳、王荔蕻、王德邦、莫之许等数百人士联署签名表示支持。
回顾历史，因为言论问题而被执政当局残酷迫害的人士可谓恒河沙数、不可胜数。周厉王就因为不能忍受民间的批评，便采取告密杀头的办法进行“弭谤”；秦始皇因为焚书、炼丹行为遭到民间批评后便干出一次性坑埋460多位“儒生”的勾当；汉代、三国、南北朝、宋代、元代、明代都有读书人因为言论问题而受迫害的历史记载；清代文字狱则创造了帝制时代前所未有的“盛况”——其中顺治帝兴文字狱7次，康熙帝兴文字狱12次，雍正帝兴文字狱17次，乾隆帝兴文字狱130多次，大批读书人士会因“文字狱”的牵连而被下狱甚至丢掉生命……
帝制时代结束后，绵延几千年的“文字狱”历史并没有伴随“封建社会”的被“打倒”而随之结束。共产党还在延安时期便制造了臭名昭著的“野百合花”案，并将王实味下狱枪杀。49年中共完成对北京的占领后，毛泽东及其周围帮凶更是先后制造了胡风事件、反右派运动、反右倾（彭德怀万言书）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这样史无前例的文化冤狱。数百万知识分子和民间人士因言论问题而被送往劳改营，张志新、林昭、遇罗克等拒绝认错的中华儿女则被押往刑场、残酷枪决……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中国开始搞所谓“改革开放”。但执政党并没有果断结束因言治罪的历史。除了劳教制度外，79年刑法第102条还明确设立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此罪名下，大量民主人士被投进监狱。97年“新刑法”通过后，“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改头换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新罪名出现，胡佳、刘晓波、刘贤斌、谭作人等知名人士都曾因言论问题而被执政当局构陷入狱，仅2011年，就有陈西、陈卫、朱虞夫等批评人士被执政党以“煽颠罪”判处重刑。特别是知名作家刘晓波因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竟被北京当局重重判处有期徒刑11年——是截至目前以“煽颠”名义获刑时间最长的中国公民……！
往事不堪回首，专制统治者罪恶累累，可谓罄竹难书！
如今兰州地方当局再次祭起“煽颠”大旗，将在网上发表批评言论的陈平福先生逮捕起诉。其实陈平福只不过是非常普通也非常“草根”的国家公民（有网友干脆说他就是一“失业教师、流浪琴人、半百老汉”），企业倒闭后靠在街头拉琴谋生，却反复遭到兰州官府势力的驱逐和打击，愤懑之余，在网上写点文章解闷，并以自己的亲身遭遇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呼唤、对公平正义的渴望，这本身是再普通、再正常不过的公民行为，竟然遭到兰州地方当局的野蛮打压，试问天下——这个政府究竟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还是欺压人民的盖世太保？！
我们注意到社会各界人士在艾晓明老师的倡议下，正积极踊跃的开展一场“支持陈平福、反对文字狱”的签名运动。按照艾老师本人的意思，是想通过签名运动促使兰州官府撤销对陈平福老师提出的诉讼，从而防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为“权势集团打击报复的手段，成为对批评者实施政治迫害的工具”——从眼前陈平福案的紧迫性考量，这一活动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宪章论坛”也非常支持这一签名活动。但是，我们认为，“煽颠罪”所要打击的不仅仅是陈平福单个国家公民，而是对整个的“言论自由”的侵犯，是对全部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的粗暴侵犯，今天以“煽颠罪”审判的是陈平福，未来还会以“煽颠罪”审判无数个“陈平福”——正如过去已经以同样的罪名将无数的“陈平福”推进监狱一样。因此，我们认为，要想彻底杜绝“文字狱”，要想保障“陈平福”们的基本人权，就必须彻底废除“煽颠”恶法！必须从源头上清理“以言治罪”的法律基础和政治基础。
为什么说“煽颠罪”是一部“恶法”呢？这是因为“煽颠罪”从根本上违背了“主权在民”的最高原则，是执政集团及其依附势力对付人民的凶器！
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的所有利益都是围绕帝王家族运转的。天子主权论、君权神授论、朕即国家论是古代东西方几乎所有国家政权建构的政治学基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为最高统治者洋洋自得的口头禅，任何挑战这一政治伦理的人士，都将面临杀头乃至诛族的命运。
但人类文明进入近代以来，进步的思想家首先意识到这种逻辑的荒谬性，因为这种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便是国家变成了帝王将相及其一小撮依附势力的国家，绝大部分人民的存在是为了“一小撮”的存在而存在的。这当然是不合理的。从绝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出发，思想界以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和天赋人权论对前述帝王将相的政治逻辑进行了一场 “哥白尼式翻转”，并通过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废除了帝王专制政体，建立起以保护人权、服务民利为目的的近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主权在民”法则、“政权民授”法则规定了国家政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人权保护法则、服务人民法则规定了一个政府存在的唯一正当目的。在此理论指导下，人类先后经历了四波民主化浪潮，多数国家的人民已经或正在向着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
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权后，也不敢公开复辟帝王体制。根据“主权在民”法则，共产党也在理论上承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宪法上公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通过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35条），与此同时，宪法第41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宪法》同时强调：“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的这些规定完全符合“主权在民”法则，符合民主宪政法则，这是需要充分肯定的。
但是作为下位法的《刑法》第105条第二款却规定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其实任何“煽动”都属于“言论”范畴，“煽动”的本意就是鼓动、鼓励别人做什么事情，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就是“鼓动别人去做推翻国家政权”的事情，根据常识和理性判断，要鼓动别人去做“推翻国家政权”的事情肯定需要理由，理由是什么呢？无非是说这个政权这不好、那不好，所以需要去推翻重建。这实际上是一个说理并争取受众的过程。至于事实上是不是“这不好、那不好”、是不是“需要去推翻重建”是需要受众本人进行思考鉴别的。“煽动”本身并不具有外在的强制力量，它只是一种“言论”而已。
从“言论自由”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而言，简单划分，“言论”要么说国家政权“好”，要么说国家政权“不好”或“坏”。说“好”这里就不论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的将说国家政权“不好”或“坏”的情况分析一下。
一个人说国家政权“不好”无非是看到了这个政权所存在的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和问题，是国家需要改正或改造的，这当然是国家公民的天赋权利。就如陈平福在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作为失业者、流浪者，不但得不到政府的帮助，还要不断遭受兰州市政府救助站执法人员的羞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论说得多么美好，你不能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生活，不能遏止腐败，有什么优越性和先进性可言！当下的腐败已经渗透到了社会救济领域，真正十分困难的家庭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和救助”（出自被兰州检方作为罪证的《黄鼠狼为鸡服务》一文）。在这里，陈平福显然从自身的生活经历角度痛切的指出了地方政府的胡作非为，作为批评，政府是必须倾听的，而且宪法第41条也明确规定了国家公民对于国家机关的批评建议权，陈平福的言论既符合“言论自由”的宪法规定，也符合有关公民“批评国家”的宪法规定，当然也符合“主权在民”的民主法则，这样的言论竟然被当作国家公诉的根据，这不是公然“违宪”又是在做什么？如果把公民批评国家和政府的“嘴上行为”解释成“煽动颠覆”并立法进行打击，宪法35条和41条不就成为“引蛇出洞”的“阳谋”了吗？一个国家能够这样对待自己的“主人”吗？如果宪法35条和41条不想成为摆设，不想成为罗织罪名的陷阱，就必须捍卫其作为宪法规定的严肃性和至上性，相应的“煽颠罪”就必须废除。这也就是说，公民说国家“不好”，指出国家的缺点和错误，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国家政权是不可以据此定罪惩罚的。
一个人说国家“不好”不可以定罪惩罚，说国家“坏”甚至说国家和政府“坏透了”并鼓动大家使用非暴力以外的所有和平手段去“颠覆”是不是就应该受到国家政权的惩罚呢？答案是：同样不可以！原因在于，“说坏”并发出“鼓动”、“煽动”的行为仍然只是“言论”范畴，任何一个政府都有可能是一个“好”政府，也可能是一个“坏”政府，如果客观上这个政府是一个好政府，大多数人满意，少数人不满意，进行批评谴责是很正常的事，不必大惊小怪；如果这个政府非常好，全国就一两个人攻击政府很坏很烂并鼓动别人去“颠覆”，第一，也颠覆不了，第二，那是他们的宪法权利，谁也不能以强制手段勒令他放弃说“坏”、放弃“煽动”的权利。比如说，瑞士这个国家，一个完全的民主宪政国家，一个伊甸园般的国度，但如果有瑞士国民站出来攻击瑞士政府很坏，应该被颠覆掉，那也是他的权利，就怕他争取不到受众，没人相信他的话。而如果一个政府确实很坏，确实不得人心，既无能又腐败，还专制，为“一小撮”人的利益对多数国民极尽剥压之能事，根据主权在民法则，人民就有权收回对政府的授权，有权废掉这个坏蛋政府，有权重建新政府。在此情况下，有人起来进行“煽动”，怂恿民众进行“和平转型”仍然是天赋权利，政府仍然不可以进行惩罚，除非是完全排除理性、排除法治的法西斯专制政府。
中国政府当然不承认自己是专制的坏政府，相反向来以“伟光正”自居，不仅规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仅有宪法35条和41条规定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和批评建议权，而且还将“以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最高大法中，以此彰显自己是个应该得到表扬的“好政府”。但事实上，中国政府是当今世界所剩不多的坏政府之一，中国政府所关押的“政治犯”大概超过全世界所有政府关押的政治犯的总和，而这些政治犯中的90%以上大概都仅仅是因为“言论”问题、因为批评政府的问题而被以煽颠罪判处刑罚的。从获得国际人权奖的胡佳、刘晓波到当下的朱承志、刘本琦、陈平福无不是因为言论问题而被逮捕入狱的。这是非常可笑非常可耻的，一方面有宪法方面“言论自由”的庄严规定，另一方面却又放任国家机器对异议人士和批评人士大肆逮捕，还要挂上“伟光正”的贞洁牌坊，冒充人民好政府。这样的政权当然是人民反对的，所有的国家公民都有权利进行批评，所有的国家公民都应该为改变这样一个非民主的“坏政府”而努力！
至于“煽颠罪”与《世界人权宣言》的抵触，及与相关国际人权公约的冲突，这里就不细说了。我们在这里只想强调一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如果真想把自己主导制定的宪法当作一回事，如果真想确立宪法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如果真想“尊重和保障”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就必须废除一切与宪法相冲突的法律法规（如劳教制度和煽颠罪），必须与普世价值接轨，通过公平公正的竞选制度重新争取人民的授权，从而将“人民主权”法则落实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当中去，这样，政府才能获得真正的民意基础与合法性基础，这样的政府才有可能“伟光正”，才有可能成为人民所期望的“好政府”！
9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清华演讲再次谈到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温家宝强调说：“自由是人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进行创造的基础和源泉。自由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言论、信仰等基本权利的实现。人类的进步就是在各种不同的思想的争鸣中萌发的。中国要有一个真正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特别要鼓励人民的创造精神，提倡独立思想和批判思维。” 无论温家宝的普世主义价值准则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执政党的认可和推广，我们都欢迎这样的讲话——当然，温家宝要退休了，我们希望即将上台的新一代领导人能够系统清理一切与普世文明相冲突的法律法规，果断废除劳教制度、废除煽颠恶法，开启政体改革，推动我们的国家走向“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未来！
《零八宪章》论坛
2012年9月16日
薄熙来事件对执政党的两个严重警告！！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2/10/blog-post_5883.html
《零八宪章》论坛
9月28日下午六点，新华社播发了一条迅速传遍全世界的消息：中共中央经过审查“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同一天晚上，华龙网也播报了重庆市人大罢免薄熙来重庆人大代表职务的决定。根据新华社新闻通稿中对薄熙来多项违法犯罪问题的指控性质观察，薄熙来在中共官场中的政治生命已经正式完结，漫长的铁窗生活大概是这个1949年出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得不面对的最后宿命！
对于孔庆东、张宏良、司马南之流来说，薄熙来的轰然倒塌无疑是一件悲愤莫名、如丧考妣的不幸事件。早在3月15日薄熙来被执政党中央宣布“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时，孔庆东就公开指责这是一场〝反革命政变〞并号召“大家都起来和黑暗作斗争”；司马南干脆将薄熙来全家的合影照片设置为自己微博的图像以示忠诚；张宏良更积极，早在今年2月王立军事件刚一发生，就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再次采用法西斯和宫廷政变等极端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开始”，认为“王立军事件很可能只是当初‘4.12大屠杀’之前的‘中山舰事件’，更大规模的血腥阴谋和白色恐怖还在后头”，……现在薄熙来不仅被执政党中央“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而且被“移交司法机关”，
张宏良、孔庆东之流不哭个半死、不气得上吊就已经是很奇迹的事情了！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依法惩治薄熙来却是一件地地道道的好事。就拿一度受到薄熙来蛊惑并对薄熙来抱有期望的部分中下层群众而言，薄熙来的落马让人们看到了薄熙来腐败独裁而又凶残的本质。薄熙来是“唱红运动”的始作俑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红岩精神”是经常挂在他嘴边上的口头禅，但他的马列主义是对人不对己的。当他教育下属说什么“要坚持真理，而且无所畏惧，旗帜鲜明！惟此才能扶正祛邪，引导社会的正气！”时，实际上他却在无所顾忌的向着与“真理”相反的方向上狂奔。从腐败的角度讲，虽然官方还没有公开揭露他到底贪污受贿了多少数额，但中纪委在《审查报告》中已明确指出薄熙来及其家属“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和“巨额财物”，这就向群众说明了薄熙来并不是“坚持真理”的廉洁公仆，而是一个大贪官；从生活腐化的角度讲，《审查报告》公开指出：薄熙来“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可见生活很流氓很糜烂，与多数包二奶、养小三的腐化官员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恶劣；从蛮横凶残的角度讲，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从专制的角度讲，他跟毛泽东一样，只许人吹捧，不许人批评，对于任何批评人士都是“无情打击”，如重庆市民方洪因为批评薄熙来的“一坨屎案”而被劳教，彭洪则因为转发了一下打黑漫画“保护伞”就被劳教两年……。再从“打黑”的角度讲，不仅薄熙来入主重庆后通过王立军掀起的打黑运动演变成一场漠视人权、践踏法治的“黑打运动”，而且仅从目前已经审判的薄谷开来杀人案所披露的事实观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薄熙来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黑社会”，不仅薄熙来的妻子杀了人，而且有众多的下属官僚来帮忙掩盖作案真相，而这一切都在薄熙来的眼皮之下发生，在薄熙来的地盘里，弄死一个人竟然是如此的简单，若不是王立军的破釜沉舟，尼尔伍德大概就真的以“酒鬼”的名义永远沦丧重庆的地狱了。此外根据中纪委的审查报告薄熙来还涉嫌“其他犯罪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被孔庆东、司马南、张宏良等人吹捧为新时代中国大救星的薄熙来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撕开面纱，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善于打着真理与正义幌子的腐败分子和犯罪分子而已。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以“唱红打黑”、复辟文革为特征的“薄熙来主义”是靠不住的、是注定要破产的。
对于追求民主宪政的中国公民来说，薄熙来的倒台则意味着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上少了一份强劲的威胁力量和阻碍力量。众所周知，自从薄熙来在重庆掀起唱红打黑运动以来，就受到极左势力“乌有之乡”群体的极度吹捧。张宏良就公开鼓吹什么：“中国底层老百姓最后一点儿希望在重庆，中国百分之九十九民众最后一点儿希望在重庆，中国共产党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在重庆。”认为毛泽东、薄熙来的方向代表了中国应该前进的方向，也因此他们对于所有倡导普世价值、所有寻求民主、法治、自由、宪政的公民力量都贴上汉奸卖国贼的标签，不但要公诉茅于轼、而且大力鼓噪要在宪法中恢复所谓《惩治汉奸条例》，要将所有被贴上汉奸卖国贼的普世派、民主派人士都当作“敌人”进行镇压，网上甚至有传言称一旦薄熙来成功上位，将会首先杀掉50万民主人士……尽管这些传言有待证实，但以薄熙来的政治图谋和治事手段观察，并非完全的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而一旦中国政治操纵于薄熙来的手中，50万民主人士的最基本人权恐怕就岌岌可危了，而中国民主事业也就会变得更加遥遥无期。但具有喜剧意义的是，历史大潮并没有沿着“唱红打黑”的方向继续前进，中国历史不仅没有赐给薄熙来这样“屠杀”的机会，相反薄熙来及其家族的滔天罪恶被提前暴露了，伴随着薄熙来的轰然倒塌，极左势力的“血腥”计划也迅速幻化为一场可怜的梦想和妄想……！
对于执政党而言，薄熙来的倒台同样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薄熙来夫妻双方的腐败凶残震惊天下，对于任何一个政治组织而言，这样的败类都是一个可耻的符号，这种神人共愤的败类不清除，必将对政治有机体构成更大的危害和挑战。更何况中国民间对于腐败问题深恶痛绝，正因此，对薄熙来这个恶性肿瘤的彻底清除，无论对于体制内外都应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但是，“薄熙来事件”却再度向执政党提出了两个严重的警告！
众所周知，反腐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共产党还没有进北京时，“红老大”就在西柏坡警告全党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进攻”，但是一旦进了北京，一旦坐稳了龙庭，各级官僚不仅开始腐化，而且是攀比式的恶性腐化。尤其是进入所谓“改革开放”时代以来，腐败已经成为执政党挥之不去的恶梦，尽管每隔几年执政党就要反一次腐败，甚至每次肃贪运动中都要将一批高官送往监狱甚至刑场，但是腐败不仅难以得到遏制，而且会以报复性的反弹在官场变本加厉的蔓延开来。就拿高层反腐来说，政治局委员因腐败问题被赶下台，薄熙来并不是第一例。从九十年代以来，就先后有陈希同、陈良宇两位政治局委员因为腐败问题被赶进监狱，但“二陈”的入狱并没有对薄熙来起到任何警示作用，根据中纪委《审查报告》中的揭露，几乎从陈希同1995年接受审查的时候开始，薄熙来就开始了官场生涯中的一系列犯罪，从大连到沈阳、从沈阳到北京、从北京到重庆，这个党务官僚“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包括滥用职权、接受贿赂、玩弄多名女性以及“其他犯罪”等等。然而奇怪的是，薄熙来虽然一路犯罪，却一路高升，从金县县委书混到大连市委书记，再从大连市委书记混到辽宁省长，最后又从辽宁省长位置攀爬到商务部长、重庆市委书记乃至中共中央政治家委员的位置上，差一点就爬到了“集体总统”的位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很早且一直腐败的小官僚，为什么在中共官场上会一路高歌攀升到权力最高层？！
而且对于执政党来说，这样的腐败案例绝不是小小的个案，民间普遍认为，只要是共产党的官僚，没有不贪腐的，所有被以党纪国法名义赶下台的官僚要么是权斗的结果，要么是站错队的结果，过去被处理的陈希同、陈良宇以及正被处理的薄熙来都是因为权斗、站错队而被更高更大的官僚收拾的结果。这也就是说，既就是在政治局甚至“集体总统”层级，贪腐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所谓的共产党“反腐败”只能是“选择性执法”的结果。腐败不仅成为共产党官场的不治之症，而且已经导致民间的广泛“仇官”，民心已经以不可逆转的方向背离共产党而去——也因此，共产党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执政危机！这是薄熙来案件带给执政党的第一个严重警告！
薄熙来案件带给执政党的第二个严重警告是共产党政府已经进入一个严重“黑社会化”的时代。政治局委员的太太薄谷开来杀人之后，将此事报告了公安局长王立军，王立军偷偷录音后不是进行刑事立案侦查，而是启用数位下属官僚制造虚假卷宗掩盖真相，来为薄谷开来擦屁股。而在双方矛盾激化后，当王立军向这位政治局委员汇报其夫人杀了尼尔伍德之后，薄熙来不是责令有关方面依法处理，而是当众扇了王立军耳光，还派人非法审查王立军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直接变动王立军的职务。而当王立军意识到生命危险拼死闯馆事件发生后，薄熙来却指示重庆市政府放出王立军正在进行“休假式治疗”的消息，大有致王立军于死亡陷阱的架势。当王立军被国家安全部门控制后，薄熙来于两会期间还在振振有词的为自己的老婆进行辩护，好像薄谷开来真可以“母仪天下”一样。而在事实上，他早已知道自己的妻子长期以来不仅忙不跌的为他接受“巨额贿赂”和“巨额财物”，而且已经沦落为一个受他庇护的杀人犯。这样的犯罪是非常令人触目惊心的，薄熙来家族的犯罪事实说明了共产党官场已经被严重的“黑社会化”——什么是“黑社会化”？就是践踏法治、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切以核心官僚的最大化利益进行运转。践踏法治和恐怖统治是政府“黑社会化”式治理的最典型特征！
不幸的是，这种“黑社会化”式的政府治理不仅在薄熙来的高层王国里得到证明，而且基层政府的“黑社会化”治理已经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普遍现象。为了获取唾手可得的巨大利益，地方政府可以公开谋杀任何一个中国公民的正常生命。唐福珍被逼自焚还要背上暴力抗法的罪名，钱云会依法维权却不明不白的死在车轮底下，长沙市民何志华依法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却公然遭到扇耳光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碾路机压得脑浆迸裂、粉身碎骨，政府却说什么“意外碾压致死”，辽宁盘锦市民王树杰依法捍卫财产权利，却公然遭到警察的手枪的射杀，政府还慷慨激昂的辩护说“开枪有理”……所有这一切非常悲惨的死亡案例就发生在最近几年的中国大地上，地方政府正在以越来越“黑社会化”式的治理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广大底层人民身上，“以法治国”、“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完全被演变成为践踏人权、蹂躏法治的恐怖化治理。
如果说，共产党官场从高层到基层的普遍腐败行为动员的是广大人民的“仇官”心理并因此极大的损伤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的话；各级政府的“黑社会化”治理则已经广泛的动员起了广大人民的“革命”心理。过去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常常说什么“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当然是个“常识”性真理，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民会永无止境的接受高压统治和恐怖统治，人民就是再愚昧，也知道“兔子被逼急了，也会反咬一口”的道理，况且人民从来不曾愚昧，从来是尊重人类正义法则的。但官僚集团的贪得无厌导致各级政府对人民的剥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态势，在包括上访、告状等一切合法维权途径都被堵死的情况下，人民能够拿得起的唯一武器就只有“赤膊反抗”了——近十年来，每年发生的数十万起乃至数百万起群体性事件就是广大人民“仇官”情绪乃至“革命”情绪的本能反应。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执政党的腐败和中国各级政府的“黑社会化”治理得不到有效遏制并继续扩张的话，广大人民对“共产党”的规模化“革命”大剧恐怕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被搬上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在此情况下，执政党该怎么办？“零八宪章论坛”认为，只有一个办法能够防止规模化“革命”的发生，那就是以整顿重庆、处理薄熙来事件为契机，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迅速启动实质政改，放弃“四原则”和“五不搞”，落实宪法第35条所规定的各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放手让人民监督政府，并建立起分权制衡制度，变“黑社会化政府”为民主政府和法治政府，变“只对长官负责制的社会”为“只对人民负责制的社会”，则不仅不可救药的官场腐败问题会得到有效遏制，而且广大人民一定会放弃自己的革命权，执政党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目标也一定会在民主宪政的国家制度作用下变成美好的现实！
今天是10月1号，是共产党执政北京63周年的“纪念日”，作为宪章人政策表达平台的“零八宪章论坛”以建设性的态度就薄熙来倒台事件发出上述评论，我们不指望执政党会完全采纳我们的意见和建议，但面对无法遏制的官场腐败、面对不断扩张的“黑社会化”政府治理、面对不断高涨的人民“仇官”情绪和“革命”苗头，请问执政党还有什么更好的锦囊妙计呢？
中共十八大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召开了，胡温政府将以非常惭愧甚至耻辱的步态退出历史舞台。我们衷心希望新一届“习李”政府珍惜最后的改革机遇，以庄严的历史责任感果断开启政改大门，开放党禁、社禁、报禁、言禁，还权于民，还利于民，团结朝野一切健康力量将伟大祖国推向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前方！
《零八宪章》论坛
2012-10-1
释放刘晓波，
沿着《零八宪章》所指引的方向前进！
《零八宪章》论坛
今天是2012年10月16号，距离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不到一个月了。从执政党的角度讲，正常情况下，本届中央委员会伴随着十八大的结束也就“毕业”了。回顾胡温中央执政十年来，客观地讲，是做了一些实事，如废除收容审查制度、取消农业税、减免学杂费、初步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保医疗体系——甚至将中国的GDP也推向了世界第二的位置。但是，与失误和错误相比，上列成绩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在“五不搞”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指导下，如今的中国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耻笑于世界。
其一，官场的恶性腐败。
官场的腐败，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无论是帝制时代还是民国时期，官场腐败的深度和广度都没有现在这么夸张，不仅“提钱进步，日后提拔”成了路人皆知的“潜规则”，而且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一支烟、一块表、一个放肆的笑脸都会牵扯出一个或多个腰缠千百万的腐败分子。虽然执政党年年反腐，但因为缺乏民主监督的制度性作恶，使得腐败成为执政党挥之不去的恶梦。就连薄熙来这种被“毛粉”寄予厚望的“红色领袖”，脱下包装后，原来也有一副令人不堪入目的肮脏原形。从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到薄熙来的经验历史足以说明，执政党在腐败的道路上是泥牛入海，难以自拔。因为腐败，中共不仅大大丧失自身合法性与道义资源，而且已经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仇官”意识。
其二，两极分化的恶性发展。
毛泽东时代的长期贫困，终于导致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但是由于“顶层设计”的跛腿鸭式改革，由于政体改革的严重滞后，使得这场改革逐渐蜕变为“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和“私占大锅饭”的权贵瓜分运动，国家社会的公共财富和公共资源在“改革”的名义下，大量流入权贵集团及其依附势力的腰包，而广大中下层民众，在这场掠夺财富的权贵化改革运动中仅仅落得温饱的水平。穷者愈穷、富者翕富的两极分化不断拉开彼此的距离。就拿城市生活的实际状况而言，一方面是拼命打工却拥挤在地下室的穷困蚁族，另一方面则是动不动就拥有数十套房产和花不完的存款的官僚权贵。经济学家王小鲁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甚至更高。前不久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社会管理蓝皮书》认为，一些不稳定因素，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首当其冲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正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这也是薄熙来能够以“均富”旗帜搅动重庆乃至于整个中国的根本原因，糟糕的是这种“马太效应”式的两极分化格局还在继续向前发展。种种迹象表明，贪得无厌的权贵集团正把中国社会拖向一个动荡的深渊。
其三，公平正义的完全沦丧。
“公平正义”不仅是广大民众的期盼目标，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存在的道义基础，维护公平正义是一个政府必须履行的天然责任。也正因此，执政党总理温家宝才再三说过“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但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浩荡进军中，既就是政府总理的“公平正义”呐喊也在执政党的社会治理当中变得一文不值。权贵阶级对政治、经济等各种优质资源的垄断基本杜绝了平民子弟通过公平竞争而上升和翻身的机会。尤其危险的是，不仅基层政府逐渐进入到一个唯利是图、抛弃法治的黑社会时代，而且省市级政府乃至于“北京”也对抛弃法治的高压恐怖治理模式情有独钟。各级政府依靠手中控制的国家暴力肆无忌惮地掠夺民众财富，不公平的拆迁、征地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让广大民众付出了太多的泪水、鲜血乃至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当受害民众进京上访欲讨“正义”与“公平”时，不仅要被官府贴上“刁民”和“精神病”的标签，还常常被“北京”和地方当局合谋推进“黑监狱”乃至于真正的国家监狱。
其四，权贵阶层的专横跋扈和道德崩溃。
在孔夫子主义的影响下，中国有着所谓“以吏为师”和“以德治国”的久远传统。在民众心目中，无论是高层官员还是基层官员——只要是政府官员都应该有着清正廉洁、光明正大的道德形象。共产党执政以来，统治集团对官员的道德说教也常常是苦口婆心、三令五申。无奈，官僚的道德自觉是靠不住的，缺乏刚性制度约束的道德说教在人性的陷阱面前无不丢盔弃甲、狼狈缴械。在当代世界政坛上，大概再也没有哪个执政党的党德能比中共官场的道德水准更加败坏，包二奶、养小三、共享情妇、“买处”、玩嫖“书包妹”等等等等，寡廉鲜耻到不知耻辱为何物的地步（网曝：就连毛太祖的外甥女也恬不知耻地为款爷做了15年的“小三”并生下几个小孩）。与官场内部腐化堕落相映衬的是公共权力及其依附势力对于中下层人民的蔑视和高傲，“我爸是李刚”便是权贵阶层及其依附势力专横跋扈、流氓恶霸气息的真实写照。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中共官场的道德沦丧已将中华文明推向又一个“礼坏乐崩”的大危机时代！
其五，人权状况的全面恶化。
不用看美国版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多数中国公民都会知道中国人权状况正在走向全面恶化。本来，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是任何一个政府的神圣天职，不容任何亵慢，执政党和中国政府也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国家最高大法，但是，在一党垄断政权条件下，普通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统统都得不到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变相剥夺，所有独立参选公民无不受到官府的打压和报复；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形同虚设，以“煽颠”和“劳教”大棒严厉打击持不同政见者和批评人士；干预宗教信仰自由，迫害基督教家庭教会和法轮功习练人士；打击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使用黑头套、黑监狱乃至肉刑迫害方式来维护专制暴政；违法征地拆迁，动用国家机器对人民大众进行抢劫和掠夺，甚至或暗或明地使用黑社会化杀戮方式（如浙江钱云会案、长沙何志华案和盘锦王树杰案等）来完成权贵阶级对民众的抢劫和掠夺。无论是刘晓波、高智晟、刘贤斌、陈卫、陈西等人的长期入狱还是唐福珍、钱云会、李旺阳、何志华、王树杰等人的悲惨死亡，无不说明胡温时代中国人权状况的全面恶化。
其六，党民矛盾、官民矛盾的空前激化。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公告天下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也是本届中央政府挂在嘴边的广告语，但是这些娓娓动听的言辞是掩饰不住执政党的唯我独尊、自私自利本质的。正如前面所述的那样，在本届胡温政府行将“毕业”的时候，留下的政治遗产和社会遗产便是：官场的恶性腐败、两极分化的恶性发展、公平正义的完全沦丧、权贵阶层的道德崩溃、人权状况的全面倒退。如此社会治理的必然结果便是执政党与人民的矛盾尖锐化、权贵官僚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尖锐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党民矛盾、官民矛盾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矛盾和最主要矛盾，大量中下层民众因为对于改革的绝望而正从心理上酝酿一场新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也因此，执政党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执政危机！
在此情况下，执政党是否只有等待革命、坐以待毙的死路一条？是否只有等待被人民革命进行彻底清算的命运？我们的答案不完全是这样，我们认为生机还是有的，出路还是有的，那就是果断彻底地抛弃“五不搞”和“特色论”，沿着《零八宪章》所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
那么，究竟《零八宪章》指引了什么样的方向？提供了什么样的路径？它是否能够帮助执政党起死回生、走出危机和困境呢？
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如下：
第一，《零八宪章》正确地分析了执政党面临困局和危机的根本原因，那就是“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必然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官民矛盾上升。
第二，《零八宪章》正确地指引了中国社会应该前进的方向，即：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一句话——通过变革在中华大地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第三，《零八宪章》以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为核心理念，为未来中国设计了共和、民主、宪政的制度体系和立国蓝图。我们相信以自由、人权、平等为价值内核的民主宪政制度必将有效化解胡温中国所堆积起来的如山矛盾和问题，必将引领中国走向美丽繁荣的前方。
第四，在推动政改的力量选择上，《零八宪章》完全坚守了包容开放的基本立场——“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这也就是说，《零八宪章》并不是为某一特定的人群或政治派别打造的，它是为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化前景的各色政治力量和公民个人准备的。《宪章》如此开放包容的立场实际上也为执政党的华丽转身提供了足够的舞台布景。
第五，《零八宪章》不仅分析了中共问题的关键症结、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而且从可行性角度出发，完整地设计出了中国政改路线图。
《零八宪章》在十九条“基本主张”里从“修改宪法”入手，迈出了“政改”路线的第一步。为什么要修改《宪法》？因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整个国家的最基本游戏规则，因此，“宪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一部好的《宪法》必须通过民主程序反映真正的民意并体现国家的正义立场，而由执政党主持制订的宪法显然既不反映真正的民意，也无法体现国家正义，自然需要修改。修改什么呢？《宪章》认为应该首先“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从而为中国民主化奠定良好的法权基础。
除了修宪之外，在《零八宪章》所提出的其它十八条基本主张中，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现行宪法和相关法律中找到相近表述。如《宪章》提出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的主张，当前《宪法》第35条中就有很完备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流行、示威的自由”。这说明，《零八宪章》并不是要完全颠覆现行宪法，不是要全部推倒重来，而是与当前的《宪法》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交集，因而在实践层面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不仅为中国政改提供了宏伟蓝图，而且为政改转型设计了一条宽阔顺达的路线图。
总之，2008年12月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公布的《零八宪章》清晰的分析了一党独大的威权体制给中国社会所造成的诸多历史灾难和现实危机，提出了完全符合普世价值的六大核心理念，并以充分建设性的态度提出包括修改宪法、分权制衡在内的政策主张，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如果四年前的胡温政府循此思路果断开启政改局面，则今天的中共绝不会面临“怀抱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凶险局面。但遗憾的是，《零八宪章》公布后，执政当局完全罔顾广大民意，伴随着“集体总统”们“五不搞”之类的大喊大叫，在中华大地发起了一场清剿《零八宪章》和普世价值的运动——张祖桦被抄家和长期软禁，《宪章》签署人被传唤打压，刘晓波则被逮捕并被重判11年大刑。与此同时，权贵资本主义长足进军，官场腐败、两极分化愈加严重，人权状况比以前更加恶化，官民矛盾、党民矛盾更加尖锐。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极左“红毛运动”才借助薄熙来的重庆平台乘机搅动整个中国——不仅执政党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执政危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也遭遇到更加严峻的挑战！
值得庆幸的是，“左王”薄熙来因为老婆杀人及腐败等刑事犯罪问题及时被胡温中央“拿下”，应该说这是胡温中央“毕业”前做的一件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虽然“拿下”薄熙来只是一小步，但在通向政治民主化的历程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一次机遇。我们希望胡温中央及其继任者“习李”团队顺水推舟、趁热打铁，认真总结前此十年的失误和教训，彻底整顿薄左“红毛运动”，释放还在狱中受难的刘晓波和所有“政治犯”、“良心犯”，根据《零八宪章》提供的政改蓝图和路线图，团结朝野一切进步力量，开始中国政治改革的伟大征程，将我们的国家坚定地推向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前方！唯有如此，官民矛盾、党民矛盾才会有效化解；唯有如此，执政党及其各级官僚才可能摆脱被人民革命彻底清算的命运；唯有如此，执政党才有机会起死回生，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与其他各色政治力量共同打造祖国的美好未来！
“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
闻此良言，执政党，其不惕厉醒乎哉？！
《零八宪章》论坛
2012-10-16
拒绝政治分赃，开启民主政改！！
《零八宪章》月刊社论
由此可见，东西大哲有关“民主”的理论具有完全的相似性。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民主”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它是具有普世性的。而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千呼万唤、浴血抗争的正是这种普世性的民主！说得再具体些，我们要争取的民主就是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国家政治领袖和各地方政治领袖的民主，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的民主。这是孙中山时代就确立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时代亿万人民所寻求的理想和目标！
现在，执政党就要召开“十八大”了，而对矛盾丛生、焦头烂额的现实危局，我们认为，启动政改，实行民主，还人民以主人地位，才是执政党唯一正确的选择。任何回避、拖延和敷衍塞责都只会搬起石头砸坏自己的脚。任何试图继续维护权贵集团既得利益的内部分赃大会都会受到人民和历史的唾弃！因此，在此非常关键之历史时刻，执政党的“九巨头”该清醒了！执政党的中央政治局该清醒了！执政党的中央委员会该清醒了！历史留下的时间和机会确实不多了——拒绝分赃，厉行政改，在中共十八大吹响“民主”的号角，则不仅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会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执政党及其领袖集团也会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何去何从，执政党的领袖们赶快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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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星期，中共十八大就要召开了。这虽然是执政党的一次例行的代表会议，但由于中共是执政党，它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它的决策也将深刻的影响到未来五年的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因此，社会各界对于即将召开的这次会议充满着期望——期望着什么？
民主！民主！还是民主！！
在人类文明史上，“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很古老的概念和规则。早在希腊雅典城邦时期，就经历了从梭伦经克里斯提尼到伯里克利时期的直接民主制试验。阿克顿勋爵在评论梭伦改革时指出：“它开启了这样一种观念：每个人都有选举的权利，因为它的财产、家庭和生命，全靠当选者的正直和智慧来维系。这个观念彻底颠覆了人类的权力观：一切政治权力皆依赖于道德的力量，基于同意的统治取代了基于强制的统治……梭伦使得每个公民都成为自身利益的保护者，从而为国家注入了民主的要素。”而伯里克利作为第一执政官曾在一次演讲中很自豪的谈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但遗憾的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在人类历史中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凋零，中世纪以前的西方各国基本都沦陷于专制主义帝王统治之下，“君权神授论”、“朕即国家”论基本成为各个帝国政治或王国政治的最高指导法则。
只是到了近代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期，一场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启蒙运动开始兴起，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和天赋人权论彻底颠覆了神权政治和君权政治的惯性思维，人类文明重新续接了雅典民主制传统，并通过分权制衡、人权保护等一系列法制建构才比较完善的发展起来一整套比较成熟的近代民主制度，其核心是民主竞选、三权制衡和人权保护。从英美国家先后确立民主制度开始，“民主”便成为引领各国人民寻求自由和解放的最光辉旗帜——一切形式的独裁专制在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中纷纷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是德意日法西斯政权还是苏东、中东专制独裁政权在经历了一系列充满悲剧的“试错”以后都争先恐后的回到了“民主”的怀抱。因为“民主”，“最坏者当政”才成为不可能！因为“民主”，人类的解放和幸福才有了最基本的政治前提。
中国也一样。虽然早在封建奴隶制时代，便有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意识萌芽，虽然孟夫子曾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动人心弦的理论，但自秦以降，专制主义王权统治便牢牢的锁紧了中华大地，每一次你死我活的改朝换代都不过是充满血腥的皇权交接，广大人民只不过是帝王将相权贵集团使唤下的家奴和佣人而已。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列强的殖民侵略才渐次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欧风美雨的滋养浸润使得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开始接过人类“民主”大旗，经过艰苦奋争，1911年，满清帝国垮台；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至此，有着3000年帝王统治历史的中华帝国家族因为亚洲第一共和国的诞生而永远滚出中国的历史舞台！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华民国也未能在中华大地建立起完全有效的民主宪政制度。在军阀混战和日本侵华的大背景中，中国共产党异军突起，迅速发展壮大，并在1949年成功颠覆了中华民国，在北京完成了对于中国大陆的全面统治。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打江山”时代也是高喊“民主”的——因为在其领袖论述中充满了具有普世价值色彩的“民主”观点（如反对独裁、民主选举、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等等），也因为在其意识形态中充满“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大众服务”的说教，从而在国共争霸战争中成功收获了大众民心。但是一旦红色江山稳固下来，依然打着“民主”旗号的共产党就穿上裤子不认人，完全抛弃了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只是留下了一些徒具象征意味的形式主义民主，如举举手、投投票而已。至于投票选谁，人民是没有任何发言权和选择权的。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独裁造成诸如反右、大跃进乃至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在毛的专制独裁中悲惨的死去，整个国家从“共和国”长期沦为“共穷国”，所以在毛死后，共产党不得不进行政策调整。无论是邓小平80年有关“党和国家干部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还是赵紫阳在十三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都表现出了一种民主政改的冲动。但“8964” 后，政治气候迅速“左”转，民主政改被束之高阁。92年邓氏“南巡讲话”后，虽然开始启动市场经济改革，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使得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迅速蜕变为一场权贵集团瓜分国家社会财富的饕餮盛宴。以各级官僚为核心的权贵集团及其依附势力通过权力杠杆完全霸占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领域里的所有优质资源。无论是官场、商场还是科场高教领域的机会资源都严重偏向权贵集团，在“平二代”和“贫二代”面前，“红二代”、“官二代”拥有趾高气扬的机会优势和资源优势。官场的恶性腐败，贫富之间的恶性分化，公平正义的严重缺失，公民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强迫性剥夺和掠夺使得官民矛盾上升成为当代中国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执政党因为抗拒民主而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统治危机……！
但从民间而言，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独裁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威权主义寡头政治盛行，尽管执政党利用无所不在的国家机器推行强权政治和高压统治，但广大人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一刻也没有忘记“民主”的重要性。早在1978年底魏京生等人就站立在“民主墙”边响亮的喊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口号；1980年，胡平、陈子明、张祖桦等青年学生在高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竞选运动并成功当选各个地方的人民代表；1983年知识界在反思文革的过程中掀起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1986年，方励之等人发起第一轮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学生民主运动；及至1989年，因为胡耀邦逝世而引发全国规模的学生民主运动——尽管遭到执政党机枪坦克的血腥镇压，但良知人士前赴后继，继续为中国民主事业做忘我奋斗。90年代初，胡石根等人首次掀起中国大陆的自由组党运动；1998年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人再度掀起全国性的自由组党运动。当然所有这些政治维权都无一例外的遭到野蛮打压。
及至本世纪初，由于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以高智晟、许志永、范亚峰、滕彪、江天勇等人为代表的法律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公民维权运动。2008年，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零八宪章”运动更是将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宪政的努力推向举世瞩目的高潮，不仅《零八宪章》成为新时期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光辉旗帜，刘晓波本人也因此获得人类政治活动的最高奖项——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的谈论人类民主历史进程，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的谈论中国民主奋斗历程，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民主”，作为一种世界性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中国，无论顽固保守派们是多么的费尽心思加以阻挠，民主，也一定会在中华大地花开万里、果累云天！
曾记得，胡温上台之初，曾带给人们以种种幻想和憧憬，但十年过后，暮然回首，满地鸡毛。尤其是最近五年，维稳体制的疯狂扩张激起人民层次更深、范围更广的维权运动。无论是因为强征土地、强拆房屋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还是因为反污染、寻求公平正义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其核心诉求只有一个：民主和人权。就拿最近发生的宁波PX事件而言，涉及数百亿投资和上百万人民生存环境的大型PX项目，竟然在当地人民缺席的情况下匆匆上马了。其执政水平连2500多年前的雅典城邦都不如，毕竟雅典城邦的重大事务是要经过“公民大会”民主表决的，绝不会是由少数几个“执政官”窃窃私语了事。正如伯里克利所指出的那样：“最坏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其后果，就冒失开始行动”——遗憾的是，无论厦门、大连、什邡、启东还是宁波等地不断发生的反污染事件，全部都陷入这种“最坏的”“冒失行动”中了。各地方政府全部无视当地人民的主人地位，全部没有将相关项目交由当地人民及其代表大会进行讨论表决。其结果，被当做“屁民”的各地群众掀起了毫不犹豫的抵抗运动——在所有这些地方，无视人民主人地位的政府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人民的抛弃，这些事件也一次又一次的说明了民主的重要性，说明了尊重人民主人地位的重要性。
当然，执政党也会经常谈论“民主”，甚至会认为中国民主是非常优越的。但它的民主是什么呢？其答案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以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当然是自欺欺人的谬论，只要设置“党的领导”这个前提，其它一切民主内容都会成为被绑架的“稻草人”。那么，真正的民主又是什么呢？亨廷顿先生的解释是：
“在评判一个二十世纪的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所依据的标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的竞争选票，而且基本上所有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用这种方式来界定，民主政治涉及到两个维度，一个是竞争，一个是参与。”
与此同时亨廷顿先生还指出：
“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
“如果用普选的方式产生决策者是民主的本质，那么民主化过程的关键点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政府”。
毫无疑问，亨廷顿先生说出了“民主”的真谛——如果我们反对“言必称希腊”，认为西方人的说教不足为训，那么，请看刘晓波、张祖桦两位中国学者起草而得到万余人签名认可的《零八宪章》关于“民主”又是怎样定义的——《零八宪章》认为：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由此可见，东西大哲有关“民主”的理论具有完全的相似性。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民主”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它是具有普世性的。而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千呼万唤、浴血抗争的正是这种普世性的民主！说得再具体些，我们要争取的民主就是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国家政治领袖和各地方政治领袖的民主，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的民主。这是孙中山时代就确立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时代亿万人民所寻求的理想和目标！
现在，执政党就要召开“十八大”了，而对矛盾丛生、焦头烂额的现实危局，我们认为，启动政改，实行民主，还人民以主人地位，才是执政党唯一正确的选择。任何回避、拖延和敷衍塞责都只会搬起石头砸坏自己的脚。任何试图继续维护权贵集团既得利益的内部分赃大会都会受到人民和历史的唾弃！因此，在此非常关键之历史时刻，执政党的“九巨头”该清醒了！执政党的中央政治局该清醒了！执政党的中央委员会该清醒了！历史留下的时间和机会确实不多了——拒绝分赃，厉行政改，在中共十八大吹响“民主”的号角，则不仅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会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执政党及其领袖集团也会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何去何从，执政党的领袖们赶快思考吧！！！
《零八宪章》论坛
2012-11-1
超越“邪路论”，
继续将民主维权事业推向前进！！
《零八宪章》论坛
一、十八大是“邪路论”的胜利
二、十八大是新兴权贵集团的胜利
三、十八大是“维稳体制”的胜利
四、十八大将会使执政党和中国社会陷入更深层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当中
五、习近平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六、中国民间应做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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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公民社会来说，执政党如果愿意主动进行政治改革，那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它拒不进行政改，“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继续抱残守缺、冥顽不化，那也没关系，希望不在他们身上，希望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曾提出
“启蒙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社会，积累民主实践”的“新三民主张”，斯言诚善！我们认为在未来数年，社会各界民主维权力量应该广泛交谊，加强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更为有效的政治权利运动、经济权利运动和社会文化权利运动，以更加广泛的公民运动和公民参与推动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迅速发展和壮大。我们深信，只要大家做出共同的努力和奋斗，伟大的中国民主事业一定会冲破重重艰难险阻，开辟出无限光辉灿烂的前景！
中共十八大终于结束了！官方舆论说，“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这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这是中共统治集团“邪路论”的“胜利”，是权贵集团黑市交易、闭门分赃的“胜利”，是“维稳体制”的胜利！对于大陆中国和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十三亿人民来说，这次大会却不是一个福音。除了执政党及其权贵集团的内部分赃外，这次大会所确立的“主旋律”，对于中国的未来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威胁，尤其本次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不仅会把执政党推向更深层次的危机当中，而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因为这个可悲的“顶层设计”而陷入更为困难的泥淖中！
一、十八大是“邪路论”的胜利
本来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鉴于北京对重庆薄熙来事件的处理和整顿，社会各界不少人士对十八大是抱持期望的。诸多学者甚至包括许多体制内人士不仅热烈议论政改、呼唤政改，而且相信执政党的这次大会多多少少会启动通往民主中国的道路。但是，11月8日上午，胡锦涛在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里给了所有怀有“政改”期望的人士以当头棒喝——“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1月14日，内容空洞、不知所云的“科学发展观”被写入中共党章，与此同时，包含“邪路论”的《政治报告》被“十八大”顺利通过。
其实从胡锦涛的嘴里发出“邪路”论这样的声音是一点也不意外的。早在1964年的10月6日，22岁的清华学生胡锦涛就在《人民日报》发文警告说：“我们青年一代能不能接好革命的班，这是关系到我们的党会不会变质，我们的国家会不会变颜色，我们的革命事业能不能进行到底的严重问题。”并表忠心说：“我是一个青年学生，要更好地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决不辜负革命先辈的期望”。有了学生时代的这种思想奠基，在后来的官僚攀爬道路上，胡锦涛这位“寒门子弟”竟顺利的登上了中国统治集团的顶层。2002年12月5日，加冕“总书记”不久的胡便去西柏坡向自己的红色教父毛泽东致敬。2007年，当温家宝开始呼唤政改、倡导“民主、自由、博爱”等普世价值也当“为我所用”时，胡锦涛的回应是：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明确宣布“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并在2009年的“国庆”阅兵典礼上隆重推出“毛泽东思想”方阵。及至十八大，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冠冕堂皇的《政治报告》中高声喊出“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由此可见，“邪路论”不仅是胡锦涛执政十年的毕业总结，而且也因为获得大会的“一致通过”而成为执政党的 “共识”，当十八大在胡锦涛的“闭幕”声中落下帷幕的时候，抵制普世价值、拒绝民主宪政的“邪路论”因为被纳入“科学发展观”而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二、十八大是新兴权贵集团的胜利
十八大不仅是胡锦涛个人的“胜利”，更是新兴“权贵集团”的胜利。中共建政后，本来就存在一个元老派权贵集团。但在毛泽东时代，由于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等原因，客观上造成这个元老派权贵集团还是相对保守克制的。但改革开放后，拒绝民主法治并“允许一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顶层设计”使得在中华大地迅速崛起一个以各级官僚为核心、以官僚家族及其各种依附势力为主角的新兴权贵集团。这个新兴权贵集团以手中掌握的公权力为“第一发动机”，在官场、商场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各个领域纵横捭阖、翻云覆雨，通过对各种优质资源的垄断性霸占和掠夺，中国社会的主要财富被迅速集中在这个集团的控制之下。只要看一看那些被曝光、被查处的大小官僚动辄十几套、几十套房产就会知道这个集团的疯狂作恶程度。不仅如此，他们还垄断了各种优质机会资源——他们想发财，成亿、几十亿的攫取；他们想当官，从商场摇身一变便可以成为厅局级、省部级干部，而绝大多数平民子弟因为这种机会的“先天性”丧失而不得不沦为“蚁族”和“屁民”。可以说新兴权贵集团是严重威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恶性毒瘤，是必须进行彻底清理的。而要割除这个毒瘤，就必须借助民主、法治和宪政的手术刀。但是，十八大报告则毫不妥协的喊出“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毫不犹豫的将民主宪政拒之门外。也因此，权贵集团可以继续在中华大地为所欲为，无限作恶——用学者陈子明的话说就是“贪官们可以高枕无忧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八大当然是新型权贵集团的一次“伟大胜利”！
三、十八大是“维稳体制”的胜利
十八大不仅是胡锦涛的胜利、是新兴“权贵集团”的胜利，还是“维稳体制”的胜利。为了维护共产党的长期统治，早在20多年前，借助于六四大屠杀的淫威，邓小平就做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决断，由此，开创了维稳体制的最初萌芽。但在九十年代以前，新兴权贵集团尚未成形，社会矛盾还几乎维持在相对“传统”的状态，故维稳体制也尚在孕育期。自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国企改革，大量的工人沦落为原始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少量权贵凭借权力杠杆乘机攫取了天量社会财富，社会矛盾迅速上升。尤其是胡锦涛们上台执政之后，权贵集团对人民的欺压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税费摊派变身为对人民土地的疯狂掠夺，并在掠夺土地的过程中产生天量维权事件。党民矛盾、官民矛盾逐渐演变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正是在此大背景下，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执政党指挥“政法委”系统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维稳体制。其基本手段就是通过警务系统招募起一支以社会闲散人员和黑社会流氓势力为帮凶的维稳部队，加上武警部队和公安部队组成一支不可一世的维稳大军，这支维稳大军不仅严密监控社会动态，不仅千方百计镇压各地人民的维权抗暴事件，而且以超越法治、践踏人权的方式维护所谓全社会的“稳定”，其所花费的金钱竟然连续数年赶上甚至超过防范敌国侵犯的国防费用。这种维稳体制伴随着新兴权贵集团的日益壮大而膨胀不断。就拿本次中共召开十八大而言，仅北京一地就动员起140万“维稳”人员监护防范各界人士——有的被关进黑监狱，有的被送往外地“旅游”，有的则被全天候看守在家……北京这样，其他省市也如法炮制，其所耗费的财富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这种劳民伤财、践踏人权和法治的维稳体制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镇压各地民众的维权抗议活动，从而保护新兴权贵集团掠夺于人民大众的既得利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十八大不仅没有结束罪恶滔天的维稳体制，反而使“维稳体制”取得变本加厉的胜利！
四、十八大将会使执政党和中国社会陷入更深层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当中
十八大让胡锦涛胜利了，让维稳体制及其保护的新兴权贵集团胜利了。但这并不是共产党的胜利，更不是国家和人民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大会及其确立的政治路线会将执政党和中国社会推入更深层、更复杂的危机当中。
今日中国社会早已充满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和疾病，如官场的恶性腐败、严重的两极分化、公平正义的严重缺失、基层政府的黑社会化趋势、党民矛盾及官民矛盾的空前尖锐和对立……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依靠民主宪政和法治来解决。就拿官场的腐败来说，在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权力对资源的分配优势使得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会不受监督和制约的陷入贪腐泥淖而难以自拔。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打破权力的垄断性和绝对性支配，一切公权力都必须得到合法性的授权，一切公权力都必须受到平权制约和监督，这当然需要民主制度和分权制衡机制的确立。但是，十八大报告里一句“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便将根治腐败的普世良药一脚踢进垃圾堆。虽然胡锦涛没有具体解释“邪路”的内涵，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共十八大完全关闭了政改大门，已完全知道胡氏之“邪路”正是通过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宪政的阳光大道。但是胡氏说这条路“绝不走”，那么走什么道路呢？胡氏说“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也就是说，要继续坚持共产党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绝对领导，至于民主，那也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以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党的领导”。在此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支配下，腐败问题还能解决吗？两极分化还能解决吗？公平正义还能解决吗？统统的不能！不仅不能解决，而且还会以加速度的方式向着相反的方向前进，最终结果是，要不了多长时间，执政党和人民的矛盾、官僚权贵集团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将会以全国性的规模化对抗方式暴露在全世界！可见，中共十八大实际上既把中共推向了更为严峻的危机中，也把国家和社会推向更为危险的处境！
五、习近平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14日中午，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领袖集团，习近平、李克强等七常委在11月的冷风天气中走上前台。看不出他们的脸上有什么高兴，面对胡前任留下的烂摊子，习近平们可谓临危受命，任重道远。尽管习近平个人表现得平实敦厚，其家族也尚无多少负面传闻，其父亲习仲勋在政治上给他留下了不少正资产；但是，面对积重难返的社会危局，他（们）恐怕很难乐观起来。尤其面对胡前任套给自己头上“不走邪路”的紧箍咒，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如何铲除腐败、如何缩小两极分化，如何消解风起云涌的群体性维权事件，如何约束权贵集团及其依附势力的无限作恶，如何化解日益尖锐的党民矛盾和官民矛盾——这些都是习近平们必须面对却又头疼不已的老大难题！
出路在哪里？我们认为别无选择。无论对于习近平们还是对于执政党来说，唯一自救的道路就是冲破胡氏“邪路论”藩篱，将“权为民所赋”的政治宣言化为具体的民主实践，走民主竞选、分权制衡的普世大道，否则，如果将胡氏“邪路论”当作真理顶戴，继续沿着十八大所确立的“特色道路”往前走，习近平们不但难以“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不但难以“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而且不远的前方一定是难以摆脱的“死路一条”！
六、中国民间应做的“功课”
尽管中共十八大作为一次内部分赃大会顽固抗拒民主政改，并因此而给很多人带来失望和焦虑，但是回头一望，2012年的中国民主维权事业仍然在蓬蓬勃勃的发展和前进。无论新兴权贵集团是多么的跋扈嚣张，无论维稳体制是多么的庞然大物，也无论胡氏邪路论喊得是多么的声嘶力竭，世界民主潮流终是不可阻挡。人民大众一天比一天觉醒，一年比一年觉醒，任何庞然大物在人民大众的群体抗议面前都将节节败退、节节后退，无论是什邡事件、启动事件还是宁波PX事件，人民大众正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着官僚政府和维稳集团进军。当中共什邡市委的牌子被践踏在脚下，当启东市委书记被愤怒的市民扒光衣服，当什邡、启东、宁波的大型污染性项目在民众抗议的怒潮中纷纷偃旗息鼓的时候，其所昭示的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只有自己强有力的站起来并举起同样强有力的拳头时，对方才能正视你的存在并尊重你的存在！
因此，对于中国公民社会来说，执政党如果愿意主动进行政治改革，那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它拒不进行政改，“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继续抱残守缺、冥顽不化，那也没关系，希望不在他们身上，希望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曾提出 “启蒙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社会，积累民主实践”的“新三民主张”，斯言诚善！我们认为在未来数年，社会各界民主维权力量应该广泛交谊，加强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更为有效的政治权利运动、经济权利运动和社会文化权利运动，以更加广泛的公民运动和公民参与推动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迅速发展和壮大。我们深信，只要大家做出共同的努力和奋斗，伟大的中国民主事业一定会冲破重重艰难险阻，开辟出无限光辉灿烂的前景！
《零八宪章》论坛
2012-11-16
能否带头公开财产，
是检验中共领袖真假反腐的试金石！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公开信
《零八宪章》论坛
11月5日中午，新产生的中共总书记带领新“常委”们在记者见面会上严肃指出：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问题，使中共面临许多“严峻挑战”，强调“全党必须警觉起来！”在11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就反腐问题所作的这两次讲话迅速引起各方面的热议，主流舆论认为，这彰显了新一届中共领袖集团惩治腐败的信号和决心，有人推测，在“习李”反腐攻势下，薄熙来、刘志军之流的项上人头恐怕是岌岌乎可危了……
客观地说，新领袖集团的反腐宣言也确实抓住了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的最严重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它伴随着红色专制制度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恶性膨胀。也因此，共产党的历届领袖上台后都要喊几声所谓“防止糖衣炮弹的进攻”，强调各级官僚都要加强道德修养，做到廉洁自律。这种教科书式说教当然毫无实际约束力，大大小小的官僚们在麦克风面前都能比赛反腐、慷慨背书，但一转身便一个个的陷入腐败泥潭而不能自拔。在此情况下，执政党中央便会时而不时的杀掉一些贪官来“震慑社会”、安抚民心。据不完全统计，从1952年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开始，被共产党杀掉的腐败高官不下七八十人，其中包括成克杰、王怀忠、胡长清、姜人杰、郑筱萸等省部级高官；被推进监狱的腐败分子更多，包括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及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等等。但是，这些被整肃到监狱或地狱的贪官们仍然挡不住官僚们的腐败脚步。胡锦涛时代的贪腐状况比起江泽民时代的腐败状况更加甚嚣尘上。只要看看最新倒台的薄熙来、刘志军们就知道中共中央惯于使用的“三板斧”——道德反腐、囚笼反腐、砍头反腐是多么的失败和无力！
这一次，中共新领袖上任伊始所做出的前述反腐动员无疑是在重复既往的反腐游戏。在现有体制下，既就是将朱镕基当年为贪官们所准备的100口棺材全部填满薄熙来、刘志军之流的尸体也同样无济于事，还会有更多的毛熙来、江希同、胡克杰走向腐败深坑。原因在哪里？在于一党霸权的专制制度的存在！在于不受制约的官僚们能够掌握太多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分配权。诚如阿克顿勋爵在100多年前所总结的那样：“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只要执行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拒斥宪政民主，腐败就是无可救药的。特别是“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场腐败就更像鲫鱼过江、摩肩接踵，这不但是人民大众“仇官”的原因，也是习近平们“亡党亡国”论的真实社会背景。
要铲除共产党的腐败，就必须从政治上打破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实施民主宪政和分权制衡。只有为执政党树立起平权监督力量和有效制裁力量，只有让全部国家公民来公开选择“多党政治”下的执政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腐败局面才会得到彻底的改观。
当然，期望新近上台的习近平们立马归位民主宪政无异于缘木求鱼、痴人说梦。更何况胡锦涛的“邪路论”刚刚为中共十八大通过。在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这个“次”是什么呢？那就是从习近平本人开始，共产党的“常委”们带头执行财产公开制度。
众所周知，财产公开制度又称之为“阳光法案”，即通过干部财产公示接受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监督质询，从而将国家官员的所有收入纳入大众视野。其它国家的经验历史证明，在众目睽睽之下，国家公务人员的财产公开会比较有效的防范腐败发生。也因此，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执政党就开始在干部财产问题上寻求监督路径。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将《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5年立法规划。199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要求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每半年向单位人事部门申报个人收入。2001年6月，执政党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又联合发布《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要求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每两年向中央组织部报告家庭财产，并“由报告义务人在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内或者规定范围内通报。”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修改后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官员报告个人或家庭的财产收入情况。由此可见，就共产党决策集团的理性认知而言，他们也充分意识到“阳光法案”的重要性，既就是胡锦涛本人也不敢将财产公开制度纳入“邪路论”的范畴。因此，在现阶段，执政党要反腐，不是继续挥舞过去的“三板斧”，而应当从干部财产公开问题上破局。
问题是喊了将近20年的财产申报和财产公开制度始终是“中共中央”对下级官员的要求。由于层层的腐败和普遍的腐败，使得这项制度要求在中共官场四处碰壁。新疆阿勒泰、湖南浏阳、浙江慈溪等地的财产公开试验也无不遭遇完全的失败或流产。这当然不奇怪，只要求中下级官僚执行“阳光法案”的政策注定是“中南海”的一厢情愿！
因此，就中共自身反腐而言，领导必须带头。习近平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中共政治局高官乃至于政治局常委都是些腐败分子，又怎么能够指望其他千百万中下层官员廉洁起来。也许“常委”们很不服气，一个个会在麦克风面前像薄熙来那样拍着胸脯大叫：老婆没问题！孩子没问题！自己更没有问题！但2012年的历史证明，薄熙来不仅有问题，而且有着严重的问题——贪污受贿玩女人，面面俱到，样样精通。这就意味着政治局高官们的“拍胸脯”也是靠不住的——什么靠得住？拿事实说话！只有盘踞中共领袖地位的常委们带头公布自己及家族财产，并接受国家机关及人民大众的监督核查，才是能够“打铁”的“硬汉”样子，才是靠得住的真功夫！
前天，著名民主维权人士胡佳先生在推特上公开说道：“在全中国范围内，习近平应该第一个公开家庭财产。在全北京范围内，郭金龙应该第一个公开家庭财产。”胡佳还说：“在中国，拒绝向全社会公布家庭财产的官员，必是贪官。习近平拒绝，他就是腐败分子；金龙拒绝，他就是腐败分子。没有任何可辩白的余地。”我们认为这话说得好极了！一切拒绝向全社会公布财产的官员，必是贪官。习近平不能因为自己是“总书记”，便想当然以“清官”自居了；“常委”们不能以自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头面人物”，就相信人民不会怀疑自己的官品和人品了。我们告诉你们，这种臆想的逻辑是不成立的。在现行体制下，人民不仅会怀疑你们的官品，也会怀疑你们的人品。就连温家宝那样很有些民心基础的官员最近也传出了腐败丑闻，遑论其他。故，总书记要证明自己的正直，“常委”们要证明自己的清廉，必须带头公布财产——能否带头公开财产，是检验中共领袖真假反腐的试金石！敢于公布便是“打铁硬汉”，否则，正如胡佳先生所言，哪怕贵为执政党的“红老大”，也“必是贪官”——“没有任何可辩白的余地”！！
在这里，我们还想特别提醒一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中共十八大召开期间，你曾公开表示“只要中央决定，自己很容易公开（财产）”，彼时你是政治局委员，你还有“上级领导”，但现在你已经升任政治局常委，你更多的是进行“领导”，而不是被领导，你和习近平、李克强等人共同组成“中共中央”的“中央”，你已经没有拒绝公开财产的理由了，如果作为总书记的习近平不愿带头公开财产，你不妨带个头，从而兑现自己“很容易公开”的承诺。否则，不仅你本人难免贪腐嫌疑，而且你所在的“中共中央”也必是一个充满腐败犯罪的“中央”！
从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出发，我们不希望“中共中央”继续腐败下去，不希望执政党在“亡党亡国”的腐败危机面前继续重复庸医治病、误己误人的悲剧。因此，我们欢迎习近平们所发出的最新一轮反腐信号。但是，“薄熙来式”对人不对己的“马列主义”传统游戏是不能再玩了——我们郑重建议所有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仍然活着的党国“达官显贵”一律向全社会公布自己及家族的财产，诚实接受国家、社会和各界人士的核查和监督，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的全面政改，和全国人民一道为中华民族开创出一个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未来！
《零八宪章》论坛
2012-12-1
附录：
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中央常委名单：
江泽民 李 鹏 乔 石 李瑞环 朱镕基 刘华清 胡锦涛
中共中央第十五届中央常委名单：
江泽民 李 鹏 朱镕基 李瑞环 胡锦涛 尉健行 李岚清
中共中央第十六届中央常委名单：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
中共中央第十七届中央常委名单：
胡锦涛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
中共中央第十八届中央常委名单：
习近平 李克强 张德江 俞正声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
释放刘晓波！释放良心犯！
实现国家转型正义！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四周年暨晓波入狱四周年
《零八宪章》论坛
12月10日是著名的“世界人权日”，六十四年前的这一天，《世界人权宣言》被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运动自此有了一面世界性旗帜。四年前的2008年12月10日，由刘晓波先生和张祖桦先生主笔的《零八宪章》横空出世，它一经诞生，便响亮地宣布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来临。
回顾民主墙时代以来的中国民主运动，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祖国民主事业而竭诚驱驰、精诚奋斗，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本世纪初的公民维权运动兴起，中国民主运动始终不曾诞生一部为广大民主进步力量所共同认可的纲领性文献，中国民主事业也因此而缺乏强劲的整合与系统的动员。但《零八宪章》的光荣诞生为伟大祖国的民主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零八宪章》是一部中国版的《人权宣言》，它鲜明的指出了“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强调人权的天赋性与至上性，强调国家与政府必须为保障人权而存在的真理性与公理性——《零八宪章》的旗帜是一面光辉的人权的旗帜。
《零八宪章》高扬普世价值大旗，明确指出“自由、平等、人权”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中国人作为人类的一员，只有遵循并弘扬自由、平等、人权原则的普世性，中国的现代化才会是人的现代化，中华文明才会融入世界文明，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零八宪章》实事求是的回顾了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一针见血地指出“新中国”乃“党天下”的实质，揭露了共产党所制造的系列人权灾难，尤其是批判了“改革开放”时代“政治进步”的“纸面性”和虚假性——不仅指出“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普遍现实，而且指出执政党的威权主义统治正将这个国家引向灾难性的危机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讲，《零八宪章》公开宣布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特色论”的死亡，是解构中国威权主义政治逻辑的强大武器。
《零八宪章》是中国现代化的指南针，明确指出了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那就是以自由、人权、平等为核心价值，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宪政的中国，它强调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统治必须经过人民的授权和选择——民主的旗帜、宪政的旗帜是《零八宪章》插向中华民族国家高地的最鲜艳旗帜。
《零八宪章》完整地设计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路线图”、设计了中国民主路线图。通过“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军队国家化”、“联邦共和”等十九条“基本主张”的提出，科学而理性地为威权主义政体改造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可具操作性的实施方案。它既是体制内进步力量的改革纲领，也是民间民主力量的行动纲领。
《零八宪章》是和解的宣言，是合作的宣言。尽管执政党在六十多年的统治里为整个国家和民族制造了太多的灾难和悲剧，但从降低转型成本的良好动机出发，《零八宪章》并没有公开提出暴力革命、彻底颠覆的政治主张，而是主张通过政治改革来打通中国民主之路，特别是在第十九条基本主张中要求执政当局释放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包括受迫害的法轮功同胞和基督教家庭教会同胞），为受政治迫害人士恢复名誉并给予国家赔偿——充满了理性和解与合作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零八宪章》是不分左派、中派和右派的宣言，是不分朝野上下、体制内外的宣言，是全体中华儿女在普世价值基础上为百年梦想进行理性合作的宣言。
《零八宪章》更是一部中国民主化的动员令和集合令。《宪章》不仅分析了百年中国的悲剧历史和现存制度的灾难性、陷阱性和危机性，不仅提出了六大普世理念和十九条基本政治主张，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停留在静态的方案设计上，而是鲜明动员“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强调通过开展中国公民运动来推动宪章原则和宪章蓝图的实现。“公民运动”是《零八宪章》为所有关怀祖国民主化和现代化转型事业的中华儿女提供的行动模式。只有本着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正因为《零八宪章》具有前述特点，所以在首批303位中国公民签署公布后，便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宪章签名运动，体制内外各个界别的中国公民纷纷签名表示认同《零八宪章》所宣布的价值理念和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共计有28批、12881位中华儿女签署了《宪章》，另有众多人士通过网络传播甚至街头演讲、街头散发的形式传播《零八宪章》。在当代中国民主奋斗历程上，《零八宪章》取得了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同和支持，诚如著名民主人士胡石根先生所言：“《零八宪章》指明的民主宪政方向，正如喷薄欲出的朝阳，生气勃勃地出现在世界东方的地平线上，受到亿万人民的热切盼望。”海外的中国民主党更是明确宣布将《零八宪章》作为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共同纲领。2010年10月，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还毅然宣布将2010年度和平奖授予因《零八宪章》而入狱的刘晓波先生。
也因此，《零八宪章》一经诞生，便遭遇执政当局的野蛮封锁和打压，宪章主要起草人和发起人之一的张祖桦先生不仅被传唤抄家，而且若干年来一直遭到执政当局长年累月的监控和软禁，几乎每一位宪章签署人都受到传讯和威胁。不仅如此，当局还组织御用学者陈奎元、钟哲明之流公开著文批判《零八宪章》；在2008年底和2009年初，胡锦涛、吴邦国等中共党魁还公然抛出“邪路论”和“五不搞”的观点，公开对抗举世瞩目的《零八宪章》。
而当局对《零八宪章》最为典型、最为野蛮和疯狂的打压则集中体现在对《零八宪章》另一位主笔刘晓波先生及其夫人刘霞女士的残酷迫害上。2008年的12月9日——也就是《零八宪章》公布的头一天，刘晓波就被北京当局关进“黑监狱”，2009年6月23日，被软禁半年的刘晓波遭到北京当局的逮捕，同一年的“世界人权日”刘晓波被正式开庭审理，12月25日被以“煽颠”名义处刑11年——这是迄今为止被以“煽颠”名义判刑时间最长的民主人士，其主要罪证便是起草《零八宪章》。与此同时，从2010年10月刘晓波获取诺贝尔和平奖开始，刘晓波夫人刘霞女士就被执政当局下令全天候进行“软禁”，每周只被允许由警察“押送”着出去买东西、探望父母一次，每月只被允许由警察“押送”着去锦州监狱看望刘晓波一次，与外界的联系被断掉，在家既不能打电话，也无法上网——可以说，执政党对《零八宪章》签署人的打压，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其夫人刘霞女士的严重迫害为其不光彩的迫害历史增添了最耻辱的一笔——天下共愤！神人共愤！
今天是2012年的12月10日，是全人类的第62个“人权日”。前不久，张祖桦、崔卫平、艾晓明、贺卫方、徐友渔等数千中国公民向新一届“习李中央”发出公开信要求释放刘晓波和一切政治犯，要求执政当局恢复刘霞的人身自由。与此同时，南非图图大主教、哒赖喇嘛等132位诺贝尔奖得主共同签名向中国政府发出公开信，要求“中南海”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博士，并解除对其夫人刘霞女士的非法监禁状态——这封公开信现在已经获得全世界各国数十万人士的签名支持，而且签名人数还在增加。
面对国内人士和国际人士的广泛呼吁和建议，我们认为新一届中共领袖不能再执迷不悟、一错再错了。不仅对抗《零八宪章》是非常错误的，而且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继续关押在监狱中更是忤逆天下、背离人心的。中国是世界大国，不仅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且是联合国人权事理会成员国；从历史上讲，中国政府还直接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草创活动；此外，北京政府在十多年前就曾签署两大国际人权公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政府的光荣——我们希望在这些“光荣历史”的基础上再增新的荣光、新的辉煌。
我们注意到新任中共总书记在深圳的讲话，注意到习近平上台的“第一站”不是去西柏坡瞻仰毛太祖，而是前往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阵地，宣布改革开放“要有新开拓”！我们对此讲话表示谨慎欢迎。我们认为无论对于执政党还是这个国家而言，“和平变革”的历史时机并不多了——我们甚至坦率地说，因为日益尖锐的官民矛盾、党民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持续发酵，使得历史留给习近平、留给共产党和平变革的时间只剩下最后的几年了，再想如“胡前任”那样庸庸碌碌的拖拉下去，五年后，迎来的恐怕会是灾难性的全社会动荡——在那种情况下，执政党面临的必将是颠覆性的全民扫荡。我们认为8000万共产党人也是中华儿女，也是同胞公民，与其彼时哭哭啼啼、向隅而泣，何若此时顺水推舟、力挽危局。因此，我们欢迎习近平先生有关“改革要有新开拓”的讲话——但这个“新开拓”不是别的，应该是全面考虑《零八宪章》提出的“中国民主路线图”，以比蒋经国和国民党更大的魄力进行政体改造和制度再造。
当然，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个“开头”，都要有个“第一步”。我们认为对于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中共领袖集团而言，最好的第一步就是响应国内国际社会的强大呼吁，从善如流、顺水推舟，释放以刘晓波为代表的全部政治犯和良心犯，恢复他们作为国家公民的全部荣誉；释放所有因信仰问题而入狱的法轮功同胞和家庭教会人士，并给予应有的国家赔偿；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从而实现《零八宪章》所明确指出的“转型正义”和国家正义！并在此基础上团结中国各民族全体公民依照民主、共和、宪政的原则在“圆桌会议”上共同缔造出伟大祖国的美好未来！
《零八宪章》论坛
201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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