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 总第73 期

                                                 《零八宪章》月刊总第73 期 

2013年9月26日出刊

编辑：《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主编：卫任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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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声明公告】

1、呼吁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王功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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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保障人权律师服务团成立公告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5455.html

【本期人物】王功权

王功权：特立独行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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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1、金光鸿：中国目前的困境和出路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4002.html

2、牟传珩：北京为何迟迟不能开启民主变革大门

——中国正处于“等腰三角形”政治僵局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7323.html

3、谌洪果：以国家正义的名义——纳粹法官的堕落与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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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1、薄熙来：暂时的尾声    作者: Matthias von H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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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宣传思想领域“舆论斗争”新提法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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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中生发帖被刑拘引发的蝴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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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1、习近平严打“一小撮” 露出毛左真面目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6680.html

2、鲍彤：愿《不同意见保护法》倡议者习仲勋老人后继有人

——写在网络唱红打黑的进军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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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网络观察：互联网震慑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4680.html

【零八宪章文本】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02/blog-post_51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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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1、呼吁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王功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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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13年9月13日。中午十一点半，北京市公安局二十多个警察突然闯进王功权先生的住所，抄家两个小时之后，将他带走。晚上8点17分，警方宣布刑拘王功权先生，向他家人送达了刑拘通知书，涉嫌罪名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荒诞的指控，王功权先生不可能扰乱任何公共场所秩序。

王功权先生是新公民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但他支持新公民运动的全部初衷，无非是通过和平、合法之途，来争取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通过争取公民权利的进程带动公民社会的成长，最终推动中国的和平转型，让我们的社会更多人性，更多自由与公义，更多爱与温暖。

这是王功权先生的价值观所注定的。他是一个真诚的佛教徒，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柔软，善良，悲悯与责任，是他与生俱来的气质。他对这个世界、对所有人充满了善意。

这样的人是应该受到善待的。但是，他得到的回报却如此野蛮。这不止是对王功权先生的不公，更是对所有人道主义者、所有和平主义者、所有对和平转型尚持一线希望的同胞的打击。所以，当这一刻来临，我们难掩震惊！

王功权先生秉持的，也是我们的方向，王功权先生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值此关头，我们不能旁观，必须站出来为王功权先生发声：

我们强烈谴责当局这一粗暴行径。呼吁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王功权先生！不要激怒社会，不要再制造仇恨与暴戾！

我们同时呼吁全社会，尤其呼吁知识分子、法律人、企业家们，持续关注王功权先生，像王功权先生一直以来为弱势群体、为其他受难公民奔走呼号那样，最大限度为王功权先生奔走呼号，用全社会的力量保障王功权先生的人权与公民权利。

从丁家喜、赵常青到许志永，再从许志永到广州郭飞雄、到上海李化平、到云南董如彬，已经不只是哪个人，而是萌芽中的公民社会正遭到全面镇压，中国社会正面临最危险的时候。

放了王功权，给善一条出路，给自由与公义一条出路，给和平转型一条出路。同胞们，覆巢之下无完卵，不要听任我们国家在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野蛮深渊中无限沉沦。用实际行动保卫公民社会，那其实是保卫我们每个人自己。

中国公民：刘苏里、郭玉闪、笑蜀（陈敏）

开放签名，同意联署的公民请电邮：baoweigongminshehui1@gmail.com

2、中国保障人权律师服务团成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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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四、五月众多因参与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等公民行动的公民被抓，到八、九月份众多网民因所谓传谣、造谣被抓，再到今天王功权先生被以所谓涉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刑事拘留，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当下的中国又到了一个或重大进步或重大退步的关键十字路口。

我们无法保持沉默，我们必须发声，因为我们是公民，我们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

一、首先，我们必须重申现行《宪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三十三条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二、根据已知的丁家喜、赵常青、刘萍、李思华、魏忠平、王永红、许志永等人所涉案件的信息、结合我们的法律专业知识，秉持人类的基本良知，我们可以做出判断：

丁家喜、赵常青、刘萍、许志永等人不是什么所谓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非法集会的犯罪嫌疑人，而是优秀的合法的公民，他们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大而合法的行使自己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他们的行为不构成任何犯罪行为。

他们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他们是民族的良心，国家的脊梁，应该得到合法公正的对待，必须立即即予以无罪释放！

三、从打击公民行动、到打击所谓网络谣言、再到今天刑事拘留王功权先生，这一系列的行为，引发了巨大的非议，公民社会网络社会普遍质疑反对。但相关机关丝毫没有收手的意思，反而是变本加厉步步升级。大众在 疑惑中发问：这只是部分公权力机关的意思？还是整个最高层级国家机关的意思？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还是贪腐势力压制公民言论自由网络反腐大潮的需要？

今年因众多优秀公民因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被抓，律师界先后组织了多个个案律师团，但从今天王功权先生被刑事拘留来看，类似的事情还会有很多，这种为个案而组织律师团的方式不足以应对。

为了更好的服务社会、保护公民权利，推进国家法制建设，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律师界发起成立一个保障人权律师服务团（以下简称人权律师团），相关具体内容如下：

人权律师团的主要工作事项是为因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而被采取拘捕审判的公民提供法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法律咨询、刑事辩护、申诉、控告等。

所有的中国律师均可自由参加此人权律师团，诚邀律师界同仁积极参加律师团。

人权律师团是人权律师的自由联合协作方式，所有参加人权律师团的律师地位都是平等的。

人权律师团联系人：

王成律师13616501896

唐吉田律师13161302848

江天勇律师13001010856

联系邮箱：renquanlawyer@gmail.com

保障人权律师服务团发起人

王成律师----浙江  

唐吉田律师----北京  

江天勇律师----北京 

2013年9月13日

人权律师团成员：王成、唐吉田、江天勇、陈科云、吴魁明、范标文、陈建刚、张科科、唐天昊等

【本期人物】王功权

（北京时间2013年9月13日晚8：17分，著名投资人王功权的家人接到派出所书面通知，王功权已经被正式刑拘，羁押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近期对网络敢言者打压，对民间维权人士的抓捕，显示当局在政治上正急剧倒退。）

王功权：特立独行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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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晚上，王功权应中关村创投协会会长之邀，在全球唯一一家以刺绣为主题的高端私密会所—宏绣会馆参加了一场投资界的小型舞会。

王功权是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原创始人，在大众层面上，很多人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2011年网上那场沸沸扬扬的“私奔”事件。

这是一场名流与名媛的高档舞会，在蓝、红交织的灯光中，西装革履的男士与身着旗袍的女士愉悦地舞来舞去。但灯红酒绿之中，王的心思却在别处。

舞会初始，作为中国创投界的元老，王功权被点名叫到台上，和几位嘉宾一起举行舞会香槟开瓶仪式。他本想借机告诉与会人士，就在他们歌舞升平的同时，数位律师因维护合法权益而遭到不公正对待。“但看大家兴致盎然，终未忍说。

此时，正是王功权人生中的第三次“失业”期。

2011年，他与一位投资公司女老板王琴上演的“私奔事件”，在互联网上闹翻了天，最终迫于现实压力，王功权回归了家庭。这也成为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他为此放弃了大额财富，并宣布2012年彻底退出创投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被创投界乃至商界遗忘。他依然享有令人尊敬的地位和影响力，各类创业者仍在不断找上门来，请他指导或者参与项目。不过，对于何时重出江湖，52岁的他并没有日程表，仍在等待一份让他喜欢的项目。

期间，他始终没有放弃、并一直喜欢的事情，就是关注并参与中国的社会转型，为建设公民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谁能想到，2012年国务院颁布文件，要求各地出台异地中考和高考方案，就是王功权近几年来在民间组织积极推动的结果。即便是身处私奔事件漩涡中疲于应付之际，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作为一个公民的职责以及对公民社会的关注。

2012年，“私奔”风波过后，王功权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进修。去之前，他确定的研究主题是“中美金融体系比较研究”;去之后，他很快将研究主题变更为“公民社会和民主转型”，因为对这个主题更感兴趣。

2013年，王功权自美国归来，成为一个“闲人”，有更多时间投入他的兴趣之中。他告诉《中国慈善家》，他现在的时间主要分为三块：其一是义务帮助创业者指导项目，其二是参与公民社会，其三是打坐、念经、写诗。这也符合他一直宣扬的独特身份：一个商人，半个文人，一个公民。

这就是王功权。20年来，身在商界，心系公民社会。

欣慰

2012年8月底，新学年开学前的日子，对于跟随父母异地上学的孩子来说，一个好消息降临了。国务院出台《〈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在2012年年底前出台，北京、上海等人口流入比较集中的地区则要进一步摸清底数，掌握非本地户籍人口变动和随迁子女就学等情况，抓紧建立、健全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制定出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方案。这里所指的考试方案包括中考和高考方案。

此时，王功权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研究，看到该消息，他比较满意——几年来的努力终于换来了成果。

自2008年，作为鼎晖创投合伙人的王功权，开始参与推动外地籍学生在北京获得教育平等权。在公开场合，他不断抨击因户籍造成的教育不平等现状。每当谈到这个话题，他都愤怒不已：“不可能父母迁徙是自由的，而孩子由于上学的原因不能跟着父母迁徙。这样导致大量留守儿童出现，亲人离散，严重影响孩子成长。他们受到歧视，没有安全感，影响他们以后对社会的理解。”

此时，许多外地籍学生家长在孩子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困难之后，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异地中考和高考的诉求。不过，这些声音并不足够强烈，因为表达诉求的家长分散各处，互不认识，各说各的问题，声音和力量并没有聚合到一起。

王功权发现了问题所在，想把大家组织起来。2010年，他以民间组织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为平台，联合在京表达异地中高考诉求的家长、律师、民间组织和媒体，组织多次座谈会，寻求改革和改变的共识，一同发声。

考虑到外地籍学生教育平等权问题的迫切和严重，政府应该会理解并解决问题，王功权等人提出，通过持续努力，用三年的时间让政府解决该问题。为了实现这个预期，他带头捐款设立行动账户，组织人力调研在京外地籍学生接受教育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写成调查报告，提呈北京市人大、北京市教委，以及全国人大和教育部。一并提呈的，还有数千名外地籍家长签名的联合呼吁书。

教育部在接受调查报告和呼吁书之后，告诉王功权等人，教育部会研究，且等回复。他们并没有停下来，继续不断和教育部互动。后来，教育部告诉他们，国务院会出台政策。

“这个互动挺好的。按理说，三年解决问题的目标提前实现了。”王功权有些高兴。

到了2012年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各自的外地籍学生中考和高考方案。大部分地区规定，都明确了几年之内实现该目标，以及应具备的条件。这些举措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但是，北京、上海等地依然没有给出外地籍学生中考和高考的时间表。

看到北京等地出台的细则后，王功权认为远远不够，“因为地方保护，北京、上海等地出台的细则打了折扣。接下来，我们要推动细则更解决问题的工作。”

坚守

推动外地籍学生获得教育平等权，是王功权近些年以公民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的代表事件。但他亲身参与过的，远不止这些。

2011年年初，在北京，一家名为“安元鼎”的保安公司非法关押上访民众，王功权只身一人来到这所“黑监狱”，与其他上访民众一起高喊“放人”。

2010年年底，在浙江，一位名叫钱云会的村主任，因土地问题带领村民上访，遭遇离奇车祸死亡。王功权首倡成立公民观察团，观察事件、调查真相，监督和推动政府解决相关问题。

更早前，为了遏制一些地方的强拆，王功权组织成立“拆迁现场公民围观团”。他们拿着照相机、摄像机，围观在强拆的周围，录下拆迁的过程。

更多的时候，王功权并不直接走进现场，而是发挥自己的长处，捐款组织讨论会，和各界朋友讨论如何展开。这是他参与较多的方式。对于一线的行动，在必要的时候，他会给予资助，不过资助的资金并不会很大，因为很多参与行动的公民志愿者都是自己拿钱做，他的资助主要是在志愿者特别困难的情况下提供。

“实际上，我很早就开始介入这些事，且一直在做，只是最近越来越受大家关注。以前大家不关注公民社会，所有人都盯着赚钱。”王功权说，“当然，那个时候这些问题并不迫切。1990年代的改革很猛烈，大家欢欣鼓舞。最近这些年，大家发现改革改不动了。”

在1990年代，在热土海南，他和冯仑、潘石屹等热血青年一起创办了万通。王功权透露，在担任万通总裁时，他就开始资助做改革研究的人士，万通董事长冯仑也参与了资助。

王功权的所作所为，既与事业无关，更不涉及个人私利。但20年来，他一直为自己的公民行动坚守着。在商业之外，始终如他的座右铭所说：以一个公民的努力，推动和见证中国社会的进步。

这份坚守，殊为不易。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说，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而企业家王功权，绝不是软弱的一位。他不软弱，也不摇摆。在做好企业的同时，他更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参与到社会转型的关键环节中。王功权说，像自己这样亲身参与公民社会发展的企业家很少，只是个别现象。除了孑然一身的坚守，他还时不时遭到莫须有的诘难。

任志强、李开复等企业家因在微博对一些公共事件表达独立意见时，往往会遭到上级领导或相关部门的干涉。而王功权远比他们直率得多，但他从未受到如此“待遇”。王功权解释，有人给他传话，说对王功权教育也教育不了，谈没用，要动手就得来“狠的”。

其实，他并没有遇到“狠的”手段，其人身和财富都未曾遇到危险。但他的确遇到了些许困难。有关部门曾指定税务部门对他查税，完全针对个人而非公司，结果什么都没有查出来。

不妥协

自创业以来，王功权一直坚守的，除了公民本色，还有不与特权妥协，按照法定规则经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说，“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无非就是这几条：一、契约精神;二、独立公民精神。”按照秦晖的定义，王功权身上真正体现了企业家精神。

在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的前一天，一位生意人找到王功权，商讨一个新项目，希望他能参与进去。该项目的首要任务是，用项目概念圈占大量土地，然后通过政府立项征地。在清楚其意图后，王功权当即表示不会参与。原因是，他认为不应该随便向农民征地，在征地过程中政府是唯一买家，土地由政府定价，属于强买强卖行为。如此项目，在他看来，对社会有负作用。

听到王功权的反对意见，这位生意人对他说，那你什么都做不成。

“干不成就干不成。我已经坚守这么多年了。我已年过半百，不想放弃坚守。过去也有妥协的时候，但我尽量在坚守。”王功权说。

王功权仍在失业期，他不知道接下来再次经商会做什么内容，但他坚持三条原则：第一，与特权合谋的坚决不做;第二，即便不是跟特权合谋，但产品和服务对社会起负作用的也不做;第三，自己不感兴趣的不做。

“限制的边界一多，能做的概率就很小了。我原来做投资的时候也是这样。”王功权说。这三条原则，在他做投资时就一直坚守。

在鼎晖创投时，他遇到了一个不错的项目。一家公司引进英国的土豆品种和种植技术，在内蒙古大面积种植，土豆加工成薯条出售给麦当劳和肯德基，效益不错。因为有稳定的市场订单，该公司希望在山西扩大种植规模，规划了20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们希望得到鼎晖的投资。在考察论证项目时，王功权发现，20平方公里的土地导致2万农民失去土地。他问，这个项目做了之后，能解决多少失地农民的就业?对方答，能解决400人左右。王功权又问，那剩下的1万多失地农民怎么办?对方答，给补偿就行了，他们会去城里务工。

王功权不认可对方的回答。将近2万农民失去土地，没地种，去城里打工，又不具备技能，他觉得不合适。他向对方要求，在预算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对失地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对方一算，如果拿出这笔资金，会加大成本，利润将大幅下降，自然不能同意。倔强的王功权认为，这涉及价值取向的问题，如果不拿出这笔资金，他坚决不投资。最终，双方不欢而散。

在万通时，他做的是中介业务，不涉及政府;在IDG和鼎晖，他是投资在海外上市的企业，也不涉及政府。而当涉及政府，与权力发生关系时，他坚决不做。例如房地产开发，他不会触碰，因为不愿意妥协。

“如果你妥协，与特权合谋，你就会发现很多事都很容易做了，很多赚钱的机会也扑面而来。而如果不妥协的话，你会觉得很难，甚至举步维艰。”因为不妥协，王功权眼看着很多机会从眼前溜走，也失去了许多获得更大事业和财富的机会。

王功权说，别人帮着想，也许会想到他曾妥协的时候。但他自己想不出，记忆中没有。不行贿是他的底线，在权力面前，他宁可不做。“我改变不了现实，我能做的就是尽量避开。不能进化生物圈，至少不污染生物圈。

 理性

在骨子里，王功权是一个感性的文人。

他爱好文学，尤好诗词。写诗作词，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他自认为诗词水平在中上等，尽管有熟悉他的学者认为他的诗词尚未入门，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创作，兴之所至，即有创作。在自己的作品中，他最喜欢的一首是《蝶恋花 又忆当年风卷燕》。不过历经私奔事件，而又重新回归曾经的家庭之后，对于最为钟情的婉约词，他不再写了。“婉约词都涉及歌风吟月、离愁别绪。我一写，就有人问，你写给谁的?”王功权哈哈大笑。

他有一帮写诗作词的朋友，其中不少生活拮据。他慷慨资助，或是资助出版作品，或是资助家庭生活，或是资助子女上学。更大的手笔是，独自捐出千万元，发起创办中华诗词研究院，拢聚一批独立的诗人或诗词研究者，搜集整理1912年到1960年之间的诗词作品，现已编辑出版百卷，并赠送给国内100家大图书馆。

在资助诗词研究和创作的同时，这些年他还一直资助一些民间的独立学人，持续研究中华文化的起源。该研究撇开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自的阐释，直接研究上古文化，尤其是被后世解释得五花八门的“道”的真实含义。

当做这些事情时，他是个感性的人，只有这时，他才真正感到满足和快乐。商人的理性和现实困境，曾让他的内心挣扎不已，甚至痛苦不堪，成为他私奔的导火索。然而，在突出公民角色、参与公民社会时，他又表现出足够的理性。

在组织外地籍家长追求教育平等权的过程中，他不断安抚家长，劝他们不要激烈，理性合法地争取权利。他平时组织各界朋友讨论会，讨论的事情既是社会能承受的，同时又是有意义的。因此，当有人评价王功权是个激进的人时，他坚决不认同。

王功权认为，“对社会负责任的话，推动社会变革应考虑社会的承受力，应该在社会承受力的边界上施加压力。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一起往前走。我一直是比较注意这些的。”理性而富有建设性地表达诉求，是王功权参与公民社会的基本态度。

自2011年开始，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推荐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一时间，“革命”一词成为热议的对象。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了一年的公民社会和民主转型之后，王功权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和平转型，因为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经济解放的尝试，更是思想解放的尝试，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已经清晰。

来源：读者推荐 

原文链接：

http://money.163.com/13/0513/10/8UOF3B2300253G87_all.html

【论坛】

1、金光鸿：中国目前的困境和出路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4002.html

鉴于社会崩溃在即

鉴于革命一触即发

鉴于中共涉嫌“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

鉴于中共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

鉴于中共及其中共把持的政府已丧失公信力

 

因此， 我呼吁

第一、与国际刑事法庭协商引渡涉嫌“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要犯

中共及其中共把持的现政府应该审时度势，与《国际刑事法庭罗马规约》各签约国及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协商，恳请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派独立检察官调查涉嫌“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真相，并将涉案人员，无论地位多高、权力多大，也无论他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他国，也无论他是中国公民还是他国公民，或引渡、或协助抓获归案，送至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经由公正的司法裁决，则天下幸甚！百姓幸甚！中国幸甚！

 

任何继续维持、放纵、默许中共前任的对政治、宗教、民族和经济异议人士的“灭绝种族”和“危害人类”罪行的人，无论地位多高、权力多大、也无论他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他国、也无论他是中国公民还是他国公民，都视为”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共犯，必然逃脱不了国际国内正义力量的追诉，奉劝中共现任首脑及其中共治下的政府官员、还有那些追随中共的人、或者对中共还抱有幻想的人，及早醒悟，有道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请看本律师之《关于中共涉嫌构成“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法律意见书》

http://blog.boxun.com/hero/201304/gaobiezhonggongzaizaogonghe/5_1.shtml

   

第二、组建司法改革委员会，修宪、公投、大选，还政于民

 

诚邀中华民国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西藏自治区及其流亡政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流亡海外的华人及其他各行政区划组建由律师、法律专业人士、宪政学者等为代表的司法改革委员会，制订宪法、组织公投、组织大选，并行使过渡期间的临时议会、临时大总统、最高军事指挥权、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最高国家权力，将中国的宪政改革、国家的统一、民族问题整合在一次修宪公投会上，然后依宪法大选，还政于民！则天下幸甚！百姓幸甚！中国幸甚！

更多请看本律师之

《我的司法改革倡议书》

http://blog.boxun.com/hero/201210/gaobiezhonggongzaizaogonghe/3_1.shtml

《我的司法改革路线图》

http://blog.boxun.com/hero/201210/gaobiezhonggongzaizaogonghe/5_1.shtml

《中国司法改革黑皮书》（一）（二）

 http://blog.boxun.com/hero/201210/gaobiezhonggongzaizaogonghe/1_1.shtml

 http://blog.boxun.com/hero/201210/gaobiezhonggongzaizaogonghe/2_1.shtml

  

 美国东部时间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20：29

2、牟传珩：北京为何迟迟不能开启民主变革大门——中国正处于“等腰三角形”政治僵局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7323.html

近两年来，被称之为第四次民主化浪潮的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与上世纪苏东剧变一脉相承，演绎着世界民主化的各种蓝本。然而，正处于世界现代化变革风云席卷中的中国，“30年改革开放”竟不与普世价值接轨。世界现代化民主变革脚步虽已兵临北京城下，但为何中南海能依然置身世外，僵化固守？中华大地又为何至今未见“北京之春”到来？究其原因，取决于当今中国所特有的互为制约、支撑、固定的“等腰三角形”政治三边关系所形成僵局的政治生态，即中共统治集团内部涉及“保守与改革”的派系、路线、利益内斗僵局；民间社会在“求安与求变”的主张、诉求、权益冲突僵局；官民之间在“维稳与维权”意志、立场、情绪对立僵局。

当今时代，世界民主化的主题，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选票箱里出政权”的对决；现代国际社会的“非暴力更替浪潮”，就是由“权力枪授”向“权力民授”过渡的民主化主旋在全球奏响。这场浪潮的非凡影响与巨大冲击力，已经席卷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地球村里没有一个角落能抵抗它的诱惑。21世纪的今天，已经没有哪里的人民会面对宪政框架下的“一人一票”世界生态，甘心置身事外，永远由“枪杆子政权”被代表，被愚弄。近两年来，被称之为第四次民主化浪潮的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与上世纪苏东剧变一脉相承，演绎着世界民主化的普世价值的各种蓝本。

然而，正处于世界现代化变革风云席卷中的中国，“30年改革开放”竟不与普世价值接轨。世界现代化民主变革脚步虽已兵临北京城下，但为何中南海能依然置身世外，僵化固守？中华大地又为何至今未见“北京之春”到来？究其原因，取决于当今中国所特有的互为制约、支撑、固定的“等腰三角形”政治三边关系所形成僵局的政治生态，即中共统治集团内部涉及“保守与改革”的派系、路线、利益内斗僵局；民间社会在“求安与求变”的主张、诉求、权益冲突僵局；官民之间在“维稳与维权”意志、立场、情绪对立僵局。

中共统治集团内部“保守与改革”的派系、路线、利益内斗僵局

今年8月21日，由《人民日报》主办的双周刊《人民论坛》杂志，刊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的文章——《宪政开万世太平之路》。而此前一天中南海的机关刊物《求是》接连发表《宪政潮是对十八大精神的挑衅》、《“宪政”理论是对中国改革的干扰和误导》反宪政文章。党的最高喉舌如此频频刊登观点完全相左的文章，验证中共党内意识形态斗争从未停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内部一直存在着“传统社会主义派”或曰“专政社会主义”(党内左派)、“特色社会主义”或称“市场社会主义”（党内中间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或曰“宪政社会主义”（党内右派）三者，围绕中国改革开放“走什么路的问题”即向左转（质疑改革），向右走（政治改革），走中间（经济改革）的派系利益冲突与意识形态之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特色社会主义”派，尽管走走停停、左右摇摆，但一直是中南海内平衡左右两派的主流当权派。他们主张在中共领导地位不变前提下，坚持意识形态“不争论”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中共统治集团内部这种涉及“改革与保守”斗争一直处于势均力敌，无法破局的状态中。“特色社会主义”派之所以能够传承掌权至今，恰恰体现的正是中南海这种政治僵局（赵紫阳等中共高级干部回忆录对此都有印证）。正是基于党内这一政治生态，谁上台都只能勉强维系这种暂时的党内权力派系与路线斗争平衡。当然在这三种基本派系路线对决之中，还掺合着各种复杂、微妙、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因素，但却都不是主要方面和主要矛盾。眼下，中共党内派系斗争势钧力敌，相互牵制，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只能以稳定为前提，基本保持着这种政治上的僵滞现状。

习近平接班后，虽要正本清源，奉天承运，整合中共建制后两个“三十年”的政治资源，发起围剿宪政，抵制普世价值的姓社姓资意识形态纷争，像当年苏联8.19前后，邓力群反对戈尔巴乔夫，批评苏共改革，大讲苏联亡国教训一样，习近平内部讲话大批苏共没有“真男儿”，主导中共中央办公厅今年4月22日下发极左九号文件。因此展示了他正从党内“中间派”向左发展的趋势，但也不得不接受党内右派的制约，倒退也是不那么容易的。

太子党的另一代表人物胡德华，不久前就曾在一次聚会讲话中反击习近平偏左言论，甚至披露太子党校友会上，两个分别为“普世派”和“维稳派”官员翻脸。这种中共内部各个层面分争，导致了6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强调“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习近平异乎寻常地要求，每个政治局委员都必须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安全大局”。可见中共党内的进退维谷的政治僵局状态。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由于一些人缺乏对中国大陆政治生态与共产党权力集体运作的本质理解，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当今中共党内斗争激化。这影响了人们对中共本质与当前形势以及各种纷乱的政治现象做出正确认识与清醒判断。如果中共内部冲突真得像一些舆论操作的那样你死我活，他们的权力早已崩溃。其实，中共之所以能坚持“一党天下”专政体制至今强势不变，其谜底就在党内路线与权力斗争至今仍保持在这种政治僵局的可容状态中。这便成为当今中国“等腰三角形”政治三边关系中强力支撑其基本稳定的一边。

民间社会“求安与求变”的主张、诉求、权益冲突僵局

与中南海“改革与保守”政治生态相对应的，是民间社会“求安与求变”两大主要分歧的社会基础。虽然，中国社会腐败、正义沦陷、民怨沸腾，一方面导致民众不断的自焚、屠童、爆炸、杨佳式杀官等等绝望情；另一方面却又激励起民间一批批率先站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异见人士、维权勇士等，以自身现代公民的风范来昭示民间谋求社会变革愿望，如《08宪章》群体、公民力量、新公民运动群体、同城饭醉公民圈、广交友不结社，以及上访维权、群体事件乃至每个个体的自由表达等等。眼下，他们大都遭到了官方的强力打压，但却前仆后继，有效展示了民间社会渴望自由、主张民主、争取正义，要求社会宪政变革的愿望。

然而，民间的这种权利争取冲动，至今都没有集合起多数人的意志，形成对官权力的足够压力，迫使他们平等地坐到谈判桌上的另一端。究其原因，就在于民间社会自身还处于缺乏共识的分裂状态。我们在看到民间社会积极寻求社会变革的另一面，不应忽略中国民众深受传统历史文化影响，普遍具有惧怕权力、甘做“驯服工具”心理，正所谓“宁作太平狗，不作乱世人”；还有，一些新发家致富起来的个体，基于其生活优化与稳定的既得利益考虑，也不希望“茉莉花革命”打乱他们的日常秩序。此据来自“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 Barometer)和“当代中国结构变迁”两项大型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国的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包含个体和私营企业中从事技术、行政和销售的员工，外加其它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他们认为社会稳定比个人言论自由更加重要。“求稳怕变”是其重要特点，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维护社会稳定”比“控制物价上涨”和“加强政治影响”等政策议题更为重要。这种“求稳怕变”的错位心理，在当今中国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中共可以始终贯彻高压维稳的社会基础。

更何况，如今还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加深了对毛时代的怀旧感，北京就曾发生了在抗议日本政府“购岛”的队伍中，一名老人对打出的崇毛标语提出异议，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毛左教授韩德强打了两个耳光。不幸的是，韩德强却还在中国网络世界，赢得不少愤青的声援，可见民间社会的自身撕裂状态。随着薄熙来被起诉，民间“毛左派”激进主义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他们的主张与宪政人权恰恰相反，希望复旧倒退到毛式统治之下。8月23日香港明报刊文《“打倒汉奸” 薄粉法庭外舌战改革派》写到：“数十名情绪高涨的左派人物在法院外与宪政派民众短兵相接，佔了明显上风，甚至怒骂记者。”此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显示，中国社会的左派佔38.1%，中间派佔51.5%，右派佔8%。而《南方都市报》报道，天津南大学的网民调查显示，左派只有6.2%，右派佔38.7%，中间立场者55.1%。虽然，这些数据大相径庭，但民间社会自身分裂是个不争的事实。

民间社会这些的主张、诉求、权益冲突，构成了自身力量的相互牵制，自我抵消了谋求社会变革的动力，陷入“求安与求变”的生态僵局，成为当今中国“等腰三角形”政治三边关系中又一边，客观上支撑了中共统治集团内部势钧力敌，僵化固守，维持稳定的局面。

官民之间在“维稳与维权”意志、立场、情绪对立僵局

当今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其实是官党与民党的对抗，这是中国特点的“等腰三角形”政治生态僵局关系中的又一边。

当一个国家权力扭曲公道，社会谎言弥漫，百姓喊冤渠道被堵塞，权利受侵害的弱势群体没有自保组织与代言人时，必然要导致“官逼民反”现象，形成官党与民党的对抗局面。眼下，中国官府腐败、社会不公事件不断被舆论曝光，淫官视频，校长携小学生开房，法官集体嫖娼，医院系列贩卖婴儿，一个比一个更具有社会刺激性，民众激愤已如干柴燃烧遍布中国。民间社会罢工、上访、请愿、聚会、群体事件，前仆后继，民众抗争维权怒潮正伴随着官方“天价维稳”，在中国大地频频来袭，规模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程度越来越激烈。然而，客观而论，这些抗争毕竟多是有限的、局部的，而且由于民间社会自身分裂和自我能量消耗，一时还很难形成像当年“六四”时期那样的全民动员力。

反观官党一方，由于中共一党专政，拒绝还权于民，加之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的紧密结合，导致官党公权力过分强大。加之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把“维稳”当作最高政治任务，其“天价维稳”已武装到牙齿。7月3日媒体报道，永州官员称：“维稳一个唐慧6年的耗资就是80万元”，现代中国已成为极度依赖警察维稳的国家，被海外舆论称之为“警察王国”。官党以此形成对民间社会“维权”高压态势，至今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抓捕迫害民间异议维权人士。最近，北京NGO“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被取缔，著名公民运动活动人士许志永和郭飞熊被逮捕，都是例证。

鉴于以上官民冲突两端，尽管官方对民间抗争不断强力打压与“天价维稳”，但丝毫平息不了民间抗争趋势；而民众面对官方的无情打压，暴力维稳同样也一筹莫展，无法形成足够的集合力量，迫使官方妥协。这种如此官民冲突的长期拉锯，无法单方改变现状事实，认证的正是官民在意识、立场、情绪对立的政治僵局。这也是中华大地为何至今未见“北京之春”到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等腰三角形”政治僵局终将破题

以上所论，是中共统治集团内部涉及“保守与改革”的派系、路线、利益内斗僵局；民间社会在“求安与求变”的主张、诉求、权益冲突僵局；官民之间在“维稳与维权”意志、立场、情绪对立僵局。这三条“等腰三角形”的每一边都相互支撑、牵制、平衡，构成了当今中国相对稳定的政治生态僵局，致使中南海在世界性现代化民主大潮冲击下依然僵化固守，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举步维艰。

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当权派，虽掌握了强大的权力资源，但在网络等公共舆论上信誉已近崩盘，无能为力，反观体制内的非主流派，虽有一定的话语权，却无力左右权力格局；而在野的政治力量虽能在网络舆论上发出变革社会愿望的强势呐喊，并与体制内非主流派系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但自身却又倍受“求稳怕乱”与“怀旧倒退”倾向牵制，暂时还很难整合起主导破解僵局的社会力量。这便是北京之所以迟迟不能开启民主变革大门的所以然。

当今中国的政治僵局，只能是暂时的，变革才是必然的。未来中国社会任何政治、经济、外交乃至各类公共突发事件，都有可能导致眼下政治三角关系的一边或多边力量失去暂时平衡，进而导致稳定的三角结构顷刻坍塌，秩序崩溃。这是中共当局极为恐惧的。今年8月5日，被称为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刻意刊出妖魔化苏东波社会变革文章，恫吓民众称，

中国一旦走向动荡，决不会像苏联那样相对“文明”地解体，中国“崩溃”将被战争和流血一路相伴。此文十分典型地泄露了多年来官方一直在利用民众一部分人“求稳怕变”的错位心理谋略，来刺激民间纷争，分化瓦解大众形成谋求社会变革，反抗官方压制的统一力量，维护他们骨子里需要的政治生态僵局不被打破。其实，深究起来，掌权者才最怕因秩序生变失去权力，而无权者事实上已没有真正的权利害怕在变中失去，反而只有新旧秩序的震荡、更替，才可能打开讨还民主权利之门。

基于此，当下中国民众最需要的正是突破官方有意夸张利用的民间“求稳怕变”错位心理，在努力寻求共识，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同时，也积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争取与体制内改革力量共同推动社会向“还权于民”的宪政社会演进。

社会变革是各主要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的产物。中国变革的性质与速度一直都受制于专政与民主的力量对比，取决于以上三个方面相互关系的发展与变化。眼下中国社会的民主力量，较之专制的力量还处于弱势，但随着世界民主化大潮与普世价值观的深入人心，民间社会谋求变革与体制内的变革力量将进一步整合，最终发展到足以导致专制力量内部的削弱与分化，甚至导致中共党内各派系、路线斗争走向激化。当专政者无法再凭借小数人专制驾控多数人意志，其强大的维稳体系将自发性的发生紊乱、崩溃，进而为社会变革开启大门，中国特定的“等腰三角形”政治僵局就将被彻底突破。

今天，虽然中共党员貌似世界人数最多，但其信仰早已自溃，大多离心离德，不少人在思想上已站到民主阵营一边，只是由于政治摊牌时机并未成熟而蓄势、等待，正如退守中的海浪，一旦涨潮可以送所有船只杨帆出航一样。北京不可能永久置身于现代化民主变革的世界性盘整大潮之外。

来源：民主中国

3、谌洪果：以国家正义的名义——纳粹法官的堕落与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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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学教授英戈·缪勒在1980年代末出版了《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一书，以翔实的司法档案史料为依据，全面深入揭示了纳粹时期司法系统助纣为虐的各种暴行。

尽管，该书重在事实呈现，少有学理分析，对如何避免悲剧，也没有明确答案，但已足以激发人们的反思，就如波斯纳所论，该书廓清了许多的误会，比如认为为了方便暴政作恶，希特勒建立了党卫军、盖世太保等纳粹制度，以绕过司法体系；比如认为当时司法的日常运作仍然是恪守法治的，并且消极抵抗着希特勒政权；以及，比如认为法官所受的实证主义训练使他们只能严格执行当时的立法，等等。但该书充分说明，在纳粹期间，司法体系出现的是全行业的道德沦丧和堕落的状况，法官、检察官、法学家等都主动积极地参与了作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整体性的司法危机？通观此书，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恰好在于某种国家正义的名义。

事实上，从俾斯麦时期，为了国家利益，帝国政府就对法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改组，留下来的法官，都是极端保守的国家主义者。至希特勒掌权，法院继续驱逐犹太人和自由派法官，司法裁判中国家标准、人民标准、种族标准合而为一。法官效忠祖国、效忠领袖、效忠社会，亦成为三位一体的职业准则，人民的敌人就是叛国贼。戈培尔1942年7月22日对法官们说，其判决应该“更多地从违法者即应被清除出民族这一观点出发，而不是以法律为基础”。

 国家的正义由此超越了法律的正义，它既是法官们赖以为生的法宝，也是他们享有尊严的精神寄托。所谓国家正义，就是国家代表着最高的正义，就是国家的荣耀至高无上。一位叫迪特里希的县法院法官说，任何法官都是“祖国的儿女”，必须“无条件地将国家利益置于形式主义的法律之上”。

正是出于这种使国家强盛的爱国热情，在1923年的啤酒屋暴动案中，法院才对纳粹党抱以充分的同情，面对将希特勒驱逐出境的法律规定（希特勒是奥地利人），法庭声称“在希特勒这一位具有德国人的思想情感的外国人的情况下，法庭认为该法律之意旨并不适用”。法学家也不断为这种国家正义观提供理论的支持。

第三帝国警察法权威哈穆尔在纳粹时期宣称，“个性的自由只有当其服务于民族和国家时才获得存在的意义。”直到1957年，重登大学讲坛的哈穆尔仍然一如既往地鼓吹“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权……（有权）限制着个人自由并将社会义务加诸于个人”。

国家的正义同时是一种政治至上的正义。军队对付外部敌人，司法对付内部敌人。司法要具有政治觉悟和党性观念，要成为国家的利器。因此，司法的专断和任性，是法官们主动迎合投诚的结果，是一种政治的自觉。施密特在1927年的《政治的概念》中说，政治就是要分清敌我，政治敌人是另一类存在物，是一种异类。

当最高法院将国家利益置于法律之上，便注定在破坏司法的歧途上越滑越远，一如缪勒所言，“只要是为了国家利益，无论多么罪大恶极也可以逍遥法外，而一旦与国家利益相悖，则合法的行为也会遭受惩罚。”

所以，他引用托马斯曼的话说，这种法学理论“只配留给法西斯独裁者”。发展到极致，便是法官弗莱斯勒在主持的审判中对被告大叫：“你这个可怜虫，不过是只千人踩万人踏的老鼠。就凭你这块料还想谋杀我们敬爱的元首？”

政治的审判注重的是国家立场，而不是审判中立；它重视定性和动机，而不尊重事实和权利；它随意进行选择性的执法，而无顾法律的一体适用。

在这个意义上，究竟哪种思潮该为纳粹罪行负责的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之争，看来并没有抓到实质。博姆克任院长的最高大刑事庭要求德国法官认识到：“法院不死守法律条文，而是充分贯彻其深层的精神，法庭必须各尽其职，使立法者之目的得以实现。”他们心知肚明自己并未遵守法律，但越是违反法律，越要声称自己是严格在按法律办事。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所以，作者指出，认为纳粹时代法学家对法律条文无比忠诚，是一个臆造的神话。纳粹的法官不像实证法学认为的那么尊重法治、崇尚规则；反过来说，他们心目中超越法律的自然正义，也不过是国家和领袖的意志而已。从国家理由出发，他们可以践踏法律的界限；从对付敌人出发，他们可以变为虔诚的律法主义者。

纳粹国家是一个疯狂运转的机器，所向披靡，它需要法律的护卫者，需要这些法官作为零件和润滑油。纳粹统治者诚然会建立各种非法的制度，采取各种任性的手段，但他们并不会刻意绕开法律的装潢，专制者、极权者、暴君、恶魔其实比谁都更需要那种貌似公正的法庭，需要法律人和他们之间的庄严合谋及认真表演。

另一方面，法官在这种情况下远远不是被动的，他们需要为国家服务，需要创造性的能动的司法，需要解释的技艺，需要正义的修辞。1940年8月，一只德国警犬被刺伤，没有目击证人，特别法院最终认为被告“故意伤害公共财物”的罪名成立，理由是：“在看见这只狗时，这位被告变得很惊恐、开始剧烈地颤抖并吓得举起双手。而狗一看见被告就马上怒不可遏要咬被告。被告的行为证明他就是刺伤这只狗的凶手，而且这只狗马上认出了被告就是它的敌人。”被告据此被判处死刑。

这就是法官们惯用的法律逻辑。德国人擅长思辨和论证，纳粹的法官和法学家们能够为他们的每一种野蛮行径，都找到强大的理由。这些理由体现在法律技术层面，就是强词夺理，颠倒黑白，但还是以法律和正义的名义。该书作者让我们不要忘了，那位在法庭上表现残酷粗鲁的弗莱斯勒也是一名杰出的法学家，数百篇论文、演讲和备忘录表明他是一名勤劳、聪明、博学的法律专家。

历史学家麦克·弗洛伊德认为“德国选择了一位才华横溢的法学家、而不是以唯唯诺诺的庸才来领导其革命法庭”有着重要象征意义：“即使是机械化的大屠杀，他们也要求法律考试中的佼佼者。”

这不是某种理性精神的胜利，而是机会主义的胜利，这样的理论不仅具有知识论证的功能，还有伦理说服的效果。法官们如此强调法律的说理，不过是为了说服自己不是在作恶，而是在为善，以此减轻自己的道德负担和责任。这样的人格的分裂在极权暴政下随处可见，更可怕的是生活在这个体制下的人们会视这种分裂为正常和理所当然。

有了这样的理论安慰，他们就可以把国家的敌人视为蠹虫生物，从而心安理得地予以消灭。司法的正当化带来了司法的异化的结果。法官们沉迷于纳粹“赶尽杀绝”的理论，无法想象还有其他法律框架的存在。

“实际上，从纳粹时代过来的，没有哪个职业的人能像法学家那样坦然。他们断然否认德国法官曾参与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是的，他们作恶了，但他们自认为是无奈和被迫，所以他们显得比任何人都要无辜。受审的司法部副部长施雷格堡为自己辩护说，他坚守自己的职位是为了尽可能避免最恶劣的状况发生，而所有第三帝国的司法人员都在用这个理由为自己罪行开脱，最后只剩下希特勒为唯一的被告。战后最高法院对这一说法进行了分析：

“他害怕如果自己辞职了，就会有坏的人取代他的位置。……但一经推敲就会发现，被告这种貌似合理的辩护既与事实和逻辑不符，也与当时的情况不符。有证据明确表明：为了让司法部恭行希特勒的意旨并防止其最终为希姆莱的警察所毁，施雷格堡和其他同样这样辩护的被告接受了政府领导作出的肮脏任务，雇佣司法部来消灭犹太和波兰人、在占领区制造恐怖气氛、肆意铲除政治反对派。他们戴着法律面具的种族灭绝计划未能达到警察屠杀、驱逐和大规模谋杀的水平，这对司法审判的幸存者来说，既忐忑不安，又暗自庆幸可以在法庭受审时找到一个牵强的自辩理由。司法体系为达到罪恶的目的而日益堕落，成为国家邪恶的一份子，这种隐蔽的邪恶有别于明目张胆的暴行，可以掩盖玷污了的庄严的法袍。”

纳粹法官菲尔宾格曾说：“过去曾是公正的东西，到今天总不至于变成不公正的吧？”这种辩解仍然是以国家正义的名义，却没有法官敢于面对自己的良知和内心。这种急于卸责的心态，也成为整个德意志民族的道德重负。

战后，90%以上的纳粹官员东山再起。纳粹时期做出过很多种族法判决的舒尔茨法官，战后成为汉堡法官委员会主席，负责受理二战期间受害者索赔，对自己原先审判过的幸存被告或被判处死刑的被告家属提出的索赔做出判决。一位在纳粹期间犯下很多血债的法官，被任命为纳粹犯罪调查的中心主任，理由是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纳粹犯罪的程度。

这才是真正的恐怖。好在德国的政府、司法系统和人民在逐渐深刻地反省和纠正历史的错误，尤其是历史观念的错误。没有忏悔就没有未来。

本书作者说，我们有必要从众多表面被卷入，其实是积极主动参与的犯罪者那里，而不是从狂热的纳粹分子那里，对第三帝国司法体系的日常运作窥见一斑。本书作者还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只向法律负责而不屈从政府权威”的司法人员在兴起，这才是一个国家的幸运。

政治的生存与抉择，需要权衡利弊，需要实用主义的解决方式，但也需要在超越国家民族的永恒公正面前谦卑低头，认罪悔改。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每个个体走向成熟的成人礼。本书作者的上述历史关怀，他所秉持的超越国家的正义视角，也是留给这个特殊时代的中国法律人的悠长历史警示。

来源：《大家》

【时事】

1、薄熙来：暂时的尾声    作者: Matthias von H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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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这一审理过程的关键，从来不是所指控的罪名。与贪污受贿有关的指控金额只有区区数百万欧元，--按照中国的国情，这是令人可笑的小钱。与此相反，案件的实质涉及的却是一场波涛汹涌的政治斗争。中国的法院常常被用于这一目的。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利用腐败罪名除去政治对手，是常见的手段。尽管如此，这仍是一次拥有许多不寻常之处的审理。法院通过微博提供大量信息，令人一瞥案件审理的过程。当然，这些微博信息也是事先审查过的。

中国的法庭没有独立性。他们听命于党。对薄熙来这样备受瞩目的案件而言，命令来自于最高层--政治局常委。通常，政治审判经过严格的策划，通常历时两天。被告总是认罪，并痛悔不已。最终，宣判早已确定的判决。但薄熙来不同。他不按剧本演戏，推翻早先的证供，尖锐攻击证人，使他们显得可笑。由此，他迫使共产党领导层重新考虑对他的判决。这一案件的审理耗时近四周，充分显示，薄熙来仍旧享有不少支持，因此，就判决达成一致，并不容易。但如今，对外传递的信号是：党内没有分裂。领导层的权威不受质疑。特别是：自立山头，不被容忍。

薄熙来从来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共产党好不容易落实了所谓"集体领导"的概念，而他却以个人形象出头露面，公开显露雄心，实行民粹主义政策，直接争取民心。他的"太子党"背景，赋予他自信心，以有别于其他党内权力竞争者的方式出牌。由此，他树强敌甚众。但是，他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作为议题，化身现代化过程中失败者的代言人，成为所谓"新左派"受欢迎的领袖人物。

薄熙来可在十天内提起上诉。估计他也会这么做。但是，他是否能再次获得像济南中院一审这样的舞台，令人怀疑。看来，共产党领导层一致同意，确实要长期消除薄的政治影响力。但历史的讽刺在于，薄熙来的新毛主义政策恰恰在国家和党的主席习近平手中"发扬光大"。习近平在全国、全党上下推行毛式的运动，称"革命理想高于天"，对网络批评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采取强硬压制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算作高层领导人"窃取知识产权"。

2、习近平宣传思想领域“舆论斗争”新提法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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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来，中国党政各系统，尤其是宣传系统和政法系统纷纷展开了学习习近平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有熟悉中共文宣体制的媒体人评论说，“这样规格的会议五年才开一次，所以，开一次要管五年，何况这是十八大后习李新局下第一次为意识形态定基调，此次会上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提法。”

新华社的公开报道中，习近平首先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有评论者说，“这话听起来象句空话，仔细一查，还是第一次这样说，而且是和中心工作并列讲，足以显现意识形态工作在全局工作中的特殊地位，这在过去30年中是非常罕见的。”

根据《法制日报》的报道，近日,中央政法委机关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教育实践活动第三次集中学习会,专题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

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在上述的学习中提到，习近平讲话阐述了“七个重要问题”，并说，这一讲话“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宣传思想工作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该报道报道，汪永清强调，以高度负责、敢于亮剑的精神做好政法宣传舆论引导工作,树立政法宣传舆论工作人人有责的理念,坚持正面宣传,敢于“舆论斗争”。

熟悉中共官方话题体系的读者会注意到，“舆论斗争”这一空前严厉的提法之前在党内话语中似乎并未出现过，以前常用的说法，一般是舆论引导或者正面报道。

此次习近平讲话的新华社公开报道版本也只是说，“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习近平此次讲话对网络的重视是空前的。根据《河南日报》署名丁新伟的评论《主流舆论要当好“网络意见领袖”》就直接引用了习近平讲话的内部版本。

此文说，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的重中之重来抓。”

类似的“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的说法，在中宣部《党建》杂志刊发的31位省委宣传部部长学习习近平讲话的文章中多次出现，应该是习的讲话原文。

对这一说法，上述媒体人评论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中共执政党已经掌握了一套对传统媒体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但对以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自媒体的管理仍然在探索之中。”

最近针对网络大V的整治，抓捕网络谣言和假新闻推手等系列举动，显然并非国信办主任鲁炜或者公安部副部长所能独立推动，当有高层的指示。

据说，习还要求，在“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能做“开明绅士”，不能独善其身，态度暖昧，不能含糊其词，不能退避三舍，不能东西摇摆，不能左右迎合。

这些说法在近日的《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媒体上的评论上均可查到，但无法确认是否习的原话。

在新华社的公开报道版本中，习近平的说法温和得多，他说，“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新华社报道说，习说，“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

这或是习讲话中对现实”舆论斗争“最有指导性的一句，似乎在最近各地官方在微博等新媒体的布局中已经有所体现。

 【 RFI 】   时间: 9/6/2013

3、初中生发帖被刑拘引发的蝴蝶效应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4512.html

北京时间9月22日，万众瞩目的甘肃省张家川“初三学生微博质疑命案被刑拘”一事发生戏剧性转折，甘肃省公安厅宣布，被刑事拘留的当事人杨某，改为行政拘留7日。由于拘留期间已经届满，因此当事人23日凌晨即被释放。

甘肃省公安厅为这种决定提供的理由是，经甘肃警方联合工作组对张家川县杨某涉嫌寻衅滋事案调查核实，鉴于杨某系未成年人以及归案后的悔罪表现，决定撤销刑事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行政拘留7日。

事件经过

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县公安局9月18日晚间对外公布称， 9月12日该县一名男子从楼上坠下死亡，事发后有人利用网络平台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对此进行治安处罚，其中行政拘留一人，罚款五人，并对“情节严重，发帖转载500次以上的一名犯罪嫌疑人”予以刑事拘留。

这名性质最严重的犯罪嫌疑人，却是被处罚的六人中身份最特殊的一位——16岁的初三学生杨某。因为质疑这起高空坠亡事件另有隐情，杨某在9月14日中午发微博，称9•12命案发生后警方不作为，且多次与群众发生争执、甚至殴打死者家属。当晚，他再发微博，称警方强行拘留死者家属，与群众发生冲突。9月15日晚，杨某又发微博称，案发地“钻石国际KTV”的法人代表是当地法院“副院长苏建”。

“初三学生微博质疑命案被刑拘” 的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在严打网络“谣言”和最高法院新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下，这成为第一起根据“500次转发”而被惩处的案例。不过公众很快发现一个明显的漏洞，在司法解释中，“500次转发”是诽谤罪的入罪条件，而张家川公安却张冠李戴，用在寻衅滋事罪之上，而后者标准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即便在“500次”这个标准上，也存在很多疑点。根据《京华时报》记者统计，由于杨某链接至QQ空间“说说”的帖子均被删除，无法得知其帖子总转发次数，但该报记者所见的三条与案件相关的微博转发量均未超过500次。

蝴蝶效应

尽管张家川公安机关发现了自己的疏漏，并进行了改正，事后不再提及“500次转发”，而上级单位甘肃省司法厅也宁愿息事宁人，以刑事拘留改成行政拘留告终。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而网络上围绕这一定性仍然存有争议，杨某父亲和微博上的多数声音坚持认为，刑事拘留固然荒谬，行政拘留也不能接受，因为当事人是在行使自己的言论权利，即使和事实真相有一定距离，也不构成违法。

更有观察者发现，这次初三学生被刑拘事件和此前的吴虹飞事件有惊人相似。和微博上兴高采烈庆功言论相反，学者王晓渔发出了不同声音：这“谈不上什么网民的胜利，不但没有胜利，几乎一败涂地。言论问题，从吴虹飞开始逐渐成为一种模式，先是刑拘，没有网友关注，严打到底；举国关注，考虑“悔罪表现”，改为行政拘留。这种“退两步，进一步”，不是进步，只是更高超的退步。”

尽管对行政拘留的正当性仍然存疑，但“500次转发”标准被误用并遭到失败的结局，还是构成了对新司法解释公信力的一个打击，也给此前因为“打击网络谣言”和“敲打大V”而情绪低迷的微博舆论打了一阵强心剂。专栏作家徐达内在媒体观察札记《少年说》中点明了这层背景：“放眼望去，那些活跃的自由派意见领袖像是倾巢出动，要为这位少年讨个公道，认定张家川官方所为是打击网络谣言行动扩大化的最有力证据——经历了薛蛮子、王功权乃至花总的系列风波后，这些知识分子太需要一个可以宣泄情感的出口了。”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评论总结这件事是“对大大（习近平）负责，从娃娃抓起”。而张家川当地公安因为过分热心地“从娃娃抓起”，反而因此惹火烧身。继“初三学生发微博被刑拘”之后后，这个国家级贫困县耗巨资修建的行政中心大楼被曝光，政府机关的富丽堂皇和下乡调研反映出的穷困破败形成了鲜明反差，而县公安局长此前向上级行贿五万元的旧文也被再度提及。

著名网友“假装在纽约”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张家川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政府大楼气派挺拔堪比白宫，县政府会议室富丽堂皇如人民大会堂，县长县委书记端坐其中气宇轩昂如同皇帝，乡镇官员肥头大耳油光满面如同土豪，公安局长被证实行贿却继续位居高位……一个孩子却因为发了几个帖子而被治罪。张家川县，其实正是这个国家的缩影。”

在铺天盖地的“张家川事件”评论中，当局甚至已经很难精确控制话题的走向。在新司法解释成为当仁不让的矛头之后，更有评论警告，目前劳教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一些地方的劳教惯性很容易通过新司法解释而借尸还魂。

更有甚者，在大V潘石屹憨厚的话语下，张家川一个少年被刑拘，也揭开了这个国家最血淋淋的历史旧账。他提到“曾经有一段时期，张家川与清水合为一个县。我父亲是在清水错划右派的。一些右派送夹边沟了，大部分整死了。父亲很幸运，送回老家了。”拜学者杨显惠《夹边沟纪事》一书所赐，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了解夹边沟这场惨剧的历史。这也提醒人们，从惨绝人寰的夹边沟农场，到今天的初中生发帖被刑拘，中间的距离也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大。

这种“蝴蝶效应”，恐怕是当初张家川公安部门一拍脑门做决定时始料未及的。

【 RFI 】   时间: 9/24/2013

【评论】

1、习近平严打“一小撮” 露出毛左真面目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6680.html

作者: 叶兵

在北京的政治观察人士引据可靠消息来源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一段没有公开报道的谈话中把敢于上网直言批评当局的公共知识分子定性为属于敌我矛盾的“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说要严肃打击。有分析指出，这一波类似当年“反右斗争”的打击网络言论自由运动是习近平主导的，为了确保”红色江山“不在他手中失传，露出了他的毛派原教旨主义的真面目。

习近平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数百名中共宣传官员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这位接掌中国党政军大权不到一年的红二代领导人要求“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

内部讲话：严打“反动知识分子”

习近平的上述讲话在中国各大官方媒体上做了详细报道，但是有观察人士指出，他当时在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发言时插话说的一段类似文革大批判语气的话语却没有公开发表。

资深媒体人高瑜日前在推特上披露当时习近平插了一句话说：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

美国之音记者9月5日致电高瑜求证习近平这段插话的可靠性时得知，上述习近平的插话有一个内部版本，正在一定级别的官员当中传达。高瑜表示，这段话的来源如果不可靠，她不会在网上披露。她接着指出，近期中国各地宣传部门和公安部门对网络舆论的反应完全印证了习近平所讲的要严肃打击的真实性。

当局亮剑 公安抓人

共当局高调宣传习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和宣传领域的8. 19讲话精神之际，3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宣传部长纷纷表态跟进，声称要斗争、就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一时间，各地公安以制止网络谣言为名大规模抓捕曾批评或讽刺政府的知名网友和普通网民，包括涉嫌在北京一住家中嫖娼的所谓大V薛蛮子。

高瑜认为，中共当局这次亮剑实行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倡导普适价值和宪政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

她说：“讲普适价值的，讲宪政民主的，主要是对这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造谣污蔑，还有对他（习近平）往左转进行了一些批评的（人士）。”

几乎就是文化大革命那种行为，那种行动方式。而且那些批判语言都赶上反右（运动）对右派了。毛泽东写了‘这是为什么？’（大字报）之后，马上把整风变成反右那种架势。

事实上，中共中央5月中旬下达到县团级的所谓“七不讲”不公开指令已经发出了清楚的信号。首先由中国学者 张雪忠在网上透露的“七不讲”内容包括：不要讲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和不要讲司法独立。当时，由于这些条条框框跟习近平本人公开宣称的一些说法相左，外界一时间不能确信这些内部指令是否反映中共新领导人的基本立场。张雪忠已经被华东政法大学停止教学任务 “下岗”。

撩开面纱 显露峥嵘

长期观察中国高层政治走向的评论人士陈子明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从习近平把推崇普适价值的人定为敌我矛盾的毛式斗争方法来看，这位红二代领导人露出了毛派原教旨主义的真面目。

他说：“所以说，很多人曾经怀疑反宪政（论战）这个东西是不是背着他的，或者说是不是刘云山弄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统一嘛。都认为，他既然那么讲了，怎么又能这么讲呢。而现在很清楚了嘛，现在知道这个反宪政、反普适价值、反新闻自由、反公民社会，就是从他这儿来的嘛。”

陈子明：网络争鸣 高层恐慌

习近平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生前在党内长期受压，因直言反对六四镇压和提倡民主精神而备受世人尊敬。习近平上台后说了一些“遵守宪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等貌似开明的有关政治体制的话，确曾赢得不少民心。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对习李新政下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进而推行宪政寄以厚望。

不过，今年5月下旬以来，中国的理论界出现了反宪政和挺宪政的激烈争论。《红旗文稿》等官方刊物成为登出反宪政文章的主要平台，人民日报（海外版）也连续发文高调批判宪政，但反宪政的主要论点遭到挺宪政学者的有力反驳，并受到众多网民的鄙视唾弃。

陈子明认为，习近平和刘云山等中共高层对庞大的中国网民群体的觉醒和传播效力深感恐慌，这使得他们不能容忍网络言论自由，也顾不得他们所坚称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他说：“他们这批人现在对于网络的形势不能容忍了，因为别的他们还能把控得好，电视台啊，报纸啊，但是网络他现在控制不住了。他着急了。 一个是他本人着急，一个是下面纷纷告急，特别是5月份和8月份这两轮媒体的反宪政攻势起来以后，遭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冷嘲热讽和反击。这出乎他们的意料，所以他们着急了。 ”

官媒反应被指文革、反右遗风

就在8月19日习近平对中国各地宣传官员说要严肃打击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的当天，知名网友秦志晖(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等4人被警方以在网络上造谣为由逮捕。23日，网上粉丝超过一千万的网络大V薛蛮子（本名薛必群，美籍华人）在北京一私人住所中被警方以涉嫌嫖娼罪名带走，处以行政拘留。短短几天内，中国各地以网络上造谣传谣为由被抓捕的人数以千计。各大官媒纷纷登出带有明显批判性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高调播出有关大V薛蛮子涉嫌嫖娼被抓的电视报道。官方主要媒体这种“破格”处理网络大V涉嫌买春的报道方法被讥讽为“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

专栏作家高瑜表示，这些做法令人想起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和反右这些政治运动中整人和大兴“文字狱”的噩梦，而且官方媒体和宣传部长们所用的言词跟文革时期和反右运动中的大字报用语别无二致。高瑜慨叹，中国官员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在意识形态和对待不同意见方面竟没有长进。

她说：“几乎就是文化大革命那种行为，那种行动方式。而且那些批判语言都赶上反右（运动）对右派了。毛泽东写了‘这是为什么？’（大字报）之后，马上把整风变成反右那种架势。”

中国体制内敢言媒体《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一度对习近平新政抱有开明专制的期望。但是他经过一段时间观察，迅速由谨慎乐观转为悲观，并发出警告说“文革会再现”。

高瑜不久前写道，李伟东认为目前并没有形成习李体制。她指出，习要走的道路实际上是5年以前就达成的共识，既不是胡锦涛逼着他这么做，也不是江泽民逼着他这么做，也不是7个人当中刘云山裹胁他，都不是，是他的主动行动，是深思熟虑后的主动做法。

陈子明：习打公知或比毛“引蛇出洞”后果严重

陈子明认为，习近平把敢于表达独立见解的公知定为反动知识分子，直接动用专政工具进行抓捕的举动，出手之快超过了毛泽东反右时的引蛇出洞。

他说：“他沿袭毛泽东在1957年的宣传官员会议上讲话的那种精神，就开始给知识分子定调子，扣帽子了嘛。 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嘛。这很清楚嘛，（说）他们利用网络，不是他们不想利用别的。他只要给你定了反动知识分子，你利用网络，他也要反你。你利用媒体，他也要反你。你上街举牌，他也认为你...... 那就是形式问题。关键是他给你进行敌我定性。这个是最关键的。“

不过，这位曾被打成64黑手坐牢数年的政治观察人士表示，在当今中国，习近平打击网络言论自由、整肃公知的意图能否得到各地官员全面贯彻仍然难说。

习总严打“一小撮” 露出毛左真面目

尽管习近平在公开发表的同一篇讲话中表示要继续深化改革，但是陈子明认为，这并非意味着习近平要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继续前行，而是参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模式打击异议人士，监控网络言论。

陈子明最近写道，“在习近平打通“前30年”和“后30年”之后，从“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这种叫嚣来看，他们所心仪的“中国模式”不是接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是接续毛泽东式的“亮剑”与“谁战胜谁”。陈子明表示，可以断言，如果让这种模式得逞，势必把中国引向新的“大跃进”和新的“文革”，甚至引向新的世界大战。”

这位独立政治评论人士在微博中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的总体性社会、单位社会，政府已经没有了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掌控能力。只要民众觉悟了，又敢于起来抗争，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想要“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的人，将会失去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空间和在历史上的地位。”

 来源：VOA

2、鲍彤：愿《不同意见保护法》倡议者习仲勋老人后继有人

——写在网络唱红打黑的进军号下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4.html

网络正在大打其谣。我对谣言做过一点研究，有志于写一篇《谣言学发凡》，不过至今没有成文。

我认为谣言很可能“万岁”，至少比一切媒体更长寿；它的忌辰，我估计当在历朝历代各位热心打谣者寿终正寝之後。

有人说“谣言止於智者”，我看不见得。更站得住的判断，恐怕是“谣言止於透明”。因为谣言的突发流行期，往往在黑暗期，文化专制期，信息垄断期，舆论被管制期，言论无自由期。

谣言没有特别的属性，因此可以说它什么都“姓”：“姓”王也“姓”李，“姓”社也“姓”资，“姓”官也“姓”民，“姓”正能量也“姓”负能量。为什么？因为 谣言无所不在，可以出现在古代桀丶纣丶幽丶厉的高压统治下，也可以盛行於当今最先进的阶级专政或最先进政党领导的和谐模式里。

邓小平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但他有拍板的嗜好，非要坚持这个说不清楚的制度不可。现在的主持打击谣言者，未必比邓小平高明，未必说得清楚什么是检验谣言的标准，但他一定有个藏在黑箱里面的潜标准，这个潜标准只能表述为，“领导的好恶是检验谣言的唯一标准”。

这也同样是薄熙来“唱红打黑”的标准：薄熙来所爱，就是红，市民必须唱；薄熙来所恨，就是黑，国家必须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唯我独尊，多少条人命，千百亿民间资产，就是在薄熙来唱红打黑的狂想曲中被断送的。如此无法无天，居然被代表国家的公诉人，免於起诉，大赦掉了。

只要美容是治国的方略，就应该夺取和占领舆论的制高点，严打网络谣言，确保鸦雀无声。

我也听到了一条网络大谣。中国有一位知名军官发微博：“普京8月27日下令，在西方攻击叙利亚的情况下，俄将对沙特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造谣造到这步田地，大概不在中国主旋律的火力圈之内，倒是有相反的可能，它正温暖地处在保护伞之下。

一切有立场有观点的革命者须知，谣言有红与黑的大区大别！比如说，如果有人指出中国有多位法官聚众淫乱，那一定是黑谣言，因为负能量不可能是被法官淫乱出来 的，绝对是被可恶的网络揭发出来的。当年的反右派，文革，平暴，莫不如此；今天更应如此。领导人的精丶气丶神，应该是统率全国的灵魂。思想靠他出，道路靠 他指，制度靠他立。不同的意见，除了扯皮和添乱，有什么用？章伯钧丶储安平因此被整肃。林昭丶张志新因此被消失。刘晓波丶许志永因此被逮捕。共产党的元勋彭德怀丶习仲勋也因此被出局。一个国家，只容得下一个脑袋和一张嘴巴，够了够了，再有就是多馀的！

习仲勋老人死得太早。祝他在天国平安。这位老人最后的职务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党组成员。在这个最后的岗位上，他仍然主张中国应该制定 《不同意见保护法》。多么深思熟虑的远见卓识。中国的命运，是和不同意见的命运息息相关的。鸦雀无声，整个国家因此奄奄一息，岂只是鸦和雀的悲哀？祝愿这位可敬老人的遗志后继有人，中国应该不会永远万马齐喑。

来源: RFA

3、中国网络观察：互联网震慑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4680.html

仅仅在一个星期之前，中国甘肃张家川还是一个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未听说过也没去过的地方。然而，一夜之间，张家川一举成为中国网民万众一心、念兹在兹的关注焦点所在，成为世界媒体当中成为一个热词，一个热地名；张家川发生的事情也成为一个童话，一个寓言，一个道德教训，一个法律训诫，一个政治警告。

当局色厉内荏

一切起因于一个张家川的中学生。

9月17日，张家川警方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最高当局发动的整治网民言论的运动中一马当先。

张家川当局对一个在互联网上对政府作为发出质疑的青少年初中生痛下毒手，予以刑事拘留，从而创造了一个惊人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一，并以一种最富有戏剧性的方式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共及其政府的强大、强硬、强力、强势。

然而，不到一个星期，中国的互联网形势陡变。

中国公众、中国网民、被投入冤狱的杨姓少年家人没有像当局显然所预期、所期望、所预计的那样被吓倒。

在世界媒体的围观下，在中国网民满腔愤怒的谴责和声援中，张家川当局和中共北京当局的御用媒体出尔反尔，自相矛盾，进退失据，节节败退。

最后，世人在9月23日（星期一）凌晨时分看到了一幕通过微博实况转播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剧：张家川警方在被迫无条件释放杨姓少年时由于过于慌张和仓皇，导致两辆警车相撞（显然轻微碰撞，无人受伤，警车损伤情况不详）。

张家川当局及其后盾北京当局如此色厉内荏，在中国网民中引起哄笑，嘲笑，开怀大笑，在互联网上形成了潮水般的“喜大普奔”（中国网民用于讽刺中共宣传陈词滥调的网络缩略语，“喜讯传来，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

顺便说一句，“喜大普奔”是一个缩略语，有言简意赅的优点，也有不够准确的缺点。例如，张家川警方中国网民的齐声喝叱声中被迫无条件释放无辜被滥抓的杨姓少年，虽然引起众多公众和网民的欢呼雀跃，高声欢庆，但也引起许多人的痛心疾首，如丧考妣。

虽然这种挑战人类基本良知的痛心疾首、如丧考妣之声显然在中国公众当中不得人心，但也足以显示“喜大普奔”当中“普天同庆”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张家川、高院、习近平火了

用当今中国大陆流行语说，尤其是用当今中国的网民流行语说，由于张家川当局对青少年痛下毒手，张家川火了，给中国警察以言治罪、随便抓人提供法律依据的中国最高法院火了，策动、发动、推动整治中国网民言论运动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火了。

中外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张家川当局以及中国各地警方近来大打出手，狂抓批评者，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约而同的发了疯，而是他们响应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的号令。

也就是说，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中国各地警方，以及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动用或创造各种奇妙的罪名镇压中国公众言论自由，频繁作出大动作，其镇压打击的范围包括未成年人，这种看似惊人和离谱的做法，其实是奉旨行事，是执行习近平的指令。

中国一位网民发出的评论，很是言简意赅、生动形象、曲尽其妙、谐谑嘲讽地表达了上述的看法：“对大大负责，从娃娃抓起！”（注：“大大”，中国北方省份一些地区对长辈的称呼，意思可以是“爹爹”或“伯伯”，习近平的一些支持者称他为“习大大”；“从娃娃抓起”本来的意思是，孩子的培养教育或训练要从小时候开始，然而，中共当局别出心裁，将孩子抓起来，用手铐和牢房培养教育或训练孩子，从而创造出举世无双的关爱未成年人的做法。）

少年为何下狱

中共当局通过逮捕甘肃张家川杨姓初中三年级学生来震慑胆敢对中共及其政府发出质疑也批评意见的网民，结果招致中国网民万众一心的强力反击，当局被迫至少是暂时败退。这一事件大有可能载入中国和世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发展史的史册。

作为历史的初稿，在这里不妨首先陈述这一事件的新闻脉络：

9月中旬，张家川发生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杨姓少年与许多当地人一样，对政府当局处理那起案件的做法有有异议和批评，杨姓少年将自己的意见发表在互联网上；9月17日，张家川公安局派人到学校里将杨姓少年抓走并刑事拘留，理由是这孩子通过互联网散布谣言，其谣言被转发超过500次，符合最高法院新发布的打击网络异议的司法解释。

中国警方将打击网络批评意见的打击范围扩大到未成年人的更大、更宏观的背景则是：

---8月19日，中共最高领袖习近平在中共宣传部门干部会议上高调表示要打击在互联网上对中共及其提出批评的网民，尤其是要打击互联网上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意见领袖；习近平甚至动用中共已经废弃了30多年的陈旧语言，声言要严肃打击对中共及其制度提出批评意见的“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

---习近平及中共当局一直没有给“一小撮”和“反动”提出任何定义，从而为中国各地警方随意抓人提供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用武之地；中国各地警方闻风而动，四面出击，以各种新奇甚至是滑稽的罪名（如嫖娼、聚众淫乱、呆在自己家里扰乱社会秩序、污蔑中共烈士“狼牙山五壮士”，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抓捕批评者，从而将现在已经被判刑的中共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开创的高调打击批评者的做法由重庆普及到了全中国；

---在众多批评者批评在习近平当局滥捕滥抓批评者、肆意践踏法律、导致中国法治倒退不止30年之际，以习总为首的中共掌控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适时发出新奇甚至是滑稽的司法解释，规定互联网网络空间可以视同为三维空间、网络言论可以视同为实际煽动行动；两高司法解释之荒唐离谱给中共当局肆意抓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目瞪口呆；

---中国警方根据习近平的最高指示和两高蔑视基本法律原则和正义原则的司法解释，展开了一种抓人比赛；一时间，中国互联网上一片肃杀之气，千百万网民因害怕动辄得咎而噤若寒蝉；在抓人比赛中，甘肃张家川当局奋勇争先，在9月中旬大显身手，到学校里把正在上学的16岁未成年人、初中三年级学生杨辉（杨姓学生的艺名），从而一举创造了历史，创造了世界史。

于是，张家川火了，中国最高法院火了，策动、发动、推动整治中国网民言论行动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火了。

说到这里，需要一点语文说明。在当今中国大陆，这种所谓的“火”有两个基本含义：

1）红火、人气旺、吸引眼球的火；

2）火烧眉毛、火烧屁股、令人如坐针毡、如热锅上的蚂蚁的火。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所崇拜的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生前曾经发出大声抱怨和警告说，其老战友转变成阴谋家的林彪元帅及其朋党试图让他如此火起来，好烤死他；幸好他有自知之明，躲过了那种表面看似拥戴他、实际则可能是毁掉他的所谓的“火”。

显然，同一种“火”正在考验和烤验习近平。截至目前，来自中国的各种迹象显示，至少是在张家川回合的考验中，习近平当局及其御用喉舌被烤得很难看。

灼热的围观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中国当局打击异议、钳制表达自由连未成年人也不放过，这种滑稽可笑又恐怖可怕的奇特治国术引起世界震撼。

从世界媒体报道中随便抓一把标题，便足以展示中国当局如何武功盖世，威武强大，震慑力十足，显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如何跟当今世界文明格格不入，显得怪异，可笑、可鄙、可怜、可叹，成为全世界耻笑、嗤笑的笑柄：

“中国：因在网上说游行便被认定是煽动，初中三年级学生被拘捕”（日本时事社）

“中学三年级在网上说一句‘游行’便被拘捕 中国公安当局表示该生‘对社会安定造成深刻影响’”（日本共同社）

“中国青少年被捕，有争议的罪名是在网上散布谣言”（美国《洛杉矶时报》）

“中国反谣言诽谤法规新出台，第一位被捕者是一个16岁的男孩”（英文《国际工商时报》）

“根据中国新的言论管制法，中国一位学童成为被拘捕的第一人”（印度英文《印度时报》）

 顺便说一句，中共当局镇压青少年的做法显然把《印度时报》那位记者给震慑昏了头，让他把男学童schoolboy错写成女学童schoolgirl。

过瘾痛快的评论

有这样的世界媒体的围观，有这样的新闻标题耸人听闻，犹如天方夜谭、堪比中世纪黑暗，但又绝对货真价实，完全是中国的实况，因此，张家川、中国两高和习近平要想不火也可谓难上难。

然而，公平地说，由于语言、文化和历史的隔阂，世界媒体对中国毕竟是隔岸观火。上述的这些世界媒体的新闻标题虽然对外国读者足够刺激，足够狗血，但还是难免让普通的中国大陆公众感觉虽然大致正确，但不到位不过瘾，有些隔靴搔痒。

对中国公众来说，要想读过瘾到位、痛快淋漓的评论，还是要找同文同种的人。

于是乎，来自台湾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洪智坤不负众望，提供了一条对中共当局具有极大杀伤力的评论：

“这两天在台湾最热门的大陆新闻，就是15岁的初中生传谣被刑拘的消息。台湾的小屁孩们既羡慕又吓尿，心情复杂啊！谁会想到初中生一夕之间爆红？更想不到一个初中生成了杀鸡儆猴的对象？对岸当局这次算是成功吓坏了台湾年轻人。”

洪智坤上述这则微博贴中大玩黑色幽默。然而，大致了解中台关系的人很容易听出洪智坤黑色幽默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众所周知，台湾民进党是一个多年来主张并追求台湾独立的政党。民进党主张台湾必须独立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台湾人民流血流汗，好不容易打拼才争取到民主制度，因此绝对没有理由走回头路自己找二茬罪受，没有理由接受坚持一党独裁的中共的统治。

换句话说就是，洪智坤说台湾海峡对岸当局“这次算是成功吓坏了台湾年轻人”是半真半假死无对证，但海峡对岸北京当局对青少年使毒手的壮举可说是毫无疑问再次极大地帮助了台湾民进党宣传了台独主张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与此同时，就黑色幽默和给网民提供鼓舞和娱乐而言，中国大陆的网上高手也大有人在，如下面这样一则让习近平当局哭笑不得的犀利评论：

“史书一定会这么说的：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加正确，他们选择了世上最孤独的活法：一种思想、一种声音、一种沟通方式——抓人。为了进一步烘托强大的形象，他们派出几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力，英勇合围，成功抓走一个‘造谣’的初三学生。”

民心与众怒

一个星期前，习近平当局整治网络言论的运动似乎取得了相当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成就，中国的互联网上，尤其是微博上，当局所不喜欢的言论或批评性意见大幅度减少。

然而，不到一个星期过后，随着甘肃张家川杨姓少年被抓捕，形势陡然一变。

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显然在那个杨姓少年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自己的命运。网民于是选择推开恐惧，不再沉默，为那素不相识的杨姓少年、为了他们自己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愤怒呐喊：

“今天的微博基本上全是为被刑拘初中生呐喊，这实在是近来一连串违宪滥法的荒唐言行激起了民愤。改革开放最大的功迹是打开了铁幕，而铁幕一旦打开，民智一旦启蒙，是再无法倒行逆施了的，哪怕刀光剑影寒彻入骨。”

 “你其实不是在为甘肃张家川16岁孩子呼吁，是在为你自己该有权利呼吁；你不是在为甘肃张家川16岁孩子呐喊，是在为你的应有未来呐喊：你不是在为甘肃张家川16岁孩子努力，是在为你拥有自由言论努力。孩子就是你镜子，就在触手可及的身边，今天你沉默了，下次你就响不起来；今天你不站出来，下次，必瘫！！”

包括学者、作家、律师、和普通学生、工人、农民、打工族的中国网民齐声斥责中共张家川当局的暴政，斥责中国两高推出钳制公民言论自由的恶法。

中共官方的喉舌新华社多次发表所谓的新闻报道，对杨姓少年落井下石以坐实张家川警方所谓杨兴少年造谣惑众、聚众滋事咎遭受惩罚、实为由自取之说。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则在一边敲边鼓，声言杨姓少年遭打击，并非证明两高那新奇甚至是滑稽的司法解释有什么问题。

然而，新华社和《环球时报》只是沦为中国网民的笑柄。

与此同时，中国网民万众一心，攻势凌厉，有勇有谋，相互支援，相互激励，配合默契，飞快调查出让张家川当局和北京当局难以直面、难以承认、又难以否认的一系列事实，其中包括：

1）新华社在其报道中将杨姓少年发表的“看来必须得游行了”的说法，改成“必须得游行了”，将一个价值判断移花接木修改成一个号召，大有替张家川地方当局罗织杨姓少年罪名的嫌疑；

2）张家川警方说杨姓少年发帖煽动了抗议政府处理那起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游行；然而，中国网民的调查发现，实际情况是游行在先，杨姓少年的言论在后；警方显然是造谣诬陷少年；

3）张家川是中国贫困县之一，其许多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属于第三世界的贫困水平；但张家川政府建筑之豪华气派则是大大超过任何第一世界国家的任何同级政府；

4）最要命的是，主持抓杨姓少年的张家川公安局局长白勇强是一个奇妙的漏网行贿罪犯嫌疑人，有法院判决书为证，白勇强当年为了升官而行贿5万元。

当局节节慌乱败退

上述事实在全中国、全世界曝光，形势随之发生转变或逆转，使中国当局、习近平当局难以招架。

面对中国公众、中国网民汹涌如潮的愤慨和谴责，张家川当局和习近平当局面临一个比一个坏的选择。

本来，中国当局动用警察的力量对一个未成年人实行以言治罪已经足够震惊世界，如今再爆出实际主持治罪的那位公安局局长是一个行贿犯罪嫌疑人。

假如中国当局选择对那杨姓少年继续迫害打击以震慑不听话的中国网民，那么，批评者对习近平当局的所谓“清网”即收紧网络言论自由行动的批评就得到了彻底的、戏剧性的坐实，使习近平当局难以招架。

批评者发出的批评是：习近平发动镇压网络表达自由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得到中共各地各级政府的积极响应，主要是因为在无官不贪的中共体制下，各地的贪官都非常乐意趁机清除批评者。

面对全国网民的了解事实之后的愤怒，中国当局开始节节败退。

张家川警方首先悄悄撤销了根据两高公认的荒谬可笑的司法解释而来的杨姓少年娃网上发帖被转500次因而构成犯罪的罪名；代之以寻衅滋事的罪名。

中共喉舌新华社为张家川当局帮腔，试图坐实杨姓少年的罪名，于是，新华社跟张家川当局一道受到中国网民的痛斥。

在遭到如此痛斥和抨击之后，张家川当局和新华社再次仓惶败退。

然而，新华社在9月22日还是发出一则成为笑柄的败退还要装胜利的新闻：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从甘肃公安厅获悉，经甘肃警方联合工作组对张家川县初中生杨某涉嫌寻衅滋事案调查核实，鉴于杨某系未成年人以及归案后的悔罪表现，决定撤销刑案，对其行政拘留7日。记者姜伟超 王艳明”

新华社和甘肃当局此举再次受到中国网民的痛斥：

“1、少年不构成犯罪已是公认事实，但岂能转行政拘留？当地政府部门岂会不懂法律规定？为何再次公然违法？2、（张家川公安局）局长行贿事实，已涉嫌触犯刑法，法院判决已确认，岂能仅免职处理？3、中国法律尊严何在？”

与此同时，杨姓少年的父亲则坚决表示：不接受警方的行政拘留；警方纠错只有一个方法，这就是撤销对杨姓少年的指控，立即放人。

 在杨姓少年父亲作出上述表示几个小时之后，在中国网民的强大压力之下，在世界媒体众目睽睽的围观和嘲笑中，甘肃张家川警方像甩掉手中的烫手山芋一样慌忙、仓惶、仓促释放杨姓少年，从而出现了上述的两辆警车相撞的一幕滑稽剧。

少年与强权

甘肃杨姓少年在中国全国网民的支援下与张家川强权、北京强权的对决取得至少是暂时性的胜利。

杨姓少年的故事由此成为一个童话，一个寓言，一个道德教训，一个法律训诫，一个政治警告。

杨姓少年的故事使许多观察家不禁想起基督教圣经所说的少年大卫与巨人歌利亚的对决。圣经上的大卫当年面对的是力大无比的巨人歌利亚。当今中国的杨姓少年面对的是力大无比的国家机器。

圣经上的大卫在上帝的护佑关照下击杀不可一世的歌利亚。当今中国的杨姓少年在中国公众的护佑关照下逼退了不可一世的强权。中国网民由此获得一次难得的胜利，从而一扫过去几个月中国互联网上的阴霾气氛。

有熟悉中国历史和政治的观察家注意到，将杨姓少年跟大卫相提并论，将上帝与中国公众、中国人民相提并论，这种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非常符合习近平所崇拜的毛泽东的说法。

在1945年发表的《愚公移山》一文中，毛泽东特意声明，共产党的上帝就是人民，共产党要想获得胜利必须感动人民，得到人民的支持。批评者指出，毛泽东生前对人民只是操纵和利用。现在还不清楚习近平如何看中国人民。

诗性正义能否成现实？

与此同时，在另一些观察家看来，甘肃张家川杨姓少年敢于并乐于行使自己批评政府的公民权利，得道多助，甘肃张家川当局以及北京当局打压批评者失道寡助，也是一种“诗性正义”的实现。

所谓的“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是源自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概念，大意相当于中文的公理不可违，民心向背不可违，公义公道自在人心；坏人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不会永远得逞、最终必将受惩罚之类的意思。

“诗性正义”的另一解是“理想状态的如诗一般美妙的正义”，即恶必有恶报，善必有善报、绝对不会有差错的正义。

然而，中国公众，中国网民显然很清楚自己并非生活在诗情画意中，可以安享诗性正义。中国网民显然很清楚当今中国的现实，尤其是清楚甘肃张家川杨姓少年的故事所反映出的现实：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部门规定,非有法定事由，不得公开未成年人的行政处罚记录和被刑事立案、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不起诉或因轻微犯罪被判处刑罚的记录。但甘肃警方在通报#张家川初中生网络寻衅滋事案#处理情况时，却散布该生盗窃摩托车的信息。这比编造谣言寻衅滋事还恶劣！”

 “张家川初中生杨同学已于今天（9月23日）凌晨重获自由。虽然当地政府还想用改‘行拘七日’当台阶遮面子，但毕竟大势所趋，败局已定。这不是‘开恩’，也不是法治的胜利，仅仅是舆论的重压，民愤的力量，是它们脸面丢尽、丑态百出下的无奈让步，而且疯狂报复或许就在明天，善良的人们不必天真，更无须庆祝！”

在另外一方面，在张家川无罪杨姓少年获得中国众网民所认为的应得释放、中国众网民为之“喜大普奔”的同时，中国也有人如丧考妣，为杨姓少年逃脱了当权者的惩罚而扼腕叹息：

“张家川少年被释放，捕头被免职。好多人欢呼是公众又一次迫使强权退让，将民主法治又推进一步。个人觉得这开始有点民意绑架公益的味道了。既然那少年已满十六周岁，根据罪行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加之新司法解释已生效。对其刑拘我觉得没有法律上的问题，后期再依据其是未成年人从轻处理就是了。”

张家川杨姓少年的故事无疑已经成为一个童话，一个寓言，一个道德教训，一个法律训诫，一个政治警告。

然而，此处童话寓言的寓意、道德法律的训诫或政治的警告的意义现在显然依然是悬而未决。所谓的互联网震慑在当今中国到底是谁震慑谁还难下定论。毕竟，中共当局在中国依然是执掌着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

中国民众和当局的博弈在继续。

【 VOA 】   时间: 9/24/2013 

【零八宪章文本】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02/blog-post_5189.html

零八宪章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束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