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月刊总第72 期

自习近平、李克强上台后，非但不顺应公民社会要求走民主宪政正路的强烈呼声，相反，仍顽固坚持一党独裁、贪污腐败的邪路，并不惜以暴力维稳这一邪恶手段，对大陆民主维权运动进行残酷镇压，拘捕了张林、郭飞雄、赵常青、许志永、刘萍、丁家喜、杨林、刘杰、黄文勋等数百名民主维权人士，其中许多人都是《零八宪章》的联署人和践行者。

习李的倒行逆施，奉行“政权恐怖主义”，反人权、反民主、反宪政，丧心病狂地抓捕要求民主宪政、捍卫人权和普世价值的同胞。这些恶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虽然最近几个月来的大镇压仍在继续，但是中国人民没有被恐吓住，他们前仆后继，反抗暴政的行动没有丝毫减弱！世人看到，大陆争取人权和民主的公民运动没有片刻停止，反而更加坚定、更加频繁、参与者也更加广泛。

针对当前的时局，《零八宪章》论坛发表如下严正声明：

一、以习李为首的中共当局必须认清形势：民主宪政是不可阻挡的人类历史潮流，是大势所趋，今天中国大陆已经到了民主大变革的前夜，这绝不是你们这个只代表“500个权贵家族”利益的政权能够阻挡得了的！我们奉劝中共当局，不要在一党独裁、贪污腐败的邪恶道路上越滑越远，最终落得被人民革命彻底消灭和无情清算的下场。

二、我们敦促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刘晓波、刘贤斌、高智晟、陈西、陈卫、郭泉、谢长发、王炳章，以及最近拘捕的张林、郭飞雄、赵常青、许志永是中国大陆政治犯、良心犯的代表。每一个被关押的民主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包括法轮功、基督徒、藏族、维族、蒙族的良心犯必须立即得到自由，这是中国民间社会的共同立场！释放所有政治犯、良心犯是中共当局想要改邪归正的首要的行动和必须的行动。

三、《零八宪章》从发布之日起，以其所倡导“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六大基本理念及其19条基本主张，受到了体制内外有识之士和各界精英的一致认同，成为中国大陆及其海外各个民主力量的共同纲领。假如中共当局顺应民意，响应《零八宪章》，那么，《零八宪章》就是大陆实现民主宪政和平转型的范本。但是，如果中共当局继续颟顸顽固，倒行逆施，一意孤行用暴力维稳这一“政权恐怖主义”手段扼杀一切和平变革的努力的话，那么，《零八宪章》无可置疑地就成为中国大陆宪政革命的共同纲领。

四、《零八宪章》从发布之日起，就将中国民主宪政变革的希望全部寄托于中国人民的觉醒和行动。——“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今日，我们看到《零八宪章》所倡导的公民运动在以多种形式、以不可遏制态势在中国大陆蓬勃展开，维权运动、网络自由运动、中国民主运动成为公民运动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

五、《零八宪章》论坛呼吁全体中国人民，绝不向暴政低头，继续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基本人权，争取国家的民主宪政。面对当下中共当局所奉行的“政权恐怖主义”，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维稳的邪恶手段对民主维权人士进行血腥镇压的现实，所有中国人民必须丢掉对当局的任何幻想，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对他们予以坚决的反抗和打击。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决策者和刽子手，一一记录在案，中国人民必将彻底清算之。

六、《零八宪章》论坛同时呼吁所有海外民主力量，立即行动起来，使用一切资源，寻找中共“500个红色权贵家族”转移在海外的所有核心利益，对其予以曝光、揭露和打击。尤其对那些在国内疯狂镇压和迫害民主维权人士的中共官员的海外核心利益，予以重点调查和曝光，并以一切必要手段对其进行锁定打击，从而断绝中共当局中那些现在仍然利用权力残暴镇压人民，而同时又妄想在人民革命后逃往海外做富翁的党政官员的后路。

《零八宪章》论坛

2013年8月26日

【声明公告】

“维权网”声明：严正谴责中国当局持续打压人权捍卫者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848.html

近期，全国多地又有一批人权捍卫者先后被抓捕、刑拘：8月8日，湖北籍在广州居住的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本名杨茂东）被广州市天河公安分局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8月10日，维权人士李化平（网名“挪威森林”）在湖南长沙被合肥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同一天，财新传媒记者陈宝成与另6名村民一道被山东平度市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刑事拘留；8月中旬，失踪两月余的山东维权人士杨林（本名杨明玉）被证实已经被深圳警方于月前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这是继今年3月底以来中国当局大规模打压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维权行动的又一高潮。至此，中国当局在短短4个月内已在全国抓捕了数百名人权捍卫者（其中已正式逮捕20多人、刑事拘留至少有100多人、行政拘留多达数百人）。在和平时期，如此大规模疯狂打压人权捍卫者，大肆抓捕维权人士，制造全国性恐怖，世所罕见。“维权网”对这种公然践踏国际人权公约和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严重侵犯人权的恶劣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郭飞雄，原名杨茂东，1966年8月出生于湖北省谷城县城，1988年7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曾参加1986年上海学生民主运动和1989年民主运动。毕业后从事过教师、出版、写作等工作。2003年投身于中国维权事业，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先后参与南海三山村民土地维权、蔡卓华印刷圣经维权、陕北石油维权、广州番禺太石村罢免村官维权等影响巨大的维权事件。2005年9月13日郭飞雄被广州番禺公安局刑事拘留，随后他进行了总共59天的绝食绝水抗争，于当年12月27日被公诉机关决定“不予起诉”而获释。获释后，郭飞雄参与发起全国接力绝食，以抗议中国当局对维权人士的暴力行径。2006年9月，郭飞雄被广州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拘，后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及罚款4万元。在审讯与服刑期间，郭飞雄受到多种酷刑，可谓九死一生。出狱后，郭飞雄本着民族大义与社会长远利益，抛却个人仇怨，顽强坚守温和改良路径，继续投身维权运动。先后参与乌坎选举、广州五君子举牌法律后援服务、李旺阳死亡真相调查、为民主参选人刘萍发起签名、《南方周末》社论声援事件、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署运动等，因此他多次被警方传唤、软禁。今年3月以来，郭飞雄因为长期服刑留下的病根，身体出现多种不适反应，于是他前往内地农村休养并顺便调查了解民情民愿，没有再介入任何群体性维权事件中，只是偶尔就一些时政问题发表温和理性的评议。即使如此，广州当局仍秘密地将他刑拘，且直到拘留10日后才通知他的家人。郭飞雄现被关押在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中。

李化平，网名：挪威森林，身份证号：510102196609066591。1966年出生于湖南娄底，1983年考入成都理工大学，87年毕业后回到湖南工作。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创业，1996年后定居上海。 2010年投身自由中国事业。2012年参与新公民运动，倡导发起大陆中国的同城公民圈子，同城公民饭醉。是基督徒，热爱生活的背包客，独立思考的批评者，记录真相的观察者，热爱自由的新公民，宪政义工。热心公益事业，今年在“420雅安地震”时，赶赴灾区，为灾区筹款搭建“帐篷幼儿园”，今年3月在合肥声援“安妮”，争取教育权……近年来全国各地的热点维权事件多有他的身影。他撰写博客，评议时政，主张民主自由，是中国知名网络活跃人士，也是行动家。这次在湖南长沙被刑拘，据悉与他参与今年3月安徽合肥声援“安妮”事件有关，但也显然是当局对中国新公民运动的持续打压。李化平现被关押于合肥市看守所中。

陈宝成，财新网传媒记者，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人，现居住于北京，从事记者、新闻出版等文化工作。因平度老家房屋面临政府在没有出示合法手续情况下的强拆，几年来与村民一道奋起维权，在多方向政府有关部门投诉、上访无效情况下，今年8月9日与村民将一到村中强行施工的挖掘机及司机扣下，并及时报警。但警方前来只转悠了一下，并不对事态作出处理。直等到24小时后，警察忽然出动将陈宝成及另外6名村民抓走。11日，平度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刑拘了陈宝成及另外6名村民。从整个事件来看，陈宝成与村民依法维护自己的住房权，一直希望警方履行保护公民权利职责，在将强拆毁坏公民财物的施工机械与人员扣押后，村民及时报警，就是意在将案子交给警方依法处理，但警方不仅不接案，反而故意拖延时间，最后抓捕维权村民与陈宝成。这是明显的打压维权，维护强拆。

杨林，本名杨明玉，山东省聊城地区临清市尚店人，1968年4月14日出生。20多岁来到深圳打工谋生。2006年杨林因工伤事故上访维权，在上访过程中经常帮助底层民众伸张正义，并积极投入到公民维权和争取民主宪政的活动中。杨林是《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中国公民监政会会员、《开展政治对话，力争和平转型》的联署人之一、公民记者、人权捍卫者。近年来，他经常前往一些维权事件发生地声援、围观，如乌坎事件、浙江钱云会事件等都有他前往现场调查了解与声援的身影。今年“六四事件”周年当日，杨林在北京前往会见美国外交人员，途中被北京警方带走，后被送回广州，几日后在深圳与外界失去联系。直到8月11日，外界才得知他已经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于7月19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现关押于福田区看守中。

由以上郭飞雄、李化平、陈宝成、杨林等被接连刑拘逮捕的事件可见，公民依法捍卫自己的宪法权利，践行自己的公民义务，无论要求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参与公民同城聚餐、围观声援人权事件、捍卫公民居住权等等，都是在和平、理性、非暴力与合法地途径上推进中国人权改善，促进中国社会转型，使中国尽早进入现代民主法治的社会，最后居然都被扣上违法的帽子而遭到刑拘。联想到今年3月底以来，中国当局从北京到江西，从广东到湖北，从海南到安徽，从江苏到浙江，接连对李刚、李焕君、张向忠、张宝成、马新立、袁冬、赵常青、丁家喜、齐月英、李蔚、王永红、孙含会、许志永、宋泽、刘萍、魏忠平、李思华、刘远东、杨霆剑、黄文勋、袁奉初、陈剑雄、李银莉、袁小华、杜斌、杜导斌、郑酋午夫妇、张林、顾义民、李碧云、代化、吴虹飞、侯志辉、黄勇华、杨云彪、汤柳叶、邵江金、杜国英、刘家财、丁红芬、沈果冬、殷锡金、瞿峰盛、沈爱斌、吴金圣、邓志波、赵广军、何祖华、周历、吕动力、张继新、于艳华、方彬、林炳兴、刘建新、蒋碧秀、吴发胜、熊凤莲、胡淑媛、林依妹、杨桂香、黄丁香、肖玉兰、姚美莲、张先干、杨承香、蒋书香、龙运香、唐英、罗亚玲、浣铁军（72人）等等数百名人权捍卫者的抓捕，可以看到中国今年以来持续掀起镇压公民维权的狂潮。

当局这种大肆抓捕维权人士的行径，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九条“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二十条“㈠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也违反中国政府支持通过的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第1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2条“每个国家负有首要责任和义务保护、促进和实现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除其他外，应采取可能必要的步骤，在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其他领域创造一切必要条件，建立必要的法律保障，以确保在其管辖下的所有人能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实际享受所有这些权利与自由”；第5条“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a)和平聚会或集会”；第8条“这特别包括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向政府机构、机关和负责公共事务的组织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改进其运作，提请人们注意其工作中可能阻挠或妨碍促进、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任何方面”；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条“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还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在实施拘留后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当事人家属的规定；也与习近平上台后声称的“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切实保障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等相违背。

“维权网”呼吁：

一、中国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应认真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和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中国政府应立即停止打压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维权行动，切实履行本国《宪法》保护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的承诺，释放一切被关押的人权捍卫者和异议人士；依法追究那些违宪违法，践踏人权，制造官民矛盾，激化社会冲突的部门与个人的责任；

二、中国公民行动起来，守望相助，守护中国的良心和脊梁，声援、救助各地被打压的人权捍卫者和他们的家属，抵制反人权、反民主、反宪政的逆流，推动中国的人权进步事业和宪政民主大业；

三、国际社会应加大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力度，支持中国人权捍卫者从事的正义事业，敦促中国政府切实遵守国际人权公约和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谴责中国政府残酷打压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维权行动的恶劣行为，促使中国朝着文明、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的方向转变。

维权网

2013年8月19日

【本期人物】郭飞雄

郭飞雄先生简介：

本名杨茂东（1966年8月2日－），网名郭飞雄，中国维权人士。出生于湖北省谷城县，独立作家。

郭飞雄于1988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曾从事过教师、出版、写作等工作。

郭飞雄自2003年起，多次参与中国的维权活动，特别是2005年为广东番禺太石村罢免村官提供法律咨询，使他广为人知。他为此遭到当地公安局的刑事拘留，并进行了长达59天的绝食抗争。

之后，他因参加各种维权活动屡遭拘押和殴打，其中在2007年被广州市天河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5年徒刑，当时引起国际社会多个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他们说中国当局是假借经济犯罪对异议人士进行政治迫害。

2011年，郭飞雄出狱后继续从事维权活动，并在2012年介入广东乌坎选举，以及参与李旺阳死亡真相调查等。

2013年1月，《南方周末》事件爆发（抗议当局干涉编辑方针，进行审查），郭飞雄参与了南周大门外的街头抗争活动，并发表政治演说。

2013年3月他与中国多位民主维权人士发起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公民连署运动。为此，他曾多次被中共限制人身自由，包括受到秘密监视居住等。

2013年8月8日23时被刑拘，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有评论认为，“郭飞雄此次被逮捕的直接原因是他参与了今年（2013年）初《南方周末》的维权活动。

1、郭飞雄妻子张青致习近平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罪释放郭飞雄！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2338.html

习近平先生：

我是郭飞雄（本名杨茂东）的妻子：张青。昨天获知郭飞雄又一次被以莫须有的“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刑拘，我非常震惊和愤怒。首先必须向你本人以及你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表达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强烈抗议！

这是郭飞雄第四次被中国政府关进监狱。在这个不眠之夜，痛苦的回忆要把我淹没。我必须挣扎，必须提起笔写这封公开信。我要告诉你、告诉全世界，过去十年，中国良心犯郭飞雄曾经遭受怎样残酷的折磨；作为他的妻子及他的儿女，受到了怎样的牵连和迫害，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悲伤。

自2003年投入维权运动以来，郭飞雄四次被非法拘捕。非法殴打和酷刑，于他更是家常便饭。包括：

1、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被疲劳审讯13个日夜，不许他睡觉。

2、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被戴上脚镣100多天。

3、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被手脚穿插固定铐在木板床上42天，全身不能弯曲。

4、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被警察拔头发、搔痒侮辱达20多天。

5、在被转押沈阳后，被办案人员戴上死刑犯的黑头套，押到秘密关押地点进行暴打。

6、在沈阳警方办案人带到秘密关押地点，坐老虎凳4小时。

7、在沈阳秘密关押地点，被办案警察凶残地反吊双手悬空，靠双手肩关节支撑全身重量。

8、在沈阳秘密关押地点，被办案警察用高压电警棍电击生殖器。郭飞雄不堪其辱，愤而冲向玻璃窗自杀未遂。

9、沈阳警方把郭飞雄与死刑犯关押在一起，绝望的死刑犯威胁要挖他的眼睛。郭飞雄不得已奋力砸破窗户玻璃与之抗争。

在郭飞雄受到迫害的同时，我也因为警方的干预失去了工作，而且被跟踪。警方甚至跟踪我的孩子。还记得9岁的女儿被跟的太近，感到恐惧，想快快走开拉远距离，可是警察反而跟的更紧。她回家后给我说：“我要是会变魔术把他们都变没有就好了！

对我们一家的迫害，后来更升级到不让我的两个孩子上学。警方曾威胁郭飞雄：“我们不会让你的儿子上小学的。我们不会让你的女儿升初中的。”他们的确说到做到。儿子失学一年。在女儿升学时，同班同学都有初中上，我女儿没有。记得那段时间，我每天焦虑地为我女儿升学的事写公开信，出门为她找学校。每次回家，女儿给我开门，都用怯怯的声音问我：“找到学校了吗？”我总是难以启齿地说：“没有”。不仅用监狱、用酷刑折磨大人，更折磨孩子、更不惜毁掉孩子的前程，这样残忍的连坐，古往今来应该都属罕见吧。这对我来说是最大压力，也是我们在朋友帮助下辗转来到美国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多么的希望所有这些噩梦尽早结束，多么希望人权和法治在中国受到起码的尊重。所以，习近平先生，当你上任之初宣誓要全面实施宪法，宣誓要在每一个案件中体现公平正义，虽然我们早已经绝望，但那些话确实说到我们心坎上，我们又不免泛起一丝丝希翼，哪怕那些宣誓只兑现百分之一呢？对良心犯和良心犯家属也是大旱中的甘霖啊。

但是，打击猝然来临，我们又一次陷于绝望之中。8月17日，女儿先我获知郭飞雄早在8月8号被广州国保密捕，她告诉我：“看到这消息的瞬间，就感觉有一种从体内散发出来的发凉发麻的感觉，大脑晕眩。好不容易回过神来，想哭，想喊：又被抓了？他才出来几天？”习近平先生，你也有女儿，你告诉我，在那样的场合，我该怎样面对、怎样宽慰我的女儿？

我为我的丈夫而骄傲。他是一个宽容、良善、有责任感、有悲悯心的人，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不懈的奋斗者。我们全家人都尊敬他，爱他。2008年他还在梅州监狱时，女儿给他写信，画了一张他的卡通像，在那张画上她写道：“我是英雄”。她说爸爸了不起，为坚持信念吃了那么多的苦，而且一直保守他的心灵平和。我很佩服他。他不可能犯罪，不可能是罪犯。恰恰是那些把无辜公民当罪犯投入大牢的人，才是真正的罪犯。

习近平先生，今天写这封公开信，是我给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第九封公开信。以前的信统统石沉大海，这封信的命运会怎么样？我不敢想。但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不能放弃努力。我要通过这封信告语天下，向天下人诉说我的衷曲，向上苍祈求我的丈夫平安。

在此，我谨以郭飞雄妻子的身份，严正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罪释放郭飞雄。

我同时向国际社会紧急呼吁：请关注郭飞雄。您们的关注对中国的和平转型尤其对中国的人权事业会有很大帮助！我以郭飞雄妻子的身份，即一个受难者的妻子的身份，感谢您们！

顺祝

平安！

郭飞雄（杨茂东）太太、中国公民：张青

2013年8月19日

2、强烈要求立即释放郭飞雄的紧急呼吁书 （签名）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21.html

8月17日，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向媒体证实，郭飞雄（本名杨茂东）已于2013年8月8日被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在此，我们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有关当局立即释放郭飞雄。

郭飞雄是著名的维权人士。早在2003年即投身维权活动，尤其是在2005年参与广东番禹太石村罢免村官事件，为村民提供法律服务，造成重大影响，郭飞雄本人也因此而声名远播。为此，郭飞雄遭到当地公安局的刑事拘留，并进行了长达59天的绝食抗争。此后，他继续从事维权活动，屡次遭受拘留与殴打。2006年9月，广州警方翻出郭飞雄5年前做书商时曾经出版过一本揭露官场腐败的书《沈阳政坛地震》，指控其涉嫌非法经营，将其拘留，2007年，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判定非法经营罪成立，判处郭飞雄5年徒刑。在拘留与监禁期间，郭飞雄饱受酷刑折磨；为了表示抗议，郭飞雄进行了一系列绝食抗争。2011年出狱后，郭飞雄继续参与维权活动。他介入过广东乌坎选举，参与过李旺阳死亡真相调查。今年1月，南周事件爆发，郭飞雄参与了街头抗争活动，并发表演说。其后，他还和多位维权人士一道，发起了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公民联署活动。

据悉，当局这次拘押郭飞雄，直接原因是他参加了今年1月南周事件的维权活动。且不说郭飞雄参与南周事件维权，无非是践行公民基本人权，丝毫也没有违反法律之处，更何况此事已经过去半年多了。既然在当初，郭飞雄就已经为此事而被国保多次传唤，那时并未对之起诉定罪，那为何却又在半年多后旧事重提，对郭飞雄横加罪名，刑事拘留呢？这不是明显的出尔反尔，玩弄法律吗？

联系到近来当局一系列倒行逆施，我们不能不发出严正抗议，强烈要求立即释放郭飞雄。

（请签名，并注明地址和身份。签名邮箱：freeguofeixiong@gmail.com）

2013年8月18日

（联署名单依据邮箱收到的顺序，第一批名单301人名单

见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21.html）

来自维权网网

3、著名人权捍卫者郭飞雄先生法律后援团成立，第一批计41人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8/41.html

（维权网信息员李军报道）著名人权捍卫者郭飞雄先生遭到抓捕以后，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强烈要求立即释放郭飞雄的紧急呼吁书》签名联署迅速达到300多人，包括了社会各界人士。随后，多位律师发起又成立郭飞雄先生法律后援团，截止2013年8月20日晚10点，第一批共计41人。

中共当局对民间人士的镇压，并没有让民间社会停止抗争，相反，这次大镇压却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积极而勇敢地参与到中国大陆民主维权的事业中来。

郭飞雄先生法律后援团第一批名单：

滕彪，北京，学者

刘志强，陕西，律师

唐天昊，重庆，律师

王成，浙江，律师

陈建刚，北京，律师

范标文，广东，律师

刘卫国，山东，律师

李桂生，贵州，律师

吴魁明，广东，律师

唐荆陵，广东，律师

付永刚，山东，律师

陈武权，广东，律师

徐灿，北京，律师

赵国君，北京，学者

张科科，湖北，律师

梁小军，北京，律师

葛永喜，广东，律师

赵永林，山东，律师

伍雷，山东，律师

葛文秀，广东，律师

刘金滨，山东，律师

张磊，北京，律师

覃臣寿，广西，律师

庞兴祥，广西，律师

李方平，北京，律师

庞琨，广东，律师

王全平，广东，律师

李和平，北京，律师

梅春来，广东，律师

董前勇，北京，律师

刘晓原，北京，律师

邬宏威，北京，律师

兰志学，北京，律师

唐吉田，北京，律师

郑建伟，重庆，律师

刘金湘，山东，律师

庄道鹤，浙江，教授

汪廖，浙江，律师

卢京美，湖南，律师

谢燕益，北京，律师

张燕生，北京，律师

后援团联系手机：1361650 1896

邮箱：citizenright1989@gmail.com

4、笑蜀：郭飞雄人道救援呼吁书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6351.html

8月8日晚11点，郭飞雄在广州被拘。这是他第N次身陷囹圄。

提到太石村事件，不能不提到郭飞雄——他是旗帜性人物。为此第一次被刑拘，并进行了长达59天的绝食抗争。

此后，他因参与维权活动屡遭拘押。2007年再度被捕，判刑五年。

2011年获释后，他全身心投入方兴未艾的公民运动，成为南中国公民运动的旗帜性人物。

南周事件中，他参与了南周门口的街头抗争，并发表演说。

他跟我一起，共同发起呼吁全国人大批准国际人权公约的公民联署。

他跟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一起，共同推动官员财产公示。

这个温和的公民运动的推动者，本来是国家英雄，却一再成为囚徒，非法拷打、各种酷刑，于他是家常便饭。他的这些经历，是过去十年中国政治全面倒退，尤其是人权状况全面倒退的写照。

在他，或许是求仁得仁，义无反顾。最让人黯然神伤的，则是他家人的遭遇。两个年幼的孩子受他牵连被迫失学，偌大个中国安不下两个孩子的课桌。为此他太太张青不得不举家逃亡，以至妻离子散。

逃到美国后，张青一直无业。郭飞雄更是一门心思投身国内公民运动，不挣一分钱。家人的生活，只能靠朋友照顾，和张青本人做义工的微薄收入。日子过的非常艰难。

这个国家对不起自己的英雄。

那么让我们站出来。确实空间太小，我们能做的不多，但一点点捐款，总还是我们能做的。

我们做不到让郭飞雄马上自由，我们做不到让郭飞雄马上全家团聚，但我们总可以用一点点捐款，安顿好郭飞雄家人，让张青起码不再为日常生计累弯腰，愁白头。

这无涉政治，这只基于人道。如果说文明的政治尚远，这个国家，总该有起码的人道的立足之地吧。

征得张青本人同意，兹公布张青在美国的银行账号，尤其欢迎海外人士踊跃捐款：

Western National Bank

Routing # 116307370

Account # 91001676

Address: 800 W. Wadley Midland TX. 79705

(no swift code)

【论坛】

1、严家伟：坚持韧性抗争，催生制度变革——兼驳所谓“耐心等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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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一届领导班子还未上台前，就被一帮御用文人和伪类民主人士吹得神乎其神。这些人故作神秘说他们有“内部消息”来源确知：“2010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胡锦涛主持下通过了《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建议意见》的决议，编号（179）号，又称（170179）号，是指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79）号议案。该议案由吴邦国、习近平两人共同提出。内容是：关于党的会议公报、党的工作任务决议、党的方针政策制定、党的理论学习、党的宣传教育、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有关政策、措施、决议等文件中，“毛泽东思想”不列入。据悉，当会议宣布一致通过（179）号决议案时，全体政治局委员都不由自主地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这个决议的作出，是民间重新评毛的推动。在中上层干部中，在知识界，毛泽东思想已成为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阻力，必须排除这个障碍，已经形成了共识”。

请看，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决议名称，有文件编号，有具体内容。真个是说得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叫你不相信都很难。然而事到如今只要不是脑残、白痴都知道这是在造谣。而且他们为了增加谣言的神秘性，在利用E-mail电邮大量群发时，特别提出“警示”，此系“内部消息请勿外传”。这其实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欲放故收，以加速谣言的传播。这个谣言的唯一“发明”人，兼版权拥有者是原中共国防大学教授，共军的辛子陵大校；而传谣传得最起劲的“跟屁虫”是自封的“右派代言人”铁流先生。两人一唱一和，一时之间硬是无风掀起三尺浪，把这个谣害传得有声有色。

众所周知，在大陆传播谣言是违法行为，轻则拘留，重则劳教。前不久有人网上发一帖说上海某商场一女孩被保安强暴跳楼自杀。结果女孩跳楼身亡属实。但发帖人无法证明女孩是被保安强暴。而警方却认定该女孩是由一种语意含混的“自主性高坠”行为而死。于是发帖人便遭刑拘。相比之下，这个拿我们伟大的党中央决议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来开“国际玩笑”的行为，那还能不严重一百倍不止。然而该谣言的“发明人”和“跟屁虫”都平安无事。为什么呢？据说人家的“动机”是好的。何以见得“动机好”？因为人家由这一谣言得出的结论是：“取消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议案由习近平提出特别值得重视。习近平在未登大位之前举重若轻，一举挣脱了束缚自己，也束缚党和全国人民的绳索，这反映了他的执政风格和政治走向，他不贪不色，一身正气，关键时刻会有勇气与权贵资产阶级切割，他可能领导中共走向中兴，领导国家走向民主共和。习近平和十八大寄托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期望……”。

这是在“习总”未登大位之前，御用文人们给我等草民送来的“巨大期望”。待到“习总”亲政之后，这帮人就更来劲了。某人甚至在其微博上称习总必将成为“中国的一代明君”。加入这个大合唱的既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封衔的副研究员吴稼祥，也有披着文化人外衣曾任中共广东省社科院文化遗产研究所所长。现已移居美国被人视为是在海外负有“特殊任务”的所谓“海外赤子”的冯胜平。此人竟然主张中国只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也就是只能让共产党人享有民主权利。而吴稼祥则“教导”我等草民对习近平这个班子“要有信心，要有耐心”此人认为“对目前这个领导人组合，我个人认为是迄今最好的组合，都是从基层上来的，问题看得准，有能力有魄力”等等。

为了给他们这套“理论”找依据，有的御用叭儿，还把习总的老爸也抬了出来。说“他出身红色家族，父亲习仲勋不但为人正直，关心民间疾苦，而且是党内著名的开放派，在极左年代曾被毛泽东整得死去活来”。这无非是文革中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现代升级版。尤其是这个“出身红色家族”，恕我直言，在当今中国已是权贵特殊利益集团的同义语。六.四刽子手李鹏，帮凶陈希同，把个重庆搞得乌烟瘴气的薄熙来，哪个不是出身“红色家族”？这个“家族”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残暴、贪婪，不择手段。所以叭儿们大概也知道这类话，欺骗麻醉的“迷奸”作用已不是很强。于是接着又说“习是个孝子，有报恩之心”。按照这些御用文人的逻辑，因为毛泽东把习仲勋“整得死去活来”。而习近平又是个“孝子”，所以他上台就必然要为其父报此一箭之仇，就必然会全盘否定毛泽东，进而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把一个国家的政治活动与政治制度的存废变革，描绘得像旧时家族间的恩怨情仇，甚至像小孩子吵架打闹似的睚眦必报。既体现这些御用文人的浅薄与无知，也说明这些人在吹捧新政，误导民众上已黔驴伎穷。更不懂当今中国的权贵特殊利益集团必须用毛泽东这个“图腾”作他们统治“合法性”的神主牌位。就像贾宝玉不能丢失那块“通灵宝玉”一样。一旦丢失，一旦失此“牌位”，整个权贵集团的特殊利益就有付诸东流的危险。这岂能与毛、习二家的宿仇旧怨相提并论。习近平即使是“二十五孝”的大孝子，也不敢去越此“雷池”！

所以这帮子御用文人不管吹得如何天花乱坠，习总却处处用行动去证明他们只不过是“落花虽有意，流水却无情”的“单相思”病患者。习总用一个又一个的实际行动让这些叭儿难以自圆其说，而语塞，而丢丑。他们的“迷奸麻药”也不可避免地陷入“滞销”状态，越来越生意萧条。当然与此同时也让中国民众多了一份应有的清醒。例如“习总”上台伊始，首巡深圳，于是这些人立刻雀跃欢呼，称这是要走他们亲热地称之的“小平同志”的南巡之路。是要“脱毛尊邓”的讯号。并拿胡锦涛的上任便朝圣西北坡作鲜明对比。可是没等他们这剂“迷奸麻药”卖出去多少，“习总”便不但去了西北坡。而且在西柏坡纪念馆内，一块展板前久久驻足。因为这块展板上面写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而作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其实这六条规定全是骗人的鬼话。毛泽东从来就不拿它当回事。岂但与“马恩列斯平列”，而且自封“红太阳”、“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即便是如此欺人自欺的东西，我们的“习总”非但不是不屑一顾，而是一往情深，久久驻足。几乎无异于信徒对神的崇敬。如果说这还是个偶然的个例，那么此前他更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这其实就是明确告知人们，毛年代搞的一切政治运动与重大决定都是不能否定的。这不但包括所谓土改、镇反、反右、文革、批苏修、等等，甚至批判“习仲勋反党集团”也是不能否定的。如此则“孝子”与“报恩”之论也难以成立了。正如有人调侃的那样：这样弄下去，那顶“现代修正主义”的帽子不知该戴在谁的头上了。

尤其是听其言再观其行，这个新班子上台以后，政治上日趋保守，不断向后、向毛年代倒退。习近平讲话中更是开口毛语录，闭口毛诗词。一会儿“六条规定”，一会儿“两个务必”，现在又是什么“群众路线”，清一色的“毛货，老一套的“毛教条”。”就是不谈民主，不提人权。上台时做样子的强调了一下中共维护一党专政的“82宪法”，但绝口不提宪政，更不谈政改。而以所谓的“中国梦”，代替“宪政梦”。强调的是富国梦，强军梦，也就是要更壮大权贵资本，强化共军实力。完全无视民主与民权。甚至被御用文人们浓墨重彩描述的反腐倡廉，整顿吏治，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习总”斩钉截铁地宣称要“老虎苍蝇一起打”，但第一个部级的反腐特大案，就放了一个“哑炮”。原铁道部长刘志军贪污受贿一案，其金额涉人民币超过8亿元，房产374套。美元23万、欧元223万、加元15万、港元8千多万等；股票账户9个，股票山东黄金27700股、佳电股份60万股、300万人民币的理财产品；伯豪瑞庭酒店100%股份，汽车16辆，英才会所100%股权、智波公司60%股权，书画饰品612件”。什么成克杰、胡长青，在刘部长面前都成了“苍蝇”一个，然而这样的大“老虎”，竟以所谓“认罪悔罪好”，有“立功表现”便“纵虎归山”，获得“免死金牌”。由此可见“新政”即使在反腐肃贪上也如强弩之末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对刘志军大老虎心慈手软的同时，对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民间人士，却手段强硬，雷厉风行。2013年5月中国公民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侯欣、丁家喜、赵常青、孙含会、王永红、李蔚和齐月英等十人因在街头拉个横幅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既不违规，更不犯法。当局却以莫须有的“非法集会”罪名将他们非法抓捕。民间称他们为“十君子”。近日中国民间组织“公盟”的负责人许志永先生又被刑事传唤后抄家，家人已经收到刑拘通知书另外，公盟志愿者宋泽亦“被失踪”。维权人士和律师都指出这次事件是当局预谋打压要求公示官员财产的人士。官方连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也视为洪水猛兽，这是在倡导“群众路线”么？如此乱作为，还侈谈什么反腐肃贪“老虎苍蝇一起打”，实则是“对官慈悲对民刁”。连监督官员贪腐也不允许，你还能指望它变革一党专政的制度，实行政改，实行民主宪政，以监督政府？岂非痴人说梦？

至于在言论自由方面，新班子上任至今半年多来，不是变得宽松而是日益收紧，不断加强控制。前段时间中国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通知（“中办发2013--9号”），明确透露中共将更加收紧对意识形态的管控。民间将其核心内容归纳为“七不讲”即要求教师不许与学生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犯错误的历史事实、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这七个方面的问题。连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司法独立等问题，言说讲述都成禁忌，它还会变革制度，开启民主宪政之门？而近日网上更传出，北京巿委宣传部长在髙校暑期哲学、社会科学骨干学习班上的训话。其内容竟是破口大骂，公然称：第一、今后高校教师若敢批评党和政府，评职，课题一票否决。第二、批评党的人丧尽天良，党给你吃、给你喝，你还骂党？第三、号召高校教授开博，拥护党，干得好的，给予奖励。最后这位部长大人更歇斯底里般地嚎叫：“什么人才搞宪政？满清，袁世凯，国民党蒋介石，我们共产党能搞吗”？

决不可认为这是某个官员的什么“极左”行为。对于这样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而且在天子脚下的京城，面对高校的骨干教师，没有最高层的指示，谁也不敢标新立异乱说一通。也不要相信那些御用叭儿愚弄民众放出的“烟幕”。说这是什么刘云山一人干的。甚至说刘云山“绑架”了习近平。众所周知，在中共中央七个常委中，刘云山连前三名都没他的“位置”，这么大的事根本不可能由他来君临天下，独断乾纲。这等于是说军长可以指挥总司令一样的无知与可笑。等于说刘云山成了毛泽东一样的缺乏起码常识。御用叭儿们散布这些谣言，就是要欺骗民众：“政改的面包”会有的；“宪政的牛奶”也会有的。只是目前有个坏人“卡”着不发。于是吴稼祥之流就给了八字“真言”曰：“要有信心，要有耐心”。你们不是已等了六十多年了吗？有信心，有耐心再等六十年，到时一定功德圆满。六十年后，他老兄早都驾鹤西去了，问谁去？这伙骗子就是这么套骗术。

因此，今天中国一切渴望变革政治制度，要求民主宪政的人们，绝对不要去相信这伙骗子骗人的鬼话。而是“要有信心，进行抗争”。变革制度只能通过民众不断的抗争去争取，像台湾的民进党人那样，像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诸君子那样，像千千万万的维权民众那样，不断进行韧性的抗争。否则即便再有“耐心”等六十年，权贵集团也未必肯终止他们的红色“盛宴”！

2013年７月19日完稿

来源：民主中国“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2、杨瀚之：微博与微信：推动大陆宪政民主的两大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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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共独裁专制统治所依靠的两大支柱就是谎言和暴力。他们利用谎言欺骗人民、愚昧人民；而使用暴力镇压人民、恐吓人民。暴力和谎言是独裁者维系其统治的两大法宝。失去其中任何一个支柱其独裁专制的统治就会土崩瓦解。

在中共可以为所欲为肆虐地行使暴力的时期，同样也是其谎言可以蒙蔽许多民众的时期。谎言被多数民众所接受，是中共得以无所顾忌施行暴力的民众基础。而当谎言遇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抵制、揭露和抨击时，当局行使暴力的能力也就随之下降。谎言的破产必然使得当局行使暴力的能力受到巨大的束缚和羁绊。当中共信用彻底瓦解、谎言完全破产之时，其职业说谎者、无耻掠夺者、独裁统治者的本质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清之时，其所依赖的暴力支柱也将随之崩溃。

在当下中国大陆，民间民主力量仍没有有效的手段对其暴力工具予以打击的时候，完全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对其谎言这个统治支柱予以毁灭性瓦解，最后使其所依赖的暴力机器也随之垮塌。

中共当局几十年来所依靠历史谎言、政治谎言、理论谎言构建起来的一党独裁的统治基础，在当今网络时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冲击。这种冲击，一是来自大陆人民内心深处对自由民主平等的天然渴望，一是来自网络新技术所提供的越来越多的、便利的传播交往工具。网络技术的社会化已经使得大陆社会名符其实的成为一个网络社会。

网络技术所产生的影响几乎遍及大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网络技术的天生本质就是自由和平等，而这一网络技术的本质就是独裁专制的统治特性的天敌。中共长期宣扬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可能马上就要在他所统治下的大陆应验了。网络这一先进的生产力决定了中共一党独裁所构建的一切腐朽的生产关系的必然瓦解和灭亡。

网络技术的社会化为人们提供了便捷、高速，同时又是当局无法全面有效控制的交往和传播手段。在中国大陆，网络技术对以控制一切尤其是控制思想和言论为其统治基础的中共一党独裁制度，正在产生着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打击虽然不是疾风暴雨式的，但它每时每刻都在潜移默化的快速进展，它比疾风暴雨更加激烈。在所有网络技术手段中，微博和微信是当前打击中共独裁专制统治、推动大陆宪政民主的最有利的两大利器，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微博就是大陆版的twirrer，它是twitter在大陆的变种，是一种快捷、高效、具有无限传播可能的自媒体。微博作为一种新型的个体自媒体，具有其内容无法预先审查的优势，它的超几何级数的病毒扩散方式，使得控制微博的传播的想法近乎天方夜谭。微博这种自媒体对独裁统治者的控制体制的冲击几乎是颠覆性的。突尼斯以及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茉莉花革命，就是一场facebook和twitter式的革命。

微博在大陆社会的兴起仅仅4年左右的时间，目前是四分天下，以新浪微博占据主要市场份额，腾讯微博、网易微博、搜狐微博分割剩下的市场份额。这是个充满竞争的领域。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言论空间。

纵观今日大陆，在社会舆论方面，中共当局已经从是10年前的一个舆论的强势控制者、话题制造者、主动宣传者、观念灌输者，变成了一个现在几乎天天都要被公众舆论所嘲笑、谴责、辱骂、疲于应对各种社会不满话题的被动挨打者。亿万人齐骂政府的场景在中国大陆网络舆论上时时出现。

近几年在舆论上的彻底溃败和崩盘，是中共当局始料未及的。当它想再一次用控制传统媒体的手段控制微博的时候，发现那些手段对于网络平台上的微博的作用几乎是零。中共现在想要真正控制微博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强行关闭拥有数亿用户的微博，而这样做，对于中共而言，代价和后果是难以估量的。

微博的兴起是网络时代在大陆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BBS、博客到微博，中共当局对自媒体的控制无奈地从发稿前审查后退到发稿后删除。民间的这种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是因为不可抗拒的技术力量所实现的。这个网络技术的突破，及其迅速的社会化，对中共当局的舆论控制体制的颠覆性作用已经显现。中共当局自此在社会舆论上已是溃不成军，一泻千里。

回想5年前，汶川大地震，虽然网络已经社会化，但是只有BBS、博客，而没有微博，因此，中共当局仍能随心所欲地操控舆论，大打悲情牌，忽悠民众为其所辖红十字会捐款1000多亿。但时至今日，雅安大地震，中共红十字会能得到的是网民的10多万个“滚”，北京民政局得到同样多的“捐你妹”的回复。红十字会在强制募捐的情况下，这次仅捐了4亿多。从资金上看，其信用流失度达到99.5%以上。其信用的溃败对中共当局而言已经是惨不忍睹。

同时，微博也为海外民运力量介入大陆民主运动和现实社会，提供了便捷有效的渠道。成千上万、数量庞大的海外民运人士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注册个新浪微博，扎扎实实地从一点一滴做起，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对大陆的民主宪政转型更多地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比那些五花八门的会议、座谈、宣言都要有功效的多。海外民运团体、人士应该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微博中去，由于他们的IP在海外，中共当局对其没有丝毫办法，非常安全。因此，他们可以利用自己有利的资源，极大地拓展微博的言论边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而现在，所有这些在微博上具有风险的舆论宣传工作，几乎完全是大陆民主人士所承担的。海外民运对此应该有所警醒和担当。

微博之后，微信的兴起，对于中共当局近乎崩盘的舆论控制体系又给予了致命的一击。微信不同于微博之处在于，微信只能在手机上使用。加之它具有替代收费短信的功能，并且图片、视频功能齐全，客户使用极其方便。这对于许多单纯使用手机而不使用电脑上网民众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简洁、方便地进入社会公共舆论领域的工具。只要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完全可以做到。

微信在一年多的极短时间内，用户迅速超过4亿。而微信的技术特性可以将QQ好友、手机号码联系人都能整合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内，每一个微信用户都可以有一个自己朋友圈作为其微信传播的平台。通过自己的朋友圈，信息可以无限扩展。各个朋友圈交互相连，信息的传播可以由此实现病毒性几何级数扩展。

如果我们说通过微博有效改变了舆论的大环境，那么，我们则可以通过微信有效的改变自己的舆论小环境。把微博的内容迅速转到微信上，是当今公民运动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不断将微博上的信息，快速复制到微信上，是最能动摇中共专制体制根基的工作。这种工作的风险几乎为零，而功效巨大。从自己的亲属、同事、朋友、同学、客户开始，会逐步使民主宪政的主张以及对中共独裁专制、腐败、残暴的抨击在自己的小生活圈内随处可见，成为每个个体生活圈得的主流舆论。这种趋势正在继续，并且需要更多的人们自觉地进行这样的工作，以使这种趋势可以加速度的扩展下去。

更重要的一点是：微信首先是在每个微信用户的熟人、朋友、以及同一城市附近的人中间传播，具有极强的“同城”特性。只要自觉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这种以微信传播为主体的“同城化运动”就会具有实际的社会作用。这才可以彻底突破那种小圈子同城的局限，并且规避风险，使得“同城化运动”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众都在参与的社会运动。陕西神木县万人阻截县委书记离任的公民行动，就是通过微信朋友圈发起的，在神木县迅速同城行动。这是利用微信第一次组织的大规模公民行动。

对于每一位致力于中国大陆宪政民主的年轻人，都应该有“四个一”-------一部智能手机、一个QQ、一个新浪微博、一个微信。智能手机，可以将QQ、微博、微信的各种信息传播、相互联系、共同讨论的功能全部整合在一起，可以把每个人的碎片时间利用起来，最大限度地提升效率。现在几百元左右的智能手机就具备所有这些功能。

总而言之，微博和微信是当前中国大陆民间社会能够有效打击中共当局独裁专制统治的两个最有利的工具，其扩展性也得到了证实。有网友称微博是互联网中肩扛式反坦克炮，使用简单，作用巨大，可摧毁巨大目标。而微信则是自己AK-47，携带方便，可近距离发挥作用、具有随时随地作战的功效。当前将微博和微信这两大利器广泛而有效的使用，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的变革具有极大的现实推动作用。

来源：民主中国“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3、野火：中国民主转型的困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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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过这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在国民的开放意识和经济基础都有所提高的客观条件上，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渐已成熟。但是，当局至今仍然坚守毛邓的政治底线——一党专制不动摇。这就使宪政改革的设想，依然停留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水平线上，甚至有的方面与那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相比，还呈现出倒退的迹象。

一、外力只是辅助，内力才是主因

在民主化转型的语境中，很多人寄希望于民间的推动和外力的施压，这也不无道理。正如毛泽东语录的逻辑一样：“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但中国现在的政治环境与毛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对内而言，许多人对政治意识的概念已没有那么强烈，甚至很多人宁愿下意识地麻木着。这首先是因为长期的洗脑化结果。其次是经过这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大部分人的生活已不再像毛时代那么窘迫。尽管贫富差距远大于毛时代。对外而言，因为西方世界的经济近十年来不太景气，进而它们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就不得不将人权话题纷纷让位于本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在这种情形下，自然更增添了所谓“制度自信”的颟顸。

但作为政治异见人士，不能过多地寄希望于海外力量的援手，实际上这种企望的作用对于今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来说，其作用显然十分有限。现在世界上只有中国仍然关押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就是一个显例。《民主的细节》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转型根本的力量应该是内生的，否则即使外力能帮助你走向民主化，也难以帮助你实现民主的稳固”。

但这也不能说国际因素就一点也不重要。对那些经济上十分依赖欧美的国家，比如墨西哥、东欧各国，外力就曾对其民主化转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过现在对财大气粗的中国来说，任何“威逼”性的举措，都可能会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这反而等于给国内转型的推动者帮了倒忙，从而延误民主化的进程。当然，国际社会所施加的道义压力以及这背后的武力压力，多少能使独裁者有所忌惮，使其独裁不那么极端。试想，如果没有一点国际压力，也许就不止一个卡扎菲或一个萨达姆，而会有五个十个，也许伊朗、朝鲜早就研制出了核子武器……这个世界不会承认因绥靖而得以避免的痛苦，而只会承认我们面对暴政所回应的愤怒反应。哪怕这种激愤的代价远远大于沉默。

从人类的经验来看，民主政治之前无一例外都是威权政治。我们的现实困境是，中共的统治基础虽然看起来摇摇欲坠，但中国的基层民众还一直看不到有一种足以抗衡中共组织的政治势力乘势崛起。因此大多数人尤其是多数农民宁可接受中共宣称的社会稳定，即维持现状。城市市民对中共的统治满意度要远低于农村。在这种民情现状下，民主转型首先必须解决启动的前提条件，即开启民智，提升公民权利意识。

二、转型有赖于突发事件作为契机

民主转型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高层的控制下逐渐改良而成，另一种是在危机政治下造成百姓失控和精英分裂而一挥而就。当局显然不愿意看到后一种事态的发生。对现在全民几乎都处于昏聩状态的中国来说，突发事件未必都是坏事。从某种意义上看，突发事件往往能够改变统治格局。中东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以及前苏联“819事件”就是可以佐证的实例——底层民众以暴力回击威慑和镇压，这对削弱保守派、赢得社会同情、分化统治集团、抵制强硬顽固派的武力镇压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显著作用。“阿拉伯之春”中的民众在抵抗暴力镇压时便表明，转型进程中不卷入暴力因素并非都是普遍规则。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即街头政治有时也能够演变成独裁者的末日梦魇。

对于中共现政权来说，再来一次“六四”似的大规模镇压，已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因如此，现政权才会对所有的聚会、所有的群体性事件格外警惕。每遇各地的维权抗争，当地政府无不格外紧张，只要能达到驱散的目的，不惜维稳费用的巨额拨款。甚至为了截访一位弱不禁风的上访妈妈——唐慧，湖南永州当局也不惜动用80多万维稳费以封口消音。

在当下的中国可以预料的是，只要民间的维权事件一旦成为燎原之火，那么当局就不得不在民众的诉求之下选择退让。89前的那种强硬的底气，今后不再可能复现于有朝一日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处理之中。因为现在的中国已无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强人，而且现在掌握镇压机器的那一帮人未必能够做到像“六四”时期那样事先就把所有真实的信息都封锁得滴水不漏。

三、朝野良性互动的条件目前尚未具备

民间运动固然要尽可能坚守非暴力原则，但又不能把这种原则的底线设定为不激怒统治集团。对“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不宜作过于迂腐的解读。甘地说：“非暴力并不意味着向坏人的意志屈服和妥协。非暴力意味着以人的全部心灵来反对专制者的意志。只要在这种人类法则指导下进行斗争，哪怕一个人也能反抗非正义帝国的全部权力”；而非暴力抗争的实践者“都能在参加之后感到自己比参加之前更加有力、更加强大，从内心得到喜悦，体会到一种美好。”

朝野良性互动的前提是双方力量基本均等。一些民间意见领袖和独立学者呼吁民间力量应当一贯秉承善意，以统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争取说服统治者，实施民主宪政变革。他们习惯于把这个过程理解为良性互动。这种思路可以由博弈论和对囚犯困境的分析揭示。虽然合作双赢和冲突双输的博弈论分析的最后结论是朝野合作，但博弈论在如何实现合作局面的行动策略上与中国民间精英理解的良性互动其实有很大不同。囚犯困境实验揭示：如果一方不合作而另一方合作，导致的结局不是不合作转为合作从而双赢，而是不合作一方对合作一方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压榨，从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只有在对方不合作你也采取冲突的行动策略时，才会逼迫对方转为合作。换句话说，合作双赢的局面是从不合作双输的过程中逼出来的。

例如，如果民间没有打算对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对中共独裁者有推倒的意志，那么，中国实行民主转型就是纸上谈兵的事。于此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可能得到推进。所以民主转型说到底还是怎么瓦解一党专制的问题。但在目前中国民间力量尚不具有任何财力，社会动员能力甚至道德权威的现实困境下，要实现与专制政权的成功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在既得利益集团如此强大的今天，摈弃策略性的选择而盲目选择激烈变革的路径，不过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思维罢了。

四、我们如何直面中国转型的前夜

有理由预测，在今后15—20年之间，中国最重要的变革将不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而是从一党专制逐渐向民主化转型。这一预测在有些人眼中可能被看作一厢情愿，但根据比较政治学中有关民主转型的理论和过去30多年国民个人权利（尤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意识的日渐增强，不妨可以乐观地推断，中国在这个时间段内，一党专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最终将导致统治精英内部的分化。这不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是一个可以被预测的高概率事件。

但中国的民主转型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取决于知识界与普通民众能否形成共识，而且还取决于国人民智民心的觉醒程度。这也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道义与责任。一旦整个社会都为某种期待中的突发事件激动亢奋之际，知识分子就有责任担当起足以打一场既能避免血腥轮回又可导向宪政转型的凯旋之战。而作为每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要尽一切可能推动任何形式的公民运动，以促使国人从无意识的昏聩状态自觉到有意识的、权利和尊严的觉醒过程。

比较美国人从小就有的公民教育，中国需走的路还相当之艰难。美国在每次大选之前，很多小学生就会在班里进行模拟总统选举，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民主选举和运作。美国一个普通大学生的政治成熟程度往往胜于中国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老年人。这其中也许还有很多原因，但他们的民主教育自然是功不可没。

现在的既得利益者之所以抵拒中国走向民主转型之路，乃是他们不愿意放弃在专制条件下获取的稳定利益。所以任何能动摇独裁专制结构的变革尝试，都会让他们如临大敌。不接受西方先进政治文明的模式是这个专制体制的底线。因为它不可能像给前苏联带来巨变的戈尔巴乔夫那样毅然决然给自己的政党判决死刑。

一个政权会不会垮台，要看它有没有进行自我修补或进化的能力。而中共党内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庞大根系，所以如果要它自我修复简直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中共现有领导层能够看到这一历史必然规律，趁早开始转型，他们仍有机会避免苏共的悲剧。如果中共统治者有历史责任和伟大的政治抱负，就该像台湾“力行政治革新”的蒋经国先生那样，彻底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避免民族悲剧和国家灾难的发生，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使中国大陆走上自由民主的转型之路。

来源：民主中国

【时事】

1、《纽约时报》：中央秘密文件视宪政与人权为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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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干部聚集在中国各地的会议大厅里，聆听高层领导发出一个严肃的秘密警告。他们获悉，如果党不能根除中国社会的七大颠覆性潜流，权力就可能旁落。

前述七大危险列在一份名为“9号文件”的备忘录中，该文件明确无误地得到了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首肯。七大危险以“西方宪政民主”为首，其他则包括对人权“普世价值”的宣扬，诸如媒体独立和公民社会之类的西式概念，热衷于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以及针对惨痛党史的“虚无主义”批评。　

“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异见者还在不断向意识形态领域渗透。”9号文件称。这个序号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今年4月印发该文件时定下的。该文件没有公开发布，但《纽约时报》看到了一个版本，并从四名接近中共高级官员的消息人士那里证实了它的真实性，其中包括党报的一名编辑。习近平已经在准备进行一些改革，以使中国经济迎接更强大的市场力量，与此同时，他也在通过“群众路线”强化党的权威，力度超过了中共例行的纪律整顿活动。本次对中共干部发出的内部警告，表明了与习近平在公众面前的自信外表相伴的种种担心：经济放缓，人们对腐败的公愤，急切期待政治改革的自由派发起了种种挑战，这些都容易对中共构成威胁。

该文件称，一党专政的反对者“为了挑起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已经在揭露官员资产，利用互联网来打击腐败、反对媒体控制以及其他敏感问题上挑起了事端。”

这些警告没有做无用功。自从文件下发之后，中共的报刊和网站一直在强烈批判近年来不属“犯规”之列的宪政和公民社会观念。官员们加大了工作力度，防止公众看到互联网上的批评意见。两位知名的权益倡导人士在过去数周内相继被拘留，他们的支持者称这是对“维权运动”一记重击。在习近平前任胡锦涛执政时期，“维权运动”就已经遭到围攻。

习近平的强硬路线令中国的自由派感到失望，一些自由派曾把他的上台视为漫长停滞之后的一个契机，有望推动政治变革。结果，习近平的上台却标志着中共转向更为保守的传统左派立场：他开展“整风”运动来保证纪律严明，显然还试图捍卫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例子之一是他参观了一处历史遗址，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在那里亲自进行一次改造中共的尝试。

习近平的指示已经在全国各地通过一系列强制性学习班进行了传达，比如，南部省份湖南的一个地方政府网站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班。

“宣扬西方宪政民主是在企图否定党的领导，”湖南衡阳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成新平在一个矿业官员会议上说。他还说，人权倡导者希望“最终形成政治对抗力量”。

这场运动给习近平带来一些风险，因为他承认，正在放缓的中国经济需要更能推助市场的新动力，而这种动力只能通过放宽政府管制来获得。

中国的政治圈子密不透风，其中却常常存在争端，支持深化西式经济变革的成员往往跟那些推动法治、促进政治制度开放的人结为盟友，传统派却支持国家加大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双重控制。分析人士说，习近平从两个敌对阵营中各取一点的做法，最终可能会让他自己的议程在党内纷争中陷入泥沼。

对宪政的批判引发了自由派知识分子乃至一些温和派前任官员的失望与反对。与此同时，这场运动也让中共正统观念的左派捍卫者感到振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尖锐反对市场化的改革，尽管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都曾表示，这样的改革确有必要。

随之而来的裂痕出奇公开。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萧功秦说，这种分裂有可能变大，把习近平拖垮。萧功秦支持由中共引导的渐进改革，是这一派当中的知名人士。

“现在，左派感到非常振奋，心花怒放，但自由派感到非常气馁和不满。”萧教授说。他还说，他自己大体赞同习近平的目标。“这样的分化非常严重，因为这严重伤害了广大中产阶级以及温和的改革派，即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萧教授说。“这种局面存在失控的可能，那样一来，就不利于中央领导层强调的政治稳定了。”

今年年初，促使中共发起意识形态反攻的压力在中国南部城市广州的街头得到了体现。这里的《南方周末》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示威，因为一名宣传官员重写了一篇颂扬宪政的社论，原文称国家和党的权力应当受到防止权力滥用并保护公民权利的最高法律的制约。

历史学家萧功秦说，围绕该报的对抗和要求官员公开财富的运动提醒了领导人，刺激他们发布了“9号文件”。实际上，根据中国东部港口城市连云港的一个共产党网站上刊载的一篇讲话稿，高级中央宣传官员曾开会讨论报纸抗议等问题，称之为颠覆党的阴谋。

“美国领导的西方反华势力一个接一个地参与进来，并和国内的异见分子相勾结，以所谓新闻自由和宪政民主之名对我们进行诽谤攻击，”连云港市宣传官员张光东援引中央宣传官员会议的结论说。“他们试图瓦解我们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指的是该报的抗议。

但分析人士称，习近平及其同事的尴尬处境来自他们自己抬高的民众期望，而非外国阴谋。要求共产党官员透露其家庭财富的民间活动人士援引了习近平自己的誓言，即结束官员腐败，建设一个更加坦诚的政府。同样，倡导以法治限制党的权力的学者和律师也引用了习近平尊重中国宪法的承诺。

事实证明，对于党领导人来说，即便是这些相对慎重的活动也过了头，因为他们小心提防着任何可能会膨胀为直接反对的挑战。北京的前杂志主编、政治评论员李伟东（音译）说，“9号文件”由中央领导层的行政中枢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这样的做法需要得到习近平和其他高层领导人的批准。“毫无疑问，该文件得到了习近平的直接支持，”李伟东说。“肯定得到了他的批准，反映了他的整体观点。”

自从这份文件发布以来，宣传正统思想的运动已经促使党内刊物发表了大量评论和文章。其中许多都援引了近年在官方出版物中已属少见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毛派修辞。有些人说，宪政和类似的想法是西方颠覆活动的工具，曾促成前苏联解体，对中国也构成了类似威胁。

“宪政只属于资本主义，”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评论文章称。宪政是“信息战和心理战的一件武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巨头及其中国走狗用它来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该报的另一篇评论文章称。

不过，一些分析人士称，受到鼓舞的左派人士可能会对习近平的政府造成麻烦。习近平已经表示，在今年秋天的一次党的会议上，他希望支持能够令市场竞争和私人企业在经济中起到更大作用的政策。然而，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坚定分子对这类提议十分警惕。

薄熙来是一名有个人魅力的左派官员，观念相对自由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本希望去年对薄熙来的罢免将有助于他们的事业。但他们的希望已经破灭。薄熙来将在周四受审。

曾与习近平会见的改革派前政府官员胡德平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左倾趋势的公开警告。在他家人运营的用来纪念他父亲胡耀邦的网站上，胡德平说，“什么是改革的底线？”胡耀邦曾在20世纪80年代领导实施放宽政治和经济管制的政策。

习近平将在今年晚些时候面临另一次意识形态测试，届时共产党将庆祝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庆祝活动的规模尚未公布。但根据湖南省湘潭市政府网站的说法，毛泽东的故乡湘潭正斥资10亿美元来为该活动修缮纪念场所和设施。

“你必须纪念他，而且，因为他已经去世，你只能说他的好话，不能说坏话，”历史学家萧功秦在谈到毛泽东纪念日时说。“这就像是在给左派火上浇油。”

（附：中共列举七股反动潮流：

1、宣扬西方宪政民主，否定中共领导及社会主义制度

2、宣扬普世价值，动摇中共执政理论基础

3、宣扬公民社会，瓦解中共执政社会基础

4、宣扬新自由主义，改变中国经济制度

5、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中共管理媒体制度

6、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共及新中国历史

7、质疑改革开放，就是质疑中国社会主义性质）

作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自北京对本文有报道贡献。翻译：林蒙克、土土

来源：《纽约时报》时间: 8/20/2013

2、中国严厉封杀网上不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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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 — 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进一步加紧对网络的控制，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关闭了慕容雪村等拥有众多追随者的热门网站。社交网站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多大影响，现在下结论也许为时过早，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公众舆论让北京越来越感到不安。

今年5月，中国著名网络作家慕容雪村拥有400万粉丝的微博在一夜之间消失，他在另外几个社交网站上的个人资料也被一删而净。官方没有给予任何解释，不过有一点很显然，他发表的文字让政府感到不安。

慕容雪村只是受到封杀的人士之一。从著名记者到学者，从流行歌星到商业巨头，很多中国名人的个人网站都拥有众多的粉丝，其中不少人并不总是遵守共产党的教诲。

今年初，著名台湾歌星伊能静在网上支持南方周末记者，反对审查制度，因此遭到封杀。

拥有5100万粉丝的谷歌大中华地区总裁李开复，因为质问中国政府出资的搜索引擎而惹怒北京。

为了压制公众舆论，最近几个月来，北京进一步加紧对网络的控制，使得网络作家处境更加艰难。

很多网上人士揭露社会不公，质问政府政策。还有人呼吁实行民主、言论自由和维护人权等等。这些言论威胁到中国政府的威信和合法性。过去2个星期来，中国的网络审查机构召集部分著名博主会谈，指责某些人通过谎言和负面新闻，来破坏社会主义，推崇西方价值观。

点击率众多的博主房地产大亨潘石屹曾经发起环保运动，在个人网站上每天刊登空气污染指数，促使政府制定新的空气质量标准。最近他也被请到北京开会，有关官员要求他遵守法律，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家利益。

外界一度希望，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对网上言论持宽容态度。可是北京的最新举动对异议人士起到进一步的寒蝉效益。

美国电子杂志“观察”的主编陈奎德通过SKYPE对美国之音说：“现在的情况下，看来他是没有任何宽容的，不过现在国内外的知识界都在讨论，这究竟是习近平个人的执政方针，是个人的本性，还是他基于中共党内的各个力量态势，而不得不做出的姿态，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比较大。”

不过陈奎德说，他个人认为，习近平深受毛泽东极左思想的影响，他会以政党利益为重。

中国有6亿多网民，中国政府的行动显示出控制不断扩大的网络的决心。不过专家指出，压制民意会给北京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原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系主任金德芳通过SKYPE对美国之音说，网络是一个安全阀，让人们发泄不满。封杀网络

会使民众越加不满，甚至爆发社会动乱。

她说： “我认为，很多网民会对这些限制非常不满，他们不仅会找到打破限制的途径，而且会厌恶政府。事实上，政府限制网络的做法显示他们害怕自己的人民。”

金德方指出，最近香港和台湾出现大型抗议活动，让习近平非常担忧。

中国政府显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控制民意，中央鼓励各政府部门的官员以个人名义设立网站，引导公众舆论。北京市政府宣布，全市55个委办局等共计71个单位和7位市级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入驻“北京微博发布厅”，解决网民提出的问题。

可是在网络时代，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已经大打折扣。就连中国共产党理论杂志“求是”也不得不承认，“打开网页，登入微博，立刻就会在不经意间陷入网络负面信息的包围之中……灾难、事故、贪腐、丑闻似乎铺天盖地……”

专家指出，网络已经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难以通过官方媒体控制公众舆论。

来源：【 VOA 】时间: 8/21/2013

3、中国宪政学者吹响民间宪政改革动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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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深编辑、宪政学者许医农近日从北京通过电邮向许多自由派文化精英转发13篇“要宪政不要党天下”的学术政论文章，意在联合自由思想者共同呼吁宪政改革，重启公民社会建设。

在中国学界享有盛誉的许医农女士8月13日向许多文化界朋友集中转发了13篇讨论宪政和公民社会的政论文章，包括《习近平的尴尬》、》、《胡德平：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辛子陵：政改兴邦脱苏入美》、《莫斯科满城尽是真男儿》、《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文版本）》等。

80多岁高龄的许医农女士在转发说明中感言道，她对“国运民瘼的那份关注无法割舍”，“当下大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抉择的交叉口，何去何从？关系亿万炎黄子孙和浩瀚中华山河国土的命运安危！令人揪心的是：政局诡谲，历史的欠负太沉，高层权斗正酣…举目望神州，不胜惶惑，痛感百无一用是书生,自己不过旁观一看客而已，而已！”。

20多年前，许医农因编辑出版“传统与变革丛书”、《山坳上的中国》而享誉学界。她编辑的“宪政译丛”等上百种学术著作也是影响深远。

有评论说，许医农的行动无异于“逼习改革”，经过朋友之间的转发，传阅者不计其数，堪称一次新时期的“公车上书”。

许医农女士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她不想太多谈论转发这些宪政论述的事情，只是将看到的转发给朋友，本身就是表达她的观点。她说：“我看到的、我认可的东西我就转发了，这就是我的观点。我都八十几岁的高龄，就是丢不下这份关注，一句话。我所见到的、联系的、关注的还是有很多朋友，不管是在海外还是国内，他们始终还是保持着内心的那个血性，始终没有丢掉。”

有分析说，在近来官方喉舌及一些左派文人纷纷攻击宪政“姓资”，是“邪路”，而民间，尤其是开明知识界对新领导人习近平是否有意愿推动宪政感到非常失望之际，许医农女士的举动是吹响了民间推动宪政改革的集结号。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已故中共改革派总书记赵紫阳的生前好友姚监复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许医农老人一向心系国家、社会前途，直言敢言，令人敬佩。

他说：“许医农如果把这麽多意见归纳起来，我想也就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就是原来对你（习近平）抱希望的，虽然你出来这文件（中办9号文件-七不准），但是我们还是有些人希望你讲宪政。提出来这麽多意见，我觉得这是好事。”

中国问题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现在网上传阅许多有关宪政的好文章，而他也经常收到许医农女士转发的支持宪政和公民社会建设的文章。

他说：“许医农女士平时经常转发一些好的文章到我的信箱。他是一位敢于直言的女士，敢说话，有思想，是非常敬佩的。现在很多人在转发这个宪政的文章。”

许医农女士表示，中国政治腐败发展到如此程度她并不感到奇怪，是体制造成的，只是让她感到非常痛心，因此她要疾呼。

她说：“真是的，中国的现实让人很，很，哎。不能说绝望吧，总是，尤其像我。说实话，所有这些事情，在我看来，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这是必然的。中国走到现在这个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岂肯轻易放下他们的利益。从官场，从中央到地方，现在现实是个什麽状况，真是！”

许医农女士转发的第一篇文章是署名清流浦的《习近平的尴尬》，全文近7千字，今年6月12日由海外参与网站首发，博讯网站首转。文章揭示的习近平的困境在于，面对全民强烈要求宪政的大环境与高官要专制保私利的小环境，习近平重小环境而轻大环境。然而，“习近平现在所有的动作只是在局部缓和，延缓爆发，但大势已不可避免，……在民间，变革时间现在已经进入启动状态。不是三五年是否会发生大变革的问题，而是明天是否会发生危机的问题。”

而前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之子、改革派代表人物胡德平今年8月9日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警告中国没有宪政可能会爆发革命。胡德平在文章中说：“有宪法必有宪政，无宪政，宪法也不神圣。这是惨痛经验的总结。”文章最后用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话来警示说，今天掌权不等于永远掌权。

胡德平的长文被中国媒体纷纷转载，被认为是胡德平加入目前有关宪政大论战的檄文。不过，几天后，胡德平的文章被从各大网站上删除。

来源：美国之章

4、薄熙来受审，官方加速“去薄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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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涉及贪腐的案件将于8月22日开审。与此同，中国当局加速了去薄熙来化的进程，从大连到重庆，有关薄熙来的痕迹正在被悄然抹去。但是，有分析人士说，由于中国当局目前似乎在往左转，所以并不会完全抛弃薄熙来的一切。也有人认为，在这个网络盛行的时代，中共要像以往一样，将政治人物的记录完全抹去已经不太可能了。

在薄熙来被公诉后不久，中国当局加速了去薄熙来化的进程。在薄熙来原先主政的大连，大连现代博物馆展出的薄熙来政绩已经消失不见，他一手缔造的女子骑警队，也都随之消逝。

在重庆， “去薄化”行动更早开始。去年三月前，也就是薄熙来被解除重庆市委书记前，重庆每个角落随处可见薄熙来提出的“平安重庆、森林重庆、畅通重庆、宜居重庆和健康重庆”等“五个重庆”的标语，但是，现在都不见了。昔日的交巡警平台、美女交巡警，交巡警平台也被全部撤离。不满权益受损的女交巡警上个月底还举行了抗议。

美国之音前北京分社社长何宗安（ Stephanie Ho）五月份到重庆旅游。她说：“有趣的是，许多与薄熙来主政时期有关的痕迹都不在了。他创建的最著名的街角交巡警平台，这些都没有了。美女交巡警也没有了。”

重庆人事上的去薄熙来化则在薄熙来正式落马后展开，张德江、孙政才相继入主重庆后，重庆政坛经历了大约5轮大规模人事变动，特别是重庆的公检法系统。近日，有报道说，重庆“政坛不倒翁”、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职位可能不保，这被视为重庆人事布局上的〝去薄熙来化〞已然基本完成。

因为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和重庆模式，薄熙来一时间成为媒体眼中耀眼的政治明星，但是，他的命运却因为一个人、一件事而改变，他的公安局长王立军躲到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并指控薄熙来妻子谋杀一名英国商人。

这其实并不是第一次中共将失势的党的领导人从记录上涂掉。远的有刘少奇、林彪等，近的有胡耀邦和赵紫阳。

但是，《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认为，中共当局只是在尽量消除明显带有薄熙来个人色彩的东西，薄熙来的一些做法并不会被完全抛弃。

胡平说：“一些明显带有薄熙来个人色彩的东西他们会尽量将他淡化，把他尽量消除。但是，有些做法，当局本来，至少相当一部分人和当时的薄熙来没有什么区别，当时薄熙来出事之前，9个常委中有六个跑去（重庆视察），显然这也表示了他们对薄熙来某种做法的肯定。”

前去重庆视察的中央政治局的六名常委中，包括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许当局对薄熙来的指控只包括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却没有包含在重庆四年的“唱红打黑” 就是很明显的例证。

胡平说：“对当局来说，去薄化是个进退两难的事情。第一，现在的当局本身就很左，另外，他们也会考虑到重办薄熙来后可能会引起薄熙来的支持者的反弹，那么怎么样尽量减少这种反弹，那么他们就有必要对薄熙来政治上的一席作为做一定程度的保留。那样会让一些‘薄粉’不因薄熙来被打倒而对当局采取反对的态度。”

胡平说，中共对薄熙来在打黑过程中做出的冤家错案的低调处理，就显示当局并不希望外界认为他们会对薄熙来所作的一切“整个翻盘”。

重庆的一些老百姓也在怀念薄熙来。重庆女翻译潘小姐说：“先是震惊，然后是惋惜，但是我个人还是很喜欢他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从个人感情来说，他还是一个好的领导。”

美国之音前驻北京分社社长何宗安说：“当地老百姓可能不会太关注高层的政治斗争。很多街头老百姓好像很是怀念薄熙来。他们说，自从他下台后，他们觉得社会秩序是越来越糟了。我不知道他们说得是否正确，我也没有做深入的调查。但是他们说的应该很符合逻辑。街角已经没有警察了，小偷的行动也多起来了。他们觉得社会秩序变糟了。”

薄熙来7月间因腐败、贪污和滥用职权被提起公诉以来，国际媒体也一直在密切跟踪案情的发展，深入报道薄熙来据称在海外拥有的产业，以及他儿子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入学许可。但是，从中国的报章杂志和社交媒体中，却看不到相关的报道，中国的主流媒体也奇怪地变得沉默。

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薄熙来被起诉的新闻只能被放在报纸底部的一角。但是，中国当局真的能完全抹掉薄熙来的政治痕迹吗？

著有“党的路线( The Party Line)” 一书的上海复旦大学传播系教授阳歌(Doug Young)说：“以往中国政府可能会试图将他从历史上抹去，这些曾经发生在领导人身上。不过以前中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媒体也受到当局的严密控制。现在要像那样从历史上消去一个人的记录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中国现在能做的，就是对这种敏感议题尽量试着去控制它。”

尽管官方试图抹去有关薄熙来的新闻，但在互联网时代，要让过去从历史上消失已不再那么容易了。在重庆政府的英文网站，甚至人民日报英文网上仍然能找到赞扬薄熙来的文章。这也是另一个迹象，显示知名度高的政治人物还没有被遗忘。不过，重庆政府的中文网站上，有关薄熙来的搜查结果是零个。

【 VOA 】时间: 8/21/2013

【评论】

1、刘逸明：国家信息办抛出“七条底线”目的是钳制网民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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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举办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就承担社会责任，传播正能量，共守“七条底线”达成共识。“七条底线”是：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8月15日新华网）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显然是一个具有十足官方色彩的机构，其主要职能并非是维护网民的言论自由，而是通过钳制网络舆论来维护所谓的社会稳定。正因为如此，该办公室所举办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就不会邀请那些体制外的异见人士与会，自然而然，其讨论的结果也就能够与预定的结果一致。这和诸多的听证会一样，开会只是走过场，目的是以这种形式来“证实”某种观点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由此而产生的决策应该得到全社会的支持。

网络的确是现实社会的延伸，网民和网站也的确应该增强自律意识和底线意识，不过，在一个制度畸形、官员权力膨胀、道德体系早已崩溃的社会，此次论坛所达成的“七条底线”共识却让人无所适从，因为中国很多法律或条款都是违宪的，只要遵守“公民合法权益”这一条底线，就足以被视为另类而身陷囹圄。

宪法学者、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评论道：“在我们搞法学的人看来，这等于什么都说了，又什么都没说：啥叫底线，是不能批评还是不能怎么地？啥叫社会主义制度，是整个制度还是具体制度？啥叫国家利益，谁定义？大家还是致力于推动实施宪法言论出版自由保障条款，要求删帖销号有法律可依吧。”

众所周知，中国是以言治罪的第一大国。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而警方依据的就是《刑法》中的105条第2款。依照西方的言论和法制规则，即使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呼喊打倒执政党，也不算违法犯罪，而在中国，网民行使言论自由权批评执政党、政府或官员的时候，就可能惹祸上身。显然，从现实情况看，“七条底线”中的第1条和第4条是矛盾的。

中国官方现在宣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其实，不难看出，中国已经彻底沦为了官僚资本主义社会，这“社会主义制度底线”是谁没有遵守？显然不是网民，也不是网站，而是执政高层。而网民和网站即使不认同社会主义制度，也至多是表现在言论上，算不上超越底线。在军队没有国家化的今天，一般人想超越这条底线都难。这一条进入“七条底线”当中实在是没有必要，在现实中无法操作，而只会为以言治罪埋下伏笔。

谁都知道人应该遵纪守法，网民也一样，只是，遵纪守法的前提是法律本身要有民意基础，而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子法更不能跟母法矛盾，《刑法》当中的以言治罪条款、《集会游行示威法》、劳教制度等等都明显违宪，按照法制原则，对于违宪的法律，民众可以不必遵守。然而，事实上，在司法机关看来，子法比母法更权威，所以，冤假错案接二连三。事实证明，最不遵守“法律法规底线”的不是普通民众而是官方。

没有谁会认为不该爱国，但是，爱国的表现形式和境界并不相同，很多官员，仅仅是口头上爱国，实际上却背地里贪污受贿，让家属纷纷移民；有些人经常发表批评这个国家制度和民众劣根性的文字，甚至为此而锒铛入狱，你不能说后者就不爱国，事实上，后者对这个国家才是真爱。在和平年代，一般的民众根本无法突破“国家利益底线”，能突破这条底线的只有特权阶层。

“公民合法权益”能成为底线之一，这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在官权不受监督和制约，且法治水平还很低的中国，即使每位公民都在践行公民权利，但是“公民合法权益”依然无法保障，遵纪守法者时刻有可能被送进班房，而违法乱纪者则往往可以逍遥法外，仅仅是践行言论自由，就足以让中国网民挤爆中国的看守所和监狱，要守住“公民合法权益”这条底线谈何容易？除非是官方不再滥用权力，可是，这太不现实，在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下，官权侵犯民权必定是常态。

每个人都渴望社会公共秩序有条不紊，绝大多数人也会自觉地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只是，在权利被侵害而求告无门的时候，修养再好的人也可能耐不住性子，要骂将起来甚至是杀将起来，这种情况下，要求其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底线”就是一种苛求。互联网上虽然也存在公共秩序，但是，能把这种公共秩序搞乱的也不是一般的网民，而是权力阶层。最近几年，公共事件接连不断，之所以会出现网络乱象，基本上都是因为官方的应对方式不对，企图用陈旧的思维和方式来消弭舆论、平息事态。

中国在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之后，传统道德体系已经彻底崩溃，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社会风气一度好转，道德体系开始重建，但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全社会又陷入了道德沦丧的深渊。现如今，就连曾被人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群体、被人誉为“白衣天使”的医生群体都在唯利是图，可见，中国已经进入了整体缺德时代。可想而知的是，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国网民的总体道德表现也不会太好，当然，提倡遵守“道德风尚底线”还是有意义的。

至于“信息真实性底线”，最该遵守的恐怕还不是广大网民，而是官方媒体。虽然今天的信息渠道日益畅通和多元，但是，很多时候，官方仍然喜欢发布虚假信息，如重庆官方通报的“王立军休假式治疗”，还有发改委等机构为贪官“辟谣”的言论等，最终都被证实是虚假的。在“信息真实性底线”上，官方应该做出表率，否则，就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然，最为可怕的是，有些网民因为在网上揭露贪官的违法乱纪行为，结果反而被警方认定为造谣、诽谤，事实上信息非常真实。可见，要网民不超越“信息真实性底线”太难，除非一直潜水。

据官媒报道，在此次官办互联网大会上，与会者包括各位理事、专家、学者、网站负责人、网民代表。他们一致赞同，应共守“七条底线”，并倡议全国互联网从业人员、网络名人和广大网民坚守“七条底线”，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自觉抵制违背“七条底线”的行为，积极传播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与会者看似信誓旦旦，其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他们的“七条底线”倡议能在日后收到明显实效，因为要让网民和网站真正做到自律，还得正本清源，让制度脱胎换骨，只有中国实现了宪政、民主、法治，民众的素质才能大幅度提高，才能真正实现自律，从而传播正能量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来源：民主中国

2、陈破空：薄熙来倒了，毛左旗并没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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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是一个星期天，中共当局选择在不引人注意的这一天，由新华社转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告：薄熙来将于8月22日8时30分出庭受审。新华社的报道只有两句话，却不同寻常，因为，之前，同样是政治局委员的陈希同和陈良宇，受审前，并未如此广泛地知会公众。

公告中，本应是“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却少了“涉嫌”二字，违反基本法律常识，这应该是行文者的仓促失误，却泄露当权者的潜意识：人治，而非法治；未审先判；开庭只是走过场。

人在美国的薄瓜瓜，发声明为其父母的“秘密拘禁”鸣冤叫屈，怀疑审判的公正性。然而，包括薄瓜瓜在内的薄家人，尤其薄熙来和谷开来本人，之前，何曾为其他中国公民的秘密拘禁、不公平审判鸣冤叫屈？非但没有，薄、谷二人，本身都是制造秘密拘禁、不公平审判的行家里手。重庆“打黑”所衍生的大量冤假错案，历历在目，薄、谷今日之下场，不过是请君入瓮的逻辑归宿。

被杀害的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母亲，发声明披露，与中共当局的索赔谈判不果。据知，海伍德母亲要求的赔偿金额是5000万人民币（与薄谷鲸吞的赃款相比，只是九牛一毛）。但随后，代表海伍德遗孀王露露的律师却声称，有关海伍德母亲声明的报道不实。显示，海伍德遗孀与海伍德母亲之间，有可能因财产、赔偿等议题产生龌龊，令索赔复杂化。

而在薄熙来家，其母亲、姐姐、长子分别聘请律师，均遭当局拒绝。“忽刺刺大厦将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红楼梦》的景象，在这个曾经显赫得不可一世的红色元老之家，生动上演。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不论挺薄的还是倒薄的，如记者宋阳标、教师王铮等，或律师李庄等，都遭到当局禁足，或拘捕，或软禁，或监控。即便当年审判“四人帮”，为“四人帮”说话的，自然会倒霉，但声讨“四人帮”的，绝不至于遭监控。如今，当局左右防范，左支右绌，只能证明，中国社会进入最不稳定时期。

最高人民检察院资深法医王雪梅忽然公开宣布，辞去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职务并退出中国法医学会。王质疑2010年大学生马跃坠落北京地铁案的死亡鉴定结论，斥之为“荒谬、不负责任”；又质疑谷开来毒杀海伍德案，说：“我个人认为，尼尔？海伍德死于氰化物中毒的结论，严重缺乏事实与科学依据。”

然而，海伍德的确死了；谷开来又的确承认自己下手毒杀了海伍德。王雪梅的质疑，暗示，海伍德仅仅被谷灌醉；或者，海伍德虽遭谷下毒，但未必致命。在谷开来之后，有人进一步下手，置海伍德于死地。下令或指使下手的，如果排除谷开来，就只可能是薄熙来，他极可能指使其手下，杀害了海伍德。换言之，薄熙来本人，有重大杀人嫌疑，或是杀人主使，或是杀人同谋。但，谷开来为了保下薄熙来，或者，当局要求谷开来保下薄熙来，便由谷开来承担了这个杀人罪名。

7月，当局公布对薄熙来的起诉：受贿2000万、贪污500万，均以人民币计（这么点钱，连拿出来赔偿海伍德家人都不够），仅涉薄任大连市长期间；滥用职权，仅围绕谷开来杀海伍德、王立军被调职两个情节。即便如此，薄至少也犯有包庇谋杀罪，却没有被包括在起诉中。如此大幅度缩水、从轻的起诉，摆明的就是：免死，而且轻判。

习近平当局惧怕什么？与其说惧怕薄熙来本人，不如说惧怕薄熙来背后的民意基础，即左派群众。对当权派，社会上有言：自由派要他们的权，毛左派要他们的命。

今日之势，对当权派构成的最大威胁，显然来自左派。然而，今年，习近平当局下达秘密文件，号称“九号文件”，却告诫其党员、官员，警惕“七大危险”，包括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都是防右，即针对自由派。本末倒置。

习近平一上台，就在政治上左转。不少人分析，他本性如此，江泽民没有选错人。但不可忽视一个背景：薄熙来事件，在党内引发地震；薄自恃的民意支持，尤其震撼了以习近平为首的当权派。

既然走左、“唱红”、举毛旗，能招揽人心，习近平自己，何乐而不为？于是，你左，我比你更左；你举毛旗，我就把毛旗举得更高；你“唱红”，我“说红”，都是红二代，看我不比你更红？然而，一个在位的最高领导人，竟要和一个阶下囚争夺左派群众，何其可笑、可怜、可悲！

薄熙来走左、唱红、举毛旗，把不满现状的人群，轻易号召到自己麾下。怪薄熙来？怪毛左派？不如怪当权者的制度设计、道路设计和理论设计。温家宝曾义正辞严地谴责薄熙来走文革回头路，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共道路之争，竟依然停留在1978年！温家宝与薄熙来，无非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论及中国政治道路选择，在当权者的严控下，没有多元，甚至没有三元，只有二元，即，没有未来，只有现在和过去。既然民主化道路被封杀，中国不能朝前走，便只剩下两条道路：要么维持现状，号称“改革开放”（已沦为有名无实）；要么回归过去，即毛泽东时代，以“文革”为象征。

薄熙来倒了，但他高举的毛左旗并没有倒；打倒了薄熙来的习近平，又捡起薄熙来失手的毛左旗，“奋勇前进”。《红楼梦》的剧情，并没有完，只是告一段落。权力不稳的习近平，以为，扛毛左旗能巩固权力，然而，不排除的可能性却是，习近平将在更大范畴内，重蹈薄熙来之覆辙。

【 RFA 】时间: 8/21/2013

3、曹长青：薄熙来是共产党的缩影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25.html

薄熙来庭审翻供之所以被认为太“出人意料”而引起广泛讨论，是因为共产党的法庭，尤其大案，一般都是事先被告完全屈服，最后审判是“表演秀”。上次王立军案、谷开来案，都是如此。但薄熙来为什么翻供？

他在法庭上讲了两条理由，一是接受中央纪委调查时，受到“不公正压力”；二是中纪委有“明确的诱导因素”。那么是怎么压力和诱导的，他没有讲。从常识推理来看，很可能当初中纪委强调“坦白从宽”，暗示或明指在“党内处理”。中纪委不是法庭系统，只要党内处理，顶多是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以往中共高官有不少只是这样双规双开的）。

现在则变成法庭审理，明显是要判刑。而且从大阵势来看，可能不会轻判。薄熙来感觉上当了，后悔当初，所以要翻供，为自己争利益。即使争不到多少，也不会得到比“争”更糟的结果。因为混迹官场多年，他当然非常清楚，像这种大案，判多少年，党的高层早已决定。什么审判长，法庭，庭审过程等，都只是走过场、摆装饰而已。

薄熙来在法庭力辩，也多少有表演成分，以此装“清廉”扮“强人”，试图保住他在重庆时的那个“伟光正”化身的形象。

薄熙来的庭审戏 ，让人想到整个共产党。薄熙来是共产党的缩影，代表这个党的全部特色：满口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伟光正”的背后，是罪恶、腐败、黑暗、邪门。

《纽约时报》的评论说，薄熙来是“双面人”：“他打击黑帮犯罪，他本身却像一个黑社会老大一样运营重庆；他打击腐败，可他自己也涉足其中；他鼓吹传统的共产主义道德，但他的儿子在外国的精英学校炫耀他的财富。”

薄熙来做的，跟他说的，正好相反。就像一枚硬币，展示的是一面，背后完全不同，整个共产党就是这样。“薄熙来案”对中国人的启迪作用在于，看明白薄熙来，就更懂得共产党，因为薄熙来是它的袖珍版。

薄熙来在重庆以“唱红打黑”而爆红。所谓唱红，就是唱道德高调，吹革命强音。看似道德无比，但真实是，薄熙来们的行为毫无道德准则：滥用权力、受贿腐败、性泛滥，公器私用，甚至涉及杀人，凶残霸道，无恶不作。

人人皆知，这种现象在中共官场是常态。而且官职越高，权力越大，贪的越多。据中国官方统计，过去30年，已有420万党政干部因贪腐被查处，其中省部级就有435个。中共16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就有72人。

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到北京市长陈希同，从公安部长陶驷驹，到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从国家药品局长郑筱萸，到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从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到最近的铁道部长刘志军，每抓出一个，都是巨额的贪污受贿，还有一大堆的情妇等。像被处决的重庆司法局长文强，只是（用油纸包裹）藏在鱼塘淤泥中的赃款就有2000万。

当今中国官场，贪腐和清廉之间的界限，只是“被抓到”和“侥幸没落网”的区别。薄熙来运气不佳，只因为他把下属公安部长逼进美国使馆，闹出“国际新闻”，舆论哗然，高层不得不处理。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今天还会是重庆的“皇上”，甚至很可能高升到“中南海”，成为习近平的左臂右膀——他们都是太子党背景，有共同语言。

18个月前，在北京的人大政协两会上，身为“政治局委员”和“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还衣冠楚楚、谈笑风生，一副正人君子的领袖形象；并且通过重庆的唱红打黑，成为“为民除害、推崇道德”的象征。而今天，仅仅靠法庭提供的（冰山一角）的有限证据，人们就已看清，薄熙来跟成克杰、陶驷驹、陈希同、陈良宇、刘志军等等是“一党之貉”。

薄熙来翻供，除了力争减少罪行之外，当然还有“心不甘”、感到“不公”的因素。在共产党官场这么多年，实地经验使他太清楚了——共产党的哪个官没贪？去外国留学的高官子女，哪个没拿到商家“赞助”？买房子买车，是司空见惯的潜规则。像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在澳洲购置豪华房产，钱是哪里来的？江泽民的儿子、习近平的女儿等在美国留学，费用都是自己出的吗？薄熙来当然“不忿”，党“天下乌鸦一般黑”，今天来咬住我的不清白了。不认！

像负责处理薄案的“中央反贪腐小组”组长、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31年前就官至山东省化工厅副厅长，后来做济南市委书记，福建省长，重庆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大小官职有一打，他就“清白”吗？没有过贪腐受贿？包括那个审薄案的法庭审判长，他的孩子留学，是谁出的经费？他判案从来没有受贿？当今不要说“法官”，任何带个“官”字，有点“权”的，就别谈清白！

除了智障者，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清楚，对薄熙来的起诉是避重就轻，他才贪污“二千多万”？在中国还有谁不知道：一个工商局长，一个乡镇长，地方小市长等，随便都可以捞到这个数字。而且对薄熙来的贪污指控，都是他在辽宁期间。怎么同一个人，到重庆之后就不贪了？而且在重庆“打黑”，媒体报道说，很多被抓被杀的民营企业老板或黑社会头目，其资产就被没收。这笔钱数额惊人，都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是“二千万”？都不用推理就可以判断，这基本上是中南海的策划——把“罪和刑”先定好了，然后“量罪、量刑”而定贪污数额。对薄熙来的贪腐不能追究太多，如数额过大，就会让老百姓想到“共产党的官太贪了”，“薄熙来就是共产党缩影”。但数额太小，又难以彰显共产党反贪打腐的形象，不能达到安抚、赢得民心的效果。所以才有了这么个不大不小的“二千多万”贪腐额。

当然，薄熙来怎么会服气？高官们都腰缠“亿”贯，现在就硬是要处理我这“几千万”了？据美国彭博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家族资产多达22亿人民币（是薄熙来被起诉额的100倍）！中纪委敢设“专案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吗？

再看不久前卸任总理的温家宝，《纽约时报》以翔实证据揭露，只是温家宝的90岁母亲名下，就有股票价值八亿人民币！《纽约时报》拿到了温家宝母亲的股票单签名、指印，和股单上的身份证（复印件）。有关人员狡辩说是“重名”，但那个身份证（尤其号码）能是假的吗？能重名、重性、重年龄、重地址，统统“重”到中国总理的母亲身上吗？难道在中国谁敢冒充总理的母亲，以她的名义坐拥如此巨额的财产吗？这谎扯得太幼儿园了！

温的母亲只是一个教师，从哪儿弄到这么多钱？别人不知道，他薄熙来还不清楚吗？《纽约时报》同时还揭出，温家宝家族资产共达27亿美元（近170亿人民币）！除了阿拉伯的王子们，还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家族可以富有到如此程度？！温家宝的前世也不是黄金国的国王，他和我们大家一样一穷二白的背景谁不知道？他家也没出个“扎克伯格”，怎么就一下子这么个爆富法儿？

温家宝家人曾发声明，说不排除法律追究《纽约时报》，但再无下文了。美国大报如此“诽谤、败坏”中国总理形象，温家宝居然不法律追究！当然，追查薄熙来的“中央反贪腐小组”组长贺国强们更不敢去调查“温家族”的暴富案。那个金额可是薄熙来案的800倍！

温家宝、习近平等，没被追究立案，他们就继续是人民的好总理，好主席。18个月前，薄熙来不是同样被官媒捧为“人民的好父母官”吗？他不同样是打黑反腐的正面领袖形象吗？中共高官（其实是整个共产党）的这种“两面性”不是通过薄案，更一目了然了吗！

薄熙来当然知道，无论他“犯事儿”到什么程度，即使有王立军进美使馆事件，即使有他妻子杀人事件，他的事也还完全有可能在“党内处理”，而不走法庭审判、定罪、判刑的路子——只要“党的高层”想保他。共产党就是法，党要你活，你就照样耀武扬威（什么22亿，170亿，都不是个事儿）；党要你死——就像薄熙来要文强死——你就地狱里呆着去吧。

薄熙来案弄到现在这种程度，肯定是因党内权力斗争，有人看不惯他，正好借此打倒他。而这个看不惯，很可能是对他在重庆的“打黑唱红”，太张扬了，引起官场很多人不满，因为薄熙来那么高调，风头那么劲，把别人都比下去了。但今天对他庭审，怎么对“打黑唱红”一字都不提呢？

当然不能提。因为那种唱红打黑，今天仍是整个共产党的模式，薄熙来只是把它突出化、典型化了而已。要否定薄熙来的“打黑唱红”，则是否定共产党本身的统治模式，当然不能做了。更何况，重庆打黑唱红，是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高官支持的！当年习近平等鱼贯而去歌乐山下，赞美“重庆模式”。尤其是，习近平掌权后，明显走比胡锦涛时代更左倾的道路，说什么共产苏联垮台时俄罗斯没有一个男儿（保红色江山），什么不要跟毛泽东时代切割（仍坚持毛主义），甚至制定前所未有的“七不讲”，简直要把中国带回毛时代的“全国江山一片红”的舆论一律。这跟薄熙来式的“唱红”性质完全一样。而且，习近平政权目前审薄熙来的做法，跟薄熙来的“打黑”（蔑视司法）更是一模一样。当年薄熙来就是用这种模式杀掉了文强。所以，习近平们当然不会否定“重庆模式”，因为这就是共产党模式，是他们统治的共同手段和方式。

薄熙来当然不忿（没有一个下大牢的共党高官会服气）——咱哥们都是玩同样的游戏，都是高干子弟、前后脚掌权（薄熙来做辽宁省长、商务部长时，习近平做福建省长、浙江省长），用《纽约时报》评论的说法，“他们从共产主义动荡时代长大，在资本主义奢华当中掌权。带着对权力的欲望走入政治。”你们都“不干净”，却“整”到我头上，甚至要判我坐牢。

但薄熙来不忿了一阵子就会消停，因为他深知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他以前就是这么整治别人的，而且更狠毒，杀了司法局长文强、撤了公安局长王立军（甚至可能像杀文强那样干掉他）等等，都只不过是摆在桌面上的明显几例而已。和所有落马的中共高官一样，薄熙来对今天自己能栽到如此地步，是绝想像不到的。但一旦被送到了审判台上，他对自己下场可是清清楚楚了。所以，下一步就会老实，一点章程都没有了。

所以说，今天的薄熙来案，跟当年的文强案完全是同一性质，都是大邪恶收拾小邪恶，共产党跟希特勒打。“黑社会”用黑道收拾老百姓，文强用同样方式收拾“黑道”，薄熙来用同样方式收拾文强，习近平用同样方式收拾薄熙来——这就是共产党模式。所以，“薄熙来”就是共产党的缩影；“薄熙来案”就是整个共产党统治方式的缩影。（caochangqing.com）

2013年8月23日于美国

——原载“曹长青网站”

4、王进文：中国社会危机即将爆发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6282.html

8月16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刊登署名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王进文的《分析中国社会为何戾气弥漫？》一文。文章认为导致中国社会戾气弥漫的原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即是榨取性的政治体制，并预言中国社会戾气弥漫将导致中国社会危机的总爆发。

文章认为，最近十多年来，不时发生个人报复当局的极端暴力事件，如2001年4月18日，震惊海内外的石家庄特大爆炸案，108人死亡；2008年7月1日，发生在上海的杨佳袭警案； 7月20日，发生在北京机场的冀中星的爆炸案，这些个人极端暴力事件显示出中国社会戾气日渐浓烈。这些案件中的施暴者都是底层民众，都遭受过不公正待遇，并且艰难维权后无人过问，最终被逼铤而走险，甚至自戕以引起社会关注。

文章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便是中国戾气的总根源。

文章引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勒(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合着的《国家为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一书中的〝包容性体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与〝榨取性体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的概念，并阐明中国模式的本质是榨取性的政治体制。

文章引述《国家为何失败》一文的话指，中国模式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是在榨取性的政治体制下发展包容和开放性的经济体制的结果。榨取性的政治体制可以把新的财富不断用于强化少数人的特权，强化榨取性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政治和经济间的恶性循环。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取得，与包容性体制下的增长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这种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会导致民主和包容性的政治体制。应当承认，在短时间内，无论是包容性体制还是榨取性体制，都有可能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但从长期来看，后者不可能保证持久的经济激励，更严重的是，它缺乏政治合法性，所以必然会导致崩溃，即国家的失败。

王进文认为，榨取性的政治体制造成贫富悬殊的巨大鸿沟与强烈的社会对立。在政治方面榨取性发展的中国模式又可视为作恶授权模式。中共为了换取全国性的维稳局面以及各个地方对中共政权的忠诚，不得不纵容地方强化维稳机器，纵容地方在维稳过程中暴力执法甚至枉法。这样更加导致中国当下的民怨上升与戾气弥漫。因社会不公所造成的被边缘化了的社会弱势群体在遭遇长时间的司法无助之后的无奈之下最终选择暴力方式来抗议不公。

文章指出，过去多年来，当局都是以高压态势威慑暴力犯罪以及上访民众。此种高压态势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两大困境：一是将维稳体制变本加厉；二是令法治力量削弱，而令权力更加泛滥。

文章认为，数十年来建立在榨取性的中国模式所造成了社会不公与贫富分化，堵塞了底层弱势群体通过司法途径实现社会正义之路，割裂了社会，形成了对立和对抗。而集权主义下的中央政府试图通过逐级作恶授权换取地方政府的经济回报又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治理危机。以乱世用重典的刑罚威吓主义解决社会戾气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它回避了对于体制之恶的反思，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治理危机。文章最后指出，当下中国社会戾气的弥漫必将导致中国社会危机总爆发。

来源：《纽约时报》

【零八宪章文本】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02/blog-post_5189.html

零八宪章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束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零八宪章

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

《零八宪章》月刊总第7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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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

《零八宪章》月刊 总第7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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