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总第74期
2013年10月26日出刊
《零八宪章》月刊总第74期 2013年10月26日出刊
编辑:《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主编:卫任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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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签名信箱:
目录
【卷首语】
杨瀚之:从公民运动到公民革命:纲领、道路和力量
【声明公告】
关于恢复唐吉田等良心律师执业权利呼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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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夏业良
1、施英:聚焦:北大教授夏业良遭解聘,当局严厉的政治报复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5643.html#more
【本期人物】夏业良
1、施英:聚焦:北大教授夏业良遭解聘,当局严厉的政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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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顺:自由主义先驱蔡元培胡适的继承人——评夏业良遭北大开除
3、陈破空:开除夏业良,北大“挥刀自宫”
【论坛】
2、李伟东: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
3、杜导斌: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政?
【时事】
1、京官日内瓦发言被批打官腔 民间反对中国入人权理事会
2、香港各界万人大游行抗议电视发牌黑箱操作
3、外电:中共人权恶化 西方国家续施压
4、中国官媒猛批宪政民主标榜两个巩固
【评论】
1、郭永丰:中共倒行逆施何时了?
2.刘逸明:刘萍的三宗“罪”羞辱中国法制
3、慕容雪村:中国政府的“网络反右”
4、未普:恐惧者制造恐惧--谈习近平当局严打反动知识分子
【零八宪章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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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杨瀚之:从公民运动到公民革命:纲领、道路和力量
摘要:
“中国大陆社会变革已经开始从温和的街头运动层面向激烈的社会革命层面的迅速发展。大陆民主派中主张以革命的方式终结一党独裁统治的呼声已经成为大陆民间社会的最强音。从公民运动向公民革命的转型已经是当下形势的必然。公民革命的纲领、道路和力量正在慢慢地清晰起来,大陆民主化变革的节点正在日益逼近。”
“公民革命是公民运动的自然延续。以《零八宪章》为纲领,以网民、访民为主体的公民革命正在酝酿和发展。公民革命支持一切针对中共暴政的反抗运动,并使之联合,以尽早结束中共当局的一党独裁,实现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
从公民运动到公民革命:纲领、道路和力量
习近平李克强执政后,一如既往延续胡温十年的维稳路线,变本加厉,倒行逆施,疯狂镇压。近期,郭飞雄、张林、赵常青、丁家喜、许志永、王功权等大批以温和改良为基本主张的民主维权人士,仅仅因介入一些温和的街头运动便纷纷入狱。
习李以如此大规模镇压的方式,来回应上街仅仅是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中国公民,无耻而残暴地将这些中国公民关进了监狱的铁笼子里,终于立竿见影地实践了习近平所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承诺……只是他们没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而是再一次用强权“把公民关进了暴政的笼子里”。
如此一群口称善,身行恶,满嘴尧舜之语,尽行桀纣之事的国贼,用“三个自信、五不搞、七不讲、两高释法、打击谣言、封杀网络异议”来堵死和扼杀一切社会和平转型的出口与努力,实在是逼迫大陆人民最后以激烈革命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清算。
那些主张以“去政治化、自我切割、依靠中间社会”,模糊“彻底否定中共一党独裁合法性”的所谓“中间道路”来换取组织合法存在和街头运动空间的改良幻想,未曾想这么快就遭遇了习李毫不留情的残酷绞杀。在中共统治下走中间道路的改良幻觉就此彻底破灭。
鉴于此,大陆社会变革已经开始从温和的街头运动层面向激烈的社会革命层面的迅速发展。大陆民主派中主张以革命的方式终结一党独裁统治的呼声已经成为大陆民间社会的最强音。从公民运动向公民革命的转型已经是当下形势的必然。公民革命的纲领、道路和力量正在慢慢地清晰起来,大陆民主化变革的节点正在日益逼近。
纲领:《零八宪章》
2008年底,《零八宪章》发布,举世震动。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近60年来,第一次由大陆民主人士集体联署,从本土发出了如此高屋建瓴的纲领性宣言。这一划时代的纲领,彻底否定了一党独裁统治的合法性,重申了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六大基本理念和普世价值;阐述了未来中国民主化转型时期的十九项基本政纲。中共当局立即将其定性为其主政以来最为反动的“颠覆性纲领”。
而《零八宪章》却获得了大陆民众的积极响应,成千上万的各界人士纷纷联署,并众望所归地成为海内外各种民主力量的共同纲领。
《零八宪章》所倡导的公民运动以各种形式蓬勃展开,五年来在大陆已经了形成了以维权运动、网络自由运动、民主宪政运动三大运动为主体的民间公民社会,各种反抗运动在《零八宪章》共同纲领的认同基础上,在逐步相互融合.公民社会的力量已经显现出强大的感召力并且在迅速壮大。在公民运动向公民革命转型的过程中,所有这些力量都将成为公民革命的最重要的主体力量。
作为公民运动共同纲领的《零八宪章》,因其革命性的本质和广博内涵,毋容置疑将天然地成为大陆公民革命的共同纲领。
道路:革命之路
中国大陆的革命之路完全是在中共当局长期的逼迫下,人民不得不抉择的唯一变革之路。长期以来,中共当局的颟顸残暴、无耻邪恶、贪婪腐败,一步步把民间社会逼向革命的道路上。
恰如满清末年,面对日益危机的社会局面,清政府仍然是倒行逆施,甚至借立宪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把权力集中到少数满族亲贵手中。于是,革命派和同情革命派的力量日益壮大,梁启超感慨曰:“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而今,中共当局顽固邪恶甚于满清百倍。
当下,革命与改良的本质区别在于,革命是将其着眼点、力量和行动全部寄希望于民间社会,明确提出终结中共一党独裁的主张,并推动民间社会的各种反抗运动来彻底终结中共之统治;而改良则将其着眼点、力量和行动主要寄希望与中共当局开明施政,将民间社会自我矮化为社会变革的一个配角,不敢明确表达终结中共一党独裁的主张,对激烈的反抗运动不支持,对所谓敏感的民主人士主动自我切割。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变革思路。
从八九后24年的历史以及目前的时局来看,大陆民主化转型必将以革命的方式实现。而革命的首要的目标就是立即终止中共的一党独裁,实现民主宪政。这已经是大陆人民最为迫切的现实要求。
革命究竟是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出现,还是以非暴力的形式,那完全取决于中共将来当局应对公民革命的手段。 如果中共还是效仿24年前的六四大屠杀,那么大陆的公民革命必然会以武装起义的方式爆发,大陆将会以罗马尼亚、利比亚、叙利亚的模式变革;如果中共当局的军队拒绝镇压,那么中国大陆将会以埃及、苏联的模式变革。无论以暴力还是非暴力的方式,革命的目标必须实现,那就是:立即终止一党独裁,实现民主宪政,也就是落实《零八宪章》的各项主张。
力量:网民访民
未来大陆社会的公民革命的力量主体有两个:一个是网民,一个是访民。
这场公民革命将是一场崭新概念的革命,和历史上任何一种革命都有本质的区别。它的主体力量将不会是哪一个特定阶层或阶级,也不会是什么公知大V或大学生,而是由网络联接起来的各个阶层的觉醒网民群体,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网民将成为公民革命最为重要的力量主体。
近十年来,大陆社会网络科技发展异常迅速,整个社会形态随着网络科技的普及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网络社会的形态已经成型。网络已经成为大陆社会经济和生活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经常上网,并且依靠网络进行工作和生活的人们,被统称为网民。网民是一个跨越各个阶层的概念,它是对数亿网络用户的统称。
由于网络的开放和自由的特性,使得各类信息被广泛而迅速传播,许多真相被逐步揭示,觉醒的民众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这一觉醒的网民群体,对中共一党独裁统治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仅仅数年来,因为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兴起,觉醒的网民成为中国民间舆论的主流,报纸、电视等中共当局掌控的传统喉舌已经无法一统天下,呈现出被迅速边缘化的趋势。大陆社会的青年主流群体已经完全不依赖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获取信息,他们完全通过网络快速获取信息并进行传播和评论。以微博转世党为主力的民间舆论自由军几乎横扫中共所有的宣传领域,对其几十年的谎言与谬论予以了彻底的揭露和颠覆。中共当局在网络上已经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红十字会的境遇实际上就是中共当局在网络民意的最好写照。
大陆年轻人因网络的使用而成为大陆社会最广泛的觉醒群体,他们已经开始在大陆社会各个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参与了各种形式的公民行动,成为社会变革的最有活力的生力军。
公民革命的另一支重要力量就是访民。访民是那些自身遭受中共极权压迫、掠夺和冤屈的群体。由于中共本身就是一个以掠夺和压迫人民为职业的独裁集团,因此其对人民的压迫和掠夺丝毫不会停止。他们不断制造自己的敌人,将社会各个阶层一步步逼向自己的对立面。上千万的访民群体就是这个对立面的集中体现。访民的群体结构十分复杂,包括失地农民、被强拆的市民、下岗工人、转业退伍军人、遭遇司法不公的冤民,几乎涵盖了所有社会底层。
人数众多来自社会底层的、遭受权利侵害的访民群体,将成为社会革命爆发时的最积极的参与者。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访民投入到制度变革的各类公民行动中来。
对于上访制度的绝望以及中共独裁专制的本质的认知,大批访民已经开始采取激烈的反抗方式,这包括以暴力复仇的方式。如果当众多访民都开始终止上访,转而以各种激烈的暴力方式进行抗争的时候,针对中共各级机构及作恶官员的有针对性复仇和反抗将迅速蔓延到整个社会,中共早已经力不从心的维稳体制的基础就会彻底崩塌。
结束语:
所谓习李新政堪称习李暴政。习李以最短的时间、最明确的行动,向大陆人民宣誓,他们将顽固延续一党独裁专制、邪恶贪腐的道路的决心和意志。中国大陆一切和平转型的出口已经被彻底堵死,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绝对不会放弃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一切改良努力也均会遭受残酷镇压。公民革命已经成为大陆民间社会的唯一的选择。
公民革命是公民运动的自然延续。以《零八宪章》为纲领,以网民、访民为主体的公民革命正在酝酿和发展。公民革命支持一切针对中共暴政的反抗运动,并使之联合,以尽早结束中共当局的一党独裁,实现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
来源:民主中国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声明公告】
关于恢复唐吉田等良心律师执业权利呼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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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北京市司法局、全国司法厅局:
唐吉田律师因帮助非法拘禁受害者维权,在鸡西遭受非法拘禁报复。籍此,希望司法部、北京市司法局及全国各地司法行政机关恪守宪法法律,依法行政,主动纠正过去一个时期以来外部强加的违法行政行为。给包括唐吉田、刘巍、童朝平、杨慧文、温海波、江天勇、唐荆陵、吴镇琦、刘士辉、刘尧、陈武权、朱宇飙、林洪楠、王永航、郭国汀、郑恩宠、秦兵、滕彪、蒋援民、高智晟、李天天、李建强、刘如平、王平、罗茜、李苏滨、庄道鹤、陈永苗、陈树庆、郭艳、王成、张立辉、代金波、朱汝玲、张鉴康、熊代英、干卫东、李浚泉等良心律师恢复执业。给良善与公正一个机会!呼吁全国司法行政机关积极给良心律师恢复执业、保障执业权利、办良心事。给良心律师恢复执业权利法律上无任何障碍。让正在执业的律师能安心律师事业,有权利保障和执业尊严。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良心律师为弱势群体代言、不畏强权依法执业,捍卫人权坚守良知与正义,需要他们为不平之事不懈工作鼓与呼!希望司法行政机关与社会各界站在一道排除人为干涉依宪依法办事,不为违法行为背书,不为历史的债务买单,为推进法治中国作出历史性贡献!
各位律师同仁及公民朋友们:请同意上述呼吁者在此声明联署,希望多多转发,谢谢!联署注明:姓名;地区;联系方式(电话或邮箱均可)。
联署邮箱:hpmz2013@gmail.com或2013hpmz@2013hpmz
发 起 人:
姓名 地区职业 联系方式
谢燕益 北京律师 13520232026
董前勇 北京律师 13366373454
李方平 北京律师 13901360413
胡 诚 江苏公民
18962332858
李和平 北京律师 13910576638
笑 蜀 四川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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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彪峰 湖南公民 18607332626
徐文石 江苏公民 13962320175
李 维 江苏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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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之 北京公民 18600212796
顾晓峰 江苏公民 13801578556
左 毅 江苏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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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春玲 江苏公民 13656228399
郭长荣 江苏公民 13801572003
陆国英 江苏公民 15050442820
兰志学 北京律师 13001251152
董志远 河北律师 13111515856
金继武 广州公民 jinjiwu8964@gmail.com
李威达 河北律师 18903377119
任莺飞 海南公民 18876733249
曹小东 北京公民 tianguogezhi@gmail.com
葛永喜 广东律师 13826116796
李国蓓 北京律师 13693166672
朱承志 云南公民
陈进学 广东律师 13826002506
何 杨 北京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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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远 江苏公民 13092565607
周筑先 北京公民 944838048@qq.com
黄顺喜 江苏公民
13182988168
周忠智 湖南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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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文秀 广东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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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魁明 广东律师
13006888128
张科科 湖北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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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牧清 广东律师
钟兰安 北京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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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标 广东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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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 北京律师
尹旭安 湖北公民
18501326119
孙 铁 河北公民 13930876162
徐兆杰 黑龙江公民
王凤祥 河北公民
许大金 中国律师
周东明 辽宁公民
徐 忠 山东律师
廖剑豪 广东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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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治国 辽宁公民
13624210441
辛 颖 辽宁公民 18640332647
许梅英 辽宁公民 13236605201
倪文华 山东公民
15098846917
杨 敏 辽宁公民
倪玉兰 北京公民
董继勤 北京公民
追 魂 北京公民
毛恒凤 上海公民
李玉凤 河南公民
罗志淑 云南公民
林秀丽 山东公民
张文艳 天津公民
尹 航 天津公民
李淑春 天津公民
郭旭举 广西公民
顾文军 江苏公民
沈天球 江苏公民
王雅军 北京律师 18620888738
江 莉 北京律师
13911686809
现继续征集发起人与以上发起人共同发起本次联署活动,请大家多多转发,谢谢!截至到2013年10月30日,联署邮箱: hpmz2013@gmail.com或2013hpmz@2013hpmz
来源:维权网
【本期人物】 夏业良
夏业良是著名的《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之一,一向致力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要求进行社会政治改革。2009年曾经上书中央,尖锐批评当局严厉控制意识形态,新闻媒体以及知识传播,被中共定性为“恶毒攻击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嘲笑和歪曲中国梦”。开除以后夏业良表示,决不屈服于当局压力,未来他仍坚持追求宪政民主、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
1、施英:聚焦:北大教授夏业良遭解聘,当局严厉的政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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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奇怪,中国当局政治报复《零八宪章》签署人北大教授夏业良,这是肯定要发生的事情。如同参与六四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哪一个不被政治报复?!有时就是时间问题,所谓“秋后算帐”是此也!报复夏业良,还是在恐吓其他高校老师和体制内有良知的仁人志士,如果不听党的话,批评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场就是这样。慈禧太后有句名言,谁让我一天不舒服,我就让谁一辈子不舒服。自由派知识分子追求的是宪政民主,这可是共产党下台的追求,共产党不舒服,就得让这些敢言知识分子一辈子不舒服。毛泽东早已这样做过,现在的中国当局还是这样。夏业良《致中宣部长刘云山的公开信》,确实让刘云山咬牙切齿,如今刘已成为常委之一,刑不上大夫,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但是,看看世界都怎么评论的:
▲英国广播公司(BBC)10月18日报道:北大教授夏业良因批中国政治体制遭解聘
▲德国之声(DW)10月18日报道:网传北大停聘 “异见教授”夏业良
▲美国之音(VOA)10月18日报道:北大教授夏业良被停聘 政治报复?
▲自由亚洲电台(RFA)10月18日报道:被北京大学停聘 夏业良表示要向校方申诉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19日报道:中外媒体继续关注夏业良教授被北大解聘事件
▲法国国际广播公司(BBC)10月19日报道: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呼吁各界支持夏业良教授
▲美国之音(VOA)10月20日报道:夏业良教授谴责北京大学出于政治原因解聘他
▲英国广播公司(BBC)10月21日报道:夏业良谈解聘风波 驳斥“倒数第一”
▲德国之声(DW)10月21日报道:北大停聘教授担忧更大政治报复
▲美国之音(VOA)10月21日报道:夏业良回应被北大解聘:当局事先周密安排
▲纽约时报10月21日报道:自由派学者夏业良丢掉教授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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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民主中国首发 时间:
10/22/2013
2、英顺:自由主义先驱蔡元培胡适的继承人——评夏业良遭北大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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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自由派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日前证实,北大校方已经停止续聘他在该校任教,数周以前这位敢于直言指责当局的知识分子就曾披露校方威胁要将他开除。夏业良是著名“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之一,一向致力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要求进行社会政治改革。2009年曾经上书中央,尖锐批评当局严厉控制意识形态,新闻媒体以及知识传播,被中共定性为“恶毒攻击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嘲笑和歪曲中国梦”。开除以后夏业良表示,决不屈服于当局压力,未来他仍坚持追求宪政民主、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
对于夏业良来讲,遭受北大开除,“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永载北大民间校史”(夏氏语)。北大富有自由主义传统,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发源地,先是蔡元培首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继有胡适推崇“自由主义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论出版自由”,再有傅斯年宣扬北大学风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北京大学开启中国自由主义先河,薪尽火传根脉相承,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夏业良依其精神勇气,当仁不让北大自由主义传统继承人
对于北京大学来讲,开除夏业良并非有人所说北大耻辱,而是历史的荣耀,能有夏业良这类人物挺身校园,北大足以引此为傲与有荣焉,无愧中国近代许多著名社会进步人物的摇篮。北大所以有名不在研究教育,它的世界大学排名比较靠后,也没有出过诺贝尔奖获得者,比起其它世界著名大学似乎相形见绌。象是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世界排名长期数一数二,都曾拥有超过40 多位诺贝尔奖获得主,两所大学享有全球声望。然而要是论及对于全球最大国家发展的巨大深远影响,推动世界现存最为古老文明的转型进步,启蒙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思想意识,北京大学岂止是一所普通大学,北大在中国乃至在世界的地位,又岂止是几次排名若干诺奖所能衡量的了。领近代中国风气之先,居中西文明交汇之首,处政治变革中心,引爱国运动之火,北京大学堪称中国近代历史里程碑,国外任何大学在其所在国家没有如此相应地位。“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六四”运动,以及贡献蔡胡傅以及夏业良等等自由主义旗手,北大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百年来的变革进程,仅就这一点,北大就足以傲视哈佛牛津了。
对于中共来讲,开除夏氏本意杀一儆百制造恐怖,实际自曝丑陋恶行狰狞面目,令人更加侧目而视。北大素有“中国政治晴雨表”之称,当局惩罚敢于直言为民发声大学教授,标志中共独裁政权残忍野蛮践踏斯文,已经超过清朝末年以及民国时期,进入世纪最为黑暗阶段,也为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厌恶蔑视。习氏上台以来,已经显示红色权贵太子集团特征,维护父辈江山视为首要任务,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政权,避免中共重蹈苏共下台覆辙,为此全面加强社会控制,特别扼杀意识形态活动,恢复毛共手法打击不同意见,围剿普世价值宪政思想,关押异议分子维权人士,甚至公然违反世界各国通例,践踏大学校园开除著名教授,如此疯狂错乱不择手段,足以证明中共已经到了崩溃前夕。
英国学者富里迪有本著作“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探讨学术界面对媚俗文化,政治拉拢,物质引诱,个人利益等等而出现的人格贬值问题,十分发人深省。当今中国大陆情况与这书中描写也是相差无几,“六四”以后大批知识分子放弃社会责任,当官附庸权贵,经商发家致富,甚至助纣肆虐为虎作伥,至以中共政权能够维持到现在。但是黑暗之中也有闪闪星火,少数秉持良知人格未泯知识分子(比如刘晓波夏业良等等仁人志士),不屈不挠抗争体制强权,坚定不移要求实现民主宪政,甘冒坐牢杀头危险投身社会进步事业,他们就是社会希望国家未来,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筚路蓝缕九死不悔,他们的自由主义理想一定会实现,中国的民主运动一定会成功!
文章来源:华夏文摘
3、陈破空:开除夏业良,北大“挥刀自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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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北京大学的一个委员会决定解聘该校经济学院副教授夏业良。理由是:“教学评估成绩连续多年倒数第一”。夏业良不服,讽刺说,如果这是真的,他就可以拿到吉尼斯世界记录了。
夏业良的回应显然有道理。因为,如果说夏业良是北大经济学院的倒数第一,那么,谁又是其他院系的倒数第一?他们是否也遭到了解聘?如果说夏业良是这些年整个北大的倒数第一,那么,前些年谁又是北大的倒数第一?是否也已经被解聘?答案是,都没有。
实际上,北大以“教学评估”的理由解聘夏业良,只是一个借口,用的是软刀子杀人、吃人不吐骨头的厚黑术。
北大解聘夏业良,完全是因为他的言论和思想。戴着浅边眼镜、言辞犀利、表达流畅的夏业良,在微博上,自称“夏业良九世”,因为,在此之前,他的微博已经被封杀八次。夏曾经是《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呼吁中国实行民主宪政;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被自杀之后,夏曾发表“预防被自杀声明”,嘲讽当局。
2009年,夏业良发表《致中宣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批评中宣部是“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的中喧部“,直指刘云山是”不学无术的部长“。夏在信的最后说:“如果因为我今天给你的这封公开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职,或者最终用尽手段迫使我离开,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因为你这样有可能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永载北大民间校史。”
如今,不幸或有幸而言中。夏业良失去了北大教职。事件的幕后黑手,首推中宣部,或者,那个已经升任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识形态的刘云山。
实际上,这一切顺理成章。中国大学,受共产党直接控制,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委员会,建立在校、系、班各级;学生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共产党员,负责监控老师和同学;北大所谓收到学生对夏业良340条“批评意见”,多半来自当局安插在学生中的奸细。这些学生奸细,从本科时代就充当告密者角色,本科毕业时,被学校以“推荐”手段直升研究生,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生毕业后,又被留在学校充当政工干部。
北大当局告诉夏业良:“你以为美国教授支持你,我们就一定得听他们的?其实这恰恰帮了你的倒忙。”意思是,如果没有美国教授们发言支持你,说不定我们还有通融的余地。这更不打自招地证明,北大炒掉夏业良,是政治决定,而非学术决定。
美国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130多名教授,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指出,如果夏业良遭北大开除,威尔斯利学院应考虑终止与北大的合作关系。美国大学坚守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对夏业良事件,深感震动。北大的行为,自损形象,自毁门面,犹如“挥刀自宫”。
北大开除了夏业良,会不会开除孔庆东?那个冒充“孔子七十三代孙”、却满口脏话、满口喷粪的所谓中文系教授,因辱骂“香港人是狗”、“新加坡记者是婊子”,而被中国网民封为“孔叫兽”。孔庆东是毛左派,夏业良是自由派,北大开除夏而不开除孔,表明,北大党委,宁左勿右。
这进一步写照,当今中国,是一个毛左派当道的时代。中南海不断下达所谓“新三反”、“七不准”、“十六条”等极左指示,让毛左派的气焰嚣张到极点,也让自由派的处境,窒息到极点。
历史上,北大曾经以自由思想而著称;民主与科学,曾经是北大的两面大旗。然而,自从来了共产党(1949年),北大便逐渐丧失了灵魂。历经反右、文革、六四等政治风暴,北大的自由精神,被一步步砍伐殆尽。对夏业良下手,证明当局犹嫌不足,将进一步钳制北大,进一步扼杀中国知识界所剩无几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
文章来源:RFA
【论坛】
1、王德邦:民间温和派遭受严打的现实与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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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镇压民间温和派维权人士的狂潮。目前已为外界所知的被拘捕待审的维权人士就有30余人,并且这股狂潮至今仍在肆虐,尚难预料还将有多少维权人士要被投入监狱。在今日中国,用官方的话来说处于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幸福得不知如何表达,中国人权好过美国5倍并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且已创造出了为世界学习的中国模式,高扬起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情况下,怎么会忽然如此疯狂地拘捕大批温和的维权人士?如果真如官方宣称的有那么多自信,怎么就惧怕几个网络上的大V,惧怕几个依法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与要求人大批准中国政府早在15年前就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维权人士?
从目前已经了解的情况来看,这波中国当局大肆拘捕维权人士主要集中在如下几方面:其一是践行公民宪法权利,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及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其二是声援安徽维权人士张林女儿张安妮上学,维护儿童教育权的;其三是依法维权,通过网络、媒体揭露官僚黑幕,参与关注声援人权事件的。
在践行公民权利,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与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方面,又分为南北两系。以北京为中心的公民运动重在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这批人遭到打压情况为:
3月31日,北京维权人士袁冬、马新立、张保成、侯欣等因到北京西单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而被北京警方带走,随后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拘,后除侯欣获取保候审出来外,其余诸君皆被逮捕;4月10日,北京维权人士李蔚,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拘,后被捕;4月15日,北京维权人士王永红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拘,后被捕;4月17日,北京维权人士赵常青、丁家喜、孙含会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维权人士齐月英被以涉嫌“传播恐怖信息罪”刑事拘留,后都被捕;4月27日,江西省新余市维权人士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也因举牌声援北京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被抓的人士及敦促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先被新余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后改为涉嫌“非法集会罪”被逮捕,8月28日增加了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及“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两个罪名;7月2日,山东籍维权人士张向忠因前往北京第三看守所给被关押的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人士存钱而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后被捕;7月12日,北京民主维权人士李刚、李焕君、宋泽(宋光强)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后被捕;7月16日,维权人士许志永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后被捕;9月13日,著名投资人、热心公益人士王功权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至此,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因为参与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活动而被抓捕的维权人士就有19人。
与北京遥相呼应的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的一批维权人士,他们在提出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同时还提出要求中国人大签署通过1998年10月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批南方街头活动的维权人士分别到武汉、岳阳、长沙、衡阳、新余、南宁、广州等地举牌表达这些诉求,因此被拘捕的维权人士有:5月25日,袁兵(袁奉初)、黄文勋、袁小华等因为前往湖北赤壁想举牌表达诉求,被赤壁警方先以非法集会罪拘留,一度曾将涉嫌罪名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后以涉嫌“聚众扰乱分公共场所秩序罪”逮捕;8月8日广州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羁押于广州天河区看守所中,两个多月来不允许律师会见,据传已于9月11日被正式逮捕。
这批南北方互动,集中提出公民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与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活动,是今年初中国民间社会最大规模的一场公民诉求集中表达运动。他们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与监督权,背负现代公民为社会文明进步、人权改善而尽力的责任,毅然走上街头表达民众普遍的诉求。
另一次公民行动是一批维权人士参与声援安徽民主维权人士张林女儿张安妮上学。2012年下半年,安徽维权人士张林的女儿前往合肥一中学上学,结果遭到安徽警方绑架驱赶回蚌埠,使安妮的教育权受到严重侵犯,这激起了全国网友的愤慨,于是今年4月,全国一批维权人士前往安徽合肥发起送安妮上学的维权活动。期间先后有数十名网友赶往合肥声援。最后在4月16日遭到安徽警方的驱散,并将周维林、孙林等四名维权人士行政拘留。这次维护儿童教育权事件原本就此告一段落。然而,事隔几个月后,忽然一批参与声援安妮上学权的维权人士相继遭到抓捕。
7月19日,张林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后被逮捕。8月10日湖南维权人士李化平,9月5日安徽合肥维权人士姚诚、9月6日合肥维权人士周维林先后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并随后被相继逮捕。全国所有当时前往合肥参与声援安妮上学的网友都再次纷纷遭到警方传唤。
一个儿童的正当教育权利遭到野蛮侵犯,网友和维权人士自发起来维护儿童受教育权,这是现代公民践行宪法权利与担当社会责任的应有表现。从合肥声援安妮活动情况来看,也没有造成任何社会工作生活秩序的干扰,更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危害。整个声援活动的和平、理性、守法,与有理、有利、有节,显示了现代公民的素养。然而,这种诉求最后招致的仍然是抓捕。
同时,今年还有一批从不同方面主要是通过网络发言来维护公民权利,揭露官僚腐败及侵权事件的维权人士,也相继被以各种不同罪名抓捕。如,今年2月因支持公民上街表达诉求与揭露地方侵权的广东刘远东被以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抓捕;6月因抗议国保一再剥夺自己工作权利的海南作家郑酋午被以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抓捕;8月因在北京召开揭露黑龙江农垦违宪黑幕研讨会及在网络揭露农垦官僚腐败问题的刘杰被以涉嫌“诽谤罪”抓捕;9月因揭露环境问题的环保学者董良杰被以涉嫌“网络造谣”抓捕。等等。
由以上今年三方面重点被抓捕的人员来看,他们具有如下一些共性:
其一、普遍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今年被抓捕的这几批民主维权人士都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坚信中国社会会越变越好,尤其他们坚信中国新领导集团会开明,会政改,会兑现宪法承诺。他们普遍对新领导抱有强烈的信赖与期待,于是他们常常将新领导所说的个别有关改革、法治、反腐、权利等等的词句当真,进而采取欢呼的姿态去支持,于是他们走上街头为迎合新领导的反腐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为迎合新领导说要兑现宪法保护公民权利承诺而要求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到合肥要求当地政府保障安妮的受教育权,在网络上揭露官僚腐败。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基于他们相信新领导会真反腐,会真兑现“落实宪法”承诺。正是这种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使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街头呼吁,走向异乡声援,走向网络揭露。
其二、在行动上趋向即兴表达:今年这些被抓捕的维权人士,他们的活动带有很强的即兴表达特点。当然这也与他们信守知行合一原则相符。在这个言语与行动经常背离的国度,这种知行合一已经是极其稀缺的资源。这些被抓的行动者,通常在形式上往往是几个人偶然聚餐,席间兴致勃勃,随之一拍即合,于是即兴而动,马上街头举牌,或结伴声援,或网络揭腐。他们这种即兴式表达,虽然从外表来看带有太多随机的偶然,其实是他们内心信念的集中反映。
其三、在内容上立足于捍卫人权:这些被抓捕的人士,无论他们是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还是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或者网络上揭露官僚贪腐,都是围绕一个捍卫公民权利的核心。这些人将自己认识到的作为现代公民的权利当作自己生命的价值来追求,他们行出了现代公民的范式。
其四、在目标上追求做一个尊严的公民,做一个负责的公民,做一个不使下一代承受这个时代苦难的公民:这些被抓捕的行动者都认识到了现代公民应有的尊严,深感在缺失公民权利下活着的不圣洁、羞耻,于是他们努力以一种尊严的方式来生活。正如王功权先生所言:“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和我一样为难,要么就同流合污,要么就做事艰难,这样心里很苦。我也不愿意看到我那么多朋友本来都很善良,只能同流合污,以至于失去内心的美好,不能获得救赎,自己都觉得圣洁不起来。我也不想看到那些官员本来也很优秀,却只能被迫说自己都不信的话。”
其五、在原则上信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合法:这些被抓的人无论走上街头举牌,还是活跃于网络揭腐,一是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完全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下行动,没有侵害任何其他人的权利,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危害。
从以上这些共性来看,今年被抓捕的三方面的人士属于中国民间努力促进当局兑现宪法承诺、保障公民权利、扼制官僚腐败、推进社会和平转型的温和派,也应该属于中国民间的建设派,是文明社会的健康力量,是一个社会持续平稳、良性发展的基石,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属于社会的正能量。然而,如此力量不仅没有得到当局的认可、支持,相反却招致当局的大肆抓捕,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会将中国社会逼向何方?
从当局疯狂镇压中国民间温和派可以解读出:其一、温和派主张保障人权与践行宪法权利是不为当局所接受的;其二、和平、理性、非暴力行动原则对于笃信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党是不能理解与接受的。在这个统治集团看来,一切非统治集团计划安排的行动,都是叛逆,都是颠覆;其三、对温和派的大肆抓捕就是要灭绝民间对统治集团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一切念想,要将任何一点的可能的体制内改革苗头扼杀于萌芽状态,要阻绝民间任何可能与体制内改革的互动,从而彻底捆绑民族于罪恶的权贵统治的千秋万代“伟业”中;其四、对于一个法理缺失、正义无存、信奉暴力的权贵集团,现代文明的准则远比野蛮、暴力对统治更具有威胁,所以中国权贵集团宁可放纵黑恶势力泛滥,也绝不允许公民社会成长。
从种种迹象来看,今年中国疯狂镇压民间温和派实质就是要斩断中国和平转型之路,割裂民间与官府联系的纽带,造就官民对峙局面,促使中国民间温和派最终也在绝望中走向激进。当一个社会和平转型之路阻绝时,暴力灾难就在所难免。当此时刻,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再次摆上历史的十字路口!
2013年10月
来源:民主中国
2、李伟东: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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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从习李的高调改革言说,到“七不搞”、8:19讲话、两高司法解释、连篇累牍的反宪政反普世价值和挺毛宣传及连续抓捕大V;从反腐风暴、石油帮接连落马、剑指更大的老虎到民间强拆依旧、城管打人依旧,及针对一系列民间民权诉求的打压,这种让人亦喜亦忧的巨大反差,使国际舆论和中国学界新闻界及众多网评人士的看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分裂。数月以来,争论空前激烈,莫衷一是。根本分歧就在于到底怎么看待习的执政路线。从国际视角来说,就是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一个正在崛起的庞大国家和巨型族群正在走向何方?对她自己和世界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2013年以来,全世界都忧心忡忡地有时惊喜有时惊诧有时狐疑地注视着中国,巨大铁幕内部的我们,更是对未来充满着迷茫。
一、对新团队执政路线的几种判断
各路观察家的极具分歧性的看法,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看法认为,习团队是坚定的改革派(包括宪政改革),由于各种反改革势力过于强大,所以习团队头一两年的主要目标就是巩固权力,逐渐削弱元老各派的掣肘,从反腐入手,逐渐站稳脚跟,赢得党内党外的普遍支持后再逐步实现改革目标。而近八九个月以来出现的所有乱象,包括反普世价值反宪政让毛回归等,都是党内各路阴谋集团(包括与薄有牵连的若干势力)制造的对习的绑架行为(包括七不搞文件都与习无关),试图逼迫习走向倒退,当前正处于激烈的党内斗争状态。但习李体制已基本形成,正在逐步稳固权力,必在三中全会上做出重大改革决定,从而推动中国进入 新的改革高潮时期并顺乎世界民主宪政的大潮流。持这种积极乐观态度的部分论者,甚至把对习团队的批评者都诬为?前朝水军,或跟随某集团的阴谋家。事实上,某个一厢情愿的把自己的改革诉求盲目投射到上面,认为?吾意即上意,上意即吾意的言说团队,正堕落成官家的变相维稳派和打击自由民主派的知识分子的帮凶。
第二种看法认为,由于党内派系内斗多年,新班子并不是习自己选择的,而是各种派系权力争夺的妥协产物,因而也没有统一意志,习即使有改革意愿也难以实施,必须左右逢源,逐步树立自己的权威,在权威没有树立起来并把自己的思想变成统一意志前,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才会有?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状态,说明他们对执政方向仍然没有定论,因此要“捧着改”,多提建设性意见,多务实少批评,更不能“棒杀”和匆忙否定,要看到18大以来各方面已经取得的可喜进步,要给他们时间,再观察,再争取,再进谏。只要把道理真正讲清,相信他们会从善如流,逐渐抓住改革机会,把中国推向具有宪政社会主义的进步方向。应该说,有很多学者、官员及红二代当中的改革派都善意地持有这一看法和期待,并且不遗余力地做着努力,积极劝改。持这种看法的朋友们是善意和真诚的,但缺少对现实状态和新执政团队真实战略思维的本质把握。诚然,他们的努力是有价值的,他们对改革的坚持和不放弃希望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但未来也许是失望最大的。
第三种看法可以说是由充满希望到彻底失望派,他们去年都相信由辛子陵那封公开劝导信所引申出的逻辑,即家传优良传统和现实形 势迫使他们必须进行政改,因此对他们执政之初就去深圳拜谒邓小平,很多人几乎是欢呼状态。其实当时我就指出,邓的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如果新人实际是要全面继承邓路线,未来可能并不乐观。后来的发展进程验证了这一预判。但这批充满希望的朋友,现在已经从充满希望跌入了彻底失望的谷底,认为上面就是一批二百五,没文化,没章法,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乱搞,还特别狂妄,不听劝,世界已经被互联网彻底改变,他们还在倒行逆施,根本不可能重新回到文革状态或法西斯主义,最后一定以失败告终。我的点评只有一句话,充满希望时你们太看重他们了,彻底失望时你们又太轻视他们了。
第四种看法在近一年时间里差不多只有笔者自己,只是在最近这一连串的打压后, 不少学者才逐步认同笔者这种看法。笔者的看法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目前的执政路线可以总结为新威权主义格局下的“红色帝国”之路;
2、这是在数年等待接班时逐渐形成的比较成熟的战略思维,并非上台后盲目打乱仗;
3、“路论”“梦论”“鞋论”“三个自信”“中国模式”以及打通两个三十年,不能非毛,用如何避免垮台的视角总结苏联亡党教训,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领导人道德感召力来整顿执政党团队,用威权主义的反腐来重拾民心,用压制舆论、重占“思想阵地”来夺回话语权,同时在威权主义的总体框架内实现一定程度的司法公正,坚持在宏观可控和国有主体前提下的市场化改革等等,这一连串“新思维”,构成了习团队新威权主义的总体战略思维,而且事实上已经超越或摈弃了18大政治报告给出的?保守框架(和谐社会,三个代表,不争论,韬光养晦等等?保守的 意识形态),变成积极进取的甚至带有攻击性的战略思维(重新夺回思想阵地云云);
4、中国梦就是要既实现国家富强,同时又保持一党长期排他性执政的混合梦,就是要在建党100年时画圆从毛到习的一个完美圆圈,在国家主义总体成功的大逻辑下,把毛的种种失误归结为?有益探索,从而实现中共100年总体上?伟光正的历史定论,而这一切又都是由新执政团队完成的,新团队的伟大作用也就名垂党史了;
5、为实现这个超级中国梦,必须扫除一切杂音,重占思想阵地,大力宣扬反宪政反普世价值,重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旋律”,并“依法”行事(为此重新解释司法);
6、由于大的“中国模式”与原“重庆模式”有相当多的同构性,可以说是“没有薄的薄路线”,因此,新团队不可能批判重庆模式。只不过, 新的中国模式不会特别明显地重回文革(“不走老路”),而是强调?国家社会主义(重庆模式也包含此因素),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好个人才会好及以一党执政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强国强军模式),会不会最终变成类似于德日三十年代的赶超模式甚至是新法西斯主义,还要看进一步发展,令人不安的是现在已初露端倪(戈培尔式的宣传攻势和舆论控制,盖世太保式的警察统治和对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支持和利用)。
总之,以上诸点已可以概括为“习主义”。只有在这个观察框架内才可以解释近一年来发生的种种乱象,才会清醒地认识到,不是什么人绑架了他们,是他们在深思熟虑的战略思维下主动推动的这一切。当然,党内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更保守的势力会进一步要求他们左转,贪腐的利益集团也可 以打着改革的旗号反对他们但意在保住自己的利益,党内开明的民主派当然也会进一步说服执政团队只有政改才是唯一出路,也不排除执政团队在国内国际大势的压力下在某一个时点上发生重大转变,变成主动政改的开明派。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在当下这个时刻,他们正在试图把?七个总统变成?一个毛式总统,在威权主义的框架内推行国家社会主义,能不能做成则是另一回事。笔者的这一判断,目前仍存在巨大争议和分歧,而且历史并不会按照强势集团的如意算盘单向演绎。哪天历史证明笔者的预判是错的,那其实是国家民族之幸,笔者宁愿高兴地道歉。如果历史被迫走上这样一条注定有违民族根本利益的歧路,但愿笔者的预判能使统治者和知识界早日猛醒。
当然,就思潮而言,原有的极左(要重回文革的毛 左)、极右(声称改革已死,革命不可避免)、中左(重回新民主主义)、中右(宪政社会主义和儒家宪政以及新公民运动)都会在自己的思维框架内对新形势给出自己的判断,在这里就不一一点评了。
二、血统派即所谓太子党的若干共识
前述提到的习主义或曰新执政团队的战略思维,是建立在血统派即所谓太子党的若干共识基础上的。因为新团队是以太子党为主体的,因此太子党的共识也就基本代表了新执政团队的共识(唯一例外是团系出身的李,至今没有说过那套国家主义话语,讲的都是市场化改革原则。因此笔者认为至今并没有形成所谓?习李体制。这个状态到底意味着什么,还要进一步观察)。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共识并不是他们系统地公开表达出来的,而是在内部和私下达成的,笔者 则是根据多位与?太子党关系密切的学者专家及官员等在长达一年多的各种文章讲话和讨论会上发表的观点中提炼概括的,也是根据大半年来执政团队公开表达的观点、实施的政策来倒推总结的,相信读者在看完下面这些总结后,也会认同这些?太子党共识是真实存在的。
第一个共识就是再也不能抱着炸弹击鼓传花了,历史给中共扭转颓势的机遇就剩十年了。“绝不做亡国之君”,必须“重整山河”,必须扭转上一个十年的只维稳不作为的状态,积极进取,争取主动,提前挖掉炸弹,争取长治久安。太子党们其实对上一个十年的状态非常不满,在他们看来父辈们打下的江山已被太监、管家、 秘书及包括团帮在内的行政官僚糟蹋的不像话了,贪污腐败非常严重,理想丧失,道德沦丧,纪律涣散,民众满意度非常低,国际上形象也很糟,再这么闹下去就真要像苏联一样亡党亡国了。必须要好好整顿吏治,整顿官僚队伍,重新确立?党的优良传统,恢复马列毛信仰,挽狂澜于即倒,因为“现在接力棒在我们手上”(习在河北接见老干部时语)。
第二个共识是,要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虽然过去十年执政者基本不作为只守成,但由于邓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成功和经济增长惯性,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在国际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一枝独秀,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政府手中控制了巨大的财富(有一说法认为有100万亿国有资产和100万亿现金),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足以完成 一系列战略举措和实现经济转型。自加入WTO后,中国在世界上用经济手段开疆拓土,资本输出达到巨大规模,已经形成万方来贺的局面,说明国家主义主导的中国模式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要有三个自信,不能妄自菲薄,要继续坚持中国模式下的中国道路。
第三个共识是,要记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绝不做戈尔巴乔夫,绝不走戈氏邪路。他们认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背叛,是由于戈氏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抹黑苏共党史,搞所谓公开性,放开选举和新闻自由,放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致使在历史转折关头,竟无一人是男儿,无人救党救国,任凭庞大的苏联帝国轰然倒塌,存在了七十多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毁于一旦。自1991.8.19事件以来,中共党内就有一 股势力,竭力宣扬上述见解,甚至编辑了名为《居安思危》的纪录片,在全党灌输这一有违于世人观感和历史界知识界及世界舆论共识的苏联解体观,极力恐吓全党,阻止任何与苏联改革相似的举措,终于把他们的意志变成了新执政团队的共识。
第四个共识是,不能继续批毛,否则会天下大乱,并且一定要恢复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很多红二代看来,毛是共同的精神教父,共同的祖宗牌位,共同的衣食之源,是党的正资产(薄熙来语),绝不能根本否定,否了就会天下大乱,就会遭到清算(被清算一直是他们最大的恐惧)。他们认为毛总体上(对他们来说)?功大于过,犯的错也是争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成功道路上的有益探索,甚至对文革都要重新认识毛的反官僚主义和腐败的初衷,要在四项基 本原则和反官僚反腐败等正面意义上打通毛邓,把六十年执政的历史总体上“伟光正”化,不然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更重要的是,当建党100年、中国实现高水平小康即实现了中国梦和画圆了百年圆梦圈时,如果否了毛,习就没了起点。因此,毛是他们共同的的精神支点和起点,他们都是“党的孩子”,党是“亲爱的妈妈”,毛是父亲。他们都是“深度毛粉”。同时,他们当中更有一批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者,是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优良传统和三大法宝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真诚地认为,只要恢复这些优良传统,党就会利于不败之地,因此要开展路线教育,恢复党的道德地位,同时在适当时候(如毛诞辰120周年时),给毛封圣,如刘小枫主张的“国父”。毛及其理想,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内在气 质,不管文革过去了多少年,他们都仍然是红卫兵,是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一代。给毛修庙,给党争气,如同孝敬父母。毛是他们的青春情,对很多男孩子来说,越到中老年对父亲的膜拜心理越重,那三大战役的辉煌,朝鲜战场的勇猛,卫星唱出的东方红,莫斯科红墙上与斯大林一起检阅苏联红军的荣光,天安门城楼上的光辉形,都是挥之不去的青春烙印。而现在,他们接过了接力棒。
第五个共识是,设计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走复兴之路,实现中国梦想,画圆从毛到习100年的复兴圈同时也是中共的中兴道路,用中国模式实现之。习执政十年,要经历一个他们非常看重的历史时点,就是从1921到2021,建党一百周年。为此他们设计了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实现高水平的小康,由现 在GDP人均6000美元左右达到12000左右,经济总量到时候将接近美国,就是现在水平上增长70%到80%,从五十万亿人民币翻到七八十万亿,也就是11到12万亿美元,届时美国也就是是16到17万亿美元(现在是接近16万亿,他的增长率只有2%左右)。让中国的经济总量接近美国,坐稳世界老二的位置,国力军力都超过了当年的苏联,成为东半球的老大,并正式开始G2格局下的中美共治,这就是中国梦。实现了这个梦之非同小可的意义在于,中共历史上的所有错误都可以?一俊遮百丑了,从而也就实现了执政党的?中兴,一党执政的制度就稳固了。再到建国100年的时候,也就是2049年的时候,GDP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就意味着他们说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彻底实现了。一个“红色帝国”继盛唐之后再次傲视全球。这个?美丽梦想是公开宣示过的,是下决心要实现的,为此要排除一切干扰,怎么能说他们没有战略,“上来就打乱仗”呢?
第六个共识是,排除一切干扰,坚决反击普世价值和宪政道路。看来他们对近些年来社会上广泛讨论并有众多赞同者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宪政社会主义等理论和实践问题,有过认真的思考,达成的共识是,普世价值是西方颠覆中国的思想武器,绝不能按普世价值的原则搞政改,“用普世价值标准来检验我们的政改是一种偏见,有些不能改的坚决不能改”。宪政就是多党轮流执政,就是要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搞三权分立。因此不仅要坚决反对,而且要主动进攻,夺回意识形态阵地和领导权主导权,?微博再不整治将亡党亡国。因此,我们陆续看到了一系列反宪政的雄文出 笼。
笔者认为,他们至少达成了上述六大共识,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共识,如对薄熙来按避重就轻起诉,去政治化,不涉及重庆模式,给自己留有余地;如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用威权主义手段;如在一段长时间内不去挑战美国,给自己争取和平的战略机遇期;等等,就不一一评述了。
总之我们会看到,这些共识的存在和逐步实施,显示了一个大国统治集团的知识水平是何等老旧,对世界大势的把握是多么的失之千里,对自己的自信是何等盲目,对未来目标的设计是何等的好大喜功,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是何等的自私自利。但,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当然,还有更大现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无论经济还是民心都已经支撑不了这个?官方梦想的实现,?红色帝国之路注定是走不通的,并且是极有可能 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的。
三、红色帝国之路为什么走不通?
红色帝国之路之所以走不通的根本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从全球范围内看,原来中国的劳动力低成本出口导向模式,正在受到印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等比我们还后发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产品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外贸依存度这么高的经济已经搞不下去了。其实这个问题五六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而且主动说要扩大内需。但内需老是提高不上来,原因是中国存在六七亿人口的底层消费者,他们没有医保,没有社保,没有工资,甚至没有住房和未来的任何安全保障。他们不得不拼命的存钱,减少消费。而中产阶级以上的富人,该消费的已经达到某种饱和状态,没有办法再往下走了。要想扩大底层的消费,必须要想办法改变分配 结构,而给分配结构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恰恰是权贵资本及高度的国有垄断,红二代全面控制国有企业所带来权贵资本主义,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没有一轮针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调整分配结构、抑制资本的野蛮扩张和权钱勾结,逐步减少直到根本遏制对底层民众的欺压,内需就是扩大不了。不能改变分配结构,扩大不了内需,这个经济上增长的圈就画不圆,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将是非常紧张悲哀的,极有可能出现极严重的问题,一切都卡在政治体制上,但18大以来,新班子从未提过政改。
第二,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即“红色帝国之路”是要有条件的,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以德国为例,当年纳粹党至少有四条是今日共产党所不及的。第1、纳粹党有顽强的信仰,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等等,有资格统 治全世界,获取最多资源和生存空间,请看今日之共产党还有信仰吗?尽管他们在努力恢复信仰,但这丧失了的信仰是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就可以恢复的了吗?第2、纳粹党本身是纪律严明内部团结的,中共内部帮帮伙伙派派系系闹了多少年?大家都知道。第3、这个纳粹党实际上相当廉洁,占领东欧后戈林等弄了些字画,有若干腐败现象发生,但总体上是非常廉洁的,而中共的腐败程度是全世界第一的。第4、纳粹党除了对犹太人非常残酷,在他们日耳曼人内部的社会主义是搞得很不错的,对自己的老百姓是很好的。而今日中国的统治者对自己的老百姓是非常坏的。所以我说这条道路实际上是走不下去的,他这个红色帝国梦是很难实现的。没有一轮政治改革,根本不可能出现一个清廉自律的团队一心一意为民族振兴奋斗。而 有了政改,红色帝国梦就醒了,也就不必做梦了,就会以更文明的方式发展自己并和平地融入世界。
以习的家庭经历,他没有任何历史包袱,没有六四的包袱,没有文革等等包袱,他完全可以轻装上阵,走另外一条民主宪政的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这样的走法,就是出于太子党的一个共识:如果不走国家主义的道路,我们就会受到清算,他们害怕这个(其实民间为了让执政者放下被清算的恐惧,已经设计了很多中间道路可供选择)。走文革的路也不行。所以他要走国家主义的道路,重新把毛竖起来,把毛泽东当作他的正资产。笔者认为他们在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还会继续走下去,但是会接连不断地碰壁。反宪政所遭到的强烈反击就是他始料不及的,但他们还在一意孤行。他们没有看到社会的反对力量已经积 聚到何等程度,仍然在盲目自信自己的维稳力量。
事实上,以每年发生十几万起群体事件的力度看,已经算是天下大乱了。但乱这件事,在中国是隐性的,因为处在一种高度弹压状态,稍稍有一点放松,这个乱就会发生。因为各种积怨太多了,又没有发泄渠道,所以就越来越用一种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无论从新疆到前段时间烧公共汽车的那个人,都是极端事件。官方不让有一个正常顺畅的渠道来表达,包括发泄某种情绪,就会挤兑出大量的极端事件。这种极端事件未来还会逐渐增多起来,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高度弹压的结果。表面上没有乱,但内部是一种高压锅的状态,这比其他国家要严重的多。
中国这十年由官方无意识地培养了七种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都是以往所不存在的,都是这些年维稳和高 压弹压导致的。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适当化解的话,也是习的中国梦走不下去的重要原因。这七种反对力量会逐渐联合起来,有可能酿成一场低烈度的辛亥革命。
第一种是这些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三无农民,最大的估计数字是六千万,少说也有三千万。三无农民就是没有土地,没有房基地,房子也被拆了,又没有工作。整个流民的主体部分就是他们,这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了,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处在社会最底层,艰难地生活。这部分人要改变自己处境的动力是非常大的,只不过他们是农民阶层,没有组织。一旦被其他组织,其他政治势力所裹挟,这部分人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农民的农二代,完全没有良好教育,跟着父母奔波,一会儿家乡,一会儿城市。受尽欺凌的农二代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
第二种是近年军队的退转军人,他们的遗留问题非常多,复转以后的待遇问题很多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现在他们成建制地找原来的团长营长,举行抗议活动,这种势头也非常大,也是不可小看的。
第三种力量是宗教反对力量,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地下教会和宗教组织,也包括民间的佛教道教组织,这些年也都是受到了高度打压。他们已经慢慢变成了和现在的社会对抗的力量。
第四种力量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势力,新疆西藏,这个就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由于弹压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极端的对抗情绪。
第五种力量是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强拆,各种各样的法律官司冤案以及下岗补偿不足带来的浮在社会中间层的上访人员,他们的量也非常大。他们和第一拨的农民有部分重合,但又不是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在全国各地的人数也是非常多的。开放网络上访后,一夜之间网络就瘫痪了。积累了这么多的冤假错案,而且至今迟迟不能解决。像河北的聂树斌案,大家反复在呼吁,贺卫方在呼吁,网上微博上到处都在呼吁,然后就是不解决,绕来绕去就是不解决,问题越来越激化。
第六种力量是一两千万的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所谓充分就业,可以按照共产党讲的马克思的理论?工人阶级的简单再生产来分析,马克思十九世纪的时候就说:工人的简单再生产是可以生一两个孩子,可以租得起房子,养得起老婆(老婆基本不用工作的)。如果低于这个水准就是萎缩性再生产,如果高于这个标准就是扩大再生产。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现在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四五年后,能不能娶得起老婆?能不能租得起房子?能不 能养得起孩子?基本都做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些人是新兴的80后,90后人员,网络技术很好,现代意识很强。未来会形成很大的,像茉莉花革命中那样的冲击力量并成为它的主体。
第七种就是知识分子。没有哪一朝代能把左右两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得罪了。现在没有知识界的人说他们好,说他们好的知识人全是拍马屁的。除了拍马屁的少数人之外,整个知识界,左翼也说他们不好,右翼也说他们不好。一个执政当局居然让整个知识界都批评他,而且持续批评的力度越来越强,这前所未有。而知识界在总体上代表社会的良知,社会的良心和社会前进的内在真正动力。现在都跟他们背道而驰。表面上这几年知识界可以不跟他们争,不跟他们讲,不跟他们吵,官方愿意说什么就说,知识界可以?犬儒化,闷头不 讲。但当他把底牌亮出来反宪政的时候,网上就一片反对声,他们差不多把天下儒生都惹反了。
事实上,人心的相背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由知识分子来表达的,看看微博就已经可以知道天下人心了。如此强势地一意孤行,必遭历史惩罚。问题是并非没有更顺畅的、既符合民族根本利益又不至于使中共失去政权的和平转轨之路可走,就看执政当局的大智慧了。
很长时间以来就有智者指出,改革正与革命赛跑,如果现在连改革也不要了(这里特指政改,就中国当前积累的问题的量级而言,光有经济改革是不够的),也许就只剩革命了。而革命并非民族之福,而是一种灾难性的转轨,但它如果一定要来,那也是中华难以避免的命运。有深厚平和气质的庞大民族,在历史转折大潮面前,真的就丧失了大智慧了吗?统治者还能 再高尚一回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祈祷。
来源:多维新闻网
3、杜导斌: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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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以来,宪政是大陆的热词,是公共舆论的焦点。起码网络上的言论以宪政为题分为两派,一派反宪政,另一派主张宪政。不过,笔者注意到,无论是宪政派,还是反宪政派,都没把为什么需要宪政的理由这个节骨眼问题说清楚。宪政派只是没谁清晰表述,反宪政派则是对这点表现得很无知。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政?根本原因在于,宪政是与人民主权配套的一套制度,是人民主权得到落实而不悬空的一套制度。有了这套制度,国家由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实实在在的。没有或不要这套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空头支票。
五月以来,宪政是大陆的热词,是公共舆论的焦点。起码网络上的言论以宪政为题分为两派,一派反宪政,另一派主张宪政。不过,笔者注意到,无论是宪政派,还是反宪政派,都没把为什么需要宪政的理由这个节骨眼问题说清楚。宪政派只是没谁清晰表述,反宪政派则是对这点表现得很无知。
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政?根本原因在于,宪政是与人民主权配套的一套制度,是人民主权得到落实而不悬空的一套制度。有了这套制度,国家由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实实在在的。没有或不要这套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空头支票。为了向不理解宪政与人民主权关系的读者说明这点,我们可以乘客与公共汽车的关系为例。
为简化陈述,先假设司机兼职售票员,客车是司机的私人财产。对于司机来说,他的客车是个整体,他本人就是这个整体利益的代表者,其实也是实际上的所有者。他每天工作的目的和方法就是围绕这个整体利益展开,负责车辆的正常行驶和安全,为乘客作好各种服务,同时也得对汽车里的人和物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受理并仲裁相关投诉和纠纷,以赢得乘客信任,从而获取更多利润。
不可否认,汽车整体的安全、性能、设施和司机的服务兼管理的质量与每个乘客切身利害息息相关,乘客既可能是受益者,也可能是受损甚至受害者。因此司机可以汽车整体利益的名义对单个乘客采取某些强制措施,比如要求某人给对号入座的乘客让座,必须关上窗户,拒绝搭载可能严重危害安全的货物,将不服从管理和影响他人或汽车正常营运的乘客赶下车去,等等。
对那些其正当性被司机和乘客所默认的管理措施,乘客必须服从——虽然司机既非政府,也非官员,但大家还是会十分乐意遵从他的合理的措施。不过,有时候司机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把这种强制权扩大,比如可能利用剩余空间搭载更多人和货,不开空调,晚点出发以拉更多人,中途多处停顿以接客,对破损设施不予维修,出于降低成本考虑而使用廉价的和行驶性能明显存在故障及安全性能欠佳的车辆,以汽车整体利益名义对乘客提出额外的义务要求,为躲避高速收费而选择较远较差的线路,故意停靠在某些他能拿到回扣的饭店、商店前,等等。对此,乘客可能不在意而服从,可能是不得已而默认或屈从,也可能中途退票下车。
乘客选择乘座该车,显然并非为服从或服务于司机的利益和司机所代表的整体利益,他是出于实现自身目的,一个不小心被套进这辆车的整体利益中来的。但既然上了套,就得接受与这个素不相识也全不相干的司机和其他陌生乘客存在临时共同利益这个事实,在车上这段时间,他必须接受这个也许是混蛋的司机的管理和服务,因为换辆车会晚点若干小时。不过,即使他接受与这辆车、这个司机和这些乘客存在临时共同利益,是这个临时性整体中的一员,也不表明,他与司机和其他乘客只有共同利益,或必须为这种整体利益而付出牺牲自身其他利益的代价。
公民与国家,某些方面有些类似于乘客与司机。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公民是被父母一不小心给带进某个国家的。公民与国家的目的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作为人,我们的目的是按自己的梦想和意愿活好自己的一生。国家可能存在而个人不存在,也可能相反,个人存在而国家不复存。不过,这并不表明我们与国家可以老死不相往来。至少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为止的此前数千年间,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复杂而多样,有的不相干,有的相反,有的是生死存亡利害攸关。我们与这个国家的“司机”——国家领导人,与除父母之外的其他绝大多数公民,原不相识,但与这些人确实存在共同利益,就如同乘车既不希望翻车撞车,也不希望车里面脏兮兮臭哄哄闹哄哄的,我们也希望国家和平安宁,秩序井然,各个领域各个地方都建设得遂如人愿,居住在这个国家里,自由幸福而且安全。
不可否认,国民与国家间也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国民可以选择中途下车——移民离开这个国家,但这选择存在风险且需付出相当代价,因为移民前往的国家可能语言不通,还可能有人存有敌意。如同司机可能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对乘客强加义务,国家领导人同样可能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公共利益强加于国民。
维护公共汽车的公共安全和利益,调节司机与乘客,乘客与乘客间的关系,防范和处理各种矛盾与冲突,就需要有规则。大部分情况下,这些规则是由司机和乘客之外的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的。同样,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民的利益,调节国民与国民,国民与国家的“司机”之间的关系,防范和处理各种矛盾与冲突,自然更需要规则。但与公共汽车上的规则由第三方制定不同,国家的规则不可能由国民与国民,或国民与政府之外的任何第三方制定。
调节国家的国民与国民,国民与政府关系的规则从何而来呢?这就涉及到国家与公共汽车的一个根本不同——所有权不同。如上假定,公共汽车的产权是司机的,因此这个司机和车上的设施对乘客来说,是给定的,车上购买什么不购买什么,配置如何,乘客通常无权过问,司机开得慢还是开得快,开得好还是开得坏,是否必须换个司机,乘客由于没有所有权,对这些无权过问,起码也是通常无权采取行动。运营规则同样也是给定的。乘客对服务和规则可以提出异议,却一般没有否决权。
国家却不是某个“司机”的私人财产,它是所有国民的利益共同体,它的所有权人是国民,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如何建设,建设得好坏,出力出资人是国民,受益受害者也是国民。国家的“司机”——领导人不是给定的,让谁当“司机”,不让谁当“司机”,不能在国民之外存在个能对此拍板的第三方。调节国民与国民的关系,国民与领导人之间关系的规则,同样不能是给定的,同样不能在国民之外存在某个第三方能说了算。如果存在某种超越国民的享有最终裁决权的对象,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就一定不是国家的主人。那个享有最终裁决权的人或团体才是当家作主者。
也许,用乘客和公共汽车的关系来解读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不一定确切。国家不像流动不息的公共汽车,得在不同地点间不停地奔忙。现代国家基本上是固定不迁的,它是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幸福安全生活的空域和平台。国家没有也不应该有前进的方向。国家的所谓前进方向不过是多数公民的愿景。如果一定说有个国家前进的方向,它也只能是人类文明共同认可的对每个国民的自由幸福都会有所改善的方向。政府只是国民实现愿景的协助者。不能由政府给国家一个前进方向,更不能由“司机”或外国大胡子之类的人给定一个固定不移的方向。
选择领导人的权利归民众所有,制定规则——立法和决策的权力归民众所有,对任何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即使是存在国王的君主立宪国家,这是确定不移的世界“公理”。但是,现代国家多是巨型国家,大如中国拥有14亿国民,小如丹麦瑞典等也有数百万人,人人都有平等的国民主权,如果大家意见统一事还好办,意见不一致——几乎任何国家的绝大多数国事,国民意见通常都不一致,怎么办?国是国非,谁来说了算?或者说,在像中国这样拥有14亿人口的巨型国家里,人民当家作主如何落实?
对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要是上世纪由前苏联开始付诸实施的体制提供答案说,应当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由人民,或者说无产阶级,而不是敌人,或者称为地主资本家剥削阶级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这样就可以既避免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同时还可以把国家建设成共产主义人间天堂。但是,即使把地主资本家这些剥削阶级成员全部排除在外,人民的成员仍然数以亿万计,如此数量众多的国民,生活在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里,各自拥有不同的血缘和知识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既不可能人人对国家大事拥有拍板权,也不可能意见完全一致,即使实行恐怖性质的军警强制和宣传灌输,也不能避免人言人殊和激烈内争。为了统一思想意志和行动步调,这些国家实际上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和带领人民当家作主,运用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三件“法宝”,把人民群众的意见收集到中共党委里,由各级党委代表人民决断大小事情。
这种体制遇到的困难在于,无论是主要领导人,还是党委集体,都既不是像宣传品宣扬的仅靠无产阶级出身就天然先进(实际上列宁、毛泽东这些人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也不是因为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并掌握了马列主义精髓就变得全知全能,不是真理的法身,更不是由把自己的私利完全剥离的仅剩公共利益的人所组成。苏共二十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承认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些曾经的最伟大领袖犯过极其严重的错误(也许称为罪行更准确),司空见惯的党委腐败窝案也让集体领导的神话破产。这种体制下,无论制定法律,出台政策,还是选拔官员,都缺乏取得人民同意的程序,而是直接由党委说了算。党委一旦成为代表人民决策的大权在握者,同样会像公共汽车的司机一样,漠视民众利益,并把自身利益说成是公共利益而强加给人民。二十世纪由前苏联率先实施,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践过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确实没有真实的人民当家作主,尽管这些国家的政府无不被称为人民政府,但无数剥夺人民,欺负人民的法律、政策,无数不被人民所认可甚至为民众所深恶痛绝的官员却在这些国家横行。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些政府无一例外不是包办代替了人民当家作主,并且事实上使人民处于屈从地位。
在反宪政派的笔下,宪政被妖魔化为有名无实的,是美国为实现其统治世界野心,和为颠覆中国政府而设的一场阴谋。这显然是极端无知愚妄之论。宪政的源头最远可追溯到远古的希腊和罗马,在中古的罗马教皇选举制中也有这种制度的某些蛛丝马迹,意大利和尼德兰城市共和国保留了某些罗马宪政特点,真正的现代宪政的源头目前公认的是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17、18世纪,英国、法国和波兰等欧洲国家用数不胜数的人头,用难以数计的天才人物铺天盖地般的公共辩论,分别对宪政的成与败,对宪政的许多细节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尝试和总结,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与教训被美国建国先贤视为宝贵资源,不是拒绝,而是妥加利用,围绕实行宪政还是继承欧洲大陆的国王制度,美国国父们当年曾进行过长达数年的激烈的正反交锋。这些对话如今可通过《联邦党人文集》和《美国的奇迹》等历史文献见其一斑。智力角逐的成果成就了美国。以《联邦宪法》为基石的美国,其建国的根本目的就是保障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保证“统治者的一切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真正实现“民有”、“民治”、“民享”,而不是把美国送给资本家剥削阶级去统治。美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实施宪政制度的国家,它不是把宪政作为一种坏东西和颠覆性的阴谋强塞给他人,美国实施宪政的目的完全旨在搞好美国。1787年13块殖民地联合组建联邦时的美国,只是全世界众多国家中一个不起眼的弱小国家,充满内忧外患,国力比之同时期的欧洲殖民地巴西和墨西哥应该还要弱小,但是,主要依靠其强大的宪政制度,美国国民的活力和创造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一百多年后,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
与被柏拉图等视为最佳制度的君主制度,与被纳粹宣传为最伟大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与被誉为最先进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相比,宪政制度的优点有许多,但最核心的优点是,这种制度以维护国民正当权利为存在的目的。这些国民权利包括自由,平等,自主确定并努力奋斗以实现其人生目的,按自身喜欢的方式生活不被干涉,依法享有社会福利等。国家除了维护国民权利之外,不得有解放全人类或维护党的领导地位等所谓的整体利益。这种制度否定国家有超出维护国民自由和幸福之外的目的,并以宪法和法律,以及持枪权等具体措施来保障国民有权否决和反抗。公民没有屈服于专横政府的义务,却有推翻任何压迫性政府的权力。这种制度下产生出来的每一位领导人,每一部法律,每一个重大和细小的公共决策,都无不需要预先接受民众的批评,无一不是得到多数选票,无一不是在执行过程中和结果出现后仍然得经受民众的评判,以此来防范领导人把自己利益和偏好专横地强加给国民。民众对任何领导人和法律政策都可以支持,反对和质疑。这些权利得到法律切实保障,民众的当家作主权利藉此得到实现。
来源:民主中国
【时事】
1、京官日内瓦发言被批打官腔 民间反对中国入人权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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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审议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代表团的发言被网民批评在打官腔,毫无改善人权的诚意。中国民间人士表明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海外的公民力量团体呼吁继续联署阻止中国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周二共有137个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了历时4个多小时的审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吴海龙在总结性发言时表示,中国政府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决心是坚定的。回去后,中方将认真研究各国提出的建议,结合中国国情,决定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并按时向人权理事会反馈。
人权理事会根据“普遍定期审议”机制每四年对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人权状况进行一次评估审议。因此此次审议将影响中国能否连任人权理事国席位。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周三告诉本台记者:我希望他(中国政府)退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他们人权那么糟糕,他们(中国)人权这么糟糕在里面并不负责,我觉得中国人权是最差,还有一个是北朝鲜。他连新闻自由都没有,媒体都是被党组织控制的。
北京代表团联合国打官腔 被批无诚意促进人权
周二联合国在新浪微博开通的官方账号也对审议进行了图文的直播,在场提问国家就访民、黑监狱、非政府组织管理、计划生育、艾滋病、强拆、环境等问题进行质询。中国代表团称,中国是法治国家,任何人不会因为依法维护自身权利被处罚,更不存在所谓任意拘留、强迫失踪等情况。
中国代表团的言论迅速被网民转发,批评声也充斥评论栏,要求中国政府终止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不少人指中国代表团是早已备稿来接受审议。据了解,此 次美国代表团还提到目前被捕的异见人士郭飞雄的个案。对于提问国列举的大量人权侵害案例,中国代表团也都矢口否认存在侵害人权现象,被批评是在联合国打官 腔,是没有拿出改善中国人权的态度,也都没有勇气承认中国政府迫害人权的事实。
到日内瓦参加旁听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告诉本台记者: “我觉得非常失望,其他这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他们虽然批评了中国,要求中国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但他们都没有直接提出名字来,比如说刘晓波的情况,还 有许多系狱作家。我们独立中文笔会当然对作家特别关心,都没有人提这个问题。“
团体再呼吁联署 阻止中国入人权理事会
在日内瓦的海外公民力量团体也到日内瓦出席相关活动。此前该团体发起了反对“中国再次成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员国”的联署行动,此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已获得海内外数千人的联署支持。
在日内瓦的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利告诉本台记者:(中国代表团)可以说是百分之一万的为自己辩护,根本没有一句话是承认有存在人权问题,完全是在为自己辩解, 最多只说“人权改善面临着巨大困难”,根本没有主观的寻找下自己的制度和行政方面的缺失。他们继续把西藏的自焚说成是达赖集团的煽动,他们扬言是有确凿的 证据,实际上这一点达赖喇嘛早就挑战了,有证据请你拿出来,而且你还可以到(印度)达兰萨拉来,他们(中国)就把自焚等无法解释的东西硬是强加给达赖喇 嘛。
杨建利还透过本台呼吁更多的人加入联署。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2、香港各界万人大游行抗议电视发牌黑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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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香港政府10月15日拒发香港电视网络免费电视牌照,并以“机密”为由一直不解释理由的做法引起巨大争议。在网上获得48万人留言支持的新成立的“民间开放电视行动”, 10月20日下午发起 “我要公仔箱,不要黑箱作业”的万人游行到政府总部的抗议活动,要求公开发牌评审准则。
香港演艺界、学界和网民总动员上街,部分人士更计划通宵留守,不排除马拉松式占领政府总部。另外,不获发牌的香港电视的一批员工下午从中环游行到政府总部,举行抗议,并与随后的抗议人士会合。
此外,香港导演会与7个电影从业人员组织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首次公开批评政府做法不透明,要求交待理由,否则等同是逼迫市民上街。
同时,香港记者协会、国际记者联合会也动员两岸四地新闻从业人员参与游行,支持公义。
来源: VOA 作者: 海彦 时间:
10/20/2013
3、外电:中共人权恶化 西方国家续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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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共在国内不断打压人权,但中共代表团团长吴海龙周二却于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公开为其人权记录做辩护。
《今日美国报》报导,美国和人权团体指出,自习近平去年秋天接掌后,中共当局对人权的打压反而更加恶化。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香港的分析员阿莲(Maya Wang)表示:“起初的正面讯号被近几个月的事件蒙上了阴影,习的指令让人担心。”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每四到五年都须通过普遍定期审议(UPR)的程序。在周二的三小时议程中,每个会员国的代表都要对中共的人权报告给予50秒的评论。美国等西方国家都要求中共在人权上进行重大的改革。
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泽雅(Uzra Zeya)称,中共应该“终止使用骚扰、居留、逮捕和违法的手段,如为了让维权人士和其家人、朋友噤声的强制失踪等控制手段。”她说,中共也应该更家保护藏人、维族人和蒙古人的权利,废除劳教所并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她举“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为例,许呼吁中共官员揭露财产和敦促民众打击贪腐,但却在8月份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被逮捕。
“人权观察”估计,超过50名维权人士因此被逮捕。泽雅说,广东著名维权人士杨茂东也因类似的指控被逮捕。
周一,中共当局正式逮捕中国富商王功权,作为打击批评政府者的行动之一。王直言不讳地支持被逮捕的法律学者许志永。
“人权观察”的阿莲说,这个由47个会员国组成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唯一一个对非政府组织和任何人开放的中国人权高调回顾。”但联合国官员阻挡中国民众(包括维权人士曹顺利)参与此一程序的努力,曹在9月被阻止登上前往瑞士参加联合国人权训练后就失踪了,外界担心他已被逮捕。
阿莲认为,曹的失踪就是典型的中国人权恶化。
河南省中部的经济学教授Shi Pu在微博上写道,“中国的人权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利,它们是政府的权利,它们是官僚的权利……而不是普通民众的人权。”
北京律师刘晓原也在微博上写道,“中国的陈情者最有资格说中国的人权情况。”
42岁、北京住家被无偿强拆的李梅清(音译)说:“我们普通民众对法治没有感觉,否则为何我的房子会被非法强拆,而我本人还被非法关押一个月。没有人监督官员,他们的权利太大了。”她的姊姊至今仍因此事被关押中。
吴海龙在人权理事会上大言不惭地说,中国享受言论自由。但47岁的北京艺术家Tu Shia反驳:“如果我们想在线上表达意见,有太多的敏感字眼将自动被删除,以致于我们无法张贴我们的意见。这如何能称作言论自由呢?”
来源:大纪元2013年10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张东光编译报导)
4、中国官媒猛批宪政民主标榜两个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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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强烈批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及质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等五种「错误思潮」,指斥主张上述思想的人的根本目的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评论指,文章除预示中共将进一步加紧舆论控制外,亦可为中共巩固意识形态建构理论基础。
该篇题为《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署名文章在16日出被的《求是》杂志刊出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亦有播报,期望制造舆论。
文章提出「两个巩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及「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而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复兴中华民族,就是现时的共同思想基础,须人民团结共行,排除各种干扰。
文章指出当下有五种错误思潮干扰大局,分别是「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由于有关政治主张违背中国宪法原则,故此偷换概念来迷惑群众。
文章续点批驳有关「错误思潮」,指「普世价值」宣扬的,其实是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是西方对外扩张的源流。至于主张「宪政民主」人士指中国「有宪法,无宪政」,分明是否定和反对中国的现行宪法,「根本目的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另外,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党史国史,目的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至于利用在拉美洲已经破产的「新自由主义」来鼓吹国企和国有资产私有化,只是制造机会让巨大外资吞食中国资产。
最后,文章又指,近年「权贵资本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等批评中国经济改革的说法,是「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是错误的,「实际上就是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章续称,「国际反华势力」不遗余力地推行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目的是分化,因为「一个分裂动乱、软弱涣散的中国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而西化、分化的主要手段,「就是搞意识形态渗透,搞乱人们的思想,瓦解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而一个国家或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故不能听任错误思潮搞乱党心民心。
文章总结道,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改革,但决不能改掉中国的根本制度,「另起炉灶」只会带来大动乱,最终葬送中国。文章皇申,中国需要民主,但既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也不能搞「文革」式的「中国式大民主」,否则只会导致政党林立、社会分裂,以致紧迫的国计民生也会因政争被放到一边,祸国殃民。
来源: RFI 时间: 10/17/2013 作者: 麦燕庭
【评论】
1、郭永丰:中共倒行逆施何时了?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3056.html
一、风险投资家王功权做公民竟然也被抓捕了
王功权被抓了。本以为他移居海外,不再回国了,没想到他竟然回到了北京,被当局囊中取物一般轻易抓捕了。恰笔者为送孩子上学,想找一个工作在北京常住,在京滞留半月多,竟然不知道他就在北京,否则,肯定会见面聊聊的。没想到在笔者回家的当天上午,他竟然就被"绳之以法"了,这真是一件大新闻。毕竟作为资本家做公民争民主,王功权是首当其冲的,王功权在国内网络早已驰名,那是因为"私奔"引起的,或者即便没有"私奔"事件的发生,作为当时的投资人,亿万富翁,王功权也是大名鼎鼎的。如此资本名人从事民主事业,实乃罕见,这才是中国现代民运的奇葩。
据微薄【商界再无王功权】王功权或是中国最有情怀的商人之一:感性的时候,他喜欢诗词,为爱"私奔",裁员时会落泪,也曾立刻飞到美国看望情绪不高的女儿;理性的时候,他关注社会转型问题,积极投身公盟工作,当商业不再值得留恋,他果断选择退出。诗人刀哥:诗人王功权,公民企业家。投资培育了360、汉庭、民生银行、俏江南等企业。可安享无尽荣华富贵,午饭却只是一个卤肉套餐。他站在弱者一边,他为弱者流泪,他为弱者呐喊,他为弱者奔走,他戴着风雪帽,和访民一起敲打"黑监狱"的大铁门,高喊着"开门放人"。他做了这么多,请我们做一点点,为他呐喊。隋牧青律师:我推测王功权被刑拘主要原因不在于其政治观点、倾向,而在于其为不安份富豪。不但直接参与教育平权等新公民行动,更疑其暗中资助异见人士,为重利轻义、阿附当局的商人群体树立了一个"极坏"标杆,抓他同时还可阻断良心犯救助资金的部分渠道。对肉唐僧的密捕,原因与王类似,要害在于资金。
中国民主化需要大量这类资本家挺身而出,勇敢站出来,尤其当看到亿万富翁曾成杰被抢劫杀死之后,中国的企业家,不只是只停留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了,而是切实有效真诚地组建极为私密化的民主化的团队力量,迅速发展人数,壮大队伍,切实做到在某一天里果真有实力与强盗政府公然叫板的时候,并还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只是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必须早日做好充分准备和积蓄的工作。所有清醒的企业家都应该如此毅然决然,果断高效出手,而埋头苦干,积极踊跃参与到与痞子和无赖所把持的政权做斗争的最正义浩荡的队伍中来,否则,无论谁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都毫无保障。
二、公然倒行逆施的政权在现代文明社会实乃跳梁小丑
在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共胡温政权对笔者所发起的《万人联署申请成立中国公民监政会建言活动》进行了歇斯底里的摧残和打压,这确实使公民监政会的想法彻底破产了。如今在习李时代,作为一向无耻并公然耍流氓的统治集团,依旧不改痞子作风,恶霸传统,继续耀武扬威滥用职权公然耍流氓,将正在全面崛起的公盟所发起的"新公民运动"彻底扼杀于摇篮中。作为公盟的顶梁柱和旗杆式的人物,许志永、丁家喜等人相继被拘捕到了监狱,笑蜀也被遣送回到了广州,王功权竟然也被拘捕了,这真是现代国际社会最大的讽刺和嘲弄。
因为当局抓捕这些人,竟然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法律依据,只能以所谓的"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罗列罪名,这实在太可笑了,真是荒天下之大谬。这也太苦心了那些铁杆做奴才和走狗的为虎作伥作恶多端的帮凶们的脑汁。固然,作为这类帮凶,在如此浩荡的正义面前,无疑最猥琐、卑劣、下贱、无耻的。毕竟这些人,论长相、学识和才能等等,绝对不次于普通人的劣势,却竟然惟命是从,甚至竞相向愚蠢滑稽的小丑式主子表忠心,实际仅仅只是为了"五斗米"做着人世间最伤天害理祸国殃民卑鄙无耻罪恶滔天的脏活。笔者不知道,这些人的后代,在未来民主社会,面对其父辈的这段极为不光彩的历史,还能高兴得起来吗?
很明显,作为依靠谎言和暴力出政权的中共统治者,在其创业伊始还没有今天这般流氓无耻。在陈独秀和李大钊时代,中共的成员确实是要建立一个全民平等自由且欣欣向荣的理想国度的,并且其当时的党章和宣言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当大权旁落到纯粹就是黑老大和土匪头子的毛泽东手里之后,中共的这种高尚便完全泯灭了。因为,无论如何说,在中共欺骗全国人民打下江山之后,中共就绝没有兑现任何当初诺言的意思----确实把权力还给全国人民,而是彷佛任何专制王朝一样,把统治大权完全彻底地垄断在中共最高领袖之手,在毛泽东时代是毛一人的家天下,如今则是集体皇帝的家天下。这实质就是最大的无耻和无赖作风。无论中共如何传位,只要不归还全民一人一票的选举与被选举权,允许广大人民群众成立独立组织强力监政的监督权,中共权贵永远就会象历朝历代帝王社会的官僚权贵一样卑鄙无耻,滑稽可笑,也只能对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强权蒙蔽,愚昧欺骗,暴力威慑,小利诱惑。仅仅只是为了维护中共官权的腐败私利,以及罪恶滔天的罪行永远不被清算。
三、甚嚣尘上的大抓捕行动确实能保中共政权再延续十年吗?
胡温十年,危如累卵,使胡温在任期内战战兢兢好不容易坚守整十年,为十年任期真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这习李十年,还会如此坦途地画上圆满句号吗?笔者对此颇为怀疑,所以,在习李未上任之前,就撰文《习近平维系党专只能做垂死挣扎》。现代的民运人士,绝对不是当年的民运人士,有勇无谋,赤膊上阵的。许志永和王功权等人所发起的公盟组织,新公民运动,要求高官公布财产活动,是完全符合中共现行法律、制度和政策的,本应受到中共政府的奖赏和鼓励。但作为邪恶极致,狡猾非凡的中共当局,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因为他们发现,公盟是作为一个在野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的,公盟的活动肆无忌惮,确实是要结束祸国殃民的"党专"本身的,尤其是让这些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的犯罪团伙的罪恶根本无法再保障,他们今后不可能再继续逍遥法外我行我素公然耍流氓的。所以,他们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必须把公盟的任何行动扼杀在摇篮中,这是长期与笔者打交道的国保所表露的当局的最真实的心声。他们时常会对笔者说:"你想想,政府怎会容忍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组织无限发展壮大?如果让公盟继续发展下去,岂不成为中国最大的在野党?"
很明显,中共打压公盟,其实就是打压反对派力量,这证明,中共的真正狼子野心所在,中共还依然想做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而独裁专制中国到永远,中共绝不允许任何正义组织或力量真正能够发展壮大起来,将来切实能够染指中国的行政大权,因为这个大权就是他们这些贪婪残暴的统治者的命根子,他们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大权和江山,怎能轻易断送给正在崛起的公盟手中呢?由此可知,公盟的核心成员和团队力量,真正遭遇眼下的厄运也是势所难免的。
不过这种打压,确实是倒行逆施的,是真正反人类反人权反人道的,是最严重侵犯和践踏中共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这无疑也是向全国人民彻底揭穿中共谎言治国,暴力行政的恶狼面孔。很明显,当中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画皮被如此无情地撕破和揭穿之后,留给广大民众的也许只有是感叹,以及在感叹之余的马上反抗。毕竟这是互联网时代,各类资讯和信息极尽发达畅通的时代,何况,作为中共的官权,毕竟只是极少数人,受益者也是极少数,如此让全国人民大面积全面觉醒,彻底看出中共的痞子和无赖嘴脸,以及统治的真相,这种打压,无疑才是最佳的宣传。
当年中共打压法轮功时,可以栽赃污蔑为邪教,以致让被蒙骗的人民群众群情激昂,甚至冲昏头脑,而趋之若鹜地跟着谴责法轮功和李洪志。如今的中共,还能用同样的手法把公盟组织及其成员扼杀在摇篮中吗?笔者认为一定就是黔驴技穷的。所以,这所谓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实际也太无力,软弱,毫无底气和能量,连中共执法者本身都毫无底气,根本不可能理直气壮,大多都面带羞惭和愧色的。所以,他们便不得不小心翼翼,谨慎万分,甚至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彷佛真正的强盗和流氓团伙的作恶。
公盟的志士被打压,作为基督徒的笔者认为,他们这些人确实都有福了。为此笔者写微薄指出,王功权有福了,郭飞雄有福了,刘萍有福了,许志永有福了,丁家喜有福了,刘家财有福了,孙晗会有福了,杨林有福了,黄文勋有福了,刘远东有福了,刘本琦有福了,等等,所有为公义而遭受迫害的人都有福了。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愿这种义人遍及中华大地,中国才真正有福了!
因为笔者的微薄是被列为黑名单,此微薄刚一发布,就没有被转发,等了很久之后,才收到以下的通知:抱歉,您在2013-09-14
10:18:42发表的微博"王功权有福了,郭飞雄有福了..."已被管理员加密。此微博不适宜对外公开。如需帮助,请联系客服(链接:http://t.cn/z0D6ZaQ)。
但是,即便如此过滤加密,在微薄上,有关王功权的信息,几乎满屏皆是,由此可知民意的反弹程度。果真,中共的《环球时报》也站出来为王功权被捕一案正声了,却也遭到众网友的取笑和嘲弄。
无疑,这种大抓捕行动,是为习李十年清场的,是保证习李十年也能画上圆满句号的,但是,据笔者此次北京之行发现,北京才是真正的反对派的扎营地,民运人士全国最多不说,且个个民主人士群情激昂,激愤异常,给中共的时间只有三年。虽然笔者对此没有信心,也许是由于笔者不知真正的内情和底细的缘故吧。内中情节,他们肯定远比笔者了解和清醒。并且有人说,习李时期其实就是清朝末年的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统治时期,宣统的结果就是两年半完蛋。这90高龄,统治中国六十多年的中共流氓政权,在习李时期,难道也只能坚守三年吗?如果民间力量由于中共彻底全面清理公盟及其成员的行动中,让全国人民都全部迅速擦亮眼睛的话,尤其让众多体制内有良知的高官显贵和企业家们纷纷参与到民运的实践行动中来时,我想这种预测是极有可能变为现实的。否则,恐怕还要等些时日。
无论如何,作为倒行逆施,公然耍流氓的政权,与现代世界文明,全球潮流完全背道而驰,且完全相反运作着,在其越来越表现微弱的时期,仍旧打肿脸充胖子,公然叫嚣反人类世界的文明,本身就注定着,其灭亡的日子一定是加速的,很快就会见到分晓的。
来源:民主中国
2.刘逸明:刘萍的三宗“罪”羞辱中国法制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4667.html
曾经在两年前如火如荼的中国公民独立参选运动中叱咤风云的江西新余维权人士刘萍,最终因为街头举牌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和释放政治犯而锒铛入狱,她和几位同伴初始涉嫌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后变更为“非法集会”,其后又被追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两项涉嫌罪名。
纵观各类敏感人士被官方打压的历史,诸如刘萍等人这样头顶三项罪名者实在是前所未有,这种奇特的迹象表明,官方意欲将刘萍等人一撸到底,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该案于10月中旬开庭,尚未开庭时官方便如临大敌,对同地区的维权人士黄慧敏、邹桂琴以及刘萍的弟弟实施了软禁,使他们寸步难移,据悉此举是为了阻止他们与刘萍等人的辩护律师接触。
早在两年前,刘萍就已经进入了公众视野,刘萍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竞选人大代表,此举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因为受刘萍参选的鼓舞,李承鹏等体制内人士也纷纷挺身而出,投身于公民独立参选的洪流,一时间,公民独立参选成为一道靓丽的社会风景,虽然不可能所有人都参与,但是绝大多数人却给予了刘萍等人以赞许与支持。
很显然,从独立参选时起,刘萍就已经成为了维权阵营当中一位杰出的巾帼英雄和领袖人物,她引人注目、令人崇敬,同时,也迅速被官方打入了另册,成为了它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虽然刘萍在独立参选时就饱受骚扰与迫害,但是她却义无反顾、愈挫愈勇,一旦拥有了自由之身便继续在维权的道路上前行,不仅为自己维权,也为其他弱势者奔走呼号。
从海外媒体的报道看,每到敏感时期,刘萍便被警方严密监视,或被软禁,有时候甚至被强行绑架限制其人身自由。各式各样的打击并不能使这样一位坚强的女性屈服,只要不是被长期关押,我们总能从微博上、从海外媒体上看到有关刘萍维权的消息。
习近平登上中共总书记大位之后,曾誓言铁拳反腐。的确,在他上任几个月之内,就有多位高官被中纪委拿下,这种表现让不少民众重新燃起了对当局整顿吏治的信心。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京民主人士赵常青等人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街头,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然而,令人大失所望的是,他们的吁求不但没有得到当局的正面回应,反而被视为别有用心的行动,遭致打击报复,数名参与者至今身处看守所高墙之内,等待他们的将是长短不一的刑期。
也正是因为对警方抓捕举牌者的义愤填膺,刘萍等10人才在今年的4月23日上午走上了街头,不仅同样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而且还强烈要求释放北京的举牌者以及其他被关押的政治犯。活动在当时虽然得以顺利进行,并在之后举行了“同城饭醉”活动,但一到晚间便风云突变,数名警察从家中抓走了刘萍,同时抓走的还有在她家中的魏忠平、雷文胜两人。刘喜珍、黄慧敏、李学梅、邹桂琴、苏美生也在当晚被抓,随后应立钢也被抓。4月30日下午,带女儿在北京考试的李思华也在北京被抓。警方搜查了上述10人的家,扣压了所有通信设备。
刘萍等10人被抓捕,一时间在微博上激起了滔天巨浪,也引起了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BBC、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等国际重量级媒体纷纷报道,海内外人士对警方此举表示了抗议,对刘萍等人表示了声援。不知道是否是舆论的作用,最终被抓捕的10人当中有5人获释,而刘萍等5人则被刑事拘留或下落不明。不过,被警方释放的5人自获释之日起电话便被警方24小时监控。
虽然刘萍等人被警方刑拘,但是警方却拒绝在第一时间向家属送达刑事拘留通知书,在刘萍女儿的多次要求下,新余市公安局袁河分局才于5月7日出具了刘萍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事拘留通知书。而被刑拘的魏忠平、李思华、苏美生、邹桂琴4人,则关押地点不详,其家人多次要求警方出具拘留通知书均遭拒绝。
众所周知,游行示威和自由言论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监督和批评执政党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声援被关押的政治犯,这些都与违法犯罪无关,然而,参与者在官方的眼中就是别有用心的人士,所以要为他们扣上违法犯罪的大帽子。刘萍等人的初始涉嫌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名在以往并不鲜见,刘晓波、高智晟、胡佳都曾因此而下狱。刘萍平时没有写什么批评当局的政论文章,要从这方面找她的“把柄”比较难,但是刘萍上微博,而且上聊天群,她在上面的发言总有一些批评性的,这大概就是抓捕她的“罪”证。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一罪名出自于中国的《刑法》第105条第2款,虽然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法律中也存在类似于“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但是要想通过司法程序成功为人定这种罪需要确凿的证据,是否拥有武器和发起行动是至为关键的。可想而知,在中国被定颠覆国家政权罪者绝大多数都是蒙冤受屈者。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彻头彻尾的以言治罪,《刑法》第105条第2款明显与《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条款相悖。即使民众有煽动他人去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也不应该视为违法犯罪,因为言论是无法颠覆国家政权的,在热兵器时代,只要得不到军队的响应,没有任何民众有颠覆国家政权的能力。
刘萍等人的涉嫌罪名后来变更为“非法集会”,可见警方自己也认为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打击刘萍等人证据不足。不仅变更了涉嫌罪名,为了保险起见,而且还追加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两项涉嫌罪名,可见官方为了打击报复刘萍等人已经是竭力尽智、丧心病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权律师表示,从警方变更和追加罪名的情况不难看出,对刘萍等人的指控没有一项是成立的。从检察院的起诉书中更不难看出,公民聚餐讨论、写文章、接受采访、拍照都属于公民的言论自由范畴,根本不构成违法犯罪。对刘萍等人的指控完全是政治迫害,是莫须有的构陷。
据报道,在刘萍被抓捕以后,受委托的律师张雪忠曾多次申请会见当事人刘萍,结果被拒。刘萍的律师张雪忠呼吁外界关注此案进展,因为此案极有可能成为当局对“新公民运动”被捕人士判罪的风向标。赵常青等街头举牌者案发生在刘萍案之前,但案件迟迟未结,当局很可能会利用此次刘萍案来观察社会反应。
最近几个月里,有一大批维权人士被抓捕,比如维权人士郭飞雄、李化平,财新传媒记者陈宝成、维权人士杨林、良心企业家王功权等等。这是继今年3月底以来官方大规模打压维权人士和公民维权行动的又一高潮。据民间组织统计,警方今年已在全国抓捕了数百名维权人士(其中已正式逮捕20多人,刑事拘留至少有100多人,行政拘留多达数百人)。早在江泽民时代,中国系狱的良心犯数量就居世界之冠,如今不仅是世界之冠,更是遥遥领先,这在和平时期是极为罕见的。
警方对刘萍等人的抓捕实质上是执法犯法。就在刘萍案即将开庭前,刘萍的女儿在微博上透露,当局要学校告诉她,组织上有条例不允许她接受媒体采访,要不然会受到处分,不报备的采访是违法的。可见,在执法犯法的道路上,司法机关正渐行渐远。
刘萍等人被控三宗罪,想必是凶多吉少,刘萍作为新余当地的维权领袖,毫无疑问会成为官方的重点打击对象。可以断言,刘萍将获重刑。良心企业家孙大午曾说,中国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都在监狱,刘萍案为孙大午的话做了生动的注脚。刘萍等人获刑,或许可以让当地官员安枕无忧,但却是对中国法制的又一次羞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就在刘萍案开庭前,东北地区迎来了第一场雪,而包括江西在内的中国南方地区也大幅度降温,俨然寒冬已至。雪莱曾在诗中写道:“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而宋代诗人邵雍在其预言诗《梅花诗》中的末尾也写道:“一院梨花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须愁”,这似乎是在预示,宪政民主必然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一切无情的打压行动最终效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2013年10月15日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3、慕容雪村:中国政府的“网络反右”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8472.html
在最近的聚会中,我和朋友们常常谈到一个话题:下一个被捕的会是谁?
朋友们在吃饭时甚至列了一份抓捕名单,名单上大多是谈论民主、批评政府及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人士,包括学者、作家和律师。
许多人都认为自己可能被抓,但最危险的还是媒体人笑蜀(陈敏)和成功营救陈光诚的郭玉闪,而我紧随其后。
我们这些人大多都是近年来微博上的活跃人士,有些人被称为大V,就是微博上拥有大量读者、有巨大影响力的用户。大V们正是因为在网上活跃发言,而成了政府的打击目标。
从今年8月份以来,中国警方开始了新一轮“净网行动”,这次以打击网络谣言为名,在各地都抓了不少活跃人士。从官方报道和警方统计来看,遭逮捕者不下数百,许多人认为甚至上千。
最早遭逮捕的名人包括拥有超过1200万粉丝的大V薛蛮子。他于今年8月因涉嫌嫖娼而被拘留,而官方媒体新华社对此则更直接地指出:“这是向所有网络大V们敲响了法律的警钟。”
最著名的是对甘肃省一位16岁的少年的逮捕。这位少年于9月初在网上发表了两条评论,不满警察对当地一起离奇死亡案件的处理,评论有“官官相护”的字样。几天之后,他被警察带走。
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要求微博用户降低评论分贝。8月24日的新华社的评论文章指出:对于“毒化网络环境” 的网络名人,必须“予以坚决惩治,使之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政府感到威胁并不奇怪。到目前为止,微博有着超过5亿注册用户,每天使用微博的人数约五千四百万,微博已经成了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平台。有些人甚至在质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因他们的共同的言说,谎言得以大白于天下,腐败罪恶得以大白天下。
大V们不仅发表意见,而且也是重要的信息传播节点,许多事件经过大V们的转发和评论,成为热点。2010年,在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我就是这样的传播节点,相关信息经多次转发,成为当年的新闻热点。
尽管官方的信息审查力量竭力地控制信息的传播,但由于微博惊人的传播速度,这种控制已难以通过技术来完成,于是,政府便使出了最后的绝招:抓人。
这些抓捕手段的效果立竿见影。从8月开始,本来热闹非凡的微博一下冷清了起来,学者章立凡等人把这场运动称为“网络反右”,“反右”是1957年由毛泽东发动的旨在打击异议人士的运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大约有55万人被整肃、逮捕或流放,那是一代人的惨痛记忆。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个词依然能唤起人们深藏心底的恐惧。而这就是政府的目的之一:制造恐惧。
然而,2013年毕竟不同于1957年。在1957年,知识分子各自为战,每个人都根本无从抗争,无从反驳,无法得到公众支持,而在2013年,微博像一个巨大的人民广场,言论者可以彼此呼应、相互支援。在这样的一个广场上,弱者可以联合起来,并且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勇敢发言的人往往有着非凡的示范效应,只要有一个还敢说话,其他人就会紧紧跟上。
曾经有人问我: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候,你害怕吗?我要说,我确实怕过,但现在已经不那么怕了。我想,我的这种转变这想法也许可以代表许多人, 正是网络的所带来的自由使我们勇气倍增。
慢慢地,我和朋友们把对抓捕挥之不去的焦虑变成拿在在抓捕名单上挂名开玩笑。当然,抓捕并不是闹着玩儿的事,而我们能做的,无非是为不可避免的事做些准备。
例如,学者萧瀚早就写好了他的被捕声明,交给国外的朋友备份。他甚至想好了庭审策略:如果他被以“寻衅滋事”或“造谣”等名义起诉,他要在审判他的法庭上反诉这个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声明“这也是我的法庭”。
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所做的准备不外是把所有的作品备份,交给国外的朋友保存。
大家还估摸着谁是政府的下一个抓捕目标,而我的恐惧正随之慢慢消失,因为我明白:中国要变好,总要有人付出代价。正像我的朋友出版人王小山先生说的:如果一定要有人坐牢,请从我开始。
慕容雪村为《纽约时报》的评论版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原谅我红尘颠倒》及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等。本文英译稿由 Jane Weizhen Pan 及 Martin Merz 提供,中文稿经慕容雪村本人审定。
来源:《纽约时报》 时间: 10/17/2013
4、未普:恐惧者制造恐惧--谈习近平当局严打反动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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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股恐惧和制造恐惧的暗流正在中国涌动。暗流源于习近平8月19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一番讲话。他在会上称,“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诬蔑,一定要严肃打击”。这话令人错讹不已。
许多人,包括笔者认识的一些知识分子,不相信这是习近平说的。理由是,这个提法太过时,像文革口号;太不科学,有反动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反动工人、反动农民?他们的结论是,这是谣言;由于它源于德国之声,因此这是德国制造的谣言。然而,一些有来头的大陆知识分子,已经亲眼看到了相关文件。
相关文件证明,这些令人联想起文革的字眼,确系习近平所言。这里要问的是,在习近平的字典里,什么叫反动?什么叫反动知识分子?他口中的反动知识分子是谁?他为什么要严打这些人?
反动这个词,在官方字典中,历来无理可讲。你说的和做的同官方不一样,就叫反动。不过,官方早就不轻易使用这个词了。如今这个词引发轰动,要拜习近平所赐。他上任不过八、九个月,就从文革的故纸堆中请出了文革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最常使用的词。当然,这个词在习的字典里是有特定意义的。凡是批评他的,批评中国社会主义的,批评中共一党专制的,就是造谣、攻击、诬蔑,就是反动,就该被严打。
那么,谁是反动知识分子?互联网上广泛流传著一份名单,被称为47个大V,指的是在互联网最有影响力的47个人。据说这个名单已经得到证实,包括秦火火、薛蛮子、何兵、李开复、李伟东、雷颐、五岳散人、李承鹏、老榕、任志强、潘石屹、陈志武、茅于轼、肉唐僧、袁腾飞、陈有西、张鸣、荣剑、吴祚来、贺卫方、罗昌平等人。
除此之外,被收监的新公民运动主持人和律师许志永、被停职的宪政教授张雪忠、面临解聘的北大教授夏业良、被拘押的儒商王功权,是不是也在这个名单上,就不得而知了。我们知道的是,当局似有意在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树立严打的典型,而当局也的确在做了。李伟东自9月15日起就在微博上失踪了,荣剑屡次被禁言,贺卫方被官媒恐吓等等。种种迹像显示,习已经对那些唱反调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大开杀戒了。
习近平为何同他们过不去呢?据习近平自己的解释,“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一旦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很难守住。”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习近平重拾毛泽东牙慧,严打反动知识分子的原委;另一方面反映了习内心的真实恐惧。事实上,习近平自登基以来,担心政权瓦解,担心红色江山在他手中丧失的恐惧,就从未离开过他。习的这种恐惧感反映在他去年12月的新南巡讲话中,反映在他今年1月中旬的内部讲话中,反映在他主导的9号文件中,也反映在他的“8.19”讲话中。
孙立平在他的极权主义杂谈中,有一节专谈“恐惧的生产与再生产。”他说,制造恐惧,是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一种统治手段。应当补充的是,在很多情况下,统治者之所以制造恐惧,是因为他们内心有比被恐惧者更深层的恐惧。
恐惧者制造恐惧,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习近平当局担心丧失政权的恐惧,在政治、思想、舆论等各个领域,几乎无所不在。他们担心多党制取代一党专制;担心普世价值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担心公民社会成为对抗中共的政治力量;担心自由主义改变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担心新闻自由挑战党对媒体的垄断;担心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等等。正是这些无所不在的恐惧,导致当局用制造恐惧的手段治国。
问题是,当局的恐惧治国管不管用呢?它的确吓倒了一些人,但吓不倒所有的人。“教父”级企业家柳传志便声称,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下只能“在商言商”,不讲政治了。而任志强批评柳传志说,与其逃避不如面对。王瑛说,“我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她还说:“有人问,抓王功权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吗?我说,够呛。怕的,早就怕了;不怕的,更不怕了。只是,要走的,走得更快了。不要搞得只剩贪官和暴民,那样的中国梦就只剩下恶梦了”。
来源:RFA
【零八宪章文本】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02/blog-post_5189.html
零八宪章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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