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云极权

【按：劳东燕说：「人脸识别+健康宝+票务系统的三位一体正式形成。这意味着，不仅个人的特定身份与社交关系，还有行踪轨迹等，都被掌握无遗，随时随地会被识别出来。」这其实就是所谓「数码暴政」，中共发展经营它至少三十年了。它有一个国际背景，即欧美科技巨商和数码时代，正取代工业时代，无独有偶，西方也有一个流言：有一个关于资源管理的大重置设想，试图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以数字科技精度清点全球，然后高效管理和控制所有人类资源，这近乎是一个地球资源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完全没有把人性计算在内；而当西方科学家耽于幻觉之际，习近平去年底已经在虚拟G20峰会上，呼吁全球范围内采用中共的QR码系统，即「数字免疫护照」，其根据核酸测试结果识别人们健康状况，绿码者可自由旅行，橙码或红码者需隔离两周，等于将中共在国内有效监控人民的那个「人体追踪系统」布网全球，这跟北京当初放毒，正好配套。 】

由于数码的介入，个人（individual）与国家的博弈，溢出政治学范畴，已经不单单是权力的概念（“专制”“集权”），民主制度也不能担保了，脸书创办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坦承：“许多人进入科技业，是因为相信科技可以带来分权化的力量，赋予人民更多权力。但随着少数的大型科技公司崛起，以及政府使用科技监控他们的人民，许多人现在相信科技只会加强集权，并非分权化。”

这种大公司在中国就是BAT，B指百度、A指阿里巴巴、T指腾讯，中国互联网公司三巨头，它们帮助中共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统治模式，物联网、大数据分析、ＡＩ，更可能实现一种新的超级控制，不是通过外在的强加，而是通过资讯技术，深入民众习惯和偏好之中，即时掌握行为和轨迹，中国网友戏称“云极权”，比较露骨的叫法是“数位化列宁主义”。

毛泽东式的传统社会控制能力，在改革时代有所退化。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推进，相对削弱了中共对资源与社会力量的垄断控制；愈来愈多的人脱离了单位和公社的束缚而流动起来，也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掌握在私人手中，涌现出来数以千万计的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与数亿的流动民工，因此近年来诸多规模群体事件都呈现出无组织和突发的特点，如二○一一年北非“茉莉花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加上新社会阶层和农民工高达数亿之多，且处在不停的流动当中，体制似乎不可能对所有人都做到“动知轨迹，走明去向，全程掌控”。不幸的是，资讯技术的进步，让这一任务再此成为可能。

中国起步于监控出租车，而“出租车监控”水平，即一个“监控社会”的基础标准。二十年前王丹仓皇逃出北京，往芜湖投亲戚遭拒，无措手间竟返回北京，口袋里只有一张名片，是住在北京饭店的台湾记者徐璐，结果徐璐要了辆出租来接他，警察也同时赶到。徐璐被驱逐出境时还在后悔，怎么没想到北京八九年居然已监控电话。低估中共的集权控制技术，是神州之外的一种“国际性幼稚”，至今如此。

接着，中国以公安人口信息为基础，加入人口和计划生育等相关信息资源，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动态管理机制，也就是所谓“公安大情报重点人员动态管控机制”，针对七类“治安高危人员”实施监控：涉恐人员、涉稳人员、涉毒人员、在逃人员、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员、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和重点上访人员等。若以公安部和卫生部的数字为据，录入动态管控机制的吸毒人员有一百多万，重型精神病患者一千六百万，如果再加上刑满释放人员两百至三百万、重点上访人员上百万，那么这个“动态管控机制”目前输入的黑名单，至少有上千万人。

怎么“动态管控”呢？北京市公安局在近郊区流动人口聚集地，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在一百个流动人口中招募五名治安管理员，即在五个家庭之中，招募一个家庭来监视其他四个家庭；而且，其中任何一人有异常，十分钟之内有五个人赶去处理，一小时之内辖区的公安、卫生人员就可控制局面。 ”毛泽东时代也搞“黑五类”、“阶级敌人”的监控，靠的是街道里弄的“小脚侦缉队”（也称“马列老太太”），相比之下，今日岂止是“鸟枪换炮”？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大屠杀）是由于“科技”的加入，才成为可能——眼下中国这套东西的公开话语，就叫“科技强警”，乃是中国“崛起”的两个十年间，以零八年奥运、零九年国庆为战略目标（民族主义）而打造的“维稳系统”，所以到零九年“维稳费”已达五千亿之巨，超过军费，因为“科技”是很昂贵的。

从这个基础，中国又上升到“云极权”，手段基本是两个：

第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整合所有个资。 2013年4月，中国在先前那个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的基础上，建立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将户籍资料、个人信用、税收缴纳、银行、房产、社保缴费、工商登记、交通违章乃至网上购物、网路言论等关键资讯，都整合到统一的个人身分证代码之下，无论是腾讯、阿里还是民航、高铁、小米、苹果，更无论银行、税务，所有资讯都可被收集，为体制所用，任何个体都变得赤裸裸，只要进入到“社会信用”系统，就在虚拟的户籍员警监视下，个体从意识型态到消费偏好的各种倾向，从日常活动范围到人际交往网路等实体资讯，都被持续的追踪和分析，一但进入黑名单，就不能再购买机票、高铁票，也不能买房子、申请银行贷款……。

第二、全球最高密度监控摄影机，即“天网工程”，加上人脸识别技术。自金盾工程（公安通信网络与计算机信息系统建设工程）、天网工程（公安110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之后，又启动“雪亮工程”（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等。

这个名字来自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实质却是用高清摄像头代替人的肉眼，密集到乡村主要道路口、人群聚集地都设里立摄像头，实现“人人可监视，处处可监看，时时可响应”。雪亮工程的起点是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要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2015年5月中央综治委、工信部、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下发文件，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

2016 年中国共装有1.76亿个监控摄像头（其中由公安系统掌握的有2000万个），而到2020年将达到6.26亿个。中国生产、销售视频监控设备最有名的两家公司是杭州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科技，根据年报，海康威视2017、2018年销售视频产品及视频服务的数量分别为9800多万、1.26多亿台/件， 大华科技的相关数据则是4400多万、5400多万台/套。这两家公司的主要客户都在中国，可见近两年中国视频监控设备的安装数量之庞大。

这里的几个要素是：视频监控、联网、资源共享；效果是“事前预警”、“快速反应”；目的是“防范”“免疫”。这很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国家”以影像的采集和归档等技术手段，对民众和社会实施监控。数码影像技术和网络等“信息社会新技术”的突破，并非只普及“民主”“人权”，也使国家机器提升了监控的强度、效率和范围。所以中国“群体事件”从1993年的八千七百起，飙升到2005年八万七千起，十三年增加十倍，平均每六分钟发生一起，呈现爆炸性成长——公安部2005年此后不再公布数据，清华大学孙立平发布2010年的数据是约28万起，即后来五年是三倍的暴涨——但这个政权依然得以“维稳”，无疑直接受益于“监控技术”。 “揭竿而起”、“天下大乱”等前现代式的观感和期待，已经预言、描述不了“监控社会”。

西方政治学的那套概念，如“极权”“全能”“铁幕”等，也描述不了“监控社会”。倒是福柯以精神病医院，作为现代社会监视的隐喻，深入研究了“监视”的社会和政治含义。他分析在医院、学校、军营和监狱中，都履行着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和“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观察、注视和监视，病人、学生、士兵、罪犯都是“凝视”的目标，他们都被“改造”着，整个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大监狱”。这就是他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概念。他更指出，被监视者因为恐惧而时刻警惕自己的行为——监视者对囚犯的凝视（监视）的结果，是产生出在内心自我监管的主体，监视被内化，因此，一个持续的、无所不在的监管效果就达到了。福柯称监视是“一种软暴力”。

数位极权主义的崛起，事实上是全球性。 “自由之家”一年一度发布的《2018网路自由报告》指出，世界各地的政府正在加紧对公民资料的管控，网路宣传和虚假资讯日益毒害着网路环境，而肆无忌惮地搜集个人资料正在破坏传统的隐私概念。 “民主国家正在数位时代苦苦挣扎，而中国正在国内外应用和输出它的言论审查和监控模式“、”这种模式对开放的网路造成了威胁，并且危及全球民主化前景”、“美国政府和美国主要的科技公司在防范网路操纵和保护使用者资料方面需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份报告点明：

北京采取种种措施重塑了自己“科技恶邦”形象。在《网路自由报告》评估的65个国家中，中国官员针对新媒体和资讯管理，为其中36个国家的代表举办了培训班和研讨会。中国还向外国政府提供电信和监控设备，并要求跨国公司遵守它的网路内容规定，甚至当这些公司在中国境外运营的时候也要遵循这些规定。

新的《网路安全法》赋予中国政府广泛的权力来控制科技公司如何运作。这些公司必须将他们当地使用者的资料存储在中国境内的伺服器上，并协助安全机关获取使用者的隐私资讯。为了遵守这部法律，苹果公司与一家中国国有公司合作将中国iCloud使用者的资讯存储于当地伺服器，使得这些资讯更加易于受到政府的入侵。

在这一年里，最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之一是国家监控活动的激增，尤其是在西部新疆地区。那里的居民受到无处不在的、配有人脸识别技术的街边摄影机的追踪，他们还被要求下载一款手机应用程式，允许当局在手机上搜索与黑名单内容匹配的档案。

中国的“数位化列宁主义”，恰是“独裁者学习曲线”和“极权升级换代”的尖端部件，其控制方式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正在进入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新式极权主义统治时期，已经超出了奥威尔《1984》和东德史塔西(Stasi)的想像。

一九四二年六月希特勒以“巴巴罗莎”计划闪电击溃苏联，希姆莱的党卫军跟随在后面筹划对占领区的“东方大安顿计划”：组建三个巨大的“边境定居地”、内含36个“定居要塞”，以十公里的间距通向德国；这些地区要移民25%的德国人，原住民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大部分逐往西伯利亚，留下少数人贬为农奴，承担苦役，不予教育，顶多“数500的简单算术，会写自己的名字”——这也叫着“人群圩田”，是由士兵／农民构成的一道墙，将“永远地阻挡暴风雨和洪水般的亚洲人潮”。

这些纸上谈兵的胡思乱想，因纳粹德国迅速溃败而未能付诸实施。但后世人们读到这些史料，会好奇纳粹将以何种技术管理这种“人群圩田”？因为他们发明了“高科技杀人”的焚尸炉——灭绝犹太人的所谓“最后解决”，瓶颈是一个“杀人速度”的技术问题，奥斯威辛创造过一天毒死六千人的纪录。法西斯未遂的“高科技监控人类”，战后由英国作家奥维尔在小说《１９８４》里面想象：“大洋国”里无处不在的“一块像毛玻璃一样的椭圆形金属板”、声音关不上的一个装置，叫做“电幕”，它监视所有人的隐私。这个天才虚构，于是成为“极权主义”的代名词。如今在开放社会里，“摄像监控”引起人们本能的恐惧，可能也是奥维尔留下的一种遗产。但是奥维尔想象力不逮之处，恰在高科技“监控社会”，后来居然出现在纳粹德国煞费苦心想要防堵的东方的东方——中国。

—作者脸书

文章来源：光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