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谶语：读齐邦媛《巨流河》

林探惜 Matters 20220915

每个人在自己有限的人生里，迎面遭遇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却是一件不可选择的事。即使荒谬终将被岁月抚平、一切终将重新恢复欣欣向荣，那又如何呢？生活在时代夹缝里的人，已然在这场荒谬中耗尽了一生的青春。

　　一、人生的圆周

　　在我学习戏剧创作结构的时候，领悟到了一个“起点即终点”的概念。即整个故事始于何处，最终章也将落幕于何处——这便是一个比较完满舒适的戏剧结构。

　　许多小说电影里皆有如此设定，我也曾读到一句话，叫做：故地重游，往往意味着诀别。

　　齐邦媛老师在她洋洋洒洒的自传《巨流河》里，将自己这一生的时间轴娓娓道来。文学专业出身的她行文克制内敛，功力都蕴藏在不经意处。故事开始于波澜壮阔的东北辽河流域，而最后一个画面，是齐老师时隔数十年回到内地，在大连的海岸边眺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最终汇入台湾岛最南端的哑口海，“据说风浪到此音灭声消”。

　　令人读罢荡气回肠，怅然若失。

　　即便是非虚构作品，齐老师所描述的一生轨迹，也十分符合戏剧结构里的完满圆周。

　　这部自传的特别之处在于，齐老师并没有将自己“懂事”前的岁月一笔带过，而是参考了许多访谈资料，结合童年记忆，顺便也还原了她的父母乃至祖父的部分生平。

　　泛黄的岁月总是最令人喟叹。

　　

　　二、她的父亲齐世英

　　一九二四年的元宵节，齐邦媛老师出生于天寒地冻的辽宁铁岭。由于先天不足，她从婴儿时期便体弱多病，高烧时曾被亲戚断言“已经没气了”，全靠母亲在炕上抱着不肯松手，才捡回她的一条命。她父亲当时还在德国留学，连她的名字都是由救她一命的医生取的。

　　她的祖父齐鹏大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忠诚部下，而她的父亲齐世英却因留学德国，满脑子都是救国救民的民主思想，参与了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兵谏。齐老师在两岁时，便因父亲的革命行为，而被迫随着祖母、母亲和哥哥踏上了逃亡之路。

　　在齐世英参与反对张作霖的革命行动时，所有人都以为其父必受株连，但张作霖却顾念齐鹏大多年忠诚，丝毫没有“子债父偿”的意思。用齐老师的话来说：“张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

　　张作霖是极其典型的中国人，一方面，在国难当头时他仍然穷兵黩武、忙着内斗割据地盘，另一方面他又义薄云天，誓死不与日本人妥协，终至被爆炸暗杀。

　　可惜其子张少帅既没有新时代的远见卓识，亦没有乃父的英雄气概，以至于一个时代就此落幕。

　　对于齐世英来说，二十六岁那年参与的郭松龄兵谏，是他一生的心病。齐世英少年时随父母在军队驻防地居住，见识到北方乡村的风土人情，“深深感到一般国民知识的闭塞，对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几乎全然无知，在淳朴的美德后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他十五岁在天津新学书院受英国式教育，被培养成彬彬有礼的绅士。十八岁考取官费去日本，在积雪的冬日里闭户读书，逐渐长成一个“深思耽读的青年”。二十二岁时，他追随堂兄去德国柏林留学，读哲学经济系，观察战后的德国社会，常在尼卡河畔思考徘徊。

　　这样的人生经历和教育背景，在上世纪初的中国，自然是高不可攀的“人上人”了。

　　在德国度过堪称无忧无虑的两年之后，由于堂兄肺结核逝世、伯祖父去世，齐世英只得捧着堂兄的骨灰回家奔丧，哪知家中便不许他再出去留学了。齐世英办完丧事离开庄院回到沈阳城，想另寻读书途径，便在此时结识了郭松龄。

　　郭松龄是其父齐鹏大在奉天武备学堂的同学好友，因见齐世英住在旅馆多有不便，便邀请他住到家里。两人雪夜长谈，聊尽国事天下事，甚为投契。齐世英将自己留学时的所见所思分享给郭松龄的亲友门客，众人很快达成共识：东北沃野千里、农耕缺人，积极建设家园、发展教育才是要紧事，而进关参战、与身为同胞的直系军阀争抢地盘，只是毫无意义的伤亡。

　　齐世英是欧洲归国的理想主义青年，而郭松龄、韩淑秀夫妇，一个是果决的新军领袖，一个是毕业于燕京大学、心中有丘壑的高材生。双方一拍即合，共同在东北建立“同泽中学”兴办教育，还计划筹办一所大学，决意“不受当权者支配，不以培养官员为目的”。

　　不到一年之后，郭松龄便又接到命令，要入关对抗孙传芳召集的五省联军，巩固奉军的地盘。郭松龄关心民生、不愿继续内战，便发动各方势力联名反战，通电请张作霖停战下野，主张休养生息、永不参加内战，储备实力以抵御虎视眈眈的日俄，并且振兴教育发展家乡。

　　作出这个决定前，郭将军也知道风险重重，做好了“若失败则大家皆须亡命”的准备。

　　在草莽英雄张作霖的眼里，郭松龄的主张是什么还是其次，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他反了。统治者的权力意识和眼界局限，打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张作霖不会认真听取郭松龄的主张。

　　郭军一路气势如虹，却遇到百年不遇的大风雪，阻于巨流河西岸。

　　在随郭松龄出亡途中，林徽因之父林长民中流弹身亡。郭松龄不忍抛下不会骑马的妻子和幕僚独自突围，便与其一同坐马车，很快就被张作霖的军队快马追上，夫妇二人被当场处决。

　　张作霖将郭松龄夫妇的尸身在小河沿广场曝尸三日，并且通缉了“煽动兵变”的齐世英。

　　齐邦媛老师总结道：在张氏父子的观念里，东北就是张家的，政府遴选的官费留学生就是张家派的，只能效忠他一家，所以齐世英之“叛”天理不容。

　　在新旧观念交替的时代，一方霸主的王权思想深入骨髓，远高于长远的民生大计。

　　由是，齐世英只能带着同伴去日本领事馆躲避。因为害怕冷枪暗杀，此六人度过了足足半年“连院子都不敢去”的艰难时日。

　　在此期间，齐世英日日夜夜都在想同一件事：“一路上打的都是胜仗，为什么当沈阳灯火可见的夜晚，我们就是渡不过巨流河？”他幻想了种种可能性，关于如何求得使馆庇护，如何帮助郭将军出亡，如何保住实力反败为胜……可是无数的憾恨都融进了那渡不过的巨流河，也成为了齐世英终此一生的梦魇。

　　后来齐世英辗转逃到日本、又来到天津，终于在次年年底于上海加入了国民党。

　　时年二十七岁的齐世英，经历了天翻地覆的生死之变，因其温文尔雅的气度而被蒋介石评价为“不像东北人”。在将近三十年后的一九五四年底，齐世英在台湾“立法院”公开反对为增加军费而电力加价，触怒了蒋介石，直接被开除党籍，自此过上了十多年受人监视的清朴生活。

　　在人品刚直这一项上，齐世英矢志不渝，骨子里终究是个又倔又硬的“东北人”。

　　短短两年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三年后便是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中国自此陷入万劫不复。其时齐世英已在南京定居，投入到了积极的抗日地下工作中。“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以南京为首都的中国充满了希望，到处都在推动新建设。那段时期，近代史上有人称为‘黄金十年’。”因此，日本军方主张早日发动战争，因为如果再不打中国，等中国的国势强盛起来，就不能打了。

　　全国的理想主义者拼尽全力建设新天地，却被贪婪的强盗争分夺秒地击垮。

　　后来，由于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对东北人有了芥蒂，在抗战胜利后直接委任来自江西的熊式辉接收东北。因为对东北布局缺乏了解，加之多项沉疴，东北很快就呈现颓势，在共军手里一败涂地。到了一九四八年，东北终于全失，由齐世英亲自培养的地下抗日者也困在原地插翅难飞。

　　他们原以为苦熬多年可以等来胜利还乡，却没想到培育他们的长官竟弃他们于不顾。

　　齐世英对此自责不已，并且深感理想幻灭。

　　多年克制内敛的齐世英，到了晚年忽然变得善感，常自泪如雨下，心中最为惦念的仍然是那个渡不过巨流河的夜晚。一九八一年齐世英在荣总住院，张学良突然去病房看他，两位耄耋老人诉说一生坎坷，忍不住幻想时光倒流的另一种可能性。当日，张学良与齐世英唯一共同的心意，便是怀念郭松龄将军。

　　然而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早已流散，故人化为尘土，一切不可重来。

　　

　　三、她的母亲裴毓贞

　　当父亲齐世英在外为国家、为时代而出生入死时，体弱多病的小女孩齐邦媛，在东北乡下和她孱弱的母亲裴毓贞相依为命。

　　裴毓贞只在十四岁那年见过齐世英一面，便对这位“父母之命”的未婚夫印象不错，觉得比嫁个乡下丈夫好太多了。裴毓贞十九岁出嫁，之后整整十年“没有离开过那座庄院有形和无形的门”，做尽了一切传统媳妇“该做的事”，忙碌于各种各样的针线活和家务，没有任何社交和朋友。

　　十年间，齐世英只在暑假回去过四五次。有一年裴毓贞怀孕想吃樱桃，二十一岁的齐世英便跑到村口去找兜售的小贩，由于没有袋子装，就用长袍的大襟兜着樱桃回来。“那一兜樱桃，从村口走到庄院，九年中支撑着她许多孤寂的岁月。”

　　裴毓贞先是诞下了健康的儿子齐振一，两年后生了先天不足的齐邦媛，再三年后又生了小儿子齐振道。那时医疗落后、幼儿死亡率很高，齐振道三岁那年被传染上了脑膜炎，十四天后就不治身亡了。

　　幼子的忽然死亡给了裴毓贞沉重的打击，使她常常哭泣自责、精神恍惚。

　　“在传统社会，一个年轻媳妇‘没事’就哭，是很不吉祥的事，她只有趁黄昏伺候了晚饭后，在夕阳余光中躲在牧草丛中哭泣。后院空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牧草，从春天雪融时的嫩绿到降雪时的苍茫，庇护着她压抑的哭声。雪融之后，她还带着我去一里路外的祖坟，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坟上痛哭。我记得祖坟四周种了松树，在初春的风中猛烈地摇撼，沿着老坟周围则开满了粉红色的花，在我母亲哀切幽咽的哭声中，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带回家，祖母说那是芍药花。我长大后每次见到芍药花，总似听到母亲那哀伤压抑的哭声。它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种高贵的娇美，与旁边的各种野花都不一样；它在我日后的一生中，代表人生许多蔓延的、永不凋谢的美与悲伤的意象，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

　　裴毓贞的父亲裴信丞得知了女儿精神恍惚的症状，还听说女婿齐世英此时在南京与一群时髦的留学生住在一起，深感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他求得了亲家准允，护送裴毓贞、齐振一、齐邦媛母子三人去南京与齐世英团聚，甚至想好了，如果齐世英不收留，便带他们回娘家。

　　听多了旧时代惨无人道的父权故事，当看到这种父母护雏的温馨细节，我忍不住动容。

　　哪怕是在闭塞的时代和地区，一个父亲为他脆弱的女儿殚精竭虑准备好的一条条退路，便是发乎于本心的拳拳之爱。

　　为了去南京，年幼的齐邦媛专程在沈阳做了一套红底闪蓝花棉袍。

　　一路上，兴奋的孩童嘁嘁喳喳。齐邦媛在乱石嶙峋的秃山好奇地问母亲：“妈，这叫什么山？”裴毓贞回答道：“这叫‘鬼哭狼嚎山’。”

　　齐邦媛一直牢牢记得母亲当时的神情：“如今，她去投奔一个已离家多年的丈夫，牵着两个稚龄儿女，走向数千里外一个全然无法想象的大城；在那里没有家人，连亲戚都没有，心中的惶惑、畏惧，岂不正如进入鬼哭狼嚎的世界？她知道前途未卜，但也绝不愿再回到那已度过十年隔绝孤寂的塞外小村里，过活寡似的生活。我一生对文学的热爱和观念，其实是得自我那没有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母亲，她把那苍莽大地的自然现象、虎狼豺豹的威胁，和那无法言说的人生化作许多夏夜的故事，给我童年至终生的启发。她的乡野故事有些是温柔的盼望和悲伤，有些充满了人心的悸动，如同鬼哭狼嚎山，毫无修饰，强烈地象征着她那时对南方大城的畏惧，和对自己命运的忧虑。”

　　外祖父带着他们三人一路南下，“火车没日没夜地开，车窗外是无止境的庄稼地……除了稀稀落落的防风林，看到天边，都是黑褐色的泥土地”。

　　出了山海关到北平，走了三天两夜之后，在火车进站浓郁的白色蒸汽里，父亲齐世英挺拔地站在月台上等待着。裴毓贞脚步迟疑，“……手像榆树落叶那么颤抖，娟秀的脸上一抹羞怯的神色遮住了喜悦”。

　　外祖父在南京住了十多天之后回了关外老家，将“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小女儿留在了“南方这举目无亲的人海里”。

　　之后，齐世英投入了抗日地下工作，齐邦媛也随着母亲由南京搬到北平，又搬到天津的法租界，再回到南京。为了隐藏身份，他们一家时常改名换姓，她也不得不时常更换学校，以至于她上学前总会问母亲：“妈，我今天姓什么？”

　　在这样朝不虑夕的危险日子里，裴毓贞反倒不再哭泣，与齐世英的感情也渐渐稳固起来，她觉得与丈夫共患难是很幸福的。由于东北沦陷，齐世英主张黄埔军校多招收东北青年，以至于东北学生占了军校生总数的四分之一。

　　在南京的岁月里，裴毓贞便尽心竭力地替丈夫款待着那些离乡背井的东北孩子，每周日为黄埔军校和政校的学生们做北方面食，和他们一起聊故土人情。

　　许多黄埔的学生一生都忘不了那段在异乡寻得家庭温暖的岁月。

　　那一年，齐邦媛的外祖父又来南京看望了一趟，见到女儿兴高采烈地忙碌着，他终于放了心，于两年后平静地去世。

　　虽然有了持家的幸福，但裴毓贞却时常在忙碌时轻声哼唱，齐邦媛清楚地听到，母亲唱的是《苏武牧羊》：“兀坐绝寒，时听胡笳，入耳心痛酸。”数年后，直到齐邦媛有了孩子，她母亲仍然在外孙的摇篮旁唱着这首《苏武牧羊》。

　　齐邦媛说，从前母亲“守着幼小儿女，和苏武当年盼望小羊长大再生小羊一样，支撑着几乎无望的等待”。

　　裴毓贞在南京期间又陆续诞下三个女儿，生下小女儿后没多久，便因抗战范围扩大而被迫迁移，在船行辗转中大出血，医生都已经下了通知让家人准备棺材寿衣，硬是靠齐邦媛的三舅裴毓庆在床边不断呼喊，才唤回了裴毓贞的性命。然而齐邦媛的二妹静媛，在几乎同一时间，因船上感染的急性肠炎而去世。

　　九死一生的裴毓贞带着儿女，跟着大队伍一起逃离战火，后来在重庆定居下来便继续操持家务。再之后到了台湾，她还屡屡对忙碌的齐邦媛伸出援手，帮助照看三个外孙。及至一九八三年，裴毓贞在台北内湖的家中安详离世，习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齐世英才意识到，妻子这一生是何等辛苦操劳。

　　两年后，齐邦媛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在外科病房里走过“死亡的幽谷”。当时她心中盘旋着一个念头：“感谢天主，妈妈已经安详逝世，她不必再为我流这一场眼泪。”

　　为人妻、为人母，羸弱的肩膀背负着不为人知的重量，似乎注定了一生有数不尽的眼泪。

　　

　　四、疾病与玛丽苏

　　齐邦媛自己的故事，从开端就很有几分少女言情的味道。

　　一九三四年，年方十岁的齐邦媛得了肺炎，被医生建议去干燥的北方养病。于是父亲齐世英动用关系，将齐邦媛送到北平的德国医院看病，而后又花费每月三分之一的薪水，将她送到了离城二十里的西山疗养院，在单人间住了足足一年的时间。

　　每个礼拜六，六十多岁的祖母会坐二十里路轿子去疗养院看望她，每次祖母要走了，她便坐在床上哭喊着：“我跟你回家！我跟你回家！”祖母的泪水便也在皱纹里横着流淌，使她忽然明白了古人文章里所说的“涕泪横流”是什么样的光景。

　　那时肺病是重症，疗养院里经常有人死去，院方便在死者住过的屋子里撒石灰。齐邦媛因为爱读书，和一位有着诸多藏书的张姐姐关系很好，在对方那里读到了不少新文学的书，包括林纾的《茶花女》。

　　直到有一天下午，她看到有人在张姐姐房间里撒石灰。

　　年幼的齐邦媛对死亡概念模糊，隐约懂得一些，心中只觉得孤寂恐惧。那段时间她常常哭哭啼啼，给前来探望的祖母造成不少负担。几年后在颠沛流亡之际，齐邦媛辗转听到祖母去世的消息，却“始终很难相信，那冬天抱我的温暖身体会变冷”。

　　这段疗养院的经历，愈发让她敏感细腻、终身胆小怕黑，对人世悲欢亦有一套自己的体悟。多年后她与父亲谈及那段经历，说：“你们好残忍，把我一个人送到那荒山上的医院去。”

　　父亲也只是叹气，说在那个时代并不懂得儿童心理学，以为自己所做的已是最好。而多年后的齐邦媛也已懂得自己是幸运的：“父母生我、养我、辛辛苦苦留住我”。

　　自来文学研究者都热衷于探讨疾病与角色性格之间的关系，若是哪个角色被设定为肺病，那便会被公认为是作者偏爱的角色。因为肺病的症状苍白优雅，是诸多疾病中最体面的一种。这个病不像面色蜡黄的肝病，不像姿态狼狈的肠胃疾病，对于性格的塑造也具有诗化的成分。

　　由是，在阅读过程中，我并不是单纯借着齐老师的眼光审视她走过的岁月。她在我眼里，本身也是一位诗化的主人公。当看到她儿时因虚弱迟缓而被哥哥嫌弃；当看到她在逃亡过程中执意不肯坐车、要跟着男生们一起走路，结果不到一天就发高烧病倒；当看到她一年级读长沙周南女中时常常晕倒送医，被校方视作麻烦；当看到她大三那年和暧昧期的男生相约爬山，忽然间因心口疼而走不动路……诸此种种，都会让我想到自己塑造过的体弱多病的主人公，不由得对她心生怜惜。

　　后文中还有一段，说齐邦媛大三那年，暂住在上海的男朋友俞同学家里，后来父亲让她坐运输物资的军机去北平和母亲、妹妹团聚。男友俞同学便送她上飞机，看她跟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进入停机坪，在半人高的芦苇丛中奔跑着向她挥手。

　　飞行一段时间后，齐邦媛恍神想着芦苇丛中的人，却也知道邻座的人一直在看她。

　　终于，邻座那人说话了：“小姐，你的安全带没有拴紧。”

　　齐邦媛的体重才四十多公斤，安全带扣到最后一格仍有松动，只好自嘲说自己“不合军机座位标准”。那人居然大笑起来，引起了整个机舱的注意。随后那人向她道歉安慰，问了她的姓氏和学历，便猜到她是齐世英的女儿。

　　此人是广东人，名片上写着“东北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

　　飞机在北平机场降落后，那人坚持用吉普车送齐邦媛到东城大羊宜宾胡同。母亲裴毓贞“看我从天而降似地突然回家，身旁站了一位全副戎装的漂亮军官对她立正敬礼，大概差点昏倒”。

　　这是一个典型的言情小说场景，若放在虚构作品中，齐邦媛一定会和这位漂亮的军官发生点什么。然而在嘈杂纷乱的现实中，罗曼蒂克就此戛然而止，这位军官在后文中再未出现过。

　　虽说是非虚构作品，但是当她将自己的一生浓缩呈现，她所经历的某些瞬间，便也无可避免地成了读者眼中的景观。或许也是因为有了疾病和灾祸的笼罩，夹杂着各种死里逃生的奇遇，齐老师在书中对于少女时代的回忆和讲述，也细腻浪漫得像是一部精致的年代小说。

　　王德威老师在后记中评价道：《巨流河》不仅是一本自传，也是一本文学作品。

　　在那个“欢乐苦短，忧愁实多”的时代，齐老师这克制内敛的笔触，已经是一种极致浪漫主义的描摹。

　　

　　五、她的爱情

　　全书最浓墨重彩的一段，莫过于齐邦媛与张大飞的缘分。

　　最初那个男生有个吉祥的大名，叫做张乃昌。他父亲曾是沈阳县警察局局长，因接济并放走地下抗日者，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张乃昌丧父后为躲避日本人的追杀，带着弟妹逃亡到营口投奔姑姑。此后，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张大非”。

　　在此期间他入读了一所教会中学，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宁，他信奉了基督教，得以“尽情求告一个父亲的保护和爱”。

　　翌年“满洲国”成立，十五岁的张大非独自逃到北平投奔叔叔，在极端困顿时，他看到了齐世英创办的“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布告。他考取了初三，食宿皆有公费，终于安定下来。

　　几年后的除夕，齐邦媛的哥哥齐振一奉父亲的命令，在学校里找到了大自己三岁的张大非，并带他回家吃饭。在那个寒夜里，十八岁的张大非忍住号啕，说出了自己家破人亡的故事。年少的齐邦媛一面听着，一面看到妈妈种的几棵小树在窗外的风雪中摇晃，弯得近于折断。

　　自此，每个星期六午后，年少的齐邦媛都会“在哥哥那群喧闹的同学中，期待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

　　那年初春，齐邦媛兄妹随着母亲住在板桥的小平房，她常随着哥哥漫山遍野地跑。有天午后，齐邦媛跟着哥哥一行人去爬不远处的牛首山，下山时因走得慢而落在后面，在半山处抱着一块小岩顶进退两难。听着尖锐的山风呼啸，她不由得在恐惧中哭泣。

　　这时，她发现张大非在回头看她。

　　“天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头，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学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躯，说：‘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是我这个经常转学的十二岁边缘人很少看到的。”

　　到了初夏，他们便搬回到了南京城里。

　　再后来，战争局势地动山摇，齐邦媛再也没有回到那小屋子的缘分。

　　但在往后数十年间，齐邦媛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到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

　　

　　倘若这一切真的发生在一部言情小说里，再往后便是青梅竹马携手相伴的故事了。

　　然而这不仅不是小说世界，甚至不是个正常的世界。

　　随着七七事变爆发，众人被迫西逃。中山中学高中部的男生接受了军事训练，背着军队的步枪，承担起了护送撤退的职责。哥哥齐振一、表哥裴连举还有十九岁的张大非，用棉被裹着产后虚弱的裴毓贞抬上火车，然后把齐邦媛和三个妹妹一个个由车窗递进去。

　　逃亡的火车上，连车顶都攀满了难民，过隧道时总有人掉下去，引发旁边人的哭喊。到芜湖换船时，在混乱拥挤下，有更多人落水呼救，还有人就这样沉了下去。“在那个惊险、恐惧的夜晚，混杂着白天火车顶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长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头。那些凄厉的哭喊声在许多无寐之夜震荡，成为我对国家民族，渐渐由文学的阅读扩及全人类悲悯的起点。”

　　好不容易行船到汉口，齐邦媛又经历了妹妹病逝、母亲死里逃生的接连冲击。当她独自站在病房门口，听着舅舅呼唤母亲的名字，张大非忽然从大门处跑着过来了。

　　他跪在病床前俯首祈祷，然后走出来告诉齐邦媛：他已报名军校，从此改名为“张大飞”。

　　随后他疾步离开医院，去军队报到。临行前，他交给齐邦媛一本全新的《圣经》——他平时总是随身带着一本镶金边的《圣经》，年少的齐邦媛常常好奇打量。此刻临别之际，他送了一本全新的《圣经》给齐邦媛，并且附言道：“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

　　齐邦媛从前只觉得自己的生命病弱磨难，从未听任何人说过“可爱的前途”这样的话。

　　逃亡路上，齐邦媛的哥哥收到张大飞来信，说他已经考进了空军官校。随着战火蔓延，他们经过了湖南、广西，齐邦媛不断转学、不断躲避空袭，终于来到战时首都重庆。父亲齐世英忙着接送一车车的学生，路途上一次次与家人擦身而过。

　　在重庆沙坪坝定居下来之后，齐邦媛总算开启了较为安稳的几年青春。

　　初中时的齐邦媛骨瘦如柴，留着男生的短发，从不照镜子，日常和同学一起接受童子军训练。此时的张大飞已经开始驾驶驱逐机与日军作战，有一回他经由重庆去拜访齐家，对齐邦媛的母亲说：“我刚才看到邦媛在校门口站岗，她的胳膊和童子军棍一样粗。”

　　在齐邦媛中学那几年，在空军部队作战的张大飞一直联络不上自己的家人，便时常给齐家寄来家书，俨然将齐家当成了自己的家。而爱写信的齐邦媛就成了他最稳定的笔友。他们的生活宛如两条平行线：少女齐邦媛热络地分享自己在南开中学孟志荪老师课上学到的诗词，张大飞就陪她一起讨论，他赞同秦少游的气魄，却不理解少女齐邦媛为何会喜欢皇甫松的苍凉。

　　张大飞常常寄来照片，从棉军服到飞行装，每一步都是他的成长。后来他被挑选参加了陈纳德的飞虎队赴美受训，一九四二年由科罗拉多州回国，还专程去沙坪坝拜访了齐家。此时他已是中尉，生得壮硕精神，常常在云南各地开飞机作战。

　　飞行员休假时常常去喝酒，而张大飞执意不肯去及时行乐，只是在家中读《圣经》，或是给齐邦媛写家书，以求得内心安宁。

　　他在一封信中提及，自己与敌机正面遭遇，清清楚楚看到了对方驾驶舱里那张惊恐的脸。他只知道自己若不先开枪就必死无疑，但他无论如何也忘不了坠机火焰里的那张脸。

　　

　　对于齐邦媛来说，张大飞是符合一切少女憧憬的盖世英雄。

　　在齐邦媛高中的假期，张大飞来找她吃饭散步，“太阳耀眼，江水清澄”，她聊着自己读的课外书，他聊着自己的飞行所见，两人在江岸边偷得片刻宁静，却并未一语触及情爱。

　　一九四三年四月，齐邦媛高中毕业前，忽然有个初中女生跑来告知，有人在操场上等她。

　　她出去后，只见张大飞由梅林走过来，走到一半忽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搂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读到这一段，我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那句歌词：“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

　　咫尺依偎的温暖转瞬即逝，身在其中的主人公却不知道那已是诀别。

　　

　　诀别不是一下子到来的。

　　齐邦媛联考时填了三个志愿：第一志愿西南联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

　　她选择哲学系，是想向曾经远赴德国读哲学的父亲挑战。为了远行独立，她刻意没有填家门口的中央大学。她的第一和第三志愿都在离张大飞很近的云南，偏偏因为数学分数低，而去了第二志愿的武汉大学。西南联大外文系来信鼓励她就读，她却更钟意哲学专业，没有接受这根橄榄枝——哪知一年后，在朱光潜老师的劝告下，她仍旧转入了武汉大学外文系，并且后来以英语教育和多语言文化交流为终身事业。许多事情都像是注定，连偏差也像是注定好了的。

　　齐邦媛还未入住大学宿舍，浅蓝色的航空信就已经寄到了宿舍。二十五岁的张大飞在云南边陲溽热潮湿的备战室里，对着抢工修复的飞虎队跑道，给齐邦媛写下一封封的家书，叮嘱十九岁的她不要因为想家而哭泣，要相信光明的前途。

　　情难自已时，他也曾在信中写下：“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

　　在这之后，张大飞在一场战争中受了伤，对死亡有了更近的认识。此后他不再轻言感情，只是常摆出兄长的成熟态度。而浑浑噩噩读完大一的齐邦媛，却起了念头，想申请转学到西南联大外文系去，也可以借此离张大飞近一点。

　　张大飞赶忙来信，坚决不赞成齐邦媛转学去昆明，说自己实在没能力照顾：“你对我的实际生活，知道的愈少愈好，对我‘光荣’的实质情况愈模糊愈好。”

　　齐邦媛初读并不懂得，直到很久以后才明白，张大飞便是在此时下定决心，要彻底退回到保护者和兄长的位置。加上导师朱光潜和父母的劝说，“感情大于理性”、不太适合读哲学的齐邦媛在大二那年转到了外文系，不过仍旧留在了武汉大学。

　　在大二的暑假前，她收到了张大飞殉国的消息。

　　二十六岁的张大飞，在预感自己就快牺牲时，给齐邦媛的哥哥齐振一寄了最后一封信：“……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似乎看得见她由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信的最后一句这样说道：“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齐邦媛收到一整包张大飞退回来的、她曾经寄过去的信，当中有一封汗渍斑斑已经褪色的信，一看即知是张大飞常常随身携带——那是齐邦媛在高三时写的，纯粹的文艺青年的信，说着李白和天上的月亮，说着学几何多么难，抱怨说自己现在都不敢看课外书了。

　　齐邦媛猜想，这封信对于张大飞来说，或许就像他的队友们去喝酒跳舞一样，也有帮助忘却狰狞现实的用处。

　　在战争即将胜利的短短四个月内，罗斯福逝世，陈纳德解职，张大飞战死。

　　当日本终于投降、盼望已久的胜利终于到来时，满大街都是狂欢的声音，齐邦媛却跑回家，昏天黑地恸哭了一场。她不敢再提张大飞的名字，也不敢再看两人来往的那些信件。

　　后来经历迁移辗转，那些信件全都丢失湮没，她再也没有机会“坚强起来好好看看”。

　　她只是在这一年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用另一种方式纪念心里的他。

　　

　　大三那年，齐邦媛开始与一位来自上海的姓俞的男同学约会，却在假期短暂回南京期间，不经意走近了“纪念张大飞殉国周年”的礼拜堂，顿时犹如刀剑刺入心中。她入场时没敢签自己的名字，签下的是哥哥齐振一的名字。冥冥中，她只觉得这种相遇是注定。

　　有了这一场冲击，加上俞同学此后在上海工作生活、思维渐行渐远，齐邦媛进大四后不久，便退还了俞同学所有的信件，决定和他就此别过。

　　多年后的一九九九年，齐邦媛伫立在南京紫金山航空烈士纪念碑前，在编号M的碑上找到了寥寥几行字：“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

　　五月的阳光照着七十五岁的齐邦媛，她心中恍恍惚惚有个声音在说：那么，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了。

　　那被她哭得泪痕斑斑的枕被，那散失在混乱中的来往信件，十八岁那年雨衣里的心跳声，十二岁那年山风里的回眸，这凄美浪漫得如同幻觉一般的缘分，直到白发老妪伫立在冰冷的墓碑前，一切回忆才再度有了实感。

　　人生中有很多瞬间，凝住眼泪才敢细看。

　　

　　六、真相与同理心

　　虽然张大飞的故事缠绵悱恻，但是有个细节及时止住了我的感动。

　　张大飞的遗书里夹杂着这样一段，说当他意识到自己“朝不保夕、移防不定”，不愿拖累齐邦媛，决心退回到兄长的位置之后：“……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以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乡奉养母亲……”

　　我酝酿着的泪水当场干涸。

　　在张大飞的这封信里——起码在齐邦媛转述的张大飞这封信里，这个“圣诞节在驻地结婚”的中学老师就只出现了短短一瞬。听上去，这场婚姻甚至像“喝酒跳舞”一样，只是一个打卡体验项目，另一位当事人的感受完全就不重要。

　　我原以为，张大飞是因为意识到自己之后生死未卜，才不愿谈情说爱拖累别人。难道，恩人家的掌上明珠不能拖累，偶然认识的中学女老师就可以随意拖累了？

　　他的抚恤金分一半给弟弟，另一半应该是给太太了吧？

　　齐邦媛在全书中再未置一词，关于那个女教师后来过得怎么样？沉浸在悲恸中的齐邦媛有关心过她的命运么？她对那个女教师有过嫉妒么？有过同情么？有过爱屋及乌的悲悯么？

　　难道说，所有人都默认了这出戏有且只有一个女主角？于是其他出场角色都可以寥寥几笔带过。任凭他们承受失去至亲的悲痛，任凭他们独自承担世间孤苦，都并不值得牵动主人公的喜怒哀乐？

　　在《巨流河》出版后，众人对齐邦媛与张大飞的这段情有诸多讨论，更有恶意读者大骂齐邦媛“玛丽苏恋爱脑”。但其实，张大飞妻子的经历也传奇得宛如一部言情小说。

　　根据资料，张大飞的妻子名叫朱鸿影，他们两人竟然还留下了一个女儿，叫做张川生——大约意为“在四川出生”。在张大飞殉国后的第二年，他的弟弟张大翔找到了嫂子朱鸿影，并且娶她为妻。

　　按时间推算，张大飞和朱鸿影的感情发展，应该在他尚与齐邦媛通信时。

　　由于当时空军很受欢迎，一见钟情就闪婚的大有人在。有读者查阅资料后推断，朱鸿影应该是一直对张大飞有情：那次张大飞在战争中受伤，痊愈后便不再对齐邦媛谈及情爱，逐渐退回到兄长位置，应该是因为在他受伤期间，朱鸿影女士曾亲自跑去看望照顾。

　　对于身心脆弱的战士来说，这种朝夕相处的细致关怀是极有征服力的，比起纯粹的心动和向往，另有一番滋味。

　　一边是勇赴战场大胆示爱的女教师，一边是事事都需要请求父母准允、向往着盖世英雄照顾保护的、柔弱的文艺女青年……张大飞最终做出的婚恋选择，不全是因为爱情，却也绝不是自暴自弃的“打卡体验”，而是出于综合考虑后的一种更厚重的感情。

　　张大飞与朱鸿影实际结婚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三年年底，即齐邦媛还在读大一时，也就是他情不自禁地将高三的齐邦媛抱进雨衣里聆听心跳的同一年。在此期间他一直隐瞒婚讯、保持与齐邦媛通信，所以翌年夏天，当齐邦媛想要转校去昆明离他近一点，他才会来信极力劝阻。

　　直到婚后九个月，他才停止与齐邦媛通信。

　　少女齐邦媛同时受到张大飞的婚讯和死讯的冲击，无法处理这种复杂的心情，于是只将自己对张大飞之死的悲恸展开来讲，却将自己对他这场婚姻的态度略过不提。

　　根据张大飞的遗物和遗书，齐邦媛分明知道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在张大飞的潜意识里无疑有一种“放手成全，希望你过得更好”的意味。他选择和别人结婚，并非因为心里没有齐邦媛，而恰恰是因为感情太重不敢拿起——这一点他自己在遗书里也坦然承认了。

　　这般深刻隐忍的、带着仰望和呵护的“爱”，这般带着一点点不道德的“被爱”，让齐邦媛心情复杂，但做惯千金小姐的她也坦然接受了。由是，她才敢于放任自己汹涌的思念，甚至会向自己日后的追求者屡屡提起张大飞的名字。

　　齐邦媛在后文中提到，她之所以知道张大飞的纪念碑所在，是因为张大飞的弟弟曾经寄给她一本纪念碑的册子。这样说来，她是知道朱鸿影的后续下落的。在回忆录里避而不谈，是因为自己无处安放的姿态，也是一种努力维持的体面。

　　书中也提到，在齐邦媛大学时，学生里的“读书会”办得如火如荼，左右派思想割裂日益严重。一些去过左倾读书会的同学，开始有了莫名其妙针对她的恶意，指责她是“权贵余孽”，并且当面大声骂她。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政治会给人带来如此大的改变，为什么可以煽动起这样无端的仇恨，愈发决定终身远离政治。

　　政治口号对人的思想改变固然可怕，但我也在想，或许身份优渥的齐邦媛自己也未曾意识到，她有时一些理所当然的无心举动，可能真的曾经刺伤过某些和她身份背景大不相同的人。

　　她自然对人没有恶意，但很多她习以为常的概念，一些她感受不到的生活芒刺，一些被她下意识忽略掉的、遥远他方的眼泪与真实，或许也是造成她忽然间遭受攻讦的原因。

　　她确实是个细腻敏感聪慧的文艺青年，但她的同理心也就到自己的舒适区为止了。

　　

　　七、她的房间

　　齐邦媛一生住了将近十年的女生宿舍。

　　她从小就生活在多人聚居的大宅院，最长时间的独自居住，大约还是十岁那年在黑暗寒冷的西山疗养院。

　　此后她辗转读书，便一直和一大群女生们住在一起。刚搬进大学宿舍时，她发现自己的床靠近屋里唯一的窗子，原本还有些庆幸，但很快就发现，为了安全，窗户是用木条封住的，连外间天亮都看不到。

　　当时由于战时条件简陋、学校仓促迁到乐山，单薄的木板床总是颤动着，旁边还没有栏杆。即便瘦弱如齐邦媛，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半夜从上铺摔下去。

　　大一暑假结束时，齐邦媛提早一周回到乐山办理转系手续，只想早些去登记宿舍房间，希望能得到一个靠窗的书桌。

　　搬到新宿舍不久后，有些室友受到读书会左倾思想影响，开始对齐邦媛阴阳怪气，就连她曾经形影不离的下铺女生赵晓兰也渐渐不理她了。便在此时，历史系的李秀英告诉齐邦媛，自己的室友被未婚夫接回去结婚了。李秀英知道齐邦媛一直羡慕人少的屋子，便邀请她去同室。

　　齐邦媛连忙办理了申请手续：“……那小小的木板床、小木桌，头顶上一尺半见方的天窗，对我简直是华美的宫殿！”

　　由于李秀英有固定男友、常常出去约会，所以齐邦媛每晚都能有三个小时独处，用来清理满腹的心事。夜深人静时，透过小小天窗听着河水汹涌奔流的声音和对岸的鸟鸣，她只觉得这是一种奢侈的幸福。再后来，她在老水夫的指引下，找到了河岸边一个幽静的角落，得以躲在那里独自读书，简直如获至宝。

　　

　　大学毕业前，齐邦媛想继续读书进修，还申请到了美国霍利约克学院的入学资格。然而父亲齐世英不同意她出国，认为她应该先考虑婚姻，否则以当下的局势，她一生与家庭隔绝，会成为孤僻的“老姑娘”。

　　一九四七年，大学毕业后的齐邦媛在北平和上海都未求职成功，辗转来到台湾大学担任助教，借住在父母的好友马廷英叔叔家中。当时的台湾深受日据时期影响，马家所在的青田街是一条条窄巷，都是可以直接推开的低矮日式房子，入室时要换上草拖鞋，踩上榻榻米，好似走在别人的床铺上。

　　刚到台北的那几个月，齐邦媛只觉得孤独陌生，心中一直盘旋着“回到爸妈身边”的念头。

　　新年后的某一天，她在车站躲雨时偶遇了武大的校友杨俊贤，很快就被带去参加了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终于在当地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圈。

　　校友会上有一位电机系的学长罗裕昌，说是那天见到她，便下决心要娶她回家。

　　在长辈们的关照下，齐邦媛申请到了一间本该分给台大教授的单身宿舍。她的行李不多，除了一个小皮箱和简单的枕被，便只有刚来时在骑楼下购入的小梳妆箱——那时常有待遣送的日本人，瑟缩地跪在台北街头摆地摊，卖着自己带不走的家当。

　　齐邦媛对这样的景观感情复杂，心中并不同情他们，却也知道他们不该是仇恨的对象。

　　搬家之际，罗裕昌殷勤地为齐邦媛送来了被褥和必要的日用品，还在公用厨房为她烧了第一壶开水，灌在暖瓶里。

　　时年二十八岁的罗裕昌家境清寒、理工科出身，并不符合齐邦媛从前的爱情幻想。他既不是张大飞那样令女孩子憧憬的盖世英雄，也不是上海俞同学那样时髦俊俏的佳公子。罗裕昌在给她的告白信中郑重写道：人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现理想，先决定生活的重心，讲求效率，节省精力，无意义的交谈亦应减少……

　　齐邦媛做惯了敏感好奇的文艺青年，对这种极度理性、井井有条的人生态度感到新奇，甚至是佩服这种理智和坚强。身边的友人都觉得罗裕昌稳妥可靠，劝她少些幻想，早日安定下来。于是齐邦媛写信给父亲齐世英，希望他来台湾帮忙看看罗裕昌这个人如何。

　　给父亲的信中，齐邦媛详细列出了罗裕昌的年龄、学历、工作、家庭条件……看得我无奈扶额。

　　前文里那个看着月亮读着诗、满脑子浪漫幻想的文艺少女，终于还是被岁月迅速吞噬了。

　　于是，在相识不到一年之后，齐邦媛便和罗裕昌回上海举行了婚礼，此后便决定在台北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齐邦媛和罗裕昌在朋友家借住一个月后，搬入了两人的第一个家——邻居家有六个小孩，两家用一块甘蔗板隔开。台湾糖业公司出产蔗糖，赚来的外汇也是台湾最大的经济来源之一。榨糖的副产品便会被制成甘蔗板，解决了无数新来人口的住房隔断问题。

　　新婚后的罗裕昌常在晚饭后替人修理收音机，而齐邦媛就读书写日记。不久后，由于大陆局势恶化，齐邦媛的母亲和妹妹迁来台湾。再之后的一九四八年，这对新婚夫妇便进入了接连不断的“接船生涯”，常常一起去码头等待太平轮靠岸。

　　他们家离台北火车站只有三百米，便成了一个联络站，狭窄的家中总是坐满等待的客人。这一年，父亲齐世英也来到台湾，在她的陋室里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和哥哥齐振一共同定下了一所日式房子，搬去两代同住。

　　在如此忙碌恶劣的生活里，齐邦媛的身体又日渐羸弱，却在不久后怀上了身孕，必须改善居住环境。

　　当时，台大给作为“资深助教”的齐邦媛分配了一户小型日式住宅，小小的榻榻米房间，配有全扇窗子，开向种了花木的院子。齐邦媛开心地告诉丈夫，没想到丈夫罗裕昌郑重地说道：他不能刚结婚就做妻子的眷属，而且这还会影响他自己以后申请铁路局的房子。

　　对于罗裕昌的态度，父亲齐世英完全同意。

　　在齐邦媛新婚时，齐世英便多次郑重赠言：“不能让丈夫耽误公事，也不能伤他尊严。”

　　一九五零年，在齐邦媛怀孕六个月时，罗裕昌见铁路局台中电务段段长位置空缺，便申请调到居住环境更宽敞的台中。罗裕昌认为，台湾若能安定下来发展，那么铁路的枢纽将会在中部而不是台北。

　　为了随夫迁移，齐邦媛向台大递交了辞呈，令同事讶异不已。

　　当年九月，身体羸弱的齐邦媛在台中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分娩挣扎至第二晚已陷入昏迷。她母亲裴毓贞在她的病床前哭泣呼喊，如同当年的她舅舅一般，从死神手中抢回了她的性命。生产之后，她大约二十多天都不能行走。

　　在婴儿三个月时，她母亲又不得不匆忙赶回台北，帮忙照料她即将生产的嫂子。

　　母亲走后数日，罗裕昌常常下班不按时回家，气血虚弱的齐邦媛便抱着孩子坐在大门口等待，直到罗裕昌的身影出现在黑暗中的第一盏路灯下，她便与孩子一起哭起来。

　　饶是如此，齐邦媛竟然在四年内生下了三个儿子，期间一直靠母亲往来奔波、伸出援手。

　　——看得我都要气死了。

　　

　　一九五三年，齐邦媛在台中重遇了自己从前在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沈增文。对方考取了美国国务院的“战后文化人员交换计划”奖学金，需要出国接受半年的英语教学训练，便介绍齐邦媛去台中一中帮她代课，教高中英文。

　　去台中一中当老师，用齐邦媛的话来说，“能从菜场、煤炉、奶瓶、尿布中偷得这几个小时”，使她感到由衷的幸福。

　　暑假后，沈增文回国，齐邦媛代课期满，台中一中的校长诚恳邀请她留下继续任教。

　　齐邦媛认真评估了自己的困难：她先需要求得丈夫同意，再是求得父母支援——那些年，全靠她母亲裴毓贞奔波在台北台中两地，支援着她在育儿、疾病和丈夫出差时的困顿。家人都担心她身体羸弱，无法兼顾家庭和工作，但她自恃年轻，终于决定接下这项工作，并且下决心也要申请美国的交换计划。

　　在辅导高中生联考的紧张节奏里，齐邦媛结识了大她十岁的女教师徐蕙芳。

　　那时信息资源匮乏，为了自编升学辅导的教材，齐邦媛和徐蕙芳都跑去各处收集英文资料，直到晚上孩子睡了，徐蕙芳便由立德街走到齐邦媛家，在齐邦媛书桌上写好，齐邦媛再用钢板刻蜡纸，第二天去教务处印成讲义或测验题。她们的这番合力创作很有效用，后来还被外面的“畅销升学指南”盗印了不少。

　　齐邦媛说：在台中居住的十七年，除了家庭生活之外，她记忆最深刻的便是放在走廊尽头的那张小书桌。她们二人在压低灯罩的小台灯旁做题目写钢板的情景，“既浪漫又辛酸”。

　　“多半时间，我们只是两个家庭主妇，在家人入睡后才能在走廊一隅之地，面对心智的挑战。”直到后来的一九七二年，齐邦媛在台北丽水街宿舍，才终于有了一间小小的、真正的书房。而之前这些年，齐邦媛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和教师，并没有自己的工作间。她深夜在小桌边奋战工作，还须求得丈夫谅解。

　　她丈夫罗裕昌为铁路事业忙碌不休，一周工作七天，经常出差。甚至又是让齐邦媛帮他联系美国、寻找相关参考书，又是认为齐邦媛必会帮忙，便将许多英文内容扔给她帮忙中译。

　　齐邦媛对此全无怨言。

　　作为慷慨的回报，罗裕昌也愿意“谅解”齐邦媛，准许她在带好孩子之后的深夜，可以自己在家中角落加班工作。

　　是的，男人就是这么理所当然。

　　

　　一九五六年初夏，齐邦媛考取了美国的交换计划，飞到华盛顿特区，接下来在安娜堡密歇根大学训练了两个半月。到了冬天，她选择了去更寒冷的怀俄明州实习教学，一是为了靠近在相邻的犹他州读书的小妹，二是为了体验下老家东三省的寒冷况味。

　　有一天她突发奇想，在摄氏零下四十度的低温里步行感受“冰天雪地之美”，被警车追上押回室内，以“避免愚蠢的死亡”。

　　此时的齐邦媛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还是偶尔冒出离奇的浪漫念头，仍依稀可见那个文艺少女的影子。

　　其实这一年的她也不过才三十出头而已。

　　半年访问结束后，在回台湾的飞机上，齐邦媛与邻座的一位美国老先生相谈甚欢，后来才知那人是华盛顿美国大学的安德森校长。安德森对齐邦媛印象极好，屡屡向台湾教育部称赞，引得教育部主动联系齐邦媛，邀请她去国际文教处工作。

　　齐邦媛回去跟父亲和丈夫商量，果然两人都不赞同。

　　后来教育部部长再次来信，说只要她愿意入职，可以帮忙将她先生的工作也调回台北。但是罗裕昌“岂是肯受如此安排之人”，于是齐邦媛再次回信谢绝。

　　到了一九六七年，罗裕昌突然接到调令，要去总局参加铁路电气化的研究准备工作，于是他们举家搬往台湾。也是在同一时间，美国的基金会寄来信函，提供了台湾人文科进修奖助的名额，其中一项要求是“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时年四十四岁的齐邦媛，十年来困于家庭，错过了许多国际交流学习的机会，此时深感时不我待，于是赶忙申请。

　　这年夏天他们搬回了台北，有了母亲的就近照料，齐邦媛终于开始筹备到美国读书的事。在台北那三十多坪、没有冷气、如蒸笼般的公寓里，三个儿子烦躁不宁，不甚谅解她远渡重洋的理想——直到著书的耄耋之年，齐邦媛也觉得三个儿子并没有谅解她当时的决定。

　　

　　全书屡屡出现这种理所应当的、对女性的压迫，令我很是替她委屈愤懑。

　　四十四岁的齐邦媛到了美国，由于基金会的手续问题，访问学校一直未落妥。她凭借自己之前积累的人脉，来到一所美国天主教修会创办的女子文理学院——“树林中的圣玛丽”，受邀教授一门中国文学课。同时，她打算去附近的印第安纳大学读书。

　　她教书的“圣玛丽”和打算就读的印第安纳大学之间相距七十迈，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她只能靠平时蹭其他人的车过去，但大家时间配合不易，别人很难做到每周都接送她两次。

　　于是她决定先认真教书一学期，然后辞去教学工作，专心住在印第安纳大学里读书。

　　进入印第安纳大学之后，她读书异常拼命，因为：“我自己最清楚地知道，每一日都是从妻职母职中偷身得来！”

　　她不顾性命地修了六门主课，在学期结束考完试之后，一觉睡得昏天黑地，午夜醒来时见到皓月当空，顿时感到满腔“离开家庭的罪恶感”，又牵挂起年近七旬的父母，含泪写了一封家书。翌日她把信寄出，随后坐在校园山坡的草地上哭泣许久。

　　苦读之下，她拿到了4.0的最高绩点，很快就马不停蹄地继续修读繁重课程，因为一日也舍不得虚度。

　　这一年是一九六八年，国内的文革刚开始不久，齐邦媛在海外没有遇到过大陆学生，认识的中国人十分之九都是台湾过去的。她唯一的社交圈子就是几位中国学生及其家庭，大家轮流开车邀请她出去观光玩耍，让她见识到美国中西部的广袤。

　　这段充实又幸福的读书生涯，在一九六八年的寒假被迫戛然而止。

　　因为交换计划要求她必须保持一份教书的工作，所以她不能一直全职当学生，必须回到“圣玛丽”去教学。签证快到期之时，她只差六个学分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便犹豫要不要申请延长半年——便在此时，她父亲来信，说她丈夫罗裕昌工作辛劳，要求她马上回去照顾家庭。

　　于是她离开了印第安纳大学那开花城的春花冬雪，终身也没有拿到那个近在咫尺的学位。

　　

　　回到台湾之后，齐邦媛兑现“交换计划”的约定，在台中的中兴大学教书三年。

　　此时她举家都定居在台北，她须得每周二早上七点搭乘光华号火车去台中，周五晚上再搭乘自强号回台北。她不在家的两天时间，便靠一位女佣协助家务。她的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三个儿子都进入青春期，她每周二早上五点多就要起床为家人准备早餐，再顶着残月去赶火车。

　　齐邦媛一手促成了中兴大学外文系的成立，在家庭和校务之间忙碌不休。三年约定期满后，她终于向中兴大学提出了辞职。对于那几年，她只觉得“身心俱疲而不敢言倦”，觉得拖累了妈妈太多，心中十分煎熬。这几年里，她唯一能静下心来思考读书的时间，反而是台北和台中之间、坐在火车上的那三个小时。

　　齐老师这样总结道：“那种全属于自己的独处三小时，我终身感激！”

　　弗吉尼亚·伍尔夫有言：“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必须有钱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当然，这种需求不仅限于写小说。伍尔夫认为，获得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房间，是实现女性价值的第一步。只有在自己的独立空间，女性才能有机会深刻思考，不必依附于父亲和丈夫。

　　诚哉斯言。

　　我从前并不懂得这个观点的分量——直到看了齐邦媛老师这一生的妥协隐忍，才意识到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拥有自己的房间”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社会分工给了她一层又一层的桎梏，即便她出身优越，又在那个时代里如此幸运地受到了高等教育、有着源源不断的拓展视野实现价值的机会，但就因为她是一个女性，整个社会总是在合谋剪断她的羽翼。

　　她的父亲齐世英是个思想先进、关注民生和人权的高级知识分子，但这样一个人也会习惯性地轻视和践踏女性的价值。例如他会因为嫌弃妻子的“毓贞”这个名字不好听，而直接给她改名为“纯一”。例如他在女儿大学毕业时，便以“怕耽误婚姻”为由，不许她赴美进修。例如他一次次劝诫女儿追随丈夫，后来又以“照顾家庭”为由将女儿召回，使女儿被迫终止她的学业。

　　齐世英想建立一个人人有尊严和人权的理想社会，但那仍旧是个男人心安理得狠狠踩在女人身上的社会。

　　男人果然是天生的利益共同体，对女人敲骨吸髓吃习惯了，丝毫不以为意。

　　

　　我同时也在想，对于齐邦媛本人而言，这一生的那么多错失和妥协，她自己的性格也是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例如在她初到印第安纳之际，明明教书与读书的地方才相距七十迈，只要有一辆车就可以解决。以她的家庭条件，买车、租车都是不在话下的，但她似乎从来没有把“学开车”当做一个可行方案，竟然就因为合不上蹭车时间，而难以两头兼顾，以至于签证到期还没修完学分。

　　我甚至在想：若换了是张大飞的妻子朱鸿影女士，以她的执行力，说不定来美国第一个月就学会了开车，许多困境迎刃而解，也不会有“坐在草坪无助哭泣”这样的画面了。

　　整个社会合谋剪断女性的羽翼，不仅是客观上迫使她放弃发展事业的机会，也在主观上引导她们放弃自己成长的可能性。

　　必得自身有强悍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

　　其实我与齐邦媛老师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一直都说自己是非常符合刻板印象的女性：我从小最擅长的科目就是语文、英语、历史，一直极其讨厌数理化，体育和动手能力都是弱项。即使来美国买了车，也自认为马路杀手，一直不敢开车上路，以至于汽车轮胎的气都漏光了。

　　最近我在一点点克服自己的恐惧，每周都开车出门。同时我也在想：这究竟是不同性别的天赋使然，还是整个社会都在潜移默化地给女性洗脑，从儿时就设定了无形的标准？

　　齐邦媛老师晚年将自己一生的经历梳理出来，看到自己因为父亲和丈夫的命令而眼睁睁错过了那么多机会，心中恐怕也不是没有憾恨。

　　王德威老师在后记中说道：对于齐世英先生而言，当年参与郭松龄兵谏，渡不过巨流河是他一生的遗憾。在他的巨流河里，有着史诗般的波涛汹涌。而对于齐邦媛而言，她渡不过的那条巨流河，却是贤妻良母的守则、日复一日的家庭责任，琐碎而漫长，“艰难处未必亚于一次战役、一场政争”。

　　齐邦媛老师如她父亲一样，知道自己有能力渡到河的对岸，但对岸却终究可望而不可即。

　　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没有思想上的启蒙引导，一个女性想推翻这种约定俗成的压迫、将命运和生活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是极为艰难的事。

　　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思维已经大不相同了。

　　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学会为自己的每个人生决定负责，不依附于他人的保护，也不妥协于他人的施压——这是当代每个女性都需要渡过的巨流河。

　　

　　八、海外孤臣

　　齐邦媛老师无疑是顶尖幸运的人。

　　我原本起了一个小标题叫做“孤臣孽子之思”，得自于白先勇。但我想了一下，流亡台湾的那批人皆可称为“孤臣”，却未必个个都是孽子。起码温驯的齐邦媛老师一定不是。

　　齐邦媛从来没有真正的反叛意识的觉醒。一直保护她、引导她、同时也顺理成章挤压她成长空间的父亲齐世英，是她一生的精神偶像。

　　她中学就读于南开，受教于孟志荪这样的国文名师。进入武汉大学后，有朱光潜亲自指导她转系，并且担任她的导师。她在语言、文学和审美上受到的启蒙，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不仅为她奠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也成为她在无数次挫折和苦难当中的精神力量来源。

　　她的恩师朱光潜、吴宓在文革期间受尽凌辱，她的老同学们各自经受了重大考验，而她却安安稳稳成家立室，游历世界各地，还参与编纂教材和文学作品翻译，大大实现了自我价值。

　　她这一生与同侪相比，已然获得了足够多的幸运和宠爱，正没有什么可反叛的。

　　她因时代而感受到的痛苦，更像是一种迷惘。这是那代人共同承受的一种时代的捐弃。

　　初到台湾时，她是个十足的“外省人”，对受日据时代影响的榻榻米感到不习惯，甚至在出国访学还会想要到更寒冷的地方，去感受与家乡东北相似的气息。后来几十年倏忽而过，她帮着丈夫一起使台湾自动化铁路系统从无到有，她参与多项文化教育活动、与各个国家地区的大人物交流会晤，更在素书楼的石阶上与大师钱穆先生建立起十八年的密切友谊。

　　几十年下来，她已经彻底成了一个“台湾人”。

　　在大陆一片荒漠的时期，她努力推广“台湾文学”走向世界，却每每在自我介绍时难以定位——她是来自中华民国？来自东北？来自台湾？外国人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复杂的关系？

　　对于所有台湾人来说，谈及identity时都有种“雾中奔跑”的感觉，最初的乡愁和失落慢慢被时间冲淡，便成了一种长久的流亡之感。

　　从一九八零年代开始，齐邦媛渐渐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上见到中国大陆的作家，当中也不乏她极为欣赏的创作者。她一开始很热情地向她钦佩的作家张贤亮打招呼，却引来了几位大陆作家的诧异表情。后来才逐渐意识到，两岸作家对许多文革主题的作品态度不尽相同，“凡事稍涉政治观点，人与人之间立刻保持相当距离”。

　　渐渐地，也会有大陆的作家去台湾参加活动。“虽然彼此认识一些可以交谈的朋友，但是‘他们’和‘我们’内心都明白，路是不同的了。诚如福斯特《印度之旅》结尾所说：全忘记创伤，‘还不是此时，也不是此地’。”

　　一九八五年，齐邦媛在西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台湾文学，白先勇、陈若曦、钟玲、李欧梵和郑树森受邀来柏林参加“地平线世界文学会议”，齐邦媛竭诚招待。但很快他们发现，来参加这场会议的大陆作家，名字都印在了会议大厅的大型看板上，而五位台湾作家却没有姓名。众人都对此感到愤慨，无奈形势比人强，此时整个世界都对这些由“文革”后的中国来的作家充满好奇。到了一九九零年代以后，欧洲的台湾文学研究也渐渐热情不再，注意力被中国大陆占据。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台湾和大陆之间开放了探亲，但齐邦媛一直等了六年才回去。当时，“炽热的探亲文学已由重逢相拥的痛哭激情渐渐冷却，甚至开始出现了幻灭的叙述。隔着台湾海峡，漂流者日思夜想的是故国山川和年轻的亲友，即使父母也应尚在中年，隔了四十年，回去时所见多是美梦的骨骸。”

　　齐邦媛既觉得自己无亲可探，也有“近乡情怯”的感觉。

　　直到得知学生时代的挚友鲁巧珍肺癌末期，齐邦媛才匆忙赶往上海，此时才知自己当年的男友俞同学已于一年前因心脏病去世，当年的许多旧友也都已经去世了。

　　她到了医院，鲁巧珍被扶着坐起来，说道：“知道你要来，我一直等着。”

　　鲁巧珍从枕下拿出一张纸，隆重地念起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这首诗放在这个情境下，实在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鲁巧珍对齐邦媛这些年在台湾的生活表示由衷羡慕，齐邦媛泪落不止，心知此番重逢便是诀别。

　　齐邦媛对于上海并无逗留的心情，从医院出来后，她坐车驶过原先最繁华的街道，想起自己半世纪前来到此处的场景，啼笑从无。她很庆幸自己的人生选择：若当年留在上海，她在文革时期早就因出身而被斗死，“即使幸存，也必须耗尽一生否定真正的自我”，就像她那几位尊严尽失的恩师一样。

　　

　　此番返乡，她也回了一趟东北老家，所坐的火车途经巨流河铁桥时，天已经全黑了，她未能看见这条他父亲心中流淌一生的巨流河的全貌。

　　在软卧车厢内，她与几个来自俄国的工程师相谈甚欢，对方对她很是友善，还提出要护送保护她。她想到三十多年来“反共抗俄”的口号——脑海中模糊的仇恨概念，与眼前具体的、善良的人相联结，很具有象征意味。

　　暮春三月，齐邦媛来北京参加同学聚会，负责联络接待的是当年他们南开中学的校花邢文卫。曾经，冷艳矜持的邢文卫是整个男生宿舍“遥望受彤楼”的焦点，此时已经年迈，却依旧与众不同。聚会前，齐邦媛申明道：“此行专为欢聚，一不谈病痛健身灵药，二不谈台湾回归祖国之事。”

　　明明是分享过最珍贵青春的昔日旧友，打起交道来却有了这么多无法触及的雷区。

　　聚会时，众人唱起了当年由十八岁的齐邦媛创作的班歌，一句“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令人唏嘘不已。

　　“这些当年精英中的精英，因为政治的对立，婚姻的牵绊，失去了许多正常生活的岁月，成为失落的一代，吞没在‘春风远’这么简单直率的叹息之中，无须记忆，也无法遗忘。”

　　两年后，齐邦媛在台湾收到校友传来的“邢文卫病逝”的消息，才知道在聚会时邢文卫就已经生病。当时她不知情，竟对邢文卫没有一句慰问，而这时邢文卫的死讯是由简体字宣告，齐邦媛甚至不认识这个名字。

　　齐邦媛犹记得聚会那天中午，众人从邢文卫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饭馆吃饭，四月柳絮飘飞，齐邦媛忽然想起当年孟志荪老师教过的苏东坡的《水龙吟》。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人与人的每一场分道扬镳，都有可能是一生的诀别。纵使他朝再相逢，彼此间也隔着茫茫岁月，终究再也无法回到青春的彼岸。当年去了台湾的这些人，幸运地避开了许多摧残伤害，却终身都无法摆脱“被抛弃”的流亡之感。

　　而这一份流亡与失落，或许还要延续世世代代。

　　又或许，下一代早已在无声的岁月里，流亡了“流亡”，失落了“失落”。

　　

　　九、江河万古流

　　这本书读到最后，有一处忽然令我热泪盈眶。

　　那是一九九三年齐邦媛回到辽宁铁岭，来到小西山的村庄旧址，询问“鬼哭狼嚎山在哪里”。结果所有人都从未听说过这个山名。直到此时齐邦媛才知道，幼年时听母亲说的“鬼哭狼嚎山”，原来是母亲当时的心情。

　　当是时，她的一生已经走到暮年，她父母也都魂归九泉。她漂泊了这么久回到原点，才发现这样一个微末的真相。

　　由于她父亲齐世英为国民党政府做事，他们家的祖居庄院已被摧毁，祖坟也被犁平为田。她童年奔跑过的山野、她采过的芍药花，早已没了昔日存在的痕迹。此番万里还乡，唯见沃野良田伸向默默穹苍，她终于确认，父祖的故乡早已没有了她的立足之地。

　　她南开中学的好友潘英茂，后来定居在加拿大，在七十岁那年曾经主动寄明信片与她恢复联系。齐邦媛去纽约办公时，曾想过顺便去加拿大看望潘英茂，但当时正逢美国感恩节、公路繁忙，她便想着下一年再去。哪里知道下一年她便得知了潘英茂因病去世的消息。

　　最后，她只能给已故的潘英茂写了一封无法寄出的信。

　　她在信中回忆起当年高中毕业的夏天，她们一行五人牵着手往车站走，忽然一辆吉普车冲来，将她们冲散。当时的潘英茂用一贯沉静的声音说道：“我们以后恐怕不能再见面了，我母亲的法国迷信说，牵着的手被人从中冲开，就是分散的预兆。”

　　那次离别的场景，偶尔还会浮现在齐邦媛脑海中。她未曾想到当年的预兆这样准确，大家竟然分散得如此彻底。

　　或许只有快走到尽头时，才能将人生每个细微处的线索完整地衔接起来。

　　此之谓人生的谶语。

　　

　　陪着齐邦媛老师见证了她一生的历程，跳脱出特定的时代回看过去，也可以发现很多相似的事情都是在重复发生。例如当某个国家、某个政党做出不人道的行为，国际社会一定会予以声援谴责：如郭松龄反战兵谏时曾获得各方的赞许；如在南京大屠杀之际，科学家爱因斯坦、英国哲学家罗素、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美国哲学家杜威，联名发表宣言吁请各国人民自动组织抵制日货——这与今年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声援一般无二。

　　每个时代都总有一些人在努力做正确的事，这也是让人感到“世界有希望”的地方。

　　虽然，每个时代也都有被沙尘蒙了眼的人，他们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残忍，最终那残忍也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巨流河》这本书出版于2009年，书里书外的学者都在感叹文化环境越来越好、两岸的联系日益紧密，大家都勇于直视“昨日之非”，共同祈愿明天会更好。然而在十多年后的今天，局势再度紧张起来，不知所谓的喊打喊杀之声甚嚣尘上，许多的话题又成了讳言——历史就像是一个曲折的轮回。

　　倘若乐观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zoom out到足够遥远的距离，将历史的跌宕轮回放进时间的长河里，似乎一切都并没有那么糟糕，再多的荒谬也终究会被岁月抚平。

　　倘若悲观地想：每个人在自己有限的人生里，迎面遭遇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却是一件不可选择的事。即使荒谬终将被岁月抚平、一切终将重新恢复欣欣向荣，那又如何呢？生活在时代夹缝里的人，已然在这场荒谬中耗尽了一生的青春。

　　那么究竟是该乐观一点还是悲观一点？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看到有那么一些真实存在的人——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仍然保全了肉身和精神世界的完满，使我顿感欣慰。我忽然意识到，无论在多么糟糕的时代，也总有人可以幸免于难，既不必同流合污，还可以独善其身、肉体与尊严都不受摧残。

　　在悠悠不断的岁月里，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而在我们自己有限的人生里，惟愿我们都可以独善其身。人生的巨流河，或是寂静无声，或是波涛汹涌，唯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自己总是需要一刻不停地航行、竭力躲开风浪和暗礁，才能有机会抓住人生的果实。

　　愿你我都能抵达内心的彼岸。

文章来源：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