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3日星期五

零八宪章月刊 第28期(上)


《零八宪章》月刊总第282011.7月下-8月上)合刊
  
卷首语
《零八宪章》论坛“八一”声明:
将腐败费用和“维稳”费用投入到民生和国防

《零八宪章》

本刊特评
《零八宪章》论坛:
我们悲痛……,我们抗争!
《零八宪章》论坛
拔掉城管毒瘤,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就贵州安顺城管打死残疾人事件致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

公告天下
艾晓明:想念王荔蕻
“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丽!”

王荔蕻之子:放我妈回家吃饭

珍惜生命,捍卫人权
——“维权网”就“7.23甬温线高铁特大车难”的声明

贵州人权研讨会:强烈抗议和谴责中共对冉云飞及王荔蕻的逮捕和关押

贺卫方呼吁就723温州“动车撞车惨剧”重大伤亡事件启动人大特别委员会

福州维权人、上访人联合声援王荔蕻!

李庄首度打破沉默 为广西四律师案呐喊

全国律协就律师在广西北海办案受阻发表声明

茅于轼发起“反特权车行动” 冀网上曝光违规特权车

中国民盟副主席张梅颖呼吁政治改革引关注

中国新闻网 :埃及总理下令开除所有被控曾杀害示威者的警察


执政党观察
徐友渔:中共在可视的未来无任何政改迹象

鲍彤:对中共要打破两个迷信
——鲍彤答《动向》杂志记者问 谈中国共产党

周瑞金:守卫我党的政治伦理底线

程江河:汪洋不搞运动式反腐!薄熙来听到了吗?

人民日报:中国存在两大风险 百姓钱包鼓得很慢

人民日报:执政者要警惕能力不足风险

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节选)
人民日报告诫官员:警惕问题拖大拖炸 矛盾击鼓传花


人权观察
张海迪“冷对”陈光诚,官办名人被斥成“御用工具”

贺卫方教授谈何杨纪录片《赫索格的日子》及福建三网民案:“突然让我有一种惊醒……”

凤凰周刊:昔日维稳副市长举家上访成“不稳定因素”

七一“福清纪委爆炸案”冤属进京上访

选举观察
人大代表选举律师观察团发布第一号公告

竞选郑州市长遭算账 亿万富翁变逃亡者

独立参选的遭遇:作家夏商被调查

维权网: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上海作家夏商发表退选声明

维权网:人大选举律师观察团发起人被约谈

重庆观察
“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薄熙来提出重庆建道德高地 称和谐不是管出来的 (节选)

重庆执法部门协调一致袒护涉黑人物周长勇?

重庆南川“红色经典主题公园”项目被终止

最近的风向有点微妙——从重庆红色公园流产说起

刘幼民:红歌唱红了中国的宗教界

精彩时评
真理部禁令次日 南都吼“他妈的奇迹”

李承鹏:这是一个奇迹 

假大空新闻毁了人民心中的日报!

新京报:如何给民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学习时报:警惕以“左”谋私

许小年:铁道部形成利益集团难以改革

郑浩:“政府绝对正确”的年代已经过去

当代韩寒:天也不是布蒙的,强拆不出新中国!

祝华新:到了用网络倒逼改革的时候了

展江:王克勤的清贫、命运与价值

副市长咋也弱势了?



宪章论坛
王德邦:重谈“问题与主义”

胡星斗:迷失了方向的中国
——与国内外媒体、外国驻华官员的谈话纪要

《公民》社论:形势比人强

于建嵘:仇官仇富中国基本社会心态

李承鹏:墙里面扔出来的骨头——评倪萍的“脊梁奖”

李峤:中国政改的“最佳时机”早已失去

许志永:中国红十字会的倒掉

蔡定剑:中国需要持续的平权改革

方绍伟:要不要再次“打倒孔家店”?
——秋风的“儒家宪政”是谎言

马少方:温州动车追尾:铁道部必须回到的12个问题

南都社论:检讨动车追尾事故,亟须矫正的是权力惯性

张千帆:解析既得利益集团

信力建:戈尔巴乔夫让俄共有了存在的理由

张梅颖:国企是长子 家里的穷人你们管过吗?

孙文广:读温家宝英国演讲有感
——兼论“民主秀”和“专制秀”

吴敬琏:各级政府干预经济加速腐败及两极分化

杨恒均“七一”寄语:对中共下一个30年的期许

刘军宁:为什么治理国家要一碗水端平?

张东:军队国家化是民主化主要标志

家庭教会观察
刘澎:家庭教会:问题与解决方案

好书推介
《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第六章:中国社会各阶层与宪政民主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连载七)------------------张祖桦






卷首语
将腐败费用和“维稳”费用投入到民生和国防 !!
——《零八宪章》论坛“八一”声明

今天是81日,今天是中国国家军队的建军纪念日。
军队,作为人民供养的国家武装力量,应该是人民的军队和国家的军队,应该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当国家主权和国家领土遭到破坏时,应该勇敢而有效的承担起保卫人民和祖国不受侵犯的任务。但是,检讨我们的国家军队,在执政党决策集团的操纵下,最近30年来,除了对内使劲镇压人民抗议活动外,对外不要说抗衡超级大国了,就连三流甚至不入流国家对我们的主权侵犯和领土侵犯也阻止不了,好像中国就不存在国防部、不存在军队一样,这真是让人民难以接受的事情!

报载——
725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再次就南海问题发表强硬表态,宣称菲律宾准备好使用武力保护该国在南海的“领土”——“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准备保护我们的东西。”而在此前的6月中旬,菲律宾已出动海军拆除了中国在南海部分岛礁上“设置的标识”——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汤森中校说,“菲律宾将这些标志挪走,因为这些地方是菲律宾领土。”报道称,这三个地方分别是牛车轮礁、安塘滩、礼乐滩。

无独有偶,进入5月份以来,越南在中国南海的侵略活动也在不断升级。529日,越南外交部宣称越南海军将尽一切办法维护自己的“南海主权”,69日,越南总理阮晋勇更是公开表示越南对“黄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即中国西沙、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扬言“我们会继续坚定申明及表明越南全党、全国人民、全军保护这个国家海域和岛屿的最强决心。”614日,阮晋勇签署征兵令,这是越南自1979年以来首次颁布征兵令。同一天,越南海军在其侵占的南沙群岛毕生礁上进行实弹军事演习,与此同时,越南民间也已组织了多起反华示威。

其实,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就对南海诸岛及其附属海域进行了系列侵占和掠夺活动。在南沙群岛189个已有命名的岛礁暗沙中,越南占据29个,菲律宾占据9个,马来西亚占据5个。这些国家还在所占岛礁上修建飞机跑道,建渔港灯塔,并纷纷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发南海油气资源。尤其是越南,仅南海白虎油田的采油就超过该国采油量的一半。到2004年,该国日产原油超过40万桶,2009年,越南原油的净出口为每日5.3万桶,石油产值占到越南GDP30%。除过越南外,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也都纷纷在南海动手动脚,抢掠中国包括油气在内的各种宝贵资源。

鉴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中国南海诸岛上所采取的侵略掠夺行径,中国“《零八宪章》论坛”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

“宪章论坛”认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属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越南、菲律宾等国应立即停止其在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属海域上的侵权和掠夺行为,并向中国人民致以应有的道歉和赔偿!

在此,“宪章论坛”也特别提醒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上,你们真的太无能、太软弱了。你们必须意识到,由于你们的软弱和无能,不仅使得沙俄帝国掠夺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你们“合法化”(参考1991年的中苏《五·一六协定》及2001716日中俄两国签订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不仅钓鱼岛长期被日本侵占,而且中国的南海诸岛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捍卫。在某种意义上,南海诸岛及其附属海域已经成了一些南海周边国家的海上乐园,这不仅是执政党的耻辱,也是执政党带给这个国家的耻辱,更是执政党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耻辱!

也许你们会辩解说,国家财力有限,海军实力有限,难以有效维护南海主权,因此,你们几十年来都在喊叫“搁置争议”、“韬光养晦”,这当然是欺人自欺的绥靖政策。全世界都知道,对于中国来说造几艘航母乃至于造十几艘航母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大量的国家财富被浪费掉,而没有被用在“刀刃”上。

其一,对人民的恐惧导致大量的国家财富用来“维护稳定”。
2010年以来,“维稳经费”竟然高于国防经费,每年使用五六千亿甚至更多的“人民”的“币”来对付人民,这实在是荒谬之极、贻笑天下的现象。环顾当今世界,有哪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在拼命“维稳”,有哪一个大国害怕本国人民害怕成这样?!如果用这五六千亿人民币去建造航母的话,至少会打造出10个航母编队。

其二,普遍的、大量的腐败导致巨额国家财富流入私人腰包。
不说别的,仅“三公消费”每年至少消耗八、九千亿人民币。日前,一份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贴出的课题报告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如果按照当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那么外逃资金可能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仅铁道部原运输局局长、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一人就在瑞士和美国存款28亿美元, 约180亿人民币。若一艘航母编队按100亿美元计算,有专家计算,我国每年经官僚们腐败的费用至少可以建造十多个航母编队(包括驱逐舰、护卫舰、舰载机等等)。

如果将因腐败和“维稳”产生的费用去建设中国海军的话,美国人都会相信,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非中国莫属,且只需要节约一年时间的腐败费用和“维稳”费用就能建成(美国现在共拥有13艘大型航母)!

因此,在我们抗议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南海主权进行侵犯的同时,“宪章论坛”也强烈要求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加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民主、自由、法治、宪政来化解与人民的矛盾,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腐败问题和“维稳”问题,从而收获天量腐败费用和维稳费用,用于支援民生建设和国防建设。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求执政党决策集团在对外问题上,遵循国际法通则,但对于一切侵犯我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是来自东方、西方、北方或南方都将予以坚决的回击!
以实际行动洗刷中国国家军队的耻辱!
以实际行动捍卫中国国家的尊严!
以实际行动捍卫中国军队的尊严!

《零八宪章》论坛
201181


零 八 宪 章

200812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改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本刊特评
   我们悲痛……,我们抗争!
——《零八宪章》论坛


六月飞雪,天地同悲!
    
7.23特大动车追尾事故已过去六天了,在这“头七”来临之际,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谨向所有在这次事故中不幸遇难的同胞表示哀悼,向所有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深切地慰问!与此同时,我们也向所有在这次事故中受伤的同胞及其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
我们的悲痛源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天地虽阔,宇宙虽广,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却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些时间,并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譬如说幸存小女孩项炜伊的父母就希望看到自己的小宝宝早一点“长大”,早一点“懂事”,但是,在两列动车发生追尾的一瞬间,年轻父母的这一愿望竟成了永远的梦想,他们再也看不到长大懂事后的女儿会是什么样子了……
我们的悲痛源于人性的悲悯和相通。
我们都有父母、妻子、丈夫、儿女,都有亲人。亲人之所以是亲人,是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实际生活中,亲人会给我们更多的关爱、照顾和帮助,和亲人在一起会有更多的相依、相偎和温暖幸福。但是在7.23动车事故中,杨峰一家竟然同时失去了五位亲人,包括自己的妻子及孕育中的孩子……当我们在网络视频中看到披麻戴孝、泪流满面的杨峰时,我们的心灵无不有着巨大的震撼和悲痛,泪水不仅模糊了杨峰的双眼,泪水也模糊了所有关注这一巨大悲剧事件的国人的心……
我们的悲痛——还因为我们的人民长期生活在以官僚为本的威权主义国度中!
我们的国家本来是一个很美丽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也是很勤劳智慧的人民,但在以官僚为本的威权主义统治下,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太多的“人祸”,我们的人民承受了太多的不幸和苦难。而每当检讨总结这些悲剧的时候,执政的官僚集团总会寻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罪责——饿死数千万底层人民的原因硬被说成是“自然灾害”;制造成百上千民众伤亡的屠杀事件非要说成是人民在制造“动乱”和“暴乱”;明明是官僚集团日甚一日地在欺压掠夺人民大众,却年甚一年地高喊“维稳”,使用判刑、劳教、黑监狱等种种手段剥夺人民大众的权利和自由,甚至诬蔑人民是“刁民”和“精神病患者”……这一次,当两列动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特大人员伤亡时,官僚集团第一反应竟然又将责任推到“雷公”身上。更有甚者,当执政集团长期大喊“以人为本”、“生存权是第一人权”时,他们却在列车追尾事故发生不到6小时就悍然宣布“放弃搜救”,若不是一些偶然原因,两岁多的小伊伊会成为这次恶性事故中的又一位冤屈的死难者……可悲的是,官僚集团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和追问,竟然在728日公开撒谎说铁路部门没有中止搜救工作!
但无论我们怎样的悲痛,无论我们怎样的愤怒,追尾事故已成既定事实。悲痛之余,如何善后,如何总结当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们注意到,727日,国务院已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安全生产问题。我们也注意到,728日,中央政府总理温家室带病前往事故现场向死难者敬献花圈并慰问难属的事情——温家室在事故现场的记者会上强调指出“我们不要忘记这起事故,不要忘记在这起事故中死难的人。它让我们更警醒地认识到,发展和建设都是为了人民,而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安全;它也让我们认识到一个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并表示,将“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严肃追究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会“给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待”。
追究“责任人”,“给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待”,这些都没错,也是官方在屡次重大事故后经常背诵的套语,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对于频频发生的矿难、道路桥梁垮塌事故乃至于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这样一遍又一遍地“背书”是难以解决根本问题的。
就“7.23”动车追尾事件本身而言,人民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与追尾事件有关的系列真相——
其一,国务院应该明确告知人民追尾事件的真实原因,究竟是雷电的原因、设备的原因还是人为管理的原因?
其二,在“7.23”事件中,旅客究竟死亡多少人,负伤多少人,失踪多少人,这不难查出,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秘密”问题。
其三,究竟是谁在723日深夜两点下令放弃“生命搜救”工作,从而有可能造成不该死亡的生命遭遇死亡?
其四,究竟是谁下令就地挖坑掩埋车体从而为分析事故原因制造新的障碍?
其五,究竟有哪些势力在对难属做“维稳”工作,以至于失去五位亲人的杨峰在微博上公开承认受到压力,表示“真的无能为力”,并声称如果再坚持下去“将会失去第六个亲人”?
其六,当出事动车上的榔头根本砸不开玻璃窗户的时候,这种形式主义的装饰设计又是怎样发生的?
其七,网传在事故发生后,中共宣传部曾于724日给媒体下达指令说:“报道频度不要太密,对事故原因不要挖掘,不要做反思和评论”——是否有这种事情,该作何解释?
其八,温州地方政府为了“维稳”,竟然由司法局下令不许律师擅自向难属提供法律服务,这又该作何解释?
其九,在铁路官僚们一次又一次地拍着胸脯高叫“中国高铁的安全保障是可靠的”时候,请问国务院:中国高铁真是安全可靠的吗?如果不可靠,又该怎么办?
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有知情权,有了解真相的权利,因此,中央政府必须就前述九个问题做出严肃的调查和回答。但仅仅了解真相是远远不够的——了解事件和问题的真相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还要追究责任,不仅要追究中下层官僚的责任,还需追究上层官僚的责任——我们认为铁道部部长及铁道部的党务官僚必须引咎辞职,分管铁道部的国务院领导也应该引咎辞职。
但处分官僚还不足以遏制不断轮回的人祸,只要看看在胶济铁路4.28特大事故中被处分的老官僚安路生最近摇身一变又是上海铁路局局长时,就会知道这种体制内的追责对于人民来说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受处分官员凭借自己经营的官场关系避过风头就会异地为官甚至官升一级。因此,在我们对官僚们进行责任追问的同时,我们需要寻找更深层的责任——那就是政治体制和国家制度层面的责任!
我们认为,无论是7.23动车追尾事件,还是桥梁坍塌事件,无论是强征、血拆事件,还是自焚爆炸事件,无论是唐福珍、罗志凤事件,还是钱云会、钱明奇事件,从根源上讲,都是威权主义官僚政治的产物,是以官为本、官僚至上的产物。在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高压统治下,党务官僚和政务官僚及其依附势力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以“伟光正”自居,以“三个代表”自居,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来对人民进行剥压式统治。国家的一切都控制在这个利益集团手中,一切都由官僚们做主,只有党政官僚们说“是”的权利,广大人民则没有说“不”的权利。人民胆敢监督、胆敢说“不”,就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打击,正如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近日在微博上所叫嚣的那样:“我想对一些愚昧人士说句真心话,不要试图跟政府斗、跟国家斗、跟共产党斗,最后的结果无非只会引火焚身,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懂吗?”
当“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成为真理尺度的时候,指鹿为马的事情就会发生,颠倒黑白的事情就会发生,阴谋“阳谋”的事情就会发生,“屁民”“刁民”的事情就会发生——拆你的房子,你愤怒的自焚,会说你暴力抗法;你的正当权益被官方侵犯了,你想告状,想寻找“包青天”,政府会视你为“不安定”因素,将你或关押、或送往疯人院、甚至直接让你“被车祸”死掉……很自然,在类似7.23动车追尾这样的事故中,官僚们可以大胆撒谎是“天灾”所致,可以在官僚们宣布“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搜救工作结束”后再发现一个宝贵的生命,可以发生王勇平式“不管你相不相信,反正我相信”这样荒谬的逻辑!
但我们这个时代政府很难一统江湖、一手遮天了。当王勇平们威胁“愚昧人士”“不要试图跟政府斗、跟国家斗、跟共产党斗”否则会“引火焚身”的时候,却有更多的“愚昧人士”站出来对大大小小的官僚们说“不”!有更多的中国人敢于挺直巍峨的脊梁来依法抗争和呐喊了。无论是孙志刚事件、瓮安事件、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还是福建“三网民”事件、钱云会事件都能看到广大民众抗争的力量。本次7.23追尾事件发生后,广大网民甚至众多媒体人一如既往的发出了寻求事件真相的追问和呐喊,不间断的对官僚们的弄虚作假、媚上欺下的丑恶嘴脸进行揭露和抨击,才导致整个事件真相在一步步的还原——就在728日,当铁道部头头刚刚否认中止救援,说什么“现场指挥部没有任何人宣布停止救援。正是现场抢险人员争分夺秒、一刻不停地施救,才为后来救出小女孩伊伊争取了宝贵时间”时, 当事记者就勇敢地将救援现场一位“中校”军官所做的“不需要继续搜救,主要是清理现场”的视频公布了。这一视频将铁道部官僚们的无耻谎言揭得一干二净——而这,正是这个国家的希望所在,正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零八宪章论坛”谨向这些不愿唯唯诺诺、不愿俯首贴耳、不愿逆来顺受、不愿做王勇平式奴才的中国公民表示崇高的敬意!
但要摆脱中国特色的“人祸轮回”,要摆脱官僚权贵集团的剥压统治,要将以官为本、官僚至上的权贵中国转变为人民做主、公民至上的现代公民社会,还需要彻底变革现行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建立起以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政体和国体。唯如此,人民才能有效监督制约政府,唯如此,官僚们才不敢颠倒黑白、假话连篇,才不敢一遍又一遍的空背官腔、一年又一年的重复“人祸”悲剧。也只有在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中国,广大人民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才能得到国家制度层面的根本保证!
也因此,在这“头七”来临之际,当我们向死难者表示同胞的悼念和缅怀时,我们也应该振作起来、团结起来,以不屈的呐喊和抗争来为一个民主中国而奋斗!为一个自由中国、宪政中国和公民中国而奋斗!

——《零八宪章》论坛
2011-7-29

拔掉城管毒瘤,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就贵州安顺城管打死残疾人事件致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
《零八宪章》论坛

主席先生、总理先生:
726日下午一点多,贵州省安顺街头发生一起非常恶劣的城管殴打摊贩致死事件,基于人类的道德良知感和正义感,我们不得不就这起事件向你们提出我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认为,城管毒瘤到了非拔除不可的时候了。
被城管打死的安顺残疾人邓启国,外号“毛老九”,右大腿曾因矿难被截肢,属高度残疾人,靠拄着拐杖在街头买点水果维持生存。从网友上传的死亡现场图片看,死者衣衫褴褛、瘦骨嶙峋、形容憔悴,显然严重缺乏营养。从他身下的拐杖以及街头摆卖水果的身份,他显然也没有享受到来自“残联”、来自政府机构的关怀和温暖——不仅没有人来照料他的艰难生活,他甚至连普通残疾人应该拥有的一辆轮椅也买不起。不仅如此,常人都有的求生欲望使得他还得拖着被截取大腿的身体、沐风栉雨,卖点水果来维持自己最低限度的生存。
但,就是这样一位最底层的残疾人居然在你们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无法生存,竟然被政府工作人员“在工作当中”活活殴打致死——是可忍,孰不可忍!
记得总理先生728日在动车追尾事故现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含泪指出:“我们不要忘记这起事故,不要忘记在这起事故中死难的人。它让我们更警醒地认识到,发展和建设都是为了人民,而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安全;它也让我们认识到一个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总理先生还特别提到自己与“胡主席”在得知动车追尾事故后的第一指示均是“救人”、“要把抢救人放在第一位”——根据你们的身份:一位是执政党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一位是中央政府总理,做出这样的指示自然符合天理、符合人心。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在你们指令“救人”的同时,却在纵容下属政府工作人员把同为中国公民、同为炎黄子孙的街头小贩一个又一个往死里打(而且确实由你们领导下的政府工作人员活活的打死了一个又一个底层公民——包括在征地、拆迁、上访中被打死的国家公民)——这是哪里来的“治国方术”?如果你们不信,可以上网“百度”一下“城管打死人”的词条,不到1秒钟,便会出现一大堆类似的信息,如“北京城管打死人“、“重庆城管打死人”、“武汉城管打死人”、“山东泗水城管打死人”、“江西萍乡城管打死人”、“天门城管打死人”、“济源城管打死人”、“辽阳城管打死人”等等等等。如果“翻墙”后在“谷歌”上搜索同样五个字,不到一秒钟,便会找到约四十多万条“城管打死人”的信息……一方面你们在高喊“救人”,另一方面却又在“纵容打人”,作为执政者,作为国家领袖,这又是什么样的混账老师教给你们的荒诞逻辑 ?!
也许你们觉得说你们“纵容”下属“打死”底层公民的说法有点言过其实,可事实上城管部门首先归各地政府领导,各地政府又归中央政府领导,归执政党领导,因此说这些打死人的城管人员是你们的“属下工作人员”一点也没有冤枉你们。其次,自从“城管”这一政府怪胎和毒瘤诞生的时候开始,城管打死人的事件就在各地不断的发生,年年打死人,年年往死打,如果这不是政府的“纵容”,不是领袖们的“纵容”,又该作何解释?如果你们没有主观故意,却又“管不了”、“禁不了”下属城管不断打死国家公民、打死底层同胞的惨烈悲剧,那只能说明——不是你们无能,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制度出了大问题了,在此情况下,这不仅是死不瞑目的死者的耻辱,更是你们——作为党政首脑、作为国家领袖的生者的耻辱!俗话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长此以往,广大人民是不同意的,人民不仅会耻笑你们的“无能”,而且会诅咒你们作为执政党领袖、作为国家领袖的凶残与狠毒的。
因此,你们当肩负起政治领袖对于这个国家的责任,肩负起政治领袖对于广大人民的神圣责任。至少,你们也应该顾及一下你们自己的身份和声誉。我们认为“城管”部门犹如国家的癌毒瘤,现在到了非拨掉不可的时候了,再纵容城管无限制地殴打下去,人民一定会对你们挽起袖子说“不!”的,你们大概也不会否认——对于死难摊贩来说,被城管打死,被“政府工作人员”打死,与死在日本鬼子手中是没有什么本质不同的!甚至他们会认为死得更屈辱!
尤其是在本次安顺城管打死可怜的残疾人后,安顺地方当局为了镇压数千愤怒的群众,竟然调动大量武警官兵,不仅对围观人群发射了高压水炮,而且开枪,甚至使用大量瓦斯弹来驱赶人群,结果,不仅可怜小贩被政府打死了,而且有数百名群众被政府打伤,有几十名群众被政府打伤住院,最不幸的是路过的12岁小女孩宋玉巧竟然被政府施放的某种炸弹炸掉一块膝盖骨……

看吧,这就是你们领导下的中国——不仅你们领导下的城管是这样对待人民的,而且你们领导下的政府包括公安特警也是这样对待人民的,长此以往,人民还有活路吗?我们对此提出严重的抗议,“零八宪章论坛”强烈要求:
第一,依法严厉追究打死残疾人邓启国的凶手,给我善良同胞一个严肃的交待。
第二,依法严厉追究安顺地方政府部门镇压广大民众的凶恶行动,对下令施放炸弹的凶手严惩不贷。
第三,对在镇压事件中受伤的宋玉巧等人,政府要负完全救治责任,并给予足够的国家赔偿。宋玉巧等人如果因此残疾,政府必须承担起完全的护理和抚养责任(包括宋玉巧应该享受的国家教育义务)。
第四,鉴于城管部门的臭名昭著和斑斑劣迹,“宪章论坛”强烈要求取缔城管建制,收归城管权力归“国库”,彻底清除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安全、危害国家健康发展的庞大毒瘾。
主席先生、总理先生,鉴于现行体制下,连你们这些最高党政首脑也对属下政府工作人员的种种恶行长期无能为力,我们认为中国的官僚体制、国家制度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了。我们建议以主席先生和总理先生为核心搭档的执政党高层决策集团应该迅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向民主、法治与宪政的方向前进。唯有如此,执政党才会洗刷治国无能的耻辱;唯如此,政府才能有效肩负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这一“最大的责任”;唯如此,“主席”先生,总理先生才能够洗脱“纵容”下属行凶的嫌疑,才能够为你们自己的政治生涯开辟出真正光明的前景!

——《零八宪章》论坛
2011730



公告天下
艾晓明:想念王荔蕻
“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丽!”
——想念王荔蕻

(博讯北京时间2011703 转载)
   
    荔蕻失去自由一百天了,说起来,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荔蕻不仅是身陷看守所,而且已经被正式批捕了,罪名以当初的“寻衅滋事”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几个月来,友人不断失踪,我也自顾不暇,对于荔蕻的处境,却没有写下一篇文章,这件事,怎么也说不过去。午夜时分,我常常想到失去自由的朋友,而荔蕻,是其中对我来说最为亲近的女性姐妹。她比我小两岁,年近五十六了;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需要钢板保护;而且她还高度近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左眼600度、右眼675度,摘了眼镜就跟瞎子一样”——但在看守所,护腰不能带进去,眼镜也必须摘下;亲爱的荔蕻,如何应付周遭模模糊糊的世界?曾经有过抑郁症而失眠的她,又熬过了多少失眠之夜?她对这漫长的囚禁乃至批捕有准备吗?她会不会满怀信任地想着我们这些朋友,相信我们会像她那样为受苦的人奔走?而我们的无所作为,会让她多么失望啊!
   

     时光倒退四十年,那时,荔蕻还是一个下放到延安的北京知青;十八岁的少女走在黄土扬尘的盘山公路上,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公路的高音喇叭里播放了一段小提琴演奏的西方乐曲。她在回忆中写道:
   
     那一刻,灵魂被击中了。
   
     虽然当时我身上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腰上系着一根草绳,背驮着,腰弓着,兜里只有四分钱;但此时我的灵魂却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丽!我沐浴在人类最高智慧的灿烂阳光下,我沉浸在人类所能创造出的最美妙的音乐中!这音乐是这么熟悉,这么亲切——原来那她一直在我的内心栖息着,从未离开,只待唤醒,便轰然飞升……绚丽无比!
   
     荔蕻是将门之女,她父亲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建国之后在海军机关工作。少女时代她也学过小提琴。她写道:“当我站在陕北的那条喧闹的土路上时,我的小提琴正无辜地冰冷地躺在窑洞里,弓弦已经被老鼠咬断,每天抡撅挥锄的手指也早已僵硬无比,很长时间没有打开琴盒了,但在我心里对小提琴琴弦发出的梦幻般的声音、对神圣而美丽的音乐却异常敏感。”
   
    荔蕻没有走上艺术道路,在延安插队三年之后,她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北京。八十年代,荔蕻在北京政府机关工作。1989年之春,和当时很多政府机关的干部一样,荔蕻走上街头游行的队伍,她至今依然保存着游行时穿过的衣服,上面印有“自由万岁”四个红字。可想而知,荔蕻为什么在1991年起离职。
   
    红尘滚滚,命运浮沉,荔蕻有过物质上的满足,但她不快乐。一直到几年前,荔蕻和老虎庙等人走到一起;他们开始了救助北京地区流浪访民的志愿行动。荔蕻那向往着“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丽”的灵魂复苏了,她重新找到了青年时代的理想、友谊和内在的丰盛。
   
    荔蕻开车送我去拜访画家严正学,在车上聊聊几句话道尽彼此前半生。我和她在网上结识,因为她和我的朋友王克勤,都关注到山东女访民李淑莲之死,荔蕻在网上发布了详尽的消息,并亲自到山东走访。还有邓玉娇事件,荔蕻和屠夫一起去到巴东。也许可以这么说,荔蕻的人生轨迹,因网络而改变。网络凝聚了理想,让一群关注弱势群体命运的人从线上走到线下,力图改变人们在现实中的命运。
 
一,王荔蕻给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的23封信
   
    为写出荔蕻的故事,昨天我一直在读她的博客。荔蕻为“福建三网民”奔走呼号,很多人有目共睹。然而,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20099月,荔蕻在瑞士的日内瓦参加人权教育培训;当时因帮助严晓玲母亲拍摄视频的福建三网民已经被捕。在那天的博客中她写道:
   
     曾经像听童话似的听老虎庙说起,在福建有一个人,每个月都从不多的工资里拿出一部份,存起来,以备有悲惨之人来求助!我真的不敢相信,现在还有这么纯粹的人?!
   
     我真的不敢相信,在今天我们特色的国度,肮脏被描绘成圣洁,贪腐被吹嘘为英雄,道德已经沦丧到没有底线!而竟有人坚守着被斥为傻的良善?
   
    游精佑,真希望你不在那里!真希望你是在这里,在日内瓦。这里空气很好,这里的林荫路令人充满了遐想;游精佑,你不过是一个桥梁高级工程师,你不是上帝!请不要那么好吧,请不要让我们太过惭愧!
   
     后来,在给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的信里,荔蕻这样写道她的初衷:
   
     说实话,当我第一次听说他的故事的时候,是有一点点疑惑的。因为在我的一生中看到的骗子太多了,受别人骗也太多了。然而接着我就看到了,听到了——游精佑,他是真的在践行他的以善良温暖他人,以关爱改变社会的信念的。我真的为他感动了。
   
     不管您信不信,有一天深夜,在电脑前,面对着他的赤子之心,我流泪了。
   
    在芸芸众生中,荔蕻是一个普通人,游精佑也一样。他们不是著名学者、艺术家或者社会地位很高的名流,也不是法学界人士。但他们由于网络相识,开始身体力行地履行公民责任。全国敢于为底层发声的专家学者,也许屈指可数,但无数普通人以网民的身份参与,带来了新的政治。这正是这个国家不曾有过却已然开始的美好生活,公民通过网络连接起来,参与公共事务。无论地位身份如何,人们以网友的名义聚集在一起,无需相识,无需实名,只要有共同的关注。代之以无力感和麻木不仁的是,网友觉得无名小卒可以做一点事情,哪怕是为无辜入狱的网友喊一嗓子。“围观改变中国”的想象在推特上传扬,2010年,福建马尾法院开庭审理期间,法院门口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民,而在网上凝聚起来的签名关注更达到五千之多,正是源于这样的想象。北京独立纪录片导演何杨的作品《赫索格的日子》详实记载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政治景观,人们凭着朴素的信仰,自八九之后第一次(至少在我是第一次看到)走上街头高呼:言论无罪,自由万岁!
   
    荔蕻推动了这场争取网民言论自由的行动,这也就是这次检察院起诉的所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之罪。假如这个罪名成立,尽管今天的局势已经无比严峻,但荔蕻入罪的事实势必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让人们必须重新审视福建三网民案(游精佑、吴华英和范燕琼帮助严晓玲录制视频上传网络的所谓“以及其中的案中案(吴昌龙在看守所超期羁押超过十年的福清纪委爆炸案以及闽清严晓玲身亡疑案)。因为,王荔蕻“聚众扰乱社会治安”案,是因三网民案而发生的。王荔蕻和全国网友亲赴福州马尾关注庭审的行动,全部都有视频记录,这些视频内容和现场画面,不仅警方有;而且,最重要的是,集中在北京独立纪录片导演何杨作品《赫索格的日子》里。不管哪一级的领导,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王荔蕻因三网民案被再度入罪,注定给这部纪录片做了一场声名远播的宏大广告。我曾和北京大学法学家贺卫方教授一起看过这部片子,贺教授的感概是:全国所有的法学院学生,都应该看这部纪录片。
   
    我还想说的是,假如这是“聚众扰乱社会治安”,这实在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聚众,并且,这些场景,包括王荔蕻本人现场拍摄的视频录像,早已郑重地以特快专递形式寄达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见王荔蕻给孙春兰的第20封信)。如果说王荔蕻犯扰乱罪,那么这个罪不是她一个人犯下的,全国参与讨论三网民案的无数网友不说,提出质疑和呼吁的著名律师、法学专家和学者也有很多人;更还有包括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以及多家报纸,福建三网民案的能见度是所有这些媒体和网络传播造成的效应。网民聚集到马尾法院门前,绝大多数人根本不认识三网民中的任何一位,与他们更无个人利害关系。人们走到一起,只是为了一个理想,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正如王荔蕻在为狱中游精佑庆祝生日的聚会中所说:
   
     谁说是我们在救援你?我们是为了我们而战。你是我们的良心,我们不想让最后一点良知被怯懦埋没。是你在救援我们的良知,是你在救援我们的勇气。是你在救援我们最后一点言说的空间。
   
     王荔蕻为什么会成为关注三网民行动的发起人?要理解她的动机和目的,我恳请关注王荔蕻的人、特别是对她实施批捕的人一读再读。
   
    这些信始于2009124日,这天是全国法制日。此前五天,孙春兰调至福建,接替原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王荔蕻对此寄托了希望,她期待在这个新的开始,三网民案能够获得转机。
   
    王荔蕻以北京市民的名义介绍了三网民案及其反响,她写道:
   
    据说,现在我们国家有三亿网民,谁能保证我们在网上的每一句言说都百分百“正确”呢?倘若这三位品德高尚的以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好人,也因为发帖而遭刑囚,那么我们三亿网民中又有多少人在预备着进入牢笼呢?
   
    2009124日到2010615日,王荔蕻给孙春兰一共写了22封信,连同 20103月两会期间,给作为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孙春兰写的信,共计23封(全文见王荔蕻博客http://t.co/YM4gaiU)。从信尾落款到发博时间,多是在深夜写就,凌晨上网。信件以特快专递寄出,也专程送至福建省委驻京办。
   
    真的,我认为孙春兰书记是一位幸福的人;因为一位远在北京的市民是如此关心她在福州的执政实践,其拳拳之心,跃然纸上。王荔蕻写道:
   
    我们的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百年来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历史的大潮只会向前而不会倒退的。如果在封建社会,那么“民告官”本身就是有罪的,官老爷是碰不得的。想告官,先要自愿承受“滚钉板”或杖责、甚至坐牢的,倘若所告“不实”,更要面临着杀头的危险。但我们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我们现在的国体号称是共和国,而且是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摘自第一封信)
   
     读着荔蕻的这些信,我一次次为荔蕻的执著和爱心所感动。是什么力量,让她彻夜不眠,坚持不懈地一封封给孙书记写下这些信?我觉得,爱心、嫉恶如仇,这些品质很多人都有,但是我们普遍缺乏的是行动。还有,我们不相信行动有用。网络上每天都有悲惨的消息,久而久之,我们的无力感变成习惯,习惯于漠然,听而不闻。
   
     荔蕻的爱不寻常,因为她相信行动。她在信里和博客文章里多次提到,游精佑每月固定从工资里拿出积蓄,以支持救助那些可能有需要的人。这个行动看起来很小,却是可以做的。荔蕻参与救助流民的志愿者活动,他们用公民捐助,帮助一位小伙子治好了从四岁开始就流脓的腿伤,让他可以站起来旅行,和亲人团聚。荔蕻从这些活动中看到行动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因此她相信行动是有用的。也因此,她深深地珍视福建三网民的精神,他们和自己是一样的人,力图尽一己绵薄,温暖他人。患难相助,这就是荔蕻感同身受的公民精神,她不能容忍这样的人身陷囹圄。她因此在深夜里一遍遍地呼唤省委书记的正义感和良知:
   
     一封信不递、两封信不递、三封信不递……,我今天是第九封信了。我还会写下去的。也许要写够第一百封信才能感动你们吗?
   
    昨天在我的信箱里看到游精佑的女儿游豫璟的留言:“阿姨,我心里很难过”。我心里真是比这个小姑娘还难过。
   
    今天驻京办的一位女士说,孙书记不会看的,实话告诉你,秘书就给截下来了。我在机关干过,知道文件运转流程。但我还是要写。要不脉搏里悲愤的热度会将血管迸裂。可能会写到一百封信,或者一千封……中华大地已承载了太多的苦难,我们真的不希望出现新的伤口!
   
     2010年,年关将至,从26日农历腊月廿三到正月初一,连续九天,王荔蕻每天给孙书记写了一封信,恳请她关注三网民案,让他们回家过年。她说:
   
    像这样的人,是人类保护自己的白血球啊!茫茫人海中,他们是多么稀少,对他们是应该保护的,而不是捏造罪名进行摧残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吗?在这个时候,让游精佑们回家过年,会让八闽百姓深深体会到有关方面的善意释放,对八闽大地的和谐是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的啊。虽然几近绝望,仍然忍不住要给您写这封信。
   
     腊月二十九,蒸馒头。今天又有一件好消息:冯正虎回家过年了!温家宝总理在新春贺辞中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在这个新春来到之际,无罪释放三位网民,这不正是共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吗。
   
    如今三网民案已经进入历史,再过几天,就是游精佑走出监狱的一周年。我相信,除了何杨的纪录片之外,王荔蕻给孙春兰的23封信也将永垂史册。很多年后,当中国人再也不会因为在网上发帖而受到追捕,当人们可以无所畏惧地监督公权力,参与公共事务时,他们应该知道,这一切是如何从普通人的努力开始的。在三网民案结案的七个多月之后,王荔蕻竟因此被刑拘继而批捕,则再次见证了这个时代争取自由的环境多么残酷。
   
,抗拒平庸:诗意的灵魂

    我第一次见到荔蕻,是在20099月的一天,那天,我本来要去北京大学媒体研究的课程讲我的纪录片。在那次旅程中我才明白,原来我的讲座在高校是被封杀的。因为头一天发生了我在首都师大的讲座中有人冲进现场进行阻挠的情形,我给北大的老师说可能讲不了啦。而那位邀请我的老师说: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在北大。结果当天晚上,他就得到我不能出现在课堂上的指令。
   
    那天我和荔蕻第一次见面,讲座取消了,我的时间很多,因此我们可以从容交谈。荔蕻兴致勃勃地和我讨论德国电影《朗读者》(Der Vorleser,中文也有译名为《生死朗读》),我们谈到影片中呈现的那种平庸的恶,荔蕻甚至打开录音笔来记录。
   
    我想当时荔蕻很可能是打算写出一篇有关《生死朗读》的影评的,结果没来得及。108日,因为刘晓波获奖聚餐,荔蕻一众,包括许志永、何杨、阿尔、屠夫等,全都被抓进了派出所,而荔蕻更是在里面被拘留了八天。
   
    荔蕻后来写出来那八天的经历,她经历了四次提审。她写道:
   
    在车上那个派出所副所长,带着点得意说,你们纯粹是瞎闹,以后你要多看点书!你看我平常就爱看些书,我还爱看古书,比如《古文观止》。
   
    我的眼镜没掉,也没心情笑。虽然我觉得他基本不会真的去看《古文观止》,就是看,恐怕也看不懂的。我只是说,你的知识结构太陈旧了,作为执法者应该读读《社会学》、《政治学》,你应该上网查查什么是“平庸的恶”。你们执法,为什么要那么粗暴呢?有必要吗?
   
    这次看守所拘留的经历,荔蕻写进了她的组诗《八天》,这是荔蕻博客上惟一的诗篇,而且,好象是在囚室,她第一次尝试写诗:
   
    我如此年轻
    鬓发葱茏
    踏进铁笼的“新房”
    第一次——学着
    把文字分行码放
    秋色苍黄
    白墙黑窗
    我是光明待嫁的新娘
   
    这组诗共有六首,在我这个外行来看,都是最好的诗篇。因为它勾勒出了一个勇敢的女性,写出灵魂的刺痛。它尖锐,简洁,独特,让人看见不肯弯曲的项背,例如下面这首:
   
    良心犯
    从此,我和你们相同了
    你们曾经的、现在的囚犯
    你们有一个名字
    ——良心犯
    从此,我和你们相通了
    野蛮的手折断铁血的玫瑰
    剩下了坚硬的刺
    不再随风荡漾
    从此,我和你们一样
    用尖刻的冷眼
    剖解饮鸩的国
    它以寒冰锁我的身
    我用滚烫的心拥抱我的骨肉山河
    从此,站在鸡蛋一边
    我有了一干义薄云天的兄弟
    嗨,你们好!
    加我一个——既然末世已经开始狂欢
   
    很多年了,我既不读中国当代小说,也不读汉语诗。而荔蕻,既不是作家也不是诗人的她,却让我感受到诗歌的魅力。在这样一个平庸与恶如此流行的时代,诗歌竟然是可能的,它来自极端的困境中思考的清醒和灵魂的纯粹。我说的纯粹,意思就是坚持道德的信念和责任。荔蕻作品的诗意跟她这个人一样,是身心一致的。她的痛苦,不是为赋新词,而是根植于苍茫大地的生灵的痛苦。她的诗意不是自恋自怜的,而是涌向他人。所以,当看到山东上访的姑娘姚晶被截访的大汉打得脾脏积水时,她会和许志永他们一起站到街上为伤者募捐,她会在博客文章里为李淑莲、王静梅这样不能说话的人大声疾呼。
   
    当我这样来评述荔蕻时,我是力图写出荔蕻的心性,她的善良和美好。我知道,荔蕻自己,与其说是想写诗,她更想的是拍片子。在2010319日福州三网民开庭现场,荔蕻拿着家用手持小摄像机,拍下了最激动人心的现场。如果你看何杨的《赫索格的日子》,其中一边喘息一边奔跑,离警察最近的片段,就是荔蕻拍的。我在此前评论过艾未未的《老妈蹄花》,那部作品里,摄像机已经大大地进入到了上访对峙的前线。而荔蕻所持的摄像机,则再一次突破了这个冲突的距离。那个段落,用何杨自己的话来说:实在是太好了。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历史上,这样的场面,拍摄者奔跑着追警察同时高喊:你为什么打人;谁也没有拍过,没有拍得这么好。
   
必须保卫王荔蕻
    尽管写了这么多,假如你认真问我,谁是王荔蕻,我一下子还是不容易作出回答。王荔蕻,已经退休,年过半百,在人群中,和任何街巷里弄打麻将的大妈没什么区别。她写诗又不是诗人,玩摄像机也是业余水准;她热心公益却并不专属于任何公益机构。王荔蕻,就是一个网友,一个被朋友们尊称大姐的人。
   
    荔蕻这次被拘捕,就其个人行为来讲,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原因。在去年因刘晓波获奖聚餐被拘留八天之后,王荔蕻受到了三个月的软禁,没有行动自由。一直到今年的121日,她家楼下才撤岗。在她被站岗期间,我偶尔在skype 上看见她,我们就聊几句。诸君,我们会聊国家政治吗?错啊。我最常跟她说的是要吃枸杞补血,调养身体,改造世界观保健养生巴拉巴拉。而她向我咨询的问题则是:你说我理个什么发型好呢?我觉得短发挺好。理个光头如何?太激进啊。白发很多了。不要染,有毒呢……
   
    在这期间,她被要求写保证书,结果,她竟然写了一个《不作保证书》
    
    ……
     从法理上,让一个公民写保证书,保证自己不去做“合法的事”才能有行动自由,是违法的,是对法律的嘲笑。
    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有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生活的权利、自由行走的权利。
     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不能保证面对苦难时保持沉默,我不能保证面对像钱云会、唐福珍、李淑莲……这样的悲惨事件假装看不见。
     假如我面对苦难和恶行保持沉默,那么下一个被恶行打倒的就是我自己。
     做为执法者,你们对我的自由予以限制,是违法的,而且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希望执法相关部门及人员尽快改正你们的违法行为,还我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王荔蕻
   
    过年之后,荔蕻去了一趟河南,第一是去看网友王译;后者因为一条被续貂的推文被劳教一年。继而她去了新蔡,看望了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田喜的父母,她还想去上蔡看被判刑一年的维权者田喜;记得我们中间通了一次电话,荔蕻说我可能去不了啦,腰病又犯了,打算返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不久,321日,王荔蕻被朝阳区警方带走并抄家,420日,被检察院批捕,到今天,已经一百零二天。
   
    2月下旬以来,从冉云飞被拘留批捕到艾未未等人失踪;接连发生的事情令人不安和震惊。渐渐地,滕彪、江天勇、艾未未等人出来了,而荔蕻面临的困境却无改变。我在推特上,每天只看到极少的几个网友,依然在推有关荔蕻的事,其中一条坚持不懈的推文是:让我妈回家吃饭!来自荔蕻的儿子小齐。
   
     在艾未未被囚禁的时候,全世界每天都有关于他的新闻,也有专题网站收集了所有关于他的讨论。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王荔蕻身上,除了网友秋蚂蚱,我还没看到其他人的说理文章。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王荔蕻的朋友们,分别都受到打压或警告。一些人不再上推,另一些人上推也只是潜望。我在想,也许,声援王荔蕻是比声援艾未未更困难的一件事。因为,当你为艾未未呼吁时,这位艺术家的世界声誉是一个有力的屏障。而王荔蕻,只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公民,一个网友而已。
   
     但是,必须保卫王荔蕻,理由也很简单,因为王荔蕻是好人、好公民、好大姐。假如这样的网民都被想象成国家的敌人,我对国家的担心,就远远超过“敌人”本身了。尽管,今天在强大的国家面前,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很弱小,但我的恐惧不足以战胜我与荔蕻的友情。我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和荔蕻的孩子站在一起,让他知道,他不是孤立的。我也期待荔蕻知道,我们想念她。感谢荔蕻的朋友殷龙龙写了这首诗,我愿所有的朋友都来呼吁,回家吃饭,荔蕻!
   
    九行,冷兵器
    ——给王大姐
   
    我想写一首关于疼痛的诗,其中有王大姐
    我想写一首关于王大姐的诗,其中有透明的呼吸
    我想写一首关于空气的诗,其中有自由
   
    我不说我看到的,你们能听到
    我不给我完成的,你们打捞现代的成语:被自杀
    我不信我命里的,你们削去一层皮
   
    只有将军的女儿领走这份耻辱,这份荣誉
    只有过年似地闻到硝烟。那些脱铠甲接骨的人们啊
    只有诗歌像废话一样路不拾遗
   
     201171
     (博讯 boxun.com)


王荔蕻之子:放我妈回家吃饭
                         
作者: 吴雨
中国维权人士王荔蕻自三月份被中国当局刑事拘留已逾百日,近日,海内外网友共同发起声援行动,因维权被判人狱的河南艾滋病感染者田喜的父母也于今天发出呼吁,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王荔蕻。
今年321日晚间,中国知名的维权人士王荔蕻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她在Twitter微博上留下一句话:"该来的总会来"
她也成为"中国茉莉花革命"打压风潮中,众多被抓捕人士中的一位。422日,王荔蕻被正式批捕,罪名为"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王荔蕻一直致力于帮助弱势群体维权,曾救助北京访民、支持"三聚氰氨毒奶粉"受害家庭、参与"福建三网民"围观活动等,对于王荔蕻的被抓捕,外界普遍质疑中国当局是在对"福建三网民"围观活动的秋后算帐。
目前,王荔蕻关注组发起了多种行动方式,包括国际机构和西方政府的游说,告诉公众"谁是王荔蕻""我爱王大姐"征文等。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撰文《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丽》,讲述王荔蕻从"将门之女"成为"自由使者",及近年帮助弱势群体维权的经历。
77日,王荔蕻在被抓捕之前,刚刚探望过的河南艾滋病维权人士田喜的父母田德民和陈明贵夫妇,向北京朝阳区公安局和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发出公开信,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王荔蕻。
"他们一直在拖延"
自王荔蕻被捕后,她的儿子小齐在Twittter微博上,每天发出:"放我妈回家吃饭"的推文。
德国之声联系到小齐,他说上次前往探望母亲时,看守所人员以电脑故障为由,说无法安排会见。他反复联系北京朝阳区检察院负责王荔蕻案件的检察长张楠,但一直都没有联络到,小齐觉得对方在有意回避此事,司法机关也并不愿意开庭,一直在拖延而没有任何说法。
"对政治审判我们也只能是政治辩护"
北京律师刘晓原和韩一村接受小齐的委托成为王荔蕻的代理律师,630日,律师年检,刘晓原疑遭当局报复,年检迟迟未予通过。
德国之声联系了另外一位代理律师韩一村,他说将于周五再次申请会见王荔蕻。他还没有看到完整的案卷材料,但就检方的起诉意见书,他认为王荔蕻是无辜的:"现在中国的法律情况,大家都清楚,从性质来说,这是一个政治案件,如果仅靠律师、靠法律,把王大姐救出来和恢复自由是不现实的。我将来在法庭上辩护,对政治审判我们也只能是政治辩护。"
但他强调律师代理此案的意义在于:"律师代理这个案件其实是一种呐喊,我们要把这件事冲出法庭带到社会,第一个意义让人们知道王大姐是无辜的、正义的;第二个意义是我们要做水滴石穿的工作,这也是一种维权。而且这样的维权对制度有一个冲击。"
"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王荔蕻"
据悉王荔蕻被抓捕的事件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爱尔兰前线、大赦国际、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都在跟进后续的工作,德国之声采访了大赦国际香港发言人Chine,她表示:"我们确认王荔蕻是一个女性人权捍卫者,她关注的议题超越了政治,实际上她关注的是民生和社群有关的议题,中国当局用'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来令一个人权捍卫者不能够发声并进行关押,这也违反了国际的人权、反对任意关押、反对酷刑等各项标准,我们感到非常关注和担忧,王荔蕻被关押了这么久,我们担忧她可能受到了各种不人道的待遇,对于这位女性人权捍卫者,我们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的释放。"


珍惜生命,捍卫人权
——“维权网”就“7.23甬温线高铁特大车难”的声明

    729日,是“7.23甬温线高铁特大车难”发生的第七天,依照中国民间传统是在该事故中死难者的“头七”。各地网友自发准备举行的纪念活动纷纷遭到当地警方阻止,网络与新闻媒体被通知“对相关事故报道要迅速降温,除正面报道和权威部门发布的动态消息之外,不再做任何报道,不发任何评论。”一场死伤数百人的特大交通灾难,一起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的恶性事件,眼看又要被禁声,社会各界对真相的追问将被中止,那些失去的生命将被换算成金钱。“维权网”特此表示严重关切!
     
    723日晚上2030分左右,甬温线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北京南至福州D301次列车与杭州至福州南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截至729日,官方公布事故已造成4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如此重大伤亡事故,固然让人痛心,然而事故发生后铁道部门主导的抢救伤亡、查找原因、发布信息、回应难属等等方面的工作,屡屡出现违背常理,无视生命,侮辱人格,践踏人权,违反法制,突破人伦底线的行径,更是让人感到无比愤慨!
    
    其一、快速停止搜救,缺乏对生命的基本悲悯和人道情怀:事故发生后的7个多小时,也就是24日凌晨2点多钟,铁道部门就以检查无生命迹象而停止对事故车厢搜救,并随后命令将车厢吊起清理、拆解。在现场抢救的温州警察坚持就地搜救,之后才又救出小女孩“伊伊”。724 23时,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在温州水心饭店为“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举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在你们宣布没生命体征、开始拆解车厢时,为什么又发现一个活着的女孩?”该发言人竟称:“这只是一个奇迹。”记者:“那你们做的决策是不是错了?为什么说没人活着又发现呢?”发言人:“我只能说,它就是发生了。”
   
    其二、匆忙吊车、拆车甚至埋车,将人的遗体当作垃圾对待,将死者遗物当作一般财物对待,丧失了对生命的起码敬重和人道关怀。从媒体披露的消息可见,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铁道部门就指令将车体吊起,对事故车厢拆解,导致一些死者尸体受到损伤,有的被铲掉头部,有的被铲掉脸部和胳膊等。如遇难者家属杨峰痛诉:“我老婆的脸被挖得面目全非,姐姐的头没有了”。死者家属质疑自己亲人究竟是被撞成那样,还是被铲成那样。甚至有人质疑,是否还有活体因为这种吊车与拆解而死亡?同时对死者的遗物当作一般财物对待,清理掩埋,这既是对死者不尊重,也根本没有照顾生者的感情。如此匆忙采取这种措施,是有违国际事故救援、处理的基本常识和伦理的。199863日,德国高铁发生了一场特大铁路事故:一列高铁列车行驶到埃舍德的一座路桥时冲出轨道,撞上路桥,造成101人死亡,88人受伤。搜救工作整整持续了三天才结束。约有1900名救援人员参与了现场抢救,其中包括驻扎在附近的英国军队。而“温州车难”的抢救时间却只有7个多小时就为通车而匆忙停止。
     
    其三、死亡人员名单疑云重重,对死者不敬、对生者不忠。铁道部先后公布了40名死亡人员名单,但729日上午1123分,100天小娃娃王沂轩的妈妈郭瑶在微博中悲愤地质问:“王勇平,我求你了,我给你一百万,你去死!为什么死亡名单上没有我孩子的名字?到底还有多少人的名字没有登上去?”同时有网友披露保险公司员工透露死亡人数跟铁道部数字相差甚远,就是铁道部官方自己公布伤亡数跟实际坐车人数也存在重大差距。由此可见,真实的死亡人数肯定与公布的不符。这种实名制购票,而伤亡人数却迟迟不能准确统计,显示其中有隐瞒欺骗的行径。
  
    其四、草率对事故原因下结论,愚弄天下、欺骗国人。事故的第二天晚上,铁道部发言人就断言事故原因是“雷击”。如此草率对重大事故原因做出结论,可见铁道部欺骗世人、草菅人命的本性。德国1998年高铁事故后,用了长达5年的技术调查和法律审判,最后才对事故作出最终结论。而日本2005425日“JR福知山线脱线事故”, 在历经两年多的反复调查取证后,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在20076月才拿出了最后的报告书。中国却在一天后就给出事故原因结论,这是何等不负责任!
     
    其五、匆忙掩埋车体灭迹,丧心病狂的逃避责任:725号,在事故过去还不到38小时,原因还没有查清的情况下,铁道部将破损车体碾碎,掩埋,出事路段已经恢复通车。如此匆忙恢复通车,完全视生命如儿戏。相比较,日本“JR福知山线脱线事故”后,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官员在要求严格保持现场状态下进行了大概一个月的调查。 虽然在这过程中,运营公司希望能够及早开通线路以减少经济上的损失,但没有安全委员会和警察局的许可,他们没有办到。由此可见,中国铁道部为部门谋利而视国民生命如草芥的行径。
   
    其六、蛮横列出赔偿条件,缺乏基本平等、协商精神。铁道部对死难家属先开出赔偿17.2万元,后提升到50万元,最后改为91.6万元,但却蛮横地对家属下达最后通牒,如果在730日之前不签署赔偿协议,铁道部就撤离温州,停止对该事件的协商。可见铁道部对死者家属没有基本诚意,更没有一颗负罪忏悔的心,也缺乏与家属平等、协商的精神。
  
    其七、对死难家属施压,丧尽天良、湮没人性。从目前已经披露出来死亡五名亲人的杨峰,曾坚决不要钱,要真相,而后又在微博上说:自己受到压力,实在没办法了,若不答应就将失去第六位亲人。可见他受到了无法抗拒的压力。而死难者家属被隔离,被单独谈判等等,都显示出铁道部门真正是丧尽天良地吃人血馒头。
    
    其八、官方成立的调查组仍然有铁道部官员,违背回避规则。从目前公布的对事故调查工作来看,里面有铁道部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如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梦恕成了调查组的专家组副组长,他就曾说中国高铁能保证“后面不追尾, 前面不撞车”。动车出事后,他马上先入为主地说可能是司机疲劳驾驶。这种专家怎么可能公正调查出事故原因?这种安排是违背基本的利益相关人回避原则的。
  
    其九、封杀舆论、惩处敢言之士,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温州车难”后,不仅媒体报道受到限制,大量网络言论被封杀,更有CCTV24小时》栏目制片人王青雷因批评铁道部遭解职,还有的批评铁道部者被要求写检查。最后到29日晚宣传部门发布通知:“鉴于7.23涌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境内外舆情趋于复杂,各地方媒体包括子报子刊及所属新闻网站对事故相关报道要迅速降温,除正面报道和权威部门发布的动态消息之外,不再做任何报道,不发任何评论”。如此赤裸裸地对公民言论的禁封,完全践踏媒体与公民的新闻与言论自由权利,也是阻止公民追寻真相,剥夺公民知情权、监督权的行径。
    
    其十、追责流于形式,任命让人诟病。事故发生后,铁道部为平息民愤而迅速免去了包括上海局局长的三名干部,但却将曾经胶济铁路重大事故责任人安路生调到上海局任局长,如此安排,让人看到追责的虚假与对公民生命的不负责任。
      ……
  
    我们无法一一列举“温州车难”发生后出现的种种无视生命、践踏人权的现象。导致如此种种让文明人类难以理解的怪象,所能总结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权力在无制约下的蛮横,制度在无制衡下的罪孽,无疑是罪魁祸首!
  
    一个没有将保障公民的生命和人权作为政府的最高原则的国家,是不可能树立起尊重个体生命意识的;一个权力不被划定为服务权利的社会,权力就没有边界,就不可能产生责任,就必将对权利蛮横无度;而一种政治制度若不立足于人权、自由、平等、法治、宪政之上,就只能成为少数人剥夺蹂躏多数人的社会,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就只能被漠视。在一个个体生命不被尊重的国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个体永远被统治集团与权力压迫着,一切所谓的“发展”都会成为权贵劫掠的口实,而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却只能成为国家这辆“飞速列车”的铺路石。惟其如此,所以才有王勇平在受到指责后于微博上叫嚣:“我想对一些愚昧人士说句真心话,不要试图跟政府斗、跟国家斗、跟共产党斗,最后的结果无非只会引火焚身,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懂吗?”在这些官僚眼中,维护个体尊严与权利就是跟政府斗,就是愚昧,个体永远只能是国家、政府、某党的奴婢,是微不足道,所以宣布没有生命迹象而出来的“伊伊”只能说是“奇迹”!
    
    铁道部及有关当局如此对待“温州车难”,是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第五条“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二条“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同时也违反中国《宪法》承诺:“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公民有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也违反《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承诺保护公民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利;还违背温家宝总理在这次“温州车难”后强调指出的:“发展和建设都是为了人民,而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安全;它也让我们认识到一个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
    
    当此之时,“维权网”郑重要求:
      一、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调查委员会”机制,对“温州车难”进行严肃公正的调查听证,及时公布有关调查进展,还公民以真相,还死者以公道,对生命安全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二、彻查造成这次动车追尾事故的原因,以永久避免灾难的重演,依法追究相关事故责任人,及在这次“温州车难”事故救援中过早下令停止救援及毁车埋车的责任人。
    三、切实尊重受难者家属,与他(她)们平等协商善后事宜,合理解决物质赔偿与精神救助。
    四、尊重公民的知情权与媒体的言论表达和新闻自由权利,允许媒体、公民自由公开关注与讨论“温州车难”,以发现问题,总结教训,杜绝后患。
    五、在全国开展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宣传教育,使个体权利真正成为社会发展、政府决策、国家治理的根本。
    六、启动政治改革,建立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真正落实权力主体为民,将权力置于公民的监督和规范之下,使公权力摆脱为权贵集团谋利的角色,切实承担起保护公民生命、财产的责任。
  
  
    维权网
    2011730


贵州人权研讨会:
强烈抗议和谴责中共对冉云飞及王荔蕻的逮捕和关押

(博讯北京时间2011730 转载)
    来源:维权网
  
     中共集团凭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及恐怖的邪恶行径,将中国的合法政权抢夺到手中后,为了巩固自身这个不合法的暴力恐怖的政权,他们从1949年就开始对热爱和平、自由与民主的人们进行着暴力的镇压和恐怖的屠杀。 (博讯 boxun.com)
  
    60多年来,中国民众在这种高压的恐怖主义政权的统治下,过着胆战心惊的贫困生活。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中,他们鼓励人们高唱革命歌曲,但是,却不允许人们去进行新的革命,因为这个独裁者集团垄断了所有革命的权利。唱革命歌曲只能是对这个邪恶的暴力集团歌功颂德。也只有歌功颂德才能分到一点残汤剩馕,余下的就是对那些不屈的中国人进行镇压、关押和屠杀。
  
    但是,中国人却是一个不信邪恶,不怕恐怖暴力的民族。这个民族的精英们,就是要进行新的革命,就是要用一人一票的自由民主的选举,来选出自己信任的执政领袖。于是这个新革命的形式“茉莉花革命”便在中国的大江南北蜂拥而起,震撼着中共独裁者,使其邪恶的政权摇摇欲坠。
  
    在众多的自由民主人士之中,四川的冉云飞先生和北京的王荔蕻女士,是这群人们之中的佼佼者和中国社会的道德和良知。他们和众多的已被关押和逮捕的“茉莉花革命”的志士一样,也遭受到中共邪恶集团的关押和逮捕。
  
    冉云飞先生是在2011219日晚间被四川警方带走,24日其夫人王伟收到了冉云飞的刑事拘留通知书,当时冉云飞被指控的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28日上午冉云飞的夫人王伟收到成都市公安局对冉云飞正式批捕的通知,该局于2011325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冉云飞实施逮捕,现关押于都江堰。(此前刑拘通知书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现在逮捕通知书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2011321日晚间,中国知名的维权人士王荔蕻女士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她也成为"中国茉莉花革命"打压风潮中,众多被抓捕人士中的一位。422日,王荔蕻被正式批捕,罪名为"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贵州人权研讨会旗帜鲜明的指出:“中国的茉莉花革命”是中国民众对人权与自由民主在其法律精神的彻底追求。任何执政党团和任何政治势力,都无法改变中国民众这一普世价值的政治信念。
  
    对冉云飞先生和王荔蕻女士的逮捕和关押,都是对中国民众及其自由民主的政治信念的彻底颠覆。历史表明:凡是对人民意志的颠覆,那么这个政权就已经是风雨飘摇而到了日落西山的政治境地,历史也提供了众多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冉云飞先生和王荔蕻女士,被逮捕和关押至今却没有开庭对他们进行公正的审理。这也说明了中国的司法,是一个为了中共独裁者集团的利益摇头摆尾的走狗;以及镇压中国民众的利器。
  
    为此,贵州人权研讨会发出严正声明:强烈抗议中共独裁者集团对冉云飞先生和王荔蕻女士的非法逮捕和关押!并强烈要求中共政权立即无条件释放冉云飞先生和王荔蕻女士。我们呼吁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群起声援冉云飞先生和王荔蕻女士,谴责和声讨中共独裁者集团的非法统治;以及对中国民众的屠戮和实施的恐怖主义的罪恶制度。
  
贵州人权研讨会



贺卫方:呼吁就723温州“动车撞车惨剧”重大伤亡事件启动人大特别委员会

(维权网信息员张兵报道)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先生今日(2011726日)上午946分在微博上就723“动车撞车惨剧”重大伤亡事件发出强烈呼吁,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设立特别委员会,对事故本身及上述事项进行调查听证,以答国人。
以下是其微博呼吁的全文:

【呼吁启动人大特别委员会】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我与学界四友曾呼吁启动宪法71条特别委员会,但泥牛入海。温州特大事故震撼人心,铁道部自家调查难以服众,动车与高铁之发展速度及技术可靠程度令人忧虑。再次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设立特别委员会,对事故本身及上述事项进行调查听证,以答国人。

【全国人大岂能不作为】宪法规定特别调查委员会制度已历30年,全国人大居然从未启动过一次此程序,宪法71条遂成“睡美人条款”。特委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行使权力的常规形式,是其责无旁贷的义务。去年2月,美国国会对丰田汽车召回进行听证,我官媒称“美国国会拷问丰田安全”,谁来拷问自家高铁安全?


福州维权人、上访人联合声援王荔蕻!
  
    (参与2011年7月25日讯):福州维权人、上访人纪斯尊、林发珍、张秀屏、郑伯榕、林依银、林东发、林应强、彭存照等坚决支持北京王荔蕻女士的正义之举!
  
    众所周知,王荔蕻女士是因帮助福建因言获罪三网友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奔走呼吁而受到的打击报复。我们大家知道,有关当局对范燕琼等三人的审判,是中国司法史上的莫大耻辱!现如今,再行连环迫害,是又一颠覆公平正义的恶行,我们为此联合呼吁释放王荔蕻女士!
  
    倘若我们今天的呼吁,还不能够唤醒有关官员的良知、甚至还一意孤行地要审判王荔蕻女士,我们将冲破一切阻扰,前往法院现场声援!并散发我们各自的控告材料,向社会展开全面呼吁,让正义与良知回归社会!让我们的人间充满爱心!让温家宝的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这句话变成现实!
  
    以下是部分维权人、上访人联系电话:
    纪斯尊18959162975
    郑伯榕13110636089
    彭存照13655037552
    林应强15059185776
    张秀屏13405985851
    林发珍135591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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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首度打破沉默 为广西四律师案呐喊

【大纪元20110723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有广西“李庄案”之称的“广西北海四律师”一案越演越烈,“北海律师案”的律师团成员在当地数度遭到围攻,激起了律师界的强烈关注。除律协发表声明外,李庄更是出狱后首度打破沉默,为“广西四律师”案发声,他指出《刑法》306条是悬在中国律师头上的剑,使数以百计的律师为之“夭折”,他作为一名“306条”的直接受害者,恳请北海放过这四位律师,因为李庄的发声,不少律师、网友表示鼓舞和欣慰。
306”导致辩护怪圈
721日陈有西学术网、陈光武律师网刊登了一文“李庄:请北海放过四律师”(又名306恶魔又饕餮于中国北海),这是李庄出狱后首次打破沉寂,为广西四律师鸣冤。
上个月11日,有中国司法界标杆性之称的重庆打黑“律师造假门”中的主角李庄律师出狱,由其夫人和儿子陪同回到北京的家中。
李庄在文中表示刚一出来,对猛然呼吸到的自由空气还真有些不适应,并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讯息应接不暇,索性先将它们束之一旁,专心致志的与家人享受着久违的天伦之乐及久违的自由时光。
但作为《刑法》306条直接受害者,这是一直折磨他的挥之不去的情结,特别是最近沸沸扬扬的“广西四律师”案,李庄认为这更使他纠结的心头隐隐作痛,宛如旧伤迸裂以至于热血上涌。
他解释刑法306条的条款的入罪包括三个行为:1,毁灭、伪造证据;2,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3,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其中几个对罪与非罪的界定有决定影响的关键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他认为,该条款的存在,使得律师除提供法律帮助外,还可能“被迫”提供“伪造证据”的帮助。他还指出,14年来刑辩律师数量及刑辩成功率下降,都是“306条”的使然,令辩护业务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不敢取证——不愿取证——不会取证——不敢取证,导致数以百计的律师为之“夭折”,成为中国刑辩业务发展的瓶颈,并认为取消刑法 306条”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他还说:“律师作为‘306条’的受害群体,作为国家法治建设的 一组成部份,除了呻吟,不能不发出呐喊,尽其份内职责,虽败,犹荣,何况,胜败未可知!”
最后他说:“作为一名‘306条’的直接受害者,我恳请北海放过这四位律师,因为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为你们提供辩护的!”
李庄打破沉默 民间深受鼓舞
对李庄首次打破沉寂,陈光武律师表示,306的最大受害者李庄没有沉默,更不会沉沦。希望朋友们给他时间,更要给他空间。
四川自贡吴巨波律师感叹表示:千呼万唤始出来!为你的冤案鸣不平!为你的发声欢呼!更期盼你勇敢地把重庆的黑打、黑幕公诸于众,期盼你尽快启动申 诉!——不仅为你自己,更为中国20万律师,也为中国的法治进程!
网友柏萱因此赞美道:李庄律师绝对是真好汉!虽然你现在名义上已经不是律师了,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 你永远是不畏强权的大律师,向你致敬!同时也向陈有西律师 朱明勇律师 杨金柱律师以及现在北海的律师团致敬!你们才是中国法律的脊梁!希望你们同那些目无法律,鱼肉百姓的家伙抗争到底,全国人民支持你们。
也有网友表示20万律师,有多少能发出呐喊的?敬佩这些敢于站起来呐喊的律师!
全国律协声明严重关注律师团遭受不法侵害
718日,北海律师团成员陈光武、李金星、杨名跨、徐天明四名律师在北海利源宾馆遭到不明身份人员先后多次围攻受伤,引起了全国律协的严重关注,于22日发表正式声明。
722日法制网发表全国律师协会声明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对律师依法执业过程中,人身权利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况表示严重关切,强烈要求北海市司法机关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律师人身安全,并切实维护律师会见、调查取证和阅卷等合法执业权利,并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全国律协就律师在广西北海办案受阻发表声明

今天,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就李金星等律师接受“裴金德等涉嫌故意伤害罪案”、“杨在新等4名律师涉嫌妨害作证罪案”当事人的委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开展工作期间受阻并被围攻受伤一事发表声明,要求当地有关部门保障律师合法的执业权利。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严重关注律师在北海依法执业过程中遭受的不法侵害
近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协会报告称:李金星等律师接受“裴金德等涉嫌故意伤害罪案”、“杨在新等4名律师涉嫌妨害作证罪案”当事人的委托,在北海开展工作期间,会见多次受阻并被要求反复安检,特别是718日,受委托的律师遭到大约20名不明身份人员的围攻,导致受伤,李金星律师现仍在医院观察。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对律师依法执业过程中,人身权利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况表示严重关切,强烈要求北海市司法机关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律师人身安全,并切实维护律师会见、调查取证和阅卷等合法执业权利。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20110722
来源:人民网


茅于轼发起“反特权车行动” 冀网上曝光违规特权车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李晓明
一辆挂着军牌的奥迪车竟然开到火车站站台上,如此“特权”行径让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不满,在其微博上发起“反特权车行动”,希望网友将看见的违反规定通行的特权车号码记下,公布上网,用网络的力量监督特权行为。他的呼吁得到广大网友的积极响应,纷纷表示赞成和支持。
7171650分,茅于轼在其个人博客上转载了此前一媒体记者名为《北京牌照的奥迪特权车京V·30026开进火车站台》的报道及图片。2352分,茅于轼又把该图片转到他个人腾讯微博上:“让我们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反特权车行动。特别是现在有特权的人,更应该自省,自觉放弃特权。”
至于法律依据,茅于轼在微博上也进行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又说:“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不少网友对茅于轼的倡议给予积极回应。如网友“秋水方成”说:“我主张公务车用特殊牌号和特殊颜色,方便群众监督。”晨报记者对话茅于轼:
“我一直都主张反特权”
昨日,晨报记者就此微博向茅于轼求证。他表示,自己并不是因为看到那张奥迪车停在火车站的图片才想起发起这场“反特权”行动的,这只是一条导火索。
“我一直都主张反特权,现在特权太多,需要全国人民来反对这种特权行为,才能实现公平。”对于奥迪车停在火车站的行为,茅于轼指出,这就是典型的特权——交通特权。“这些特权存在,法律还有什么用?”
茅于轼的“反特权车行动”引发热议,他的相关微博都得到数千名网友的转发和评论。对此,茅于轼表示,自己开始并未想到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响,但是他很高兴能有这么多的网友支持这项行动。
这样的行动会否因为网络的盲目性和不可控造成打击面过大,或者侵犯当事人的隐私?对此,茅于轼表示,自己反的是特权车的违规违纪行为,并不是单独针对特权车本身。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当然不算,我也不会反对。”茅于轼表示,特权车一是在于身份特殊,主要是指政府、机关单位车辆,或者某些特权人士的车辆,第二点是有违规违法行为,比如逆行、乱停车、强占道等,像奥迪车开进火车站就是典型例子。不过,除了在网络上呼吁发起“发特权车行动”外,现实中的相关行动方案,茅于轼表示尚未有计划。


中国民盟副主席张梅颖呼吁政治改革引关注

    
来源;巴黎动态转载于 法广中文网站 rfi.fr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日前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呼吁政治改革,引发民间舆论关注。
    
张梅颖说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政治体制改革,张梅颖又说,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

    
由于中国的民主党派被定位为参政党,再加上民盟在反右时被引蛇出洞的经验,因此,民主党派的高层往往谨言慎行,除重复中共政治话语外,难见个人政见表达。因此,张梅颖关于政治改革的坦率呼吁引起了网民的重视和共鸣,更有网友担心张可能会遭遇强硬派打压。

    
对中国的改革,张梅颖呼吁,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不能淡化改革,而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是绝对不能倒退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倒退没有出路。她建议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第一,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第二,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杜绝改革的部门化和碎片化。

    
对中国政坛对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语)的说法,张梅颖建议要正确解读

    
她说,现在一提就是社会刚性维稳。要知道为什么不稳定,不稳定的背后还是个公平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公平和民生等问题;同时,稳定背后还是一个公正问题;稳定还涉及到政策的稳定。”“老百姓没有过多的要求。中国的老百姓安分守己。只要中国老百姓得到一点儿好处,就感激得不得了。这也是我们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张梅颖说,我们处于转型矛盾高发期,注定与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共生,在共生中要提高社会管理艺术和能力,体现出的是生存与发展的智慧。

    
张认为,对待社会矛盾,也不必过高估计危机的发生,因为大多数是利益冲突,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她建议,正确定位、判断矛盾冲突,以容忍的态度,用协商、妥协的方式增进共识,解决矛盾。

    
张梅颖,女,汉族,1944年生,四川南充人,第四军医大学医学系毕业,主任医师,原为北京肿瘤医院副院长,2000起担任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其祖父为民盟创办人之一的张澜。 (博讯 boxun.com)


埃及总理下令开除所有被控曾杀害示威者的警察

20110711 16:00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711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711日报道,埃及总理萨拉夫表示,他已经下令开除所有被控在今年早些时候杀害抗议者的警官。
据报道,萨拉夫9日通过国营电视台发表全国讲话时说,他已经“直接向内政部长下达命令,要他停止所有被控参与杀害的警官的职务”。
他同时下令,加速调查被控贪污及杀害抗议者的警官的案件。
萨拉夫发表上述讲话的前一天,数千名民众聚集在首都开罗的解放广场,呼吁政府加快改革,并要求政府开除和起诉涉及杀害案件的警官。他们的诉求还包括结束设军事法庭审判平民,以及尽快审判前穆巴拉克政府的官员。
萨拉夫誓言将满足这些抗议者的要求。他还说,他将在全国创建一个“与所有政治力量展开对话的机制”。


执政党观察
徐友渔:中共在可视的未来无任何政改迹象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今天(71日)在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再提反腐败的重要性,并警告各级党员干部自重、自省、自警和自励,不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胡锦涛讲话中的反腐部分,与两天前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英文社论中提及的中国面对强大的挑战一样,显示中共当局很清楚地意识到,腐败和以权谋私是对中共执政的最大威胁。
相关内容北京举行中共建党90周年大会中国学者批评中共庆祝建党宣传活动分析:中共建党90周年大庆与活火山相关新闻话题中国 事实上,反腐败和反以权谋私是中共的主要建党原则之一,但这些年来越反越腐,导致民愤、民怨越来越大,有形成活火山的威险。
但奇怪的是,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似乎也越来越壮大。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截至2010底,中共党员人数已经超过8千万,仅2010年一年就有3百多万人申请入党,其中81%35岁以下的年轻人。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嵇伟采访时表示,这两种现象同时出现并不矛盾,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因为要以权谋私,首先就必须有权,而今天中国的大权掌握在共产党官员的手里,所以要权必须入党当官。
徐友渔认为,虽然现在入党的人中也许有一些是出于信仰,但大多数是为了实际利益才入党。所以中国的贪腐行为越来越普遍,和党员队伍越来越庞大,是顺理成章的现象。
中国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国力明显强大;但与30年前相比,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和掌控能力,远远逊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许多人认为政改势在必行。
徐友渔却认为,现在看不出在可视的将来中共有政改的任何迹象。尽管有像温家宝这样的个别领导人在提倡政改,但从总体来说,现在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最操心的是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事情。
徐友渔说,中共包括最高层在内的各级官员都有一种惊弓之鸟的心态,把社会上的一些偶然事件,比如拆迁引起的矛盾等,看作是可以燃烧全国的“星星之火”,所以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任何手段去维护所谓的稳定。
至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如何保持长期发展,这些问题并不能引起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兴趣,他们考虑的是只要这个党和这个国家不毁在自己手上就行。
对于外界许多人把政改的希望寄托在18大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身上的观点,徐友渔表示不赞同。他说这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以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最理想方式就是自上而下的政改,因此寄希望于最高领导人的识时务和与时俱进。
徐友渔说,最近二、三十年的实际经验证明,每一次人们把希望寄托在领导人的换届上,最后得到的总是失望。所以他认为,没有理由相信18大会和以往有任何不同。
[2011-7-3 上午 10:55:32] 蓝莲花: 宣昶玮:论世界各国人权等十九项问题不是内政
国际社会制定“互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的时候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以正义来制止非正义、制止邪恶,而不是为了保护非正义和保护邪恶。因此在本文列出的十九种情况下引用“互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是完全不可以的,因为这种引用完全背离了这一原则的制定宗旨。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1391


鲍彤:对中共要打破两个迷信
——鲍彤答《动向》杂志记者问 谈中国共产党

l  中共是一个为权力而斗争的党
l  日本侵略者是中共大救星!
l  毛泽东翻云覆雨害苦了农民
l  对中共要打破两个迷信
l  对中共九十年的概括
l  一呼百应,无人负责的举国体制

【大纪元20110720日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人民站起来是在1945年,至于1949年,恰恰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又重新跪下去了。……如果把大陆起飞归功于中共,那么四小龙的起飞,应该早已证明他们的领导远远好过于中国共产党。

问:中国共产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执政集团,眼下正在铺天盖地举行九十大庆,恐怕又创造了一个世界之最。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曾经在中共决策核心工作过,二十多年前六四事件又使你成为“党外人士”,请你谈谈你对中共的观察。

中共是一个为权力而斗争的党

答:九十年从哪里谈起?就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开始吧!毛泽东这句话,说明中共是从俄国进口的,中国则具有接受的土壤。不过这句话也有毛病,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救苦救难的希望。马克思主义被毛泽东神化了。

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因此而如饥如渴,个个雀跃,人人激动。没有那么回事。一般头脑清醒、行为持重的人,相当准确地称马克思主义为“过激主义”,敬而远之。马克思主义只对一些愤怒的年轻人有些吸引力,他们是少数勇敢分子,初次见面,就认为这是当代欧洲最革命最科学的思潮,不惜孤注一掷,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主义”上面。至于对那些有野心的政客来说,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又一块时髦的招牌罢了。

毛泽东喜欢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其实,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能打动毛的只有一条:“造反有理”。这是毛自己说的,我相信这是真话。但“造反有理”这个东西,说穿了,是中国的土产,《水浒传》里的好汉管它叫“替天行道”。

毛泽东有个毛病,把凡是自己喜欢的东西一古脑儿称为“马克思主义”。仿佛自己就是“马克思转世”!比方说,他自己实践了一辈子的公式:“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普遍地对的,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其实同样不必劳十月革命之驾,千里迢迢送过来,因为它与其说是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如说是中国军阀主义的原则。从袁世凯到张勋,上溯到项羽、刘邦,问鼎逐鹿,成王败寇,这种东西,怎么是列宁送到中国来的?毛泽东嘴里的“马克思主义”,大抵如此。

我不知道毛泽东到底读过几本马克思的书。反正给他印象最深的,无非就是造反啊、武装夺取政权啊之类。其他的东西,大概未必看,未必懂,未必喜欢。连毛泽东也不懂的马克思主义,怎么可能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产生作用?我看中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党,它是一个为权力而斗争的党。没有政权时,它最大的欲望是造反,不择手段,夺取权力;有了政权以后,它最大的欲望是维稳,不择手段,保住权力。毛泽东在“与人奋斗”之中,所以能够屡屡得手,靠的不是马克思。

日本侵略者是中共大救星!

问:毛泽东的共产党是靠什么上台的?

答:一靠日本侵略,二靠国民党不争气,三靠不择手段的纵横捭阖——这东西并不神秘,翻开通俗演义《东周列国志》之类,就有许多“超限”的“战略战术”。对毛泽东,勾心斗角比马克思的书实用得多。

党史把秋收起义、井冈山、中央苏区、长征神化了,其实那是从失败到失败的记录,没有多少值得载入史册的范例。秋收起义失败,才上井冈山;再失败,才转移到“中央苏区”;继续失败,只好长征。打土豪分田地的失败是必然的,跟梁山泊的必然失败一样。流亡的失败也是必然的,跟黄巢的必然失败一样。所以连毛泽东门下最忠诚最精明的林彪,也惶惶不知所措,内心深处充满了疑虑:“红旗能打多久?!”毛泽东自己也不知道,只能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套话,搪塞了事。读一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清楚了,这位导师在本文中所作的浪漫主义的预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一条也没有出现;倒是日本军国主义,却跑到中国来救了中国苏维埃主席毛泽东。

是的,毛泽东的第一个大救星不是别人,而是日本侵略者!如果日本不入侵,非法的山大王就永远走不出梁山泊,永远变不成合法的抗日军,只好逃来逃去当“流寇”。日本一入侵,“工农武装割据”的党军,就堂而皇之当了官兵,在华北和华东的大地上纵横驰骋,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仅全力保存自己,而且全力发展自己。所以毛泽东一见日本客人,就由衷地连连道谢。这不是笑话,不是客套,这是毛泽东的真心话。毛心里最清楚,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最大的赢家是自己。日本输了,投降了。国民党阵亡了几百位将军,大伤元气,精疲力尽。共产党只牺牲了左权和彭雪枫两位,不到国民党的百分之一。毛泽东说,蒋介石先是坐在峨眉山上观战,最后抢下山来摘桃子。毛泽东是信口开河,撒谎。一个堂堂中共中央主席,靠造谣过日子,可见不是什么革命家,十足是个政客。

问题是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蒋介石挑了抗日的重担,但是解决不了自己的腐败问题。特别是日本投降后,他派人到沦陷区接受敌伪的“逆产”,发财的机会来了,发胜利财,发接收财,接受即劫收,蒋介石治国无方,纵容下属腐败,加以滥发钞票,物价飞涨,失掉了民心。其实,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和今天共产党的腐败相比,小巫见大巫,差远了。

抗日战争结束,各种政治势力都出来发表自己的主张,显示自己的力量,群雄纷纷上台。毛泽东乘机统战,打出愿意继承孙中山衣钵,做出学习林肯和罗斯福的民主姿态,终于通吃一切,当了大救星。所有这些,基本上都和马克思主义无关,功耶罪耶,都不必挂到马克思帐上。

毛泽东这个政客,没有道德,食言而肥。白纸黑字的诺言,给中国以民主,给农民以土地,给知识份子以自由,让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好话说尽,一条也没有兑现。最后的结果,中国得到的是独裁,农民分到的耕地得而复失,知识份子得到的是不准开口,民族资本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权贵暴发户一个个白手起家。

毛泽东有一条,“土地改革”。搞倒是搞了,不过,一旦自己在中南海里坐稳了,下一步就用“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把土地夺回去,而且变本加厉,不管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叫大家统统沦为无地阶级。

毛泽东翻云覆雨害苦了农民

问:翻云覆雨的“土地改革”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答:起了欺骗作用,欺骗了农民。对农民是个骗局,农民得到的是零,被共产党耍了。但对共产党,起了天大的作用。第一,骗得了农民的拥护,从而打败了蒋介石,夺到了统治权。第二,通过斗争地主,在全国范围内显示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党的威风。第三,通过农民这个中介,顺顺当当,把全国的土地,第一步转化给农民,第二步转化给政府,从此归各级党委和大大小小干部支配。当时就如此,随着地价飞涨,土地越来越成为有权有势的人的摇钱树。所以闹到现在,围绕着城乡土地和房产的掠夺和反掠夺、侵权和维权,中国出现了无数惨绝人寰可歌可泣的群体事件。只要中国农民的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不解决,中国整个社会就势必继续动荡下去,不可能稳定。“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未之有也!”我相信孟夫子这句话中包含的真理。

问:毛泽东翻云覆雨,把全体农民害苦了。

答:是的。毛泽东不是农民的大救星,而是农民的大灾难。如果毛泽东就此住手,中国人也许还能少受一些苦。问题是毛泽东野心包天,非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不可。于是,大跃进,于是,饿死了几千万农民!于是,就有杀刘少奇等反对派以灭口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口号自始至终没有变化过:“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中国就是这样被毛泽东沦为人间地狱的。所以,我完全赞成茅于轼先生的文章,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问:有人警告说,不得丑化党史……

答:不是别人要丑化共产党,是毛泽东自己丑化了自己。毛泽东已经把自己丑化到不能再丑的程度,谁还能使他更丑?大概是1980年前后吧,有一位美国科学家访问北京,这位老先生是华裔,邓小平一见他,第一句话就是:啊呀老先生,我们党对不起老百姓啊,我们犯了罪啊!邓小平说得对。你想,共产党饿死了几千万农民,能对得起老百姓?你能昧着良心说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你能说邓小平丑化了共产党?邓小平当时还有良心。至于他调集几十万国防军向老百姓开枪,那是后来的事。

胡锦涛远不如刘少奇、杨尚昆

问:反正只要讲党史,就绝对不能掩盖毛泽东饿死了几千万农民,绝对不能掩盖邓小平天安门屠杀。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是真实地反映了两代核心的本质的历史。这是中共的大事啊。

答:可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九十年的重要讲话里,严严密密回避了这两件大事,好像共产党没有饿死过农民,没有杀过老百姓。他没有勇气正视现实,因此就没有勇气正视历史。他远远不如刘少奇、杨尚昆。刘少奇有勇气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杨尚昆有勇气承认:天安门事件“是我们党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胡锦涛不敢,甚至在时过境迁几十年之后,他还不敢正视历史。

在九十周年大会上,他把中共的全部历史概括为“做了三件大事”,并且由此推出结论:“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他列举的事实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根本没有完成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民未必是福。根据宪法,中国只有五年一次的选举是法定的;所谓“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没有法律根据,不足为训。

这种味同嚼蜡的讲话,照例都是“写作班子”拼凑出来,经过机械的程序通过,最后照本宣科,用以应时应景的,不一定代表得了有血有肉的总书记。不过,这篇讲话,起草得实在太糟糕,水平太低,不像话。

对中共要打破两个迷信

问:您认为对共产党的历史应该怎样概括?

答:我想首先应该打破两个迷信。

中共1949年以前的历史,只对共产党掌权不掌权有意义,对老百姓不见得有多大意义。曾经有人说,“建国有功。”这是一种不加分析的迷信。首先必须分析,这个“国”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然后再下结论。所以,不必急于给1949年评功摆好,称它为“解放”。如果她真的给人民带来了“解放”,当然值得我们热烈庆祝;如果她只给统治者带来了权力,老百姓就完全没有必要跟着兴奋。

经常有人条件反射地说,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不符合历史。据我所知,中国人民站起来,是在1945年。当时,联合国成立,中华民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是宋子文,董必武是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当时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几乎全部废除,唯有苏联例外。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肯定不是“站起来了”的标志。周恩来和莫洛托夫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有苏联管理中东路和它在新疆有采矿权的条款,肯定是新的不平等条约。所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是在1945年,而不是1949年,至于1949年和1950年,那是蒋委员长领导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毛主席又领导我们重新跪下去了。
——请不要忘记,毛泽东自己本来也高呼过“蒋委员长万岁”;后来他也同意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

对中共九十年的概括

问:这两个迷信,的确必须破除。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因为共产党不让他们知道。不过,我也想听听您对中共九十年的概括。

答:我没有资料更没有能力概括它的内在的本质,我只能归纳一些近在眼前的现象。我想简单说这么三点:

1,中共的历史,是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历史。它的核心利益,是把统治国家支配一切的权力永远掌握在本党手里,正如2011630日庆祝大会的主题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的政治伦理:“打天下,坐江山,打天下,坐江山……”谁打过天下,谁的子孙、亲友、关系户,就应该像八旗子弟享受战利品一样,世世代代坐江山;反之,凡是没有打过天下的中国人,都有原罪,必须被别人坐江山。

2,中共的路线,是辩证法的路线,否定之否定:合作,内战,再合作,再内战;把土地给农民,再夺走农民的土地;把人民的财产充公,再化国有为官有;制造冤假错案,在一定条件下平反,然后再斗争,再制造冤假错案,乐此不疲,不由自已,折腾来,再折腾去……

3,不断的斗争再斗争,斗死了几千万人,饿死了几千万人,打造出一种在本党领导下的举国体制,叫做“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是凶是吉,国内外大家正在评价,也许不要太久,能够大体上达成共识。

一呼百应,无人负责的举国体制

问:好多人在谈“崛起”……

答:你是在讲经济起飞吧?要讲起飞,四小龙比大陆早,比大陆快,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普遍地而且远远地好过于大陆。如果把大陆起飞归功于中共,那么四小龙的起飞,应该早已证明他们的领导远远好过于中国共产党。

评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能忘记三个因素:第一,不要忘记中国的劳动力数量遥遥领先,是全球的绝对冠军。第二,不要忘记毛泽东的大破坏。只是由于劳动者和经营者部份地挣脱了毛泽东的枷锁,中国经济才得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第三,不要忘记“中国模式”不仅能够集中力量办好事,也非常善于集中力量办坏事。在这里,别的我不再说了。它已经永远糟蹋了三峡,我不知道下一个受难的对象将是哪里。对这种心想事成,轻举妄动,一呼百应,无人负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我非常恐惧,不敢不担忧。

问:您对中共未来的领导人有什么希望?

答:我对他们抱着极大的希望。因此,我不敢偷懒,只要一息尚存,我会竭尽绵力,和全国同胞一起,向未来的领导人施加压力。我认为,向领导人施加压力是公民不可推诿的天职,歌功颂德无异于引诱他们堕落。一切领导人,只有在压力下,才能不懈怠,才能不腐败,才能有动力,才能有进步。如果连这样的常识也不懂,不宜于担当重任。

——原载《动向》杂志20117月号

周瑞金:守卫我党的政治伦理底线

  近来,我深怀忧虑之情,关注着一些地方官民矛盾的此起彼伏,日趋激化。基层政府一些官员滥用公权力,屡屡侵犯老百姓的人权、生命权、财产权等基本权益。当事人试图通过上访、接触媒体、上网爆料、司法诉讼等手段,来维护宪法赋予自己的正当权益时,却发现这些利益表达通道发生了阻滞。更有甚者,基层政府以“诽谤”、“敲诈政府”等理由,对他们“跨省抓捕”,或者干脆以“精神病”为由关进精神病院。前不久,武汉访民徐武就是在“被精神病”四年后侥幸逃脱,又在南方电视台大院内被武汉警察公然掳去,再次投入精神病院。全国舆论大哗,而湖北方面却理直气壮地打压媒体报道。
  这种蛮横不讲理的做法,击穿了为政者的伦理底线,严重背离了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宗旨。近来,访民“被精神病”问题,与暴力拆迁血案一样,成为民众的新痛点。某些领导人的优先考量,是在任期内社会表面稳定,不出事,出政绩。为了维护地方政府的脸面和威严,甚至是与利益集团的瓜葛,不惜损害民众利益,还要设法拉“维稳”大旗作虎皮,以“敌对势力捣乱”和群众“不明真相”为由,裹挟上级政府,为自己公共治理的无能、“伤天害理”的无耻而“背书”。即使以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和民心的离散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从表面看,这些地方依靠公权力的强制,可以成功压下群众的不满和抗议,并暂时屏蔽了媒体和网上的“杂音”,却并没能消除民众内心对政府的怨怼。遇到新的热点事件,民怨还会喷涌而出,连本带息地要求偿还。问题是,到时候谁来偿还这笔累积的民怨?基层官吏不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但他们会让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为这些社会矛盾的易燃易爆而“埋单”。在一些地方,民怨的“海平面”已经高于“地平面”,只是凭恃一道高压维稳的堤坝,才勉强保一时平安,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溃坝。这样的做法,不仅殃民,而且祸党、祸国。早在2009年群情激愤的邓玉娇案中,有网友就曾警告说:“任何一次不公正的得逞必将造成民心的进一步丧失,而一次次民愤的积累最后必将酿成大祸。”
  遥想90年前,我们共产党人崛起于工人农民之间,在没有印把子也没有枪杆子的情况下,凭借对草根民生的深切同情,对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公开承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戴。海丰县大地主之子彭湃从日本留学归来,脱下长衣,穿上短褂,放弃锦衣玉食,烧掉自己名下的地契,把土地分给穷人,创办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延年17岁、乔年14岁就独自到上海求学,常常吃大饼、喝自来水,冬无棉衣,夏衣褴褛,与工人和底层市民打成一片,经常帮年老病弱的车夫拉人力车,成为工人运动的早期领袖。
  老一辈革命家对待访民的态度,更值得我们警思。据媒体报道,在“大跃进”后的三年饥荒中,19603月,红军烈属、四川达县农民何明渊到首都鸣冤,以在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前白日点灯的激进方式,提请中央政府重视老百姓挨饿死人的问题。在那个“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的年代,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非但没有将他投入监狱,而且为了防止他回乡受到迫害,让他到湖北武汉异地安居。国家主席刘少奇听取汇报后,难过得久久说不出话来。老一辈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时尽管也曾由于历史局限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面对人民疾苦时流露出来的赤子情怀,仍然让人感动不已。
  爱民、亲民、敬民的政治伦理,是我们党获得民众拥戴从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宝贵财富。在老一辈领导人的光辉榜样面前,今天那些视拆迁户为蝼蚁、视访民为寇仇的基层官员,政治道德境界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一些基层百姓因走投无路、求诉无门,而不惜自残躯体的时候,像职业病患者“开胸验肺”,被“钓鱼执法”的断指明志,拆迁户自焚,我们共产党人的良知是否受到震撼?公民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公权力必须受到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公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必须畅通,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规则必须公正。倾听民意,化解民怨,关心民瘼,解决民众的实际权益问题,做好以上这些,才能够消除种种不和谐的因素,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近日,国土资源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不得强行实施征地拆迁”,防止简单粗暴压制群众,引发恶性和群体性事件。与湖北一省之隔,湖南传出邵阳市基层计生干部涉嫌倒卖超生儿童案后,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批示,下令“全面彻查”;纪委干部在镇政府院内搭台,公开接受老百姓对计生工作的举报,告诉受害者家庭:“放心,就看我们的了。”
  我诚恳地希望,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摆正自己和人民的关系,摆正公权力和舆论监督关系,昼乾夕惕,真正做到胡锦涛同志所说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做到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权为民所赋”,都能给老百姓送上这句温暖心窝的话语:
  “放心,就看我们的了!
  
(作者为《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
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7




程江河:汪洋不搞运动式反腐!薄熙来听到了吗?

来源:博客中国


12日下午,省委书记汪洋来到省委十届九次全会第十五小组,与茂名市和省直、中直有关部门代表进行讨论。汪洋指出,……对罗荫国案件的查处“惩前”是为了“毖后”。……不搞“运动式反腐败”,但反腐败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来源:广州日报)
在“百度百科”关于“罗荫国”事件介绍里有这样几句话:2011210日罗荫国被广东省检察机关以“涉嫌职务犯罪”刑拘之后,茂名市及市属区县陆续有涉案官员和企业老板被专案组带走;罗荫国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竟然供出了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而在实际的领导干部违法乱纪被处理调查的案件当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一点。总是会“拔出萝卜带出泥”。
2009年,汪洋在谈到深圳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许宗衡违纪案时讲:“不能一人害病全省吃药。” 我们要倍加珍惜、维护和促进全省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绝不能因为查处腐败案件,就分散我们抓落实、促发展的注意力,影响我省改革发展的进程。
从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到许宗衡,在到现在的罗荫国,通观汪洋主政以来在广州出现的这些恶性腐败案件,之所以“拔出萝卜却没有带出多少泥”,恐怕与汪洋同志的不搞“运动式反腐败”有直接关系。
按汪洋同志的话去理解,不搞“运动式反腐败”,可能是因为“我们要倍加珍惜、维护和促进全省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绝不能因为查处腐败案件,就分散我们抓落实、促发展的注意力,影响我省改革发展的进程。”
那么,主政重庆的薄熙来在反腐败方面却是另一番景象,据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报告中说,“2010年,全市检察机关共批捕23023人、起诉32539人,查办职务犯罪1153人;共查办贪污贿赂犯罪976人、渎职侵权犯罪177人,其中厅级以上干部15人、处级干部235人。”在许多国人眼里,重庆近年来是在搞“运动式反腐败”。
37日的“中国青年报”有一篇《薄熙来:民生投入越多越能推动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报道:“我们在民生上投入50%以上的财力,市委市政府对保障民生投入50%以上的精力。这个账算下来,结果去年重庆市的财政还增加了49%,我们的GDP增加了17.1%,走在全国前列。”…… “打黑除恶”对重庆经济秩序是否带来影响?面对本报记者的提问,薄熙来回答,“通过打黑活动,给予了经济社会生活一种重要的、必要的环境,让外来投资者,本地经营者更放心。因此,注重民生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社会的稳定程度,从而减少社会管理成本。”
汪洋为了广州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不搞“运动式反腐败”;薄熙来在重庆搞“运动式反腐败”,促进了重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那么,是不搞“运动式反腐败”更能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还是搞“运动式反腐败”更能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运动”比不“运动”的打击面肯定会大,而不“运动”肯定会比“运动”更能保护更多的官员。那么,都有那些官员受到了保护,或者讲是沾了汪洋不搞“运动式反腐败”的光了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程江河/文)

人民日报:中国存在两大风险 百姓钱包鼓得很慢

  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然而,经济快增、国力变强的背后,一个现实正在逼近:转型中凸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使跳出“贫困陷阱”的中国在“十二五”面临一个新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会不会深陷其中?中国能不能越过这道坎?

经济风险——

  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纵观全球,一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于经济风险诱因,即经济高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机制失灵,最终中断经济起飞甚至出现倒退。
  中国站上中等收入国家台阶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这很可能成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诱因。
  经济增长是“双刃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以劳动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资源价格便宜等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面向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也带来代价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严重等问题。
  ——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我国三产比重过低,产业结构亟须优化。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一些规模很大的加工厂,其实只是“生产车间”,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往往是“人家说了算”。由于产业缺“芯”,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靠国外,大量产业利润只能拱手让给外方,造成沿海众多加工制造企业“工厂大了,员工多了,工资却涨不上去”。美国《财富》发布的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内地占61席,但制造企业占比低。
  ——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近两年,“用工荒”频现于东南沿海,并向中西部扩散,农民工中的青壮年比例明显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开始朝着“刘易斯拐点”发生全面性、趋势性变化。随着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正在减少,并影响到中国经贸的国际竞争力。
  ——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
  我国近30多年走了一条典型的高强度投入、外延式发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长,各方面绷得太紧,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达32.5亿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电力、钢铁、有色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
  ——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任何一个高收入国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而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天平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在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将较多资金用于投资。分配失衡制约着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较难扩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2001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调整战略,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越南、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利用比我更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加快向美欧等市场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度依赖外需的中国经济结构正遭受美欧的“压”和新兴经济体的“挤”,传统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加大了我国走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社会风险——
  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发展大跌跟头。
  一些国家的教训值得深思:在迈进中等收入阶段后,就业、住房、社保等问题凸显,社会负面因子不断累积,发展一步步掉进“陷阱”而不能自拔。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社会正碰到类似的挑战。近年来,由于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百姓普遍感觉“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这正是有的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群间收入差距的鸿沟加宽,“马太效应”愈加明显。财富向资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钱包”鼓得很慢,这种差距在通胀状况下更显分明。为求经济增速一高再高,各项投入仍倾向于“物”而不是“人”,对民生的支出有限。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出现,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眼下,中国大城市华灯璀璨、高楼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房价高、就业难、看病贵以及教育、养老、生活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突出,面临“城市化陷阱”。
  资料显示,在西欧、北欧一些国家,政府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用于社保的政府财政也约占30%。在我国,财政用于社保的比重只有15%左右,标准低、覆盖面小,跟不上城市化进程,广大农村的社保领域存在“制度空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认为,我国城镇化率是“虚高”,实际上仍有10%12%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保。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告,全国城镇人口比例达49.6%,但如果以户籍为标准,起码有1亿多生活在城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而是“被城市化”了。许多进城打工者实现了职业转换、地域转移,却未能实现身份的转变。一些农民多年在城里打工,举家进城却扎不下根,城市内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即户籍市民与无户籍农民工。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体制内、体制外,户籍、出身……不同标准给人们贴上不同的标签,不同人群“被进入”不同的发展通道,人群结构“代际分化”,底、中、上的阶层分野正在加剧。
  “知识改变命运”,在近年的就业压力面前,这句话被打上问号。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等因素使一部分学生放弃高考,知名高校的贫困家庭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比例持续下降。穷家、农家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后找到理想工作,需要比其他同龄人更大的付出,却不一定能有同样的机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说,社会结构固化、人员流动性不足,阻碍了资源要素特别是“人”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动态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发展,长此以往,将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至增长停滞。
  不补上社会建设“短腿”,不还清民生欠账,不实现“国强民更富”,中国就很容易掉进“陷阱”,很难走好现代化的“后半程”。
正视风险——
  我国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难度更大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那么,该怎样看待我国面临的相关风险?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分析,长期以来,在“加快发展”大思路下,我国沿袭“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分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腐败滋生等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与有些国家落入“陷阱”前的状况相似,这是中国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对的难关。
  但是,也应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
  与拉美等一些掉进“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中国经济迎战金融风暴的漂亮答卷就是又一印证;人才总量巨大,资本充足,发展的回旋余地大;“制度红利”还有较大空间,城镇化推进会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工业化中期的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从居民收入看,虽然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各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绝对值普遍增加。国家近年接连出台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组合拳”,消费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长,超过GDP增速。未来5年,国内市场“蛋糕”会继续做大,消费潜力将被进一步激发。有机构预测,到2015年,中国消费额占全球比重将从2006年的5.4%上升到14.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
  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工业的产业集中、改造升级、并购重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景看好,现代服务业有很大拓展空间。特别是目前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增速明显提高,一批重大项目在技术上“从跟跑到领跑”,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加强,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从城市化看,“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率将以每年增加0.8个百分点的速度加快推进,一系列建设会带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规模增加带来新的消费需求。人力资源素质提升较快,全国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超过60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些中等规模国家的总人口。劳动者素质走高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从社会建设看,盖保障房、扩大就业、推动医改、扶贫开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改善民生被摆在更突出的位置,更多的真金白银投向普通居民包括困难群众,社会事业的“短腿”正在变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判断,就中国的增长形态而言,落入拉美、东欧一些国家那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不过,在中国经济增长“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后转入新增长期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刘方棫认为,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中国有落入“陷阱”的风险,但“十二五”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若能抓住机遇,发挥优势,统筹应对,是可以有所作为并避开“陷阱”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指出,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有别国经验可循,但绝无模本可复制,不能以其他国家的轨迹来推断中国的发展走向。
  当然,迈过“陷阱”殊为不易。从全世界看,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是转型的关键期。在这一阶段,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经济增长要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社会发展要由追求效率转向追求公平。一些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完成好增长动力的转换,加上对社会公平性重视不够,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引发社会动荡,最终掉进了“陷阱”。近几十年来,仅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少数经济体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向高收入国家的转身。与这些国家相比,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由“中”到“高”比先前的由“低”到“中”难度更大、挑战更多。
  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化解风险——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主动彻底地转变发展方式
  每个经济体都有“阶段性的成长极限”。中等收入陷阱,犹如一个人的“中年危机”。
  胡鞍钢说,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认为,转方式调结构是世界上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我国避开“陷阱”、再上台阶的现实选择。要从中等收入国家变为中等发达国家,关键就看今后十年尤其“十二五”是否真正转变了发展方式,而非短期内经济是否保持超高速增长。
  ——跨越“陷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
  在跨越“贫困陷阱”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经济层面坚持内需为主,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机,增加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培育以科技创新为基石的新竞争优势,并力挺民营经济,激发创业、创新、创富的微观动力。
  ——跨越“陷阱”,必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励“先富”,更须实现“共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应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再分配环节更趋公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壮大中间阶层,多创造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进城农民“市民化”。
  ——跨越“陷阱”,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复杂诱因,归根结底靠体制机制改革。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大大扭曲,以致在“陷阱”里越陷越深。
  胡鞍钢说:“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越是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越要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在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破冰,在经济转型中注重政府转型,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活力,拓宽发展空间,为跨越‘陷阱’助跑。”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深化改革不仅需要更大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新思维、新路径。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学会在深水区游泳,就要走出‘GDP情结’,以‘民富优先’为导向来改革。老百姓腰包鼓了,消费旺了,生活质量升级了,各种负面情绪和冲突就会明显减少。”
  ——跨越“陷阱”,必须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认为,我国在转型中积累的不少问题,比如国企减员增效、税费负担、土地征用和拆迁以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未来几年应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并将之转化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持,从而不断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成因和潜在风险。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题中之义。
  对于由成长期走向成熟期的中国,在庞大的经济总量上再次实现跨越,的确任务艰巨。
  但我们有信心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
  
小资料
  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却陆续掉进了“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



人民日报:执政者要警惕能力不足风险

评论原标题:常怀“能力不足”的忧患
作者:人民日报评论部

  时代是一条不息的河流,前人的功劳簿不是后人取之不竭的支票。满足于过去的辉煌,执政兴国的本领不能与日俱增,昨天的诺曼底可能就是明天的滑铁卢。正因如此,胡锦涛同志总结党面临的“四大危险”时,把“能力不足”列入其中。
  一个发展的社会,永远都会有新的目标、新的矛盾。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党,永远都要警惕能力不足的风险。
  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从土地革命的十年烽火,走向建设最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走向风起云涌的外交舞台;从计划经济的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市场经济的大海……无论道路多么曲折,不管学费怎样高昂,中国共产党以出色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一次次击碎貌似不可战胜的困难,一步步走到今天,彰显了一个先进性政党永立时代潮头的英雄本色。
  然而时代是一条不息的河流,前人的功劳簿不是后人取之不竭的支票。满足于过去的辉煌,执政兴国的本领就不能与日俱增,昨天的诺曼底可能就是明天的滑铁卢。正因如此,胡锦涛同志总结党面临的“四大危险”时,把“能力不足”列入其中。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不再贫穷但远不富裕,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复杂繁多;正面对这样的课题——在社会深刻变革的过程中,社会矛盾和风险呈现多发高发的态势;正遭遇这样的时代——知识更新换代周期日益缩短、频率不断加快……
  这无疑是耐人寻味的场景:解决了温饱,食品安全事件却此起彼伏;人均居住面积不断增长,房价高涨又随之而来;蛋糕越做越大,有人却“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告别了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既要加快发展、又要保障公平,既要深化改革、又要保持稳定,既要鼓励竞争、又要整合利益,种种“两难”问题充分说明,发展的速度越快,继续推进的难度越大,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发展的程度越深,需要解决的难题越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党所面临的考验甚至比过去更加严峻。
  这无疑是令人焦虑的现象:一些地方的群体性事件时有所闻,有领导干部感叹“群众不跟我们说真话了”;一些地方GDP崇拜挥之不去,却在社会建设和化解矛盾方面踯躅不前。面对“未知远大于已知”的网络环境,面对尾大不掉、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面对日益凸显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面对公共需求的无限性和公共服务的有限性,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捉襟见肘、动辄得咎的背后,是一些党员干部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准备不足,是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意识不强,是落实科学发展、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不够。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曾经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如今,“本领恐慌”依然是现实的挑战。“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进一步增强思想建设的能力、主导意识形态的能力、领导发展的能力、利益调节的能力、资源整合的能力、完善制度的能力、应对危机的能力……党员干部需要学习的东西是如此之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任务是如此之重。保持先进性教育、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无不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所进行的探索和努力。
  1997年,在英国蛰伏了18年的工党终于在大选中击败对手。人们问新任首相布莱尔:工党为什么在野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反思过去18年的沉寂,布莱尔说:“很简单,世界变了,而工党却没变。”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变化,思想要跟上,本领要增长。停滞意味着倒退,守成就什么都守不成。常怀“能力不足”的忧患,永葆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政治本色,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历史学习,向世界学习,克服老化退化,在新挑战中磨砺新本领,这始终关系到我们党在人民选择中的生存、在时代变革中的发展。



汪洋: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节选)

作者:黎秋玲,黄凌丽
来源:新快报

    汪洋在省委全会上阐述“四位一体”发展模式   广东要弘扬改革之初“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和锐气,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发展的“主题主线”,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人民谋求实实在在的幸福……昨日下午,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在广州开幕,并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主持会议,就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动员讲话。
  汪洋指出,广东现在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他强调,并不是坚持走传统发展的老路,而是要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要弘扬改革之初“杀出一条血路”锐气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我们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大胆先行先试,扎实探索创新,在改革开放上继续走在全国前面,为在深化改革开放中走好‘中国道路’作出新贡献。”汪洋说,广大党员群众要深刻认识到,制约科学发展的机制障碍躲不过、绕不开,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从而更好地肩负起作为全国深化改革先行区、扩大开放的重要国际门户的责任。
  要弘扬改革之初“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和锐气,敢于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路径依赖,把改革创新精神和要求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
  “实践充分证明,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等一系列部署完全符合中央要求,符合广东实际,符合人民利益。”汪洋如是表示。
 
 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重点
  “继续牢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这是针对性非常强的一句话。”昨日参加分组讨论时,汪洋指出,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次强调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发展的“主题主线”,极大地增强了广东科学发展、先行先试的信心和决心。“提醒全体同志们不要忘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讲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来讲两个文明建设,到现在讲四位一体,无一例外都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汪洋表示,虽然目前提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但中心仍然是经济建设,这一点没有变。
  他表示,“现在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
  
  脱离群众是我们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汪洋在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表示,面临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和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我们要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增强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全面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要深刻认识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汪洋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最近出台的关于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要求贯穿到每一项工作中去,为全省人民谋实实在在的幸福。
  同时,深入开展党内廉政建设。积极推进具有广东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水平。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人民日报告诫官员:警惕问题拖大拖炸 矛盾击鼓传花

原题:人民是永恒的政治坐标

 “七一”重要讲话向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提出了“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时代课题。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奋斗,这是共产党人最为鲜明的政治本色。“四大危险”的论断极富忧患意识地剖析了损害政治本色的现实挑战,是对全党的殷殷告诫。
“各级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向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提出了“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这样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课题。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90年的奋斗史包括60多年的执政史,无时无刻不在拷问这些问题。那些浴血牺牲的革命先烈,那些无私奉献的党员干部,用生命和奋斗回答着这些问题: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就把“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作为人生的坐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始至终为人民利益奋斗,这是共产党人最为鲜明的政治本色,也应是中国共产党与古往今来一切其他治理者最为本质的区别。
岁月长河中,有传承与光大的行进,也有消磨和腐蚀的风险。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今天的共产党人,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不仅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而且面对“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四大危险”,极富忧患意识地剖析了损害政治本色的现实挑战,是对全党的殷殷告诫。
精神懈怠则无法凝聚人民力量,能力不足则难以满足人民期待,脱离群众则极易违背人民意愿,消极腐败则势必危害人民利益。如果任由这些危险成为现实,不仅使党员干部精神堕化,权力异化,“朝气消而暮气生,锐气遁而惰气深,清气降浊气升”,更会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伤害,最终将影响人心向背。
这样的认识,绝不只是逻辑上的推演。以政治本色这面明镜作为鉴照,现实中一再响起危险的警报。我们从未忘记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但也需警惕“替谁说话”等脱离群众的言行;我们从不缺乏突破禁区的改革勇气,但也要看到一些干部畏首畏尾的疲态,把问题拖大拖炸,将矛盾“击鼓传花”;我们从未减弱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但也应直面贪污腐败易发多发的严峻形势……
历史教训,殷鉴不远。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做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能代表工人的占4%,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仅占7%,认为代表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却占85%。一个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注定要“雨打风吹去”。
历览兴衰治乱,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密切联系群众是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最大执政危险。“七一”重要讲话一万四千余言中,“人民”一词出现多达136次。如此高的频率,折射出执政者对人民的尊崇——永远不能忘记“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拜人民为师”,把群众“当亲人”;更彰显了对党的前途命运的深刻认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才能获得执政基础和力量源泉,才会赢得更为光明的未来。
今天,手中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检验着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也蕴含了新时期永葆政治本色的关键点。思想观念多元,秉持公心、谋求公利才能凝聚人心;利益诉求多样,善听民意、善用民智才能达成善治;改革攻坚克难,洞察规律、砥砺勇气才能乘势而上;发展矛盾凸显,尊重权利、包容共享才能促进和谐……
75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人,就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不可征服的精神和力量,并断言中国的未来就掌握在他们手中。站在90年历史新起点上,如何让人民成为永恒的政治坐标,如何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每一个党员都有责任作出回答。


人权观察
张海迪“冷对”陈光诚,官办名人被斥成“御用工具”

【大纪元20110703日讯】曾经名噪一时的“励志人物”张海迪现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简称残联)主席,因为她拒绝关心遭软禁的盲人律师陈光诚,近日被网民炮轰她枉为残联主席;有人大代表更斥她“成为御用工具”。
张海迪2008年接替邓朴方,出任中国残联主席。两年前她在新浪微博开户,粉丝达63万。她曾信誓旦旦称:“残联工作者就应该是残疾人的亲人。(中国有)8,000多万残疾人,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处境,真的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我要给自己信心和决心。”
据香港媒体报导,近日有网民在微博上给她留言,希望山东籍的她能关注山东潍坊盲人律师陈光诚。陈光诚因为民维权,被当地政府非法软禁。留言给张海迪的人士,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烟台大学教授王全杰、北京人权律师江天勇等。王全杰更表明,若张海迪太忙,他可代表她整理资料,向上反映。
不料,网民发现从628日起,张海迪的微博不能再跟帖评论,即留言功能已被她关闭。事件引起网民愤怒,狂轰张主席不义。网民对一个国家的残联主席,这样冷待她口口声声要服务的残疾人士,大表失望。网民说:“别忘了她是公众人物,由纳税人供养,她应有担当与良知,为百姓说话。”
有网民说:“张海迪是我少年时的偶像,每次学习成绩不好,父母都以她的故事教育我,没想她竟这样对待需要帮助的残疾人,我心冷如冰!”也有的说:“一个微博上自励自勉小情调不断的领袖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残联主席,就这样冷酷地踹开了她口口声声为之服务的人民!”
山东籍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表示,英雄和伟人也有缺点,但张海迪的做法实在太离谱,“ 60多年来,这个国家的造神运动造就大批英雄名人,但不少英雄名人一旦当官,就会变脸,成为官办名人,成为御用工具。”
“赤脚律师”遭到当局软禁
现年39岁的陈光诚是山东临沂人,因幼时生病导致双眼失明。他从10年前起致力于维权活动,最令当局不能接受的,是他揭露临沂地区强制妇女堕胎和绝育的法律诉讼。根据维基的介绍,陈光诚没有经过法律的专业培训,而仅依靠自学法律知识,来帮助许多村民、残疾人士维护权益,他因此被媒体称为“赤脚律师”。
2005年他受到当局的软禁,第二年以“破坏公共财产、堵塞交通”的罪名,被临沂法院判处4年零3个月的监禁。
张海迪──当年的励志人物
张海迪是中国著名残疾人作家,哲学硕士。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5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但她以顽强毅力自学,完成大学及至研究生课程,并掌握英语、日语、德语及多门外语,先后翻译数十万字英文小说。
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关于张海迪的报告文学后,中共决定将张海迪树立为宣传偶像。37日,中国共青团专门为其召开表彰大会,其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纷纷为其题词。


贺卫方:“突然让我有一种惊醒……”
——贺卫方教授谈何杨纪录片《赫索格的日子》及福建三网民案

艾晓明 整理


2011721日,法学家贺卫方教授谈何杨纪录片《赫索格的日子》及福建三网民案:“突然让我有一种惊醒……”
     网刊《参与》712日报道:贺卫方:“突然让我有一种惊醒……”
——法学家贺卫方教授谈何杨纪录片《赫索格的日子》及福建三网民案

艾晓明 整理

(参与2011712日讯)写在前面:201012月下旬,大概是21日吧,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来中山大学讲学,我有幸和他一起看了北京独立纪录片导演何杨的作品《赫索格的日子》——以福建三网民案的当事人之一游精佑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了三网民案的起因、媒体再现以及网友如何在现场声援三网民的故事。我因此也有机会向他请教对这部片子的观感。

今天我整理出贺卫方教授的观后感,希望目前正在审阅王荔蕻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案卷的有关部门,能够参考贺卫方教授的意见,重新评价王荔蕻到福州声援三网友这一行为的起因,并作出你们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决定。敦请检察官们如贺卫方教授所提到的“视法律为生命”,不要让已经结案的福建三网民案继续发酵,演变出新的冤案。

艾晓明


我看了这个纪录片,觉得特别感动,内心获得了比较大的震撼。因为福建三网友这个事件,坦率地说,我虽然研究法律、研究司法制度;但是这些年,对于这样一个事件,没有多少关注。没有关注的理由其实挺奇怪的,就是自己不想事事关注,值得关注的事情太多。

这次是第一次看到了,比方说发生在马尾区法院门口这样一种规模很大的抗议活动、警察的那样一种麻木、带有几分尴尬的面孔,还有那些勇士们,包括许多参与维权的朋友们,他们非常理性坚韧的抗争。我觉得这个片子真的是,就像艾晓明教授刚才讲的,应该让每一个学法律的学生,认真地去看一看。我想我也会转送一下给我的同事,给学生们放一下。

当然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法院如何沦落为今天的这样一个状态,他们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专制的打手。他们在法庭上,比方说,限制律师的作用的空间,明显地在证据方面作伪,明显地在法律解释方面,把根本不构成诽谤或者诬陷罪的行为,赤裸裸地判成这样一种罪。

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一步?我觉得,二十年来司法改革,大家一直推动的一个目标是:如何建构一个公正的司法体系。那么公正的前提离不开,一个是高度的职业化,他们非常专业,他们视法律如生命;他们绝对不会去践踏自己安身立命之本的法律。他们在法律解释方面,要解释一条法律,必须要遵守相关的解释的规则;不可以把此罪和彼罪之间的界限模糊,人为地去模糊。他们要尊重律师,法官和检察官,要形成一个——我们叫法律职业共同体。大家的目标是正义,通过法律,通过公正的司法来维护正义。

现在为什么会……不仅仅是这个案件,甚至可以说包括所有受到重大关注的这些年的案件,比方说杨佳案,比方说邓玉娇案,还有孙伟铭案,还有其他的这些年来发生的,只要受到海内外强烈关注的案件,最后司法都偏离公正的轨道;甚至是在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偏离的情况下,公然地、悍然地去践踏法治。我想起了,还有包括李庄案。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司法公正还有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司法的独立性,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没有了这种具有独立性的司法体系,所有的司法体系、法院、检察院,甚至律师,本地的律师,都被地方的党政所控制。而地方发生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比如说严晓玲的案件,这个案件如果能够通过更加公开透明的司法方式,把相关的证据摆出来,为什么会发生比方说子宫被切除这样的事情?当时前因后果情况到底是怎样的?那么需要追究谁的责任,究竟是谁的责任。

如果严晓玲遭到了轮奸,那么三网民不仅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甚至可以将他们作为英雄来加以表彰。因为他们揭露了一些本来没有被揭发的犯罪,真正的犯罪分子也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现在的情况,我们整个地方权力,如果发生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是,可能足以证明我们地方的执法部门,比如说警察部门他们是违反法律,警察部门违反法律变成了地方政府的面子,地方政府的党委他们倾向于把这样的事情给平息掉;平息掉就意味着必须要通过法院判决来证明这个事情不存在,而反过来要证明那些揭发这个事实真相的人,他们是犯罪分子。所以说结果变成了一种,完全是颠倒是非。但是这样的颠倒是非,你可以看到,过去,我们知道目前的体制上,没有办法把地方官员试图一手遮天的事情把它捅出一个洞来。

你怎么看待这个里面摄影机的角色和记录的作用?

我觉得当然非常重要,我想这样一种记录,甚至隐秘的拍摄这种过程,不仅仅是记录了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其实这个镜头也在说话。它也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制度在发生一种非常诡异的退化或者堕落。这个制度也许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理想的,例如早期的那些革命者、仁人志士们。他们可能梦想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间天堂,他们要解决旧制度下的种种弊端。但是经过六十年这样历史的经历,我们实实在在感觉到这样一种制度,内在的一种邪恶的本质。或者说,社会主义本身这样一种学说,也许可以用的一句话叫: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最大的问题它还是一种假定,这种假定是说,它可以改造人性,它可以改造历史,这是说人性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它可以消除从前一直存在的政府与人民之间在利益方面的经常性的对立,而为了解决这种对立必须设置的独立的司法制度。所有这些东西它都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府,我们这个政府它能够发现真理,并且是惟一的真理的发现者和宣布者。它把你的房子拆了你感觉到受伤害,不要紧;因为这是代表你的根本利益,你自己对你的根本利益,其实你并不了解。

那么这样的一种政治逻辑之下,所有的司法独立,所有的民间社会的发育,所有的人民对政府的抗议,都变得没有必要。直到今天,我们的政治缺乏弹性,我们在发生了人民抗议政府的时候,它一定会最后以镇压而告终;极少的最后说会变成一种妥协,很少有妥协。我相信这些年来,我们记得镇压的例子比妥协的例子要多得多。没有妥协意味着政治缺乏弹性,意识形态缺乏弹性,掌权的过程中它不会真正地承认错误。这也是为什么1957年反右依然会被坚持说没错,它只是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根本没有进行,就草草了事。仍然维持着最严重的、最大的文化革命的罪魁祸首,它仍然保持着国民的崇拜对象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想,这样一个镜头所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事件,而且也展现了我们今天的困境,是不是也包括了某种出路?

我特别感动的……看这个片子,我最感动的是,就是最后,游精佑先生和他的母亲的一段对话。我想一开始的时候母与子两人在教堂里,最后是母与子在家里面,好像是在家里面。母亲开始的时候满脸是担忧的,她认为,虽然她的儿子已经出来了,但是他们今后会不会不断地去伤害他们?如果发生这种伤害怎么办?我发现游精佑先生他讲的道理非常有意思。我一直关注这个片子的主角,他其实对人性的一种理解——无论是通过阅读还是他自己的个人经历,他对人性的理解其实是并不乐观的。

他认为人性中间都有邪恶的部分,再好的制度也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多多少少做一点抑制,这是他中间所说过的话。那么最后他不断地像他母亲解释,他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去做某些事情,坚持去说某些话。他在解释法庭中间所发生的事件,法庭中不让律师说话、压制律师的情况。然后他说,我们依着我们的信仰,不会因为他们伤害了我们去报复他们。但是必须通过我们的行为,我们要告诉他,你们做的是错的,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正在做错事。

我觉得,这个片子给我的感觉,最后有一种,想去探索中国演变的道路。这种演变的道路,可能包括市民社会的发育,包括人民的抗争,有组织化的抗争,都非常非常重要。但这种有组织化,现在看起来,通过网络的形式,已经有一个相当好的势头;但是毕竟结社自由没有开展起来。大家知道,任何这样一种组织化的政治力量,必须要有一种常态的经费的支持;但是如果你没有结社自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获得一种持久的资源和持久的行动纲领等等。

当然也包括我们想象的资本家阶层的一种兴起,包括利益的分化带来的冲突和妥协。我想大学的自治…… 都是我们这些年在追求的一个方向。但是仍然需要注意的可能是,这样一种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信仰层面的东西:人的意识,超越于我们经验世界更多的一种观念,或者说一种信仰,它的意义到底在哪儿。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三网友案它是从视频开始的,我们看到的片子是以视频告终的。为什么拍摄视频会成为一种罪呢?

实际上,我想福建的有关部门必须要治这三个人的罪是因为,如果单纯的一个严晓玲的母亲,她是没有办法把这个事件扩大为一个公共事件,让更多的人知道。游精佑,还有他们几位三网友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严晓玲母亲的一段口述、她的疑惑展现出来了;并且受到其他媒体的关注。我想福建马尾区法院其实应该追加一些被告人这个案件中间,比如说成都电视台应该作为被告人,因为成都电视台完全用正面的方式使这个事件得到了更多的了解。显然他们的力量达不到,他们跨省追捕的力量不够,他们于是只好抓住这三个人,想方设法一定要治他们的罪。

治他们的罪其实是一种背书,治了他们的罪意味着公安部门在处理严晓玲被轮奸死亡这个事件方面所有的过错都一笔勾销。这个实际上是赤裸裸地为了一己之利,来去掩饰错误,来去打压所有的揭露者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个视频在网络上传播,我不知道影响有多大。但是的确,如果没有这三个网友的协助的话,可能这个事件也就是跟中国千千万万的冤屈一样,也就销声匿迹了;过一段时间就波澜不惊了。

这也提醒我们:今后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专业化的视频网站?能够把所有的大家觉得有问题的,有一些专业的团队,帮助协作,去制作,然后这些事情都能够展现出来。我相信,一个社会最怕的是民怨沸腾,最怕的是普遍的冤屈得不到纠正。蒲松龄所说的:覆盆之下多沉冤,冤屈都慢慢地沉,但实际上沉下去并不会消失掉,真正地消失掉。人民的仇恨在积累的过程中间,最后会发展成为一场熊熊烈火,把整个国家给烧掉。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真正的是像标榜的那样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不应该人为地掩饰所有这些东西;而应该更多地创造条件,让网络,让所有的……这些年我发现许多朋友热衷于做纪录片,要把这些人,给他们一些特殊的津贴;让他们有更好的工作条件,能够更好地去揭露发生在底层社会的种种冤屈。让这个社会能够变成一个——真正像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民众的抗议标语那样——“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的一种存在。这个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我们通过相关的制度建设来落实的。

那您刚刚从福建马尾法院门前各地赶来的推友、网友的声援中,您看到了什么在您没看这个片子之前的新的信息?

我想首先是网络在今天所具有的巨大的凝聚力,新技术、包括在广州发生的保卫粤语事件,包括福建厦门的散步事件等等吧。我觉得这些都是使得,在一个虚拟空间里,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互动,可以沟通;可以在某一个时刻,大家一起为一个目标去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点我自己其实不是特别理解,尽管从一些平面媒体里也有看到一些报道。但是今天第一次那么生动地看到那些人,而且那些人一点都不担心自己被拍下来,被进一步追究或者迫害。我觉得他们的勇气给了我非常大的感动。

第二个感受特别强烈的,我觉得是视觉的这样一种冲击力。一个标榜人民法院、人民警察,跟人民之间这样一种最直接的对抗。我们当然过去也看到过1976年四?五抗议那样,照片,1989年的人民对政府的抗议,也看到。我自己过去知道,那样一种抗议,过去的抗议实际上都是在假定,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层次温和的目标来实现更高的目标,比方说89年其实反腐败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打倒官倒,抗议官倒。并不是一开始就追求民主。甚至他们希望有一种……我相信当时处理、应对得当的话,其实那个东西很容易化解的。如果赵紫阳能够早点跟大家对话,等等吧。

我觉得刚才这段双方对峙的场景,突然让我有一种惊醒,我觉得双方都知道,大家可能要分道扬镳了。对于抗议者来说,他们内心里面可能也不觉得,他抗议这样一个基层法院的做法,最后可以得到一个最高层次的回应;大家能够获得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内心里面感觉到,就像,可能某些时候婚姻关系走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突然有个时刻大家觉得,可能分手是必然的了。这个时候选择可能只有离婚了。我自己感觉,有一种很悲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政府真的是走到了另外一面。这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对于,包括非常温和的,像茅于轼先生,很温和地要出国,都被限制出境这样一种做法,是不是意味着大家真的是不在一块过了,不行了。那我们怎么走出这样一种困境,这将是,无论是中共的新的领导人,还是更多的中国的国民,面临的一个大挑战。

备注:艾晓明根据录音整理,未经贺卫方教授审阅。如有误漏,责任在整理者。

凤凰周刊:昔日维稳副市长举家上访成“不稳定因素”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商华鸽


田万昌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所谓的“不稳定因素”。
作为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田主抓六盘水市公检法工作多年,维稳曾是其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两年前女儿田小龙被强奸一案迟迟得不到解决,田万昌最终不得不带妻女进京上访,成为六盘水维稳官员眼中的“不稳定因素”。
变故始自200918日。田万昌的女儿田小龙称,当天她在贵阳被人强奸,施暴人为贵州省政协常委、青利集团董事长周世立。在收集到足够充分的证据后,田小龙向当地警局报案,但立案后至今调查无果。
田万昌的妻子在地方国安系统工作多年。两年来,夫妇二人多次陪女儿进京上访。出于身份考虑,田万昌在上访时面戴口罩,尽量避免直接露面,只从“技术层面”指点女儿,并与女儿保持一定距离。
周世立掌舵的贵州青利集团成立于1999年,名下有煤矿、磷矿、物流等八家企业,拥有的矿石资源超过四亿吨。或许是由于对方的活动能力太强,田万昌的举家上访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
20116月,田小龙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她出具的录音文件显示,周曾多次向当地政要打牌行贿,涉及贵州多位在任或已落马高官。

当事人恐吓:如果报案就公开视频
田小龙与周世立的初次接触,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圣诞夜,正在北京中戏预科班读书的田小龙与同学一起到工体的CK迪吧庆祝。晚上11时左右,田离开时第一次遇到周世立。周当时已有家室孩子,自称只有30多岁,是影视公司老板,并递上名片,以找女孩拍电影为名开始与田小龙交谈。事后回想,田认为这是预谋的开始。
周很快了解到,田父是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田也第一次从周口中听到时任贵州政协主席黄瑶的名字,“周自称是黄瑶的干儿子。而黄瑶和我爸爸又是同班同学,所以我对他有了亲切感。”田小龙说。
那时候,黄瑶还是贵州省政协主席,但两年后,他即因收受财物954万元被判处死缓。周和田刚认识时,周还当着田小龙的面与六盘水市一位副市长通电话,而这位副市长也是田小龙从小就很熟悉的一位叔叔。由此,田很快建立起对周的信任。
随后,周多次要求田小龙能介绍认识其父母,欲借其帮助在六盘水市开矿,并允诺让田父在其六盘水分公司做名誉董事长。田小龙对此相当抵触,她被父母教导多年,不可与任何生意人接触,也不能帮人应允任何事。
周告诉田:“你只需告诉父母我特别照顾你,让我见你父母一面即可。”
20091月,田小龙回贵阳参加中戏贵州省联考,田母也从六盘水赶到贵阳陪考。16日晚,在见过周世立一面后,田母告诉田小龙:周绝不是自称的三十多岁,以后不能与其有任何联系,“一个电话也不能打。”田小龙从小被母亲“严密监控”,男女同学都不愿与田小龙交往,“搞得我从小到大没朋友。”遭到母亲的训斥后,仍显叛逆的田小龙反而觉得,周世立应该不是坏人。
田小龙随即将母亲的忠告转述给周世立。18日,结束考试的田小龙准备从贵阳返京,其母也于当天返回六盘水。据田小龙说,就在“那天上午,在贵阳铭都大酒店,周世立将我强奸”。
案发后,田小龙在房间里遭到周世立的打骂,周要求她到卫生间冲洗身体。田当时不知所措,她记得自己曾在《知音》杂志上看过:出这种事后绝对不能洗澡,以保留作案痕迹。田小龙多年看《知音》杂志,因为田母曾告诉她:《知音》杂志所写均为真事,多看看就不会在社会上吃亏。田小龙万万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从《知音》杂志各种离奇故事中获取经验并保护自己。
被打骂多时后,田还是听从了周逼其冲洗身体的要求。但她小心保留了自己的衣物,并买下床单放入自己背包,“床单已被周洗过,不过痕迹没完全洗掉。”田小龙说,“周还恐吓说自己拍了视频,如果报案就将视频公开。”
恰在此时,田母打电话到酒店,问为何还没走,田说自己很快走。这时,被吓懵的田小龙已经从极度慌乱中逐渐恢复了理智,她告诫自己:一定要冷静,然后报仇。
“我买床单只是为了纪念,绝对不会告你。”为了让周放心,田不得不撒谎保平安。“不稳住他,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田小龙对《凤凰周刊》记者说,“我不能把他逼急了。我在杂志上看到很多奸杀案都是把坏人逼急了,受害人才被杀掉。”
时隔五个月,报案后的田小龙将几近发霉的衣物和床单送交警方做DNA生物鉴定。在田家通过种种渠道的不断施压和敦促下,其鉴定结果在2009年年底终于出来:与周世立的DNA比对完全吻合。
本刊记者就此向周世立电话求证。周回答说,这些痕迹只说明我们有过性关系,但不说明我强奸了田。
周也承认,自己洗过酒店的床单。但对于其他案发细节,他不愿多谈。

省信访局坦言:最好的选择是私了
田小龙的父母很快知悉女儿受到了侮辱和性侵害,但是否报案,他们初期的分歧较大。田万昌坚持要告倒周世立;田母则认为此事很“丢人”,不愿张扬;田小龙则有自己的想法——先尽量多收集证据。
鉴于周世立的省政协常委身份及其广泛的人脉关系,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田小龙有意绕过贵州妇联。她曾在云南居住多年,先打电话向云南省妇联求助。根据云南妇联的建议,田购买了录音笔,开始有意与周多次接触并录音。
田小龙录音显示,周与贵州地方多名高官关系颇深,他曾向多位在任高官打牌行贿,并当着田小龙的面对其中某官员破口大骂,斥其“狮子大张口”。在其中一段录音中,周世立称,自己和黄瑶、王某、李某等人打麻将都是在家里打,“输钱给李某,都是每次十几万。”
《凤凰周刊》记者电话向周世立求证其与黄瑶的关系时,周回应说,黄瑶已落马两年,该抓的人都被抓了,但自己却没事,“这足以证明我是清白的。”
由于连续五个月被威胁“要公开裸体视频”,田小龙忍无可忍。2009613日,她觉得自己已拿到足够的证据,但此时的田母仍不愿意女儿将家丑公开。田小龙不得已找到在贵州省国安厅工作的一位阿姨,在她陪同下到贵阳中华北路派出所报案。
田小龙记得报案那天是周末,派出所只有一位值班警察。这位警察看完报案材料后,觉得“周世立太可恨”,甚至怀疑周是否真是政协常委。当天,田小龙控周世立强奸案被立案侦查。
但此后不久,这位值班警察就开始有意回避田家,案件侦查也进展缓慢。田小龙称:“他们对立案肯定后悔得不得了。”为防被恶意撤案,在六盘水市国安部门工作多年的田母称:“谁敢撤案,自己立刻穿警服去上访。”在田小龙父母的坚持下,案件在重重阻力下艰难进行。而田小龙的父母无疑面临巨大压力,贵州省和六盘水市多位官员都曾出面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影响贵州形象”。
报案后,田小龙身边的亲戚朋友开始受到威胁。她告诉记者,周曾冲到贵州省国安厅,找到陪田小龙报案的那位阿姨,劈头一顿臭骂,并质问:“你凭什么敢带她去报案?!”
多位与田见过面的初高中同学也被警告,甚至包括田多年没见过面的初中同学。一位帮田小龙发帖求助的同学称,他们“刚开始要求我统统删掉,并且说站在他们那边就给我多少多少钱。到后面就恐吓说,如果再发,就叫警察来抓”。田在北京中戏预科班的同学也证实,曾有一些人到学校砸教室门,“要找田小龙。”
此外,警方对此案的侦理并不积极。田曾将周世立威胁她的短信交给贵阳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不愿接收,称“不知道怎么接”。在田后来多次赴京上访后,田被周威胁的这些短信以及她的同学受到威胁的证言,才作为涉案证据被公安机关接收。
20107月,已上访将近一年的田小龙精神极度疲惫,情绪激动的她多次声称要在北京自杀。“无奈之下”,六盘水市信访部门两位官员决定陪田与田母到贵州省委办公厅,希望能了解案件进展。
贵州省委一位负责信访的官员接待了他们。但他只收取了上访材料,并未接收周涉嫌行贿的录音。这位官员坦言,最好不要告周行贿之事,周能量很大,否则田可能会很危险,“最好的选择是跟周私了。”
田小龙称,这位官员在好心劝告时,并不知道受害者和她的母亲就站在面前。待知道这一细节后,他顿时瞠目结舌。

戴口罩上访,“不要影响贵州省形象”
看到案件侦查迟迟无果,田小龙在2009年夏天开始进京上访。为此,她错过了当年中戏预科班在北京的考试,学业陷于停滞。
这两年的上访经历,让田小龙开始真正接触社会,认识社会。她说:“之前我被父母保护得太好。以为只要一上访,问题立刻就会解决。”
第一次上访给田留下的印象深刻入骨。那天,她起床有点晚,9点多才来到国家信访局门口,看到前面人“乌泱泱”的一大片,顿时就傻眼了。一位好心的上访老大爷劝她:“姑娘,今天轮不上了,明天你得5点起床才行。”
第二天,田小龙7点多就赶到了国家信访局门口,排名第五。她以为接访人都是“像电视上演的那样”,会非常热情地接待自己,结果却是“冷冰冰的”。出生二十年来,这是田小龙生命中第一次遇到冷脸。
上访期间,田小龙还曾被贵州截访人带走,但接回贵州后并未被拘留或劳教。田小龙直接回家了。她猜测“这可能与我父母的身份有关系”。
与此同时,田的父母在贵州也没闲着,他们通过多方渠道反映情况。
田小龙的母亲在国安系统工作多年。贵州省国安厅相关负责人曾告诉田小龙,国安系统曾多次向省政府反映周世立问题,但省政府回复称“周不是共产党员,管不了。”
贵州省公安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透露,由于此前贵州还没出过官员子女上访的情况,贵州省委常委曾多次开会研究如何解决。而田小龙到国家信访局多次上访后,国家信访局也曾向贵州省信访局下了督办单。省信访局的答复是:只要涉及政协委员的案件均无法处理,可直接联系省政协。省政协则认为,此事应由省信访局处理。
皮球踢来踢去,案件解决无望。20101月,田万昌不得已走上前台,带着妻女一起进京上访。此前,六盘水市和贵州省官员曾一再劝阻,希望田万昌不要上访,“不要影响贵州省形象。”
出于身份考虑,上访期间,田万昌和妻子戴上口罩,在街上行走时也刻意与女儿保持距离。但他们多次上访,案情仍难见曙光。
知情人向本刊记者透露,此案已转至贵州省公安厅调查,谨慎考虑,所有相关证据将重新取验。田小龙对此不无担心:所做的DNA比对结果,是否会发生改变?
在京上访期间,田小龙经常接到周世立的谩骂短信和来历不明的QQ威胁留言。与此同时,也有好心人通过网络发帖指引她如何保护自己并合法上访。一位山东的上访警察曾告诉田,出门不要带手机,“这样不容易被定位。”
田想过的最坏的打算,是父母一起摘掉口罩、公开身份并打出横幅上访,“这样问题可能会快点解决。”
事实上,由于田小龙的上访,田母的工作已受到影响。“全国的维稳工作,我妈妈现在不能参加。”田小龙说。田小龙的小姨供职六盘水市交通局,对于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她三缄其口不愿多谈。
与此同时,周世立仍在纠缠田小龙。他给田发短信说,自己也要到北京上访。这让田小龙觉得太荒谬,“他能告什么?难道告我强奸他?”周也曾多次打电话,称自己没有田想的那么坏,并要求田为其生孩子,称“处女生的孩子最好。而且你一旦跟别人在一起,就会把我的财运带走”。
“如果是一个好人,你为什么要强奸我?!”田小龙质问。
“你就会说这句话。”周世立说。
如今,与田小龙一起读中戏预科班的同学多已入学,田却一直不敢回学校,她很害怕周会到学校把她抓走。她的父亲田万昌去年做了换肾手术,恢复状况并不理想。为照顾他的健康,田小龙与母亲隐瞒了事件的后续进展,谎称案件已经解决,周世立已被绳之以法,女儿也正在大学顺利读书。
躺在病床上的田万昌以为“这件事算是结束了”。他不知道,女儿仍在北京上访,租住在不用登记身份证的二手出租屋里,每天提心吊担过日子,为了躲避骚扰和威胁,连生病都不敢挂号住院。(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田小龙系化名)

七一“福清纪委爆炸案”冤属进京上访

 (博讯北京时间2011705 来稿)
    
今年,趁七一党的90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访民纷纷涌入北京。2001年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蒙冤者吴昌龙的母亲周洪玉也随着这季访潮踏上北上的列车,来到了首都北京。这是周洪玉首次进京,为儿子讨说法。经过九天奔波,周洪玉只寄出五封信,到各个信访接待部门上访,先是遭拒,后被“留”下;随后,转到久敬庄,被福州驻京接走,又被转入“黑监狱”;最后,再由城黑保安押送返闽。
   
    627日,周洪玉在硬坐上挨过32小时车程,629日早上5点许,到了北京火车站。为防止半路被截访,就在附近邮局向温家宝总理办公室副秘书长江小涓、全国人大韩启德副委员长、最高法沈德咏副院长、最高检曹建明检察长等中央领导邮寄了四封同城快递控告件,题为《一案十年不决   何日云散天开》。还有一份邮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马新岚院长同名的控告件。
   
     630日,到最高法人民来访接待室排队领取表格,当9号窗口看了周洪玉身份证件,却被要求出示委托书,方能领取表格。同行的几位福建访民及各地访民,都可以顺利领到表格,唯独直系亲属、为儿伸冤的母亲周洪玉却领不到表格,最高法此举令人深思。
   
    71日,周洪玉又来到了全国人大人民来访接待室,这里贴着公告“中办、国办、全国人大”不办公,办公点转到久敬庄。进了全国人大后,被“留”了下来。随后,被转到人满为患的久敬庄。
   
    一同被接到久敬庄,有泉州的纪斯尊、林碧英、沙县的林碧仙、福安的张志花…….下午四点,纪斯尊趁人多“混”出久敬庄。晚上11点,林碧仙也被三明驻京办接到旅馆过夜。周洪玉和各地上万访民,在久敬庄里熬过漫长的一天一夜。
   
    久敬庄之夜,湖北访民和接访黑保安在久敬庄里打架,很惨很暴力。
   
    久敬庄之夜,200多福建访民被滞留下来,这下,可苦了老弱病的访民,其中,有80多岁老翁、老妪,还有身怀六甲的孕妇,其中也包括身患高血压的吴昌龙的母亲周洪玉。
   
    72日傍晚6点,福州驻京办到久敬庄把周洪玉接出,要走一份控告件,又将周洪玉投入黑监狱,再被软禁两天一夜,最后由京城黑保安遣送返闽。
   
    75日凌晨一点,周洪玉刚从京城黑保安中巴车下来,当地政府付清万元押送费,要回了被扣押的手机,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
   
    悲观环境里,周洪玉此趟苦旅,大多数坐着等天亮,没有任何的成效,哪怕是到中央各信访接待部门递上一纸半状,但,这并不影响冤属前行的步伐。从积极意义上讲,它在丰满无力者心中的希望。籍着亲情的凝聚力,丈量着正义的脚步,缩短儿子吴昌龙回家的距离。
   

选举观察
人大代表选举律师观察团发布第一号公告

(维权网信息员刘涛综合报道)
日前,中国各地一些律师为了推进中国基层人大换届选举,依法保护公民的选举权利,而发起成立中国人大选举律师观察团,并展开相应的工作。
72日,湖北律师吴远树(@梦里惊闻)发出紧急呼吁:因我在江西新余帮助刘萍、李思华、魏忠平调查选举真相,准备提起控告,受到阻挠。我一人势单力薄,无法独自完成调查工作,吁请全国律师界同仁挺身而出共同参与,吁请海内外媒体记者仗义执言揭开黑幕,吁请社会各界人士伸出援手,共襄义举!我和刘萍、李思华、魏忠平向大家鞠躬致谢!
截至74日,已有李志勇律师、王成律师、许峰律师响应呼吁,表示愿意加入律师团,提供帮助,并发布人大选举律师观察团公告第一号:为保护公民政治权利、促进国家民主发展,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远树(@梦里惊闻) 、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志勇( @李志勇) 、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成(@杭州王成律师 ),特倡议成立人大选举律师观察团,恭请全国律师同仁共同参与。

竞选郑州市长遭算账 亿万富翁变逃亡者

【大纪元20110706日讯】(大纪元记者高紫檀综合报导)在中国竞选大城市市长,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郑州一个亿万富翁曹天想拿出1亿元竞选市长,这个决定却令他迅速陷入困境,官方清查的压力使他不得不东躲西藏,成为“逃亡者”。
发出参加希望竞选的消息,但不到10天,这位亿万富翁就开始逃亡。现在他是“东躲西藏,手机不敢开,身份证不敢用。”曹天对大陆媒体说:“都说秋后算帐,还没有等到秋后呢,账已开始算了,他们怕什么?!这么弱不禁风!”

官方关注 曹天逃亡
报导称,曹天在发布竞选微博后几天内,在引起公众关注的同时,郑州官员的案头上,在一沓厚厚的舆情监测里,他成为了重点关注的人物,“信息非常详细”。
613日,曹天突然接到一些体制内好心朋友的电话:你最近小心点,出去躲躲!原因据他的朋友微博显示,“被郑州国土资源、公安、税务稽查等三部门组成的‘专案组’调查。据了解,调查命令来自于郑州市委……”,然而郑州官方却称“没有这样的事。”
曹天委托多路朋友打探后,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体制内各方的朋友,都告诉他:这个事,你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危险就更大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有过牢狱之灾经验的曹天,只能选择最低风险的做法——关闭手机,开始“逃亡”之路。

亿万富翁发微博竞选市长 公众鼓励
曹天是今年66日通过朋友微博宣布参选的。他表示,自己愿意出资100,000,000(一亿)元人民币作为竞选资金,参选郑州市市长。同时承诺:参选成功后自己任期内不拿一分钱工资,并且城管绝不可能打百姓,官员腐败定严惩。他还表示,这是为了“用《选举法》撬动僵硬的干部任用体制。”
微博发出后,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许多人在微博中留言或评论,对他的勇气表示赞赏。
受到公众的鼓励,曹天继续发博:第一,本人所说的100,000,000(1亿)独立参选郑州市长经费,不是选举费用,更不是所谓“贿选人大代表”,相反,这正是我所坚决鄙视的;第二,1亿元是廉政保证金,如果本人当选后有腐败,则钱自动捐给贫困学生。
67日,他又发博称“自己参选郑州市长如果成功,以下几件事情迫在眉睫:第一,撤销城管部门,其工作交给有法可依的执法部门;第二,利用市场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大幅度降低房价。第三,取消一切景观工程的花销……”
他在随后的微博中,论述了自己对于房地产开发中强拆的观点,“只要发现强拆百姓房屋的事件,当地区域领导立即送交检察机关依法严惩,给百姓和公民造成严重损失的,依法追究刑责;以后但()是涉及到拆迁的,开发商必须和百姓公平协商……”
作为一个拥有被选举权的公民,曹天的观点和行为不但获得了网民们的赞赏,同时也得到了一些知名人士,包括美国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教授刘亚伟、博客作家顾晓军、杨恒均等人的支持。
此外,曹天从66日发布竞选声明后几天内,他密集地拜访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听到最多的也是赞扬和支持。
不过当年睡在曹天上铺上的兄弟、如今是河南省法工委的人大官员在得知曹天要参选的消息后问:你这是开啥玩笑呢? 他说曹天是“脑子又进水了”。曹天回答说:“真不是闹着玩的。挣钱挣累了,想花一个亿争取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你们当公仆这么多年了,咋就不能让我也当一回?”
没料,事情的发展竟如朋友的担忧,曹天只用一个星期,就完成了从亿万富翁到逃亡者的身份转换,而且,这种转换难以言说----官方对他的调查并未公开。


曹天简介
据曹天网上公布的简介:他今年43岁,河南开封兰考县人,1989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当过律师、记者以及企业高管,他平时喜欢写诗,2005 年被中国作家协会评为当代百位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曹天曾加入了1989 年的民主浪潮,就像其他数千名人士一样,他也因此被扫进了监狱。出狱后他丢弃了自己“曹红旗”的名字,改名“曹天”。
出狱后他有过艰难历程,曾帮亲戚摆摊卖衣服,在路灯下卖旧书,被人骗去做生意用的5万元钱……最终他通过做房地产成了亿万富翁。

独立参选的遭遇:作家夏商被调查

作者: 吴雨

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被指不能代表民意

713日,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上海作家夏商名下两家公司,被上海辖区工商部门突然临检,夏商认为此事和他本人参选人大代表一事有关。近期,中国多名独立参选人不同程度受到阻碍和打压。
 713日,上海的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作家夏商在新浪微博上发出信息:接到上海某工商局检查大队的电话,在非法定年检期间,他名下的两间公司被要求于下周二接受抽查,夏商认为这件事和他参选人大代表有关,他在微博上表示,将尽一切方式保护自己的安全和权利。

今年在中国涌现出很多独立候选人,仅在新浪微博就有近五十人宣布参选。上海作家夏商、时政评论人李承鹏、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媒体人五岳散人等相继参选。

独立参选的荆棘之路

上海作家夏商名下的两家公司经营多年,每年都接受合法的工商年检并纳税。713日,被告知在非年检期间突被抽查,夏商认为这是当局在逼迫合法公民从《宪法》和《选举法》退出。他最初参选时曾接受媒体访问,他当时表示,这是重拾遗忘已久的权利,他说已安排好家事,被迫维护合法权利,即使被逮捕法办也在所不惜。夏商还在微博向朋友们和数十家海外媒体告别。

此前夏商表示要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加上海静安区人大代表选举,已遭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封杀令,但他始终主张依据《宪法》和《选举法》进行参选,在此过程中,他也婉拒20多家海外重要新闻社、电视台和纸媒的采访要求。另外夏商在近期还耳闻国家安全保卫部门调查的消息,他希望相关部门停下来,不要塑造"假想敌",将公民守法参选的好事变成坏事。

此前,时政评论人李承鹏也在博客上,发表文章《所有父亲问所有父亲》,讲述自他宣布参选人大代表,他的儿子也被取消一个广告代言,破碎了一个孩子的梦想。

而郑州高调宣布竞选市长的企业家曹天,先后被当地工商、税务部门进行调查直到公安部门对他进行侦查,目前暂处失踪状态。

66日,山东省烟台市的独立参选人王建伟被不明人士砍中头部,伤势严重……。

独立选举专家姚立法失踪近26

德国之声也获悉中国的独立选举专家姚立法已经失踪二十余天,记者拔通了姚立法妻子冯玲的电话,据她介绍,自从620日,姚立法在单位被人强行带走后,至今已经失踪近26天。其所在学校的工作人员,在当地政法委的授意下,多次对姚立法的家实施断水断电,并闯入姚立法的家中进行搜查,查抄姚立法的选举文件,并威胁要殴打姚立法的家属。

姚立法的妻子认为,搜查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查抄姚立法多年来关于中国独立参选的调研和参选办法等文件。

中国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本月正式开始。姚立法多年来鼓励公民积极参选,并撰写了《独立参选指南》。610日,美国驻华使馆曾邀请姚立法前往北京会晤,但由于当局对姚立法进行人身控制,他不能前往北京。自此,他受到更加严厉的临近直至失踪。

 "这不是人大代表选举,而是党代表选举"

德国之声早前也曾报道江西独立参选人刘萍被非法拘禁一事,再次采访她时,她表示参选之路上体会到了诸多障碍:"51516日参选,当局将我拘禁了,另外我的独立参选人的资格被非法剥夺了,按照法律,10人以上联名,我就可以获得独立参选人的资格,我获得了41人联名。他们对外发布不实消息。我们江西独立参人李思华有218人联名,魏忠平有60多人联名,但都被剥夺了独立参选人的资格。"

刘萍表示她不希望看到全国各地的独立参选人受到阻碍:"如果不断蔓延,势必会造成选举不是公开、公平、公正的,而会成为非法的选举,也不叫人民代表选举,而是叫党代表选举,全部是内部拟定,不是民主产生的代表,我们的被选举权被剥夺了。"

香港的出版人鲍朴认为,当局对独立参选人的打压,反映了中国的"人民民主"远没有实现。
来源:德国之声

维权网: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上海作家夏商发表退选声明

(维权网信息员刘涛综合报道)726日,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上海作家夏商发表退选声明:本人参选人大的初衷,是在遵守宪法和选举法前提下完成公民权利和义务。但自宣布参选以来,各种暗流和阻挠不断。近日发生的一系列恶性公共事件让我幡然醒悟,让我对这个政权彻底失望,对参选感到强烈的羞耻感。参选其实是与政权的同流合污,是对它的认同和致敬,它配不上。所以,我宣布退选!
722日,天津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王忠祥下班途中,接国保警官电话,让其明天上午9:00到公安红桥分局邵公庄派出所谈谈。
723日上午9:00王忠祥和公安国保人员会面,近中午结束。离开后,王忠祥表示:和国保人员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交换了意见。我们君子协定,不发内容。但坦率地就双方关切的事情告知了各自的观点,共识比过去有增加。交谈中有群众打来电话,双方都感受到群众的关心。王忠祥向他们曾要过书面传讯通知,有位警员说,谁让你来了?你不是自己愿意来的吗?
721日,经广州市委研究同意,全市各区、县级市和镇的选举日安排在98日。广州将首次实行全市统一选举日。广州的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对此质疑说,为什么放在星期四进行呢?欧美国家都在周日选举,就连越南、朝鲜、古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周日举行地方议会选举。请广州市委、市人大就此问题给大家作出解释。
另外,最近又新增加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有成都姚飞律师(@姚飞律师),@深圳_板蓝根。
成都姚飞律师参选日志:早晨六点就起床,在几千人居住的小区发送参选告知卡,个中的艰辛和酷暑的煎熬,是那些直接被指定好的永不投反对票的代表永远无法体会的。中国的选举文化什么时候才有呢?
@深圳_板蓝根微博声明:参选深圳市龙岗区人大代表,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实现民生、民权、民治百年梦想。助选活动网页 www.szrr.com 欢迎选民助阵,一起为自由深圳而努力。


维权网:人大选举律师观察团发起人被约谈

(维权网信息员刘涛综合报道)人大选举律师观察团发起人之一、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吴远树律师201176号下午接到所里通知:江西省司法厅已向湖北省司法厅发函,并已有国家安全部门介入,湖北省司法厅明天上午约谈。吴远树电话:13397299799
另外人大选举律师观察团发布公告第二号,律师观察团近期以关注江西新余刘萍、李思华、魏忠平三位独立参选人为主,初步计划为每位独立参选人配备两名律师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恭请全国律师同仁共同参与,
以下是吴远树律师提供的观察新余选举的情况记录:

74
今天,我与刘萍、李思华前往李思华选区新余市渝水区通洲办事处西河管理处,观看张榜公布的的选举结果,并调查扭打刘萍、抢夺刘萍手机、殴打魏中平等破坏选举的情况。在被管理处门口,我和刘萍被管理处干部打伤,抢夺、毁坏我的手机、摄像机。
新余市公安局抱石路派出所盛晴晖(050618)斥责刘萍说:国家赋予我天天管你的权力,你没有权力管我,无权对我拍照。我反驳道:法律赋予我天天监督你的权力,你没有权力拒绝,我有权对你拍照。

75
昨天早上约八点半钟,我和刘萍、李思华一同去观看选举公告。刚到门前,还没看见公告,忽然六七人冲上来推搡殴打刘萍,我见状立即用手机拍照,那伙人就过来抢夺手机,我拼死反抗,被西河办事处干部和打手打伤,手机被抢去摔坏,几天来走访百余人的录音证据被毁,摄像机被抛上楼顶,案卷资料撒满一地。
在西河管理处办公室,那伙人说:你们没经我们同意拍照,侵犯了我们的肖像权。我反驳道:我不需要经你同意。警察说:你还是律师,知法犯法,你不经人家同意就拍照,就是侵犯肖像权。我说:侵犯肖像权是指用于商业目的,我是因他们打人,固定证据,难道是侵犯肖像权吗?
由于摄像机还在楼顶,我要求拍照取得证据,警察拒绝,因此我拒绝离开案发现场。无奈,警察方同意我们自行拍摄。我悄悄拍下了警察和警车......
在派出所,警察索要我拍摄的含有警察的照片,刘萍说在他那儿。当着凶手的面,出警的大个子、小个子警察和小个子协警,态度凶狠,辱骂刘萍,刘萍叫他是“狗”,争吵激烈。我拿出摄像机,说:今天,我要试一下摄像机坏没坏,给你们拍个录像。小个子协警见状赶紧走了,凶手和警察乘机溜走。
副所长盛晴晖要刘萍交出相机,刘萍不断求助,发微博,二人激烈争吵。盛晴晖说:国家赋予我天天管你的权力,我可以拍你,你无权拍我!
下午五点半,我和刘萍去新钢公司医院检查伤情,外科钟医生说,给刘萍看病太危险,会被踩下去,请求谅解。我问他,看病是医生的职责啊,你怕什么?钟医生赔笑解释。我无语。钟医生借故走避。直到六点多钟,才来一个年轻医生给我们看伤,又极不情愿。我悲哀,仅仅参选人民代表,就使刘萍变成了瘟神么?
打的到新余,路上闲聊,我问:知道刘萍吗?司机答:不知道。我说:全国都知道刘萍参选人民代表,新余人不知道么?司机想一会说:哦,听说过,听说她是恐怖分子,选举那天要炸新余最大的商场,街上布满武警。我大惊。来新余三天,果真听到恐怖的故事。
反思昨天的围观公告事件,我深刻检讨:我只认识到他们的邪恶,却没认识到他们的疯狂,维权反被侵权,证据毁灭,痛哉惜哉!
天亮后,我就要告别新余,这个我新认识的多余的城市,但是我不能忘怀并不多余的新朋友。我已与杭州王成律师约定,由他来接力,下一位将由深圳李志勇律师接力。几日后,我将返回新余。王成说,刘萍、李思华、魏忠平的参选故事可歌可泣,中国几十万律师如果坐视不理,真是律师界的奇耻大辱。


重庆观察
“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作者:小国
  近日,重庆书记对异议“唱红打黑”者大加抨击,“我们倒想问一问,《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有哪一首是“文革”的歌曲?什么地方极“左”了?这都是救国的歌、建国的歌,是振奋人心的歌曲,唱这些歌何罪之有?”
  笔者对此非常不能认同。
  按说,人民群众的娱乐活动,只要不抵触法律,唱什么都可以:包括爱情歌曲、校园歌曲、思乡曲、流行段子,没有商业目的的跳大神等等,其中也包含了所谓的“红歌”,没人认为唱个歌能与犯罪挂钩。全国三十多个省市都有人唱红歌,包括笔者在内,闲暇时间也会哼上那么几句,这些都构不成什么问题,也没招致什么非议,为什么独独重庆却受到了万夫所指?既便如此,产生“何罪之有”的想法却未免过虑,说明严重缺乏自信。
  如果是笔者这类平头百姓哼了几句红曲,周围人显然不会在意,因为他们明白本人并不靠哼这几句来表现什么,没有政治企图;鄙人80年代就曾参加过上海市直机关组织的几次“革命歌曲”比赛,也没有人对比赛说三道四,因为当时的市委市政府并没有下达强制性的指令要各行各业统统参加、并没有跨省市地邀集全国各地的显要参与以壮大声势、并没有进军北京人民大会堂去展示“革命豪情”、更没有人在上海人民广场用霓虹灯打出“江书记(朱书记)你辛苦了”的标语——虽然他们对上海与中国的贡献是区区重庆的领导所不能比拟的。……
  重庆的问题在于,运用行政指令,动用庞大财力,占用各行业各类人员的大量工作时间,集中起来只唱所谓的红歌(可笑到甚至连劳改犯、精神病人也“踊跃参与”)。这不仅是在滥权,而且是在大量浪费公共资源。这种做法谈不上犯罪,却显露其典型的文革做派——用“革命”来干扰生产与各类公务。
  一个政党真正的朝气在于:埋头做奉献,抬头向前看。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如果是真心实意地想讴歌祖国,就应该突出宣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可是,历数重庆强制推行的所谓“红歌”,有哪一首是歌颂改革开放的?老是太行山,黄河水,是不是还要打游击、打内战,这不是折腾吗?有些所谓的红歌赞颂的还是那个大饥荒的年代,和平时期饿死了几千万的老百姓,就那么值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欢欣鼓舞?值得指出的是,三十多年来,没有了那个救世主,没有搞个人崇拜,没有人象文革那样强制推行“革命文艺”,而是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务实地搞经济建设,中国的发展才没有走歪路,才有了巨大进步。
  即便是对待改革开放,真正的歌颂,应该是人民群众的自发自愿,也不能由政府擅用纳税人的钱,指令性地强制老百姓歌功颂德。政府执政的业绩,人民群众自会称赞;政府行政的瑕疵,人民群众也有权批评。请问,在重庆这些红色的发音台上,人民群众除了歌颂与表忠心外,还能批评吗?这不是一言堂还是什么、这不是文革遗风又是什么?历史上,只有严嵩、魏忠贤时代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出现过规模化的表忠心运动,那都是最终以人民群众的浩劫为代价。只有昏了头的人,才会这么去搞事。
  一个政党的美德在于:对人民群众无私奉献、对自身必须谦虚谨慎。只有黑社会才有那种狂妄自大、咄咄逼人的腔调。尽管包括重庆在内的各省市早就依法打黑了,也尽管现在重庆的“打黑”存在许多黑打现象,却俨然以领潮者自居。那么,请这些“打黑英雄”先改一改蛮横的霸气再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王道霸道之分,请问,霸道与黑道相距能有几何?
  唱红歌的组织者们还有一种妄想症: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导致了社会物质的丰富,却让人们丧失了“信仰”,社会问题严重到了大厦将倾的地步,必须由他们倡导“红歌”来提起全国人民的“精神气”。这简直是无知加狂妄的想法,是对社会大众的蓄意误导。
  改革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自然会夹杂着一些黑暗面;虽然有必要提高劳动者的财富水平,但贫富差距的存在是促进投资与就业的前提;平均主义才是社会生产力最大的破坏因素。不要模糊这些常识性的问题。
  其次,文革与文革之前中国就没有腐败、没有黑暗面?那张子善、赵青山是怎么回事、三反五反中大量干部落水是怎么回事、“四清运动”各级干部中普遍的“四不清”又是怎么回事?邓、胡、赵、江、胡没有搞终生制、没有硬把自己的太太塞进中央政治局,都是两袖清风,至少还没有创造属于个人支配的几亿“稿费”,这种事情在毛时代可以想象吗?贪污腐败在改革开放前有,在改革开放中自然也有,这是体制而非改革带来的问题,靠唱红歌是不可能厘清这种分际的。利用腐败现象来给改革开放抹黑,用强制唱红歌来愚昧人民群众、然后产生一种彻底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情绪、舆论与力量,然后就有救世主或大救星出现来“拯救危局”——一厢情愿竟至于此!
  如果说,这是一种什么信仰的话,那只能是应该坚决予以破除的撒旦呓语。
  鉴于笔者也是个“红歌”爱好者,就不妨拿其中最有进步意义的几句歌词来与重庆红歌运动的组织者共勉:“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放出万道光芒。”(《团结就是力量》);“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与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薄熙来提出重庆建道德高地 称和谐不是“管”出来的 (节选)

  据重庆日报消息 2021日,中共重庆市委召开三届九次全委会,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缩小贫富、城乡、区域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思路和政策措施,并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的决议》。
  市委书记薄熙来作主题报告,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作《决定(讨论稿)》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光国、市政协主席邢元敏出席了会议。市委副书记张轩主持会议。
  
薄熙来书记以《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为题,向大会作了主题报告。
………………
  只有在共同富裕的“沃土”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都在强调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个“发展”同样扣紧了“共同富裕”,因为科学的发展,全面的发展,自然包括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各个地区共同的发展。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生活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健康发展和全体国民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说到底,和谐不是“管”出来的,而是“培育”出来的。就像种树,必须挖大坑、施好肥,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共富。如果一个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不但没有和谐,还会问题多多。“公道行,人心平,天下宁”,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谐社会的“沃土”,在此基础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市委常委何事忠、马正其、徐敬业、刘光磊、陈存根、翁杰明、吴政隆、徐鸣,部分老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党组成员,市纪委常委、市委巡视组组长、市高法院院长、重庆大学校长以及各区县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党员副秘书长,市级各部门党员主要负责人,部分大型企业和高等院校党委、党组书记等共400多人,出席和列席了会议。会议还专程邀请了全国知名专家学者李慎明、纪宝成、李捷、许志功、梁柱、李崇富、胡长水、李希光、崔之元出席。
据重庆日报

重庆执法部门协调一致袒护涉黑人物周长勇?

作者:罗修云 2011-7-9 17:50:02 发表于:博客中国

重庆执法部门协调一致袒护涉黑人物周长勇?
2008年在中国西部重镇重庆,掀起了一股史无前例的“打黑风暴”,一大批黑道人物和涉黑人物在此次“打黑风暴”中落入法网。在常人看来,重庆的“打黑风暴”最受关注的“亮点”,莫过于一批以文强为首的黑恶势力保护伞翻身落马。被打掉的保护伞,大多是重庆政法界的重要人物,正是由于他们的包庇、袒护、纵容,黑恶势力才得以猖獗放肆、逍遥法外。按理说,重庆的政法界经过这样一次震荡,不会再有人明目张胆地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3年过去之后,重庆又现“响当当”的涉黑人物周长勇,同时在重庆执法部门又现这位著名涉黑人物的保护伞!
周长勇是重庆公认的暴发户,他在2006年之前还仅仅是一名薪水微薄的乡村教师,2006年辞职后在威特佳公司打工。2007年,周长勇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创办了“重庆长勇实业有限公司”。其时,周长勇拥有的资金不过区区50万元。成立“长勇实业”时,他的底气明显不足,需要志同道合的股东共同求发展。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和自己过从甚密的朋友邹顺有。然而,邹顺有自己的企业,效益说不上很好但发展也还平稳,至少能保证一家人的小日子过得滋滋润润。当周长勇向他发出合伙创办“长勇实业”的邀请时,他经过了几番沉甸甸的思考和艰难的抉择,素来容易相信人的邹顺有,最终做出了放弃自己的企业,做周长勇的合伙人的决定。于是,邹顺有成为了“长勇实业”的原始股东之一。
然而,邹顺有很快发现,周长勇是一个能共患难却不能共富贵的人。掐指算来,两人和谐相处的时间仅有短暂的一年!而破坏“和谐”的因素是周长勇的哥哥周长益捞到了工信部的一个肥缺——2008年任国家工信部节能司综合利用司代理司长,2009年正式任命为工信部节能司综合利用司司长。周长益履新、周长勇变卦、邹顺有倒霉,三者几乎同步同时同现!
近年来,节能环保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家对节能环保方面的支持和投资力度也越来越大。周长益担任了工信部节能司司长之后,便有了节能环保项目的审批权,自己手中也掌握了大量节能环保项目。此时,他胸有成竹地认为可以携手重庆的弟弟靠做节能环保项目发财。在巨大利益即将来临之时,他和弟弟周长勇打起了独享节能环保项目的暴利,为此而挖空心思,想着如何将邹顺有的股份退掉。周长勇提出的方案是:出200万元购买邹顺有的股份。这自然让邹顺有无法接受,他要求转让股权应该先审计评估知道真实股值后再来谈价格。但周长勇强却不愿意审计评估,而坚持要低价强行收购。
当劝说、协商无效后,周长勇便开始来“硬”的:2009428日,周长勇约邹顺有在大同路49号银河大厦茶楼见面。但到了约定的时间,邹顺有见到的并非周长勇,而是以杜昌国为首的20多个黑社会成员,他们冒充“市里领导”,轮番对邹顺有实施暴力威胁。一个叫唐飞的人说:“是周长勇愿意出80万元请我们来帮忙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周长勇只出200万元购买你在‘长勇实业’的10%的股份!”邹顺有横横直直不同意,并乘机脱离现场。但邹很快又被这伙人控制,并被挟持到邻近的解放碑大世界茶楼(重庆市重点打黑除恶的场所),交给了早就等候在此的周长勇等人,数十人继续对邹实施威胁恐吓,最后由于邹前妻的突然介入和苦苦哀求,邹考虑到全家人的安全,就被迫同意250万低价转让方案。
200955日,周长勇通过银行转账给邹顺有所谓的“股权转让金”250万元。他手下的杜昌国再次带领近20余人威胁邹顺有,并要求邹给其支付50万元的所谓“劳务费”。受其胁迫,邹只好支付了50万元“劳务费”,使他的股份价格仍然回到了200万元的“原点”。不过,邹顺有坚持要杜昌国出具了50万元的收据和周长勇的身份证复印件。这份收据成了杜昌国等人对邹顺有实施敲诈勒索的铁证。
周长勇费如此功夫将邹顺有逼走,对他来说当然是值得的。因为他哥哥周长益于2008年跃上工信部节能司司长的宝座后,就在这一年间,就通过他疏通重庆的关系。给周长勇揽下了3个过亿的大工程,2009年和2010年更是揽下了总额达21亿元之巨的彭水保家工业园工程整治项目,还揽下了黔江隧道工程、南涪高速路工程。现在邹顺有那10%的股份的实际价值,已是200万元的N倍了!
邹顺有遭遇黑恶势力保护伞,是从举报涉黑人物周长勇开始的。
20104月,邹顺有向重庆市高新区公安分局、市局刑警总队、市局经侦总队、市局打黑办都递交了关于周长勇涉嫌黑社会组织罪、强迫交易罪、故意毁灭证据罪和关于杜昌国的敲诈勒索罪的报案书,经过漫长的等待和催促,该分局于20101024日至20101115日期间,给出了三份不予立案的决定书,而正是这三份不予立案的决议书,将某公安分局局长黄某某不作为、甘愿充当周长勇保护伞的嘴脸暴露无遗。且看看三分不予立案通知书是什么货色吧:
第一份:该分局仅仅回复了对杜昌国敲诈勒索50万元的不予立案,理由是没有犯罪事实。而对周长勇犯下的强迫交易、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毁灭证据等罪行,则故意回避不提;
第二份:该分局在2010118日上午给予控告人的不予立案《行政复议决定书》上,将敲诈勒索犯罪嫌疑人杜昌国的名字在三个地方错写成“杜昌平”,直接和故意让犯罪嫌疑人从文件中脱逃,而此份决定书上有黄某某局长的赫赫签字和其私章及高新区分局的公章。试问能允许一个公安局长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吗?更让邹顺有不可理解的是,20101215日他当面问问黄某某时,黄的答复是“对此案不太清楚”,再试问:既然“不太清楚”怎么可能在决定书上签字盖章呢?
第三份:该分局在《公安机关关于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上,干脆不提杜昌国的名字!
同一个犯罪嫌疑人杜昌国,在渝中区诈骗2000元都能立案,并于2010921日就被关押于渝中区看守所,现已经进入检察院公诉阶段,而他对邹顺有实施敲诈的金额达到50万元之巨,却在高新区公安分局一直不能立案,并出现了一系列违规操作的执法人员。究其原因,无非是有一个严重不作为的分局局长黄某某在操纵指使。
更为过分的是,高新区公安分局居然是先将前两份决议书出具给控告人后才开始对控告人方证人吴某某和蒋某某进行第一次调查,试问:这样没有经过调查作出的行政决议会是正确结论吗?
在无法自圆其说、自相矛盾、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黄某某又于20101220日提出对邹顺有的举报予以重新立案,以换取之前给予邹的《行政决议书》原件,并想让邹在其撤销一切上访的协议上签字,同时明确表态马上立案,让已经错过黄金调查期的案件又从头做起!邹顺有感到好笑:公安分局局长违规操作所犯下的错误岂能由受害人买单?为了包庇纵容犯罪嫌疑人,怎么能够想出如此荒唐的办案程序?
201175日,重庆公安部门又来了一个为周长勇开脱责任的“绝招”:这天中午1120分,上清寺派出所打来电话,要邹顺有到所里去一趟,说是长勇实业公司的审计报告出来了,可以让他看看。又过了一会儿,市局打黑办又有人用手机(号码为13594097884)催他去上清寺派出所,说审计报告出来后,他和周长勇的事情就算扯平了,并警官邹:你签字后,就不能再在网上发帖子了,再发帖子他们就以诬陷罪对邹刑事立案,邹状告周长勇、杜昌国、蒋进原等黑恶性质组织、强迫交易罪就不成立了。邹说审计报告应该会给他一份吧,因为他是公司股东啊。对方回答说不会给,邹顺有质疑道:不给他审计报告,他不了解审计内容和结果,又怎能随便在审计报告上签字呢?公安局打黑办难道有这样的霸道办案程序吗?邹还说:“我也看过长勇公司承接的涪陵和武隆两个工程的审计报告,光凭两个工程的净利润就达一个多亿,警方说我的股份价格就值100多万,你认为可能吗”?警官回答说:“长勇实业”有其他公司的利润在其中。难道你不相信审计公司吗?”邹顺有驳斥道“其他公司的利润怎么会在长勇实业公司的审计报告里体现呢”?邹顺有的反问,让对方哑口无言。事实上,这份审计报告也只是对公司进行了审计,而没有对公司的资产和项目价值进行评估,对于高桥农业公司350多亩土地、彭水保家工业园21亿的工程项目也未进行评估。因此邹顺有认为,打黑办的人叫他立即签字认定他公司的股份价值,这完全是替周长勇开脱罪责的行为,也是行政不作为行为的延续。
邹顺有在重庆执法部门走过的路经是:20104月分别向高新区分局、市局刑警总队、市局经侦总队、市局打黑办等单位都报案——高新区分局驳回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向九龙坡区检察院申诉——被作出维持高新公安分局的决定——向九龙坡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迟迟未予受理——向市公安局提出复议申请——市局不受理不答复——向市公安局信访办投诉——市局信访办进行推脱——向市公安局打黑办举报——打黑办以公司审计评估未结束为由予以搪塞——催问打黑办——打黑办出示虚假审计报告让邹签字为周长勇洗脱罪责——向市公安局提出复议申请——市局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向渝北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渝北区法院目前还未答复受理。
由是观之,重庆执法部门为了达到包庇、纵容犯罪嫌疑人的目的,从派出所的民警到分局的局长再到市局有关部门;从检察院到法院,自下而上、由此到彼,竟配合得如此协调一致!明摆着的敲诈勒索犯罪行为却无法立案,这不能不令人怀疑:莫非重庆执法部门的相关领导被周长勇的“糖衣炮弹”所击中?莫非重庆执法部门法外有法、规外有规,乃至制定了一套有别于国家法律的立案标准?!
但愿重庆权威部门就邹顺有的举报不予立案的理由,给出一个公开的答复,也让所有关注此案的法律界人士、传媒界人士和广大网友,评评你们给出的答复是否令人信服!
反腐与维权博客 罗修云
  1310170430@qq.com
  http://blog.sina.com.cn/u/1877193810

重庆南川“红色经典主题公园”项目被终止

华龙网7719时讯(记者 张芊)记者近日从南川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处获悉,重庆南川“红色经典主题公园”项目经过市级宣传文化部门组织论证,认为该项目落户南川及重庆不合适。根据合作双方《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的约定,双方决定终止该项目协议。

最近的风向有点微妙——从重庆红色公园流产说起

规划总投资达25亿元的重庆南川区“红色经典主题公园”,仅仅热闹了两天,就流产了。其实说流产还不太妥当,应该是胎死腹中。流产还能有个孩子模样,胎死腹中则连块肉团都没形成。你看,75日消息才见报,77日就出来说不搞了,原因是“经过重庆市级宣传文化部门组织论证,认为该项目落户重庆南川不合适。”25亿元的大项目,说上就上,说停就停,感觉和我们邻居的小屁孩过家家没什么两样。
个人认为,这次叫停重庆“红色经典主题公园”,值得解读。再把李庄二审无罪、进京唱红遇冷、胡总七一讲话等联系起来,应该是有些意味的。
有几年了,关于中国未来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左右之争。对于目前存在的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结、社会缺少公平正义、底层民众未能充分享受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好处等等问题,应该说,各个阶层的人士是看得清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
  问题看到了,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大相径庭。
  主要观点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上述问题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必然结果,恰恰相反,是改革开放不彻底、不完善,政治体制未能跟上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最终要依靠改革来解决。
  另一种观点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种种问题,是因为我们发展的思路、前进的方向出了问题。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改弦易辙,走回头路,彻底回归计划经济。
  公平与效率,生产与分配,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在从事经济活动时都必须要考虑的两个范畴,只是根据形势条件的不同而各有侧重罢了。左派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不公,因此应该首先解决这一问题,在分配领域下工夫。右派认为,中国目前最紧迫的还是发展问题,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经济总量。虽然社会不公现象存在,甚至比较严重,但应该在发展中解决,经济总量大了,问题也会得以改善和解决。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中国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做蛋糕还是分蛋糕?
  除了在理论进行上论争,发展之路的不同探讨在现实中也初露端倪。左派和右派都一致认为重庆是左派思想(没说是“极左”)的实验场、新圣地,有学者提出“重庆模式”,唱红打黑,更把重庆推向社会舆论与公众视野的中心。再加上一些御用文人的吹捧与炒作,一段时间内,重庆模式大有走向全国之势。
  这种种论争,既是社情民意的反映,其实也说明决策层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拿捏不定,陷入踌躇不前的态势。
(来自天涯)

刘幼民:红歌唱红了中国的宗教界

  改革开放30余年了,窃以为中国经济会越来越发达,社会会越来越和谐,文化会越来越活跃,政治会越来越开明,可是一场红歌如潮而来,顿时令我不能不怀疑起自己的判断,尤其是当红歌在各地宗教局的精心策划下,逐渐唱红了中国的宗教界的时候,我更是感到愕然,这算是干什么?是为了歌功颂德,还是为了改造宗教?又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各地宗教局纷纷组织宗教界开展"唱红"活动,公开的说法是“通过传唱红歌,引导提升宗教界人士热爱祖国的精神及红心向党、与党同心同行的理念。”在30年前这种说法无人敢说一个“不”字,在30年后的今天,敢说“不”字的人还是不多。为什么我们的人民经常的失语,尤其是信教群众,明知道不可为却要勉为其难的服从长官意志呢?
  在我国宗教界还是再走计划经济时的老路,政府建立宗教协会、宗教爱国会,外表上它们是非政府的群众组织,可是骨子里却是“官办民营”的行政化组织,在政府的支持下、关心下、资助下发挥着控制宗教的作用,那些接受了这种控制的宗教组织,多数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质,在许多原本应该属于自己内部管理的方面却要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间接领导。俗话说花了人的钱理短,中国的宗教界很难挺起腰板的一个原因,不仅仅是它们花过政府的钱,而且宗教界的一些和尚、喇嘛、道士、神父、牧师还接受了政府的委任,在政协、人大弄到了一官半职,虽然不能入党,却已经有了绝对服从的意识。有了以上原因,中国的政教分离也就只能在印刷品上成为现实。
  在席卷中国的红歌潮中,和尚道士唱个红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神父牧师就唱一个《洪湖水啊浪打浪》,于是引来网上评论说:“寺院里静坐的和尚,迈进新时代红海洋。双手合十齐声颂扬,为了伟大,为了万岁,还有无疆,用我佛的信仰,替无神论来开光。信不信都灵,唱不唱一样,上帝,真主,佛祖,水产社会好安详。你有七千万,还需我帮腔,对天燃起一住香。”
  有人为此做出实地调查,结果被调查的基督徒深深地感叹:“让宗教界人士唱红歌,是对宗教的亵渎。”调查者询问天主教的神父:“如果政府官员要求宗教界参加红歌会,你们天主教会欣然参加吗”?神父回答:“这个问题够新鲜,我觉得不可能欣然参加,只能无奈参加吧”!调查者又问一位主教意见:“请问主教,在圣堂里高唱类似《永远跟党走》的红歌,你能否接受?”主教干脆指出:“在上个世纪红歌唱最红的时代,就是我们教会承受最严重迫害的时代。让我们唱红歌,只能勾起天主教徒对那些曾经受苦难的主教神父们最痛苦的回忆!
  当然,我不相信在宗教信徒中间就没有真正喜欢唱红歌的个体,可是问题在于由政府有关部门出头组织宗教界开展"唱红"活动,是不是不尊重宗教信仰者的自由意愿和他们的宗教信仰呢?反过来也可以质问这些政府部门组织宗教界唱红歌的公务人员,如果由宗教界指导你们唱唱宗教歌曲,你们会说什么呢?
  不一定要求人民政府爱人民,只是要求人民政府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不行呢?不一定要求人民政府和人民心连心,只要求人民政府尊重一回人民的宗教感情好不好?
  热爱祖国和红心向党不是靠唱红歌唱出来的,更不是靠行政命令组织出来的。按照现代政治文明原则,执政党就是执掌人民赋予的政治权力,依照人民的意志为人民服务。我国有一亿多信教人口,政府要是真心为他们服务,那就不要组织他们唱红歌,而是要让他们自由地唱那些属于他们自己的歌,即便我们不爱听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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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时评
真理部禁令次日 南都吼“他妈的奇迹”
【大纪元20110731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731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题为《他妈的“奇迹”!!!》一文,表示“面对如此惨烈的事情以及铁道部的糟糕处理,我们只想用三个字表达看法———他妈的!”。文章在南都网上刊登不久就被删除了,不过目前被其他网站转载的此文还尚在。估计不久也会被“河蟹”。自由撰稿人认为这起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共愤,许多人特别是媒体人法律人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都不怕打压勇敢地发声。有律师认为人人都知道南都骂的是中共黑政府。
南都这篇文章在导读中表示:7232027分,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造成D30114号、D31151516号车厢脱轨,事故已致40人遇难。面对如此惨烈的事情以及铁道部的糟糕处理,我们只想用三个字表达看法———他妈的!

文章分追问——处理为什么会如此草率,及反思——必须打破铁道部的垄断两个部份,引用了沙欤、刘雪枫、肖宾、王建勋、苏小和、易宪容等这些社会上的名人的微博上的观点来呈现,格局非常简单明了。

就在媒体全面整肃之际,南都的举动被认为十分大胆,有网友感叹道:在真理部禁令第二天,南都太他妈的牛了!

自由撰稿人犀鸟认为,“他妈的”这是中国老百姓说得一句粗话,一般不会说。但是,作为文化人,当看到723日发生的事件后,面对惨状及铁道部的处理办法,实在气愤填膺啊。

他还说:“中国共产党干部的许多做法只会让你想不到,没有坏事是他们做不出来的。这起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共愤。许多人特别是媒体人法律人都不怕打压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起事件,国务院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交待,否则后果是严重的。”

大陆著名维权律师张鉴康告诉记者:“面对铁老大的草菅人命、冷血自私,本应以中立客观为职业操守的新闻记者已难顾及行为的从容、优雅和语言的干净卫生了。实际上,是人都明白:‘他妈的’是骂给谁听的,就是那个占有一切权力又拒绝承担责任,垄断‘真理’又不断撒谎的名曰‘尚黑’的组织。难道不是吗!”

之前由于中宣部的禁令,大陆很多报刊临时撤版,有媒体甚至以留白抗议,而网络上更是大量的帖子遭到删除。一些记者还因此报导被“下课”。

香港记协730日还为此发表声明,要求中宣部撤回动车事故报导禁令。据记协的声明,因中宣部禁令而临时撤版的有《21世纪经济导报》、财经周报《中国经营报》、《新京报》、浙江的《钱江晚报》和西安的《华商报》,甚至官方新华社也要紧急通知报社订户暂缓使用早前下发的一些稿件。

南都全文如下:

南方都市报:《他妈的“奇迹”!!!》

2011073108:14南方网

摘要:7232027分,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造成D30114号、D31151516号车厢脱轨,事故已致40人遇难。面对如此惨烈的事情以及铁道部的糟糕处理,我们只想用三个字表达看法———他妈的!

追问:处理为什么会如此草率

@沙欤:事故本身并不会让人愤怒,更不会让人失望。我可以接受技术失误,但不能接受程式化的官腔,急于定论的做法,草菅人命的态度。官僚系统不缺乏执行力,然而却都用在了“对上交待”,而不是“对下负责”上。一句话,围绕此事的所有解释、决策、作秀,并非为了解决和弥补,而是为了欺瞒和自保。所以失望。

@刘雪枫:打雷不可怕,把动车打停了才可怕;停车不可怕,被另一列高速动车撞上才可怕;撞上不可怕,早早放弃搜救才可怕;放弃搜救不可怕,把车厢从高处扔下来才可怕;扔下来不可怕,把它肢解粉碎才可怕;粉碎不可怕,埋了才可怕;埋了不可怕,又挖出来才可怕;又挖出来不可怕,里面到底还有什么才最最可怕……

@肖宾:本以为出事故就够让人愤怒的了,结果抢救过程更让人抓狂;本以为如此抢救过程已经是人类行为极限了,他们又搞出了几场奇迹一般的发布会……刺激大众一次不难,难的是通过这样一个事件,步步都能刺激大众底线,这得需要多么麻木的心灵,多么厚的脸皮,多么滞后于时代的思维,才能缔造出如此一连串奇迹啊。

反思:必须打破铁道部的垄断

@王建勋:即使承认铁路运输在一定条件下会出现“自然垄断”的格局,也只需由政府拥有铁轨,而不需要由政府拥有和经营铁路公司。政府可以将铁轨免费交给或者租给多家私有的铁路公司,由它们经营铁路运输即可。这样,多家铁路公司之间就可以展开竞争,消费者就可以享受这种竞争带来的好处。有理由相信,关闭铁道部以及铁路私有化之后,人们将会有更多选择,将会享受到更廉价、更便捷、更安全的铁路运输服务。

@苏小和:有人提倡铁路私有化。我说别扯这些不靠谱的事情。铁路私有化比我们去牛郎织女星还遥远。先让铁道部变成一个纯粹的国有企业,不要傻兮兮弄成一个国务院的部委。政企分开,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形成了共识,现在被这帮没文化的、靠当官混饭吃的混子们活生生倒退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

@易宪容:动车事故与当前的所谓“新国企”制度有关。这种“新国企”的发展不是建立在新机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政府向企业注入更多的实质性资产及政策性资源的基础上。由于其运行的收益可归自己或少数人(与铁路行政管理部门权力相关者),其成本及风险则可转移可整个来承担,那么其管理体制的落后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可以说,如果不改变这种完全由国有企业或国家垄断主导的高速铁路动作模式,高速铁路运作安全性及效果永远是令人质疑的。


李承鹏:这是一个奇迹  


这绝不是一般的雷击。一般雷击会造成瞬时短路,过几秒钟即恢复,而此次导致接触网长时间断电,很可能是遭遇恶意软件入侵。这种蠕虫病毒与去年11月份 侵入伊朗离心机操控系统相类似。这其实是一次机密行动,由美国和日本联手发起。两国计算机专家制造出这种病毒后,今年117日曾在日本新干线电网控制系 统做过模拟测试,那次测试造成日本新干线多列停驶,影响八万多人出行,最长延时达2小时。报称,英国和德国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制造此种病毒提供了帮助。
我承认,这是一个奇迹。
我还认为这个帖是所有帖的总帖,所有的事故原因因之都迎刃而解。所以当另一个奇迹也就是甬温线的前车却追了后车的尾时,我并不关心停电与制动,无线通 讯第二套备用,闭塞式区间管理失灵,安全锤砸不烂车窗……这些技术问题永无答案。CIA、特高课、占士邦和蠕虫都不远万里赶来时,技术问题是最狗屁的问 题。为了说明这个,我还可以举例子,前段时间日本高管说中国人剽窃各国技术,讨论是否要以安全为代价提速,铁道部顾问、院士王梦恕并不屑跟他们探讨技术问 题,而像外交部发言人一样开朗地笑笑:他们吃醋了。
这是一个奇迹……有醋以来。中国的铁路,从一百年辛亥的那一根,到成昆线到动车直到京沪高铁,从来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只是以前事关龙体, 现在事关国体。如果你能在这个高度看问题,就很好理解雷公雷母总成为被告,铁道部永不公布遇难者名单,匆忙宣布无生命迹象开始掩埋车体时,一个三岁女孩忽 然很不懂事地冒出来,逼使王勇平发了生平最火的一句“这是一个奇迹”……这些奇迹了。可不要以为只有铁道部是奇迹,也不要以为现在才忽然奇迹。一个迅雷不 及掩耳盗铃之势发展的国家,各行各业都需要奇迹。
大跃进那会儿,为超英赶美,全国都在大炼钢铁,把自家锅碗瓢盆都送到乡里自建的高炉里熔炼,不一会儿就钢产量万吨了。那些庄稼汉兴奋地扑上去对钢砣砣又亲又啃的,发现不对,因为力气大一些的,手一使劲,钢砣砣就是一个坑。这是世界钢铁史和神龙教的奇迹。
我上大学那会儿,整个学校才四千多人,去年回去一看已芸芸八万学子,校长俨然已是董事长兼CEO。我头回坐飞机时全国客机也就三四百架且绝少晚点,要 是晚点,空姐比我姐还关切地端茶送水还送小飞机模型,现在全国客机几千架机场建得跟鸡场一样多,碰巧哪天正点起飞一定会惊着你。还有收费站比日本鬼子炮楼 还多的高速路,永远扩张永远亏损的中石油中石化……剩下的例子你们自己举。反正一切都在变,除了奇迹。
这列火车已不是火车,它是一个国家的图腾,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个奇迹。这个国家需要不断的奇迹来证明合理性。因为它明白,在一个很少有人见过选票,常显 示“你所搜索的网页不存在”,大部份农民说不清法院和检察院的区别……的国家,只有不断创造GDP奇迹才可证明优越性。可创造奇迹,又得依赖一个庞大官僚 机构以及支付巨额的花石纲,所以就得亲,落后性,亲,不合理性,亲,劣根性。
这样,动车的追尾,不是技术上的前车追了后车的尾,是落后性追了先进性的尾,当然你也可理解为这其实是情深意切交了尾。这个奇迹层面上,我们的合订本 是不可以看的,过去的电视节目也不可看,昨天温故一个铁道部工程师骄傲的爱国宣言:中国列车的安全是有保证的,我们安全试验距离已绕地球一圈了。后来人们 发现,该名工程师境外有28亿美元存款,如换成100元面值的人民币,连起来,确实可绕地球一圈还要多,由于绕过了,追了尾,才暴露。我们知道,他叫张曙光。
剩下还有很多奇迹,比如:
一、第一时间,群众们就去献血了。共和国盲肠成为嵴梁,这是一个奇迹。
二、可每逢重大灾难,国家的血库就会缺血,群众就会献血。一个连血都没有的国家却要求人民有血性,这是另一个奇迹。
三、中国司机十天学会德国司机三个月的驾驶本领,学高铁比学开车快,这是驾驶课的奇迹。
四、生命探测仪没探测出生命,这是我国自主研发产品的再一个识别奇迹,据了解,每回新产品试验时都拿铁道部官员试测。这是奇迹。
五、活着买不起房,死了买不起墓,可坐趟动车就把你埋了,这是中国模式买一送一的奇迹。
六、《环球时报》社论:《高铁是中国人必须经历的自我折磨》。在神州舔菊史,这也是个奇。
七、奇迹不停步。刚刚有个人事调动,当年经历胶济铁路事故造成72人死亡,时任铁道部总调度长安路生被免职,这次又重回上海局当局长。所以当《安路生重回上海当局长》的标题出现,我一度看成是《安徒生重回上海当局长》。
第七大奇迹,是最浪漫奇迹。
这篇要是不被和谐,是我附送的一个奇迹。
来源:新浪博客                                        

假大空新闻毁了人民心中的日报!


凭良知说,人民日报的确发表过不少好文章,但也发表过不少让人生厌的假大空新闻。正是后者,毁了人民心中的日报!
人民日报历史上发表过的诸如“亩产放卫星”新闻可以不说,今天则说说其新近发表的一则具有典型假大空作派的新闻——《贵州六盘水前副市长否认因女儿遭强奸举家上访》。
且不说该新闻标题有意通过模糊用语,将新闻中的前副市长自称长期住院,并未参与女儿上访内容,给读者以女儿似未被强奸的印象,仅就该新闻结语,就足见其典型的假大空作派!
新闻结语说:“贵州的一些干部群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呼吁,某些小报、网络刊发、转载不实新闻,甚至制造谣言,恶化了社会空气,媒体从业人员应恪守职业道德,增强社会责任感。”
所以说这则新闻属于典型的假大空,主要表现在:
1 假:为什么不注明贵州的哪些“干部群众”对采访记者进行了呼吁?读者说是你们记者为了自己的政治使命,没来由瞎编行不行?不具称消息源的说法,是不是可以成立的消息?
2 大:新闻的真实性及其价值,是不是以“小报”与否为准?在新闻的真实性面前,有没有特权?有没有大小之分?你很“大”,谁给你的“大”?你很“大”的新闻从来很真?历来价值很高?所报导的一切历来值得读者信任?你人民日报不懂得这个世界 “店大欺客”或“客大欺店”的道理?
3 空:新闻为了证明贵州六盘水前副市长并未携女儿让访,煞有介事的称“719日,在广西桂林某医院住院治疗的田万昌本人给六盘水市委写来一份说明材料,亲笔手书,澄清相关事实”。奇怪的是,该新闻却并未复制前副市长的“亲笔手书”在同题报导中。这种报导法,不是空是什么?
一则新闻,重要的消息源不作明示,还要动辄以“老大”自居,还要在活灵活现的报导中,有意回避关键佐证,这是什么作为?是不是自毁家门?这种自毁家门的做法须到何时为止?相关记者是不是已经习以为然到不以为耻的地步?
就在禅一指写完这篇博客的时候,又发现了两则与之相关的最新新闻:
1)著名媒体人士《人物周刊》陈磊72123:10发微博“【困惑】人民日报昨天报道贵州六盘水前副市长田万昌否认去北京上访,今天其老婆和继女就跳出来发声明说人民日报报道不实……希望《人民日报》贵州分社的社长龚金星同志,拿出田万昌的书面声明原件,以正视听——到底,田万昌有没有为继女龙美伊的事,去北京上访?”(http://t.qq.com/henanchenleiV?pref=qqcom.dp.followall);
2)涉嫌强奸的“青利集团董事长周世立被免去贵州政协常委职务”。(http://news.qq.com/a/20110722/000120.htm
来源:博客中国


新京报:如何给民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来源:新京报 作者:新京报社论


温总理的表态,回应了当前民众最关切的内容:事故原因和善后处置。而如何给民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显然,离不开透明、公正、独立的调查。
昨日,温家宝总理抵达温州,看望慰问“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伤员和伤亡人员家属,并向遇难人员献花表示哀悼。在随后回答记者提问时,温总理表示,“这次事故发生以后,社会和群众对于事故的原因,对于事故的处置工作有很多质疑。我认为,我们应当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严肃对待并且给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温总理的表态,回应了当前民众最关切的内容:事故原因和善后处置。而如何给民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显然,离不开透明、公正、独立的调查,希望有关事故调查机构和人员不负总理嘱托,不负民众期望。
不过,现在有些部门的表现,还是让人心存疑虑。对此前备受质疑的“提前结束救援”的说法,铁道部一位负责人昨日否认,称“现场指挥部没有任何人宣布停止救援”。按理说,如果铁路部门认为媒体的报道没有依据,就应拿出确凿的人证、物证,让公众相信,铁路部门确实做到了中央领导要求的———“把抢救人放在第一位”。否则,以一个匿名的“负责人”出面,做出“有立场无论据”的辩解,只会加深民众的疑虑和不信任。
民众类似的疑问还有很多。比如,事发之后车头到底是谁让埋掉的,是否如铁道部有关人士所说,出于“方便抢险”的需要,而后来为什么又挖出来运走;在铁道部24日的发布会上,已有记者提出遇难者遗物处置问题,新闻发言人也表示“会尽最大努力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可是一直到事故现场解禁,还有附近的村民挖出乘客的鞋子,对此铁路部门又该做何解释。
如果说,铁路部门作为事故责任方,要自证清白并不容易;那么相对独立的事故调查组,在追查事故原因的同时,也应就民众关心的这些问题展开调查。事故调查组包括安监、监察、检察等多部门,完全可以做到各司其职、有所侧重,在不影响事故原因调查的情况下,及时回应公众的质疑。
温总理说,“这起事故能否处理得好,其关键就在于能否让群众得到真相。因此,处理的过程应当及时、准确向群众发布信息。”的确如此,事故的最终结论不能仓促得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调查的同时,不能逐步地公布相关的信息。相反,及时、准确地传递信息,本身也是一种必要的、负责任的表现。
相信,在国务院调查组及相关部门的努力下,这次动车事故的真相迟早会大白天下。但值得提醒的是,反思不应止于个案。这次事故以及善后过程所体现的种种异常,都在提醒人们,事故的发生绝不仅仅是一些设备故障、几个工作人员失职所致。这几年的铁道发展大提速是否留下隐患,原有的体制、机制是否还能适应发展,是否要尽快启动改革,都应提上议事日程。
民众对真相的追问,除了正义与良知的呼唤,也是在理性地吁求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人间悲剧。因此,给民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更是要求有关方面深刻吸取此次事故的教训,理顺铁路监管与运营机制,给民众提供更加安全的制度保障。


学习时报:警惕以“左”谋私
作者:张心阳
来源:学习时报

我们通常都说“以权谋私”、“以职谋私”,但却忽视了另一种谋私手段以“左”谋私。
我们来看历史。康生的发迹并非因为是“官二代”,主要始于1942年在延安搞的那场“抢救失足者”运动。因为此,他很快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可谓是从领袖言论中领悟意向的“神人”,以在“潘杨事件”、“胡风事件”中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作为和在庐山会议上准确把握领袖的脉搏的“政治素养”,这位“好学生”差点将国家总理取而代之。至于张春桥、王洪文如何发迹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也无不靠制造一系列极“左”活动而大捞政治资本。诸如此类,正如史学家李乔先生所说的,这叫“左得利”。因“左”倾而捞得一顶官帽者亦所在多有。古有“左迁”一词意为降职,而于今正相反因“左”而升迁。
现今公然打着革命旗号要批斗谁,举着革命的高帽要压倒谁,已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浪潮所淹没,被建设“和谐社会”的旋律所和谐。但这决不能说以“左”谋私的市场就已消失,有些“革命同志”早已调换了“左”的方式。比如,在一个新理论提出之初,一个新精神下达之始,他们的响应比谁都迅速,行动比谁都积极,不辨是非,囫囵吞枣,有没有弄懂先来个抢先表态,辨没有辨清早来个遵照执行。就是要让上面看到他这个人永远是“革命的急先锋”,永远都是那么高调做事。对于这样的人,组织能不重视么?
仅仅自己“左”是不够的,有时还需要以打击“右”作为垫脚石。比如风闻某人与上级精神有不一致的言论,或写文章偏离了“左”的调子,他们或充当告密者,或毫不迟疑地直扑上去,犹如疯狗一般一阵狂撕乱咬。如此这般,其勇于革命的豪情就出来了,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就出来了,在革命队伍里的可靠性也就出来了。对于这样的人,组织不重用他们又重用谁呢?
终于爬到了高位,可他们真的是要为革命做贡献吗?如果我们以为然,那就太幼稚了。在我所知的这些人中,无一不是以此来谋求更多的利益。权力大了,所享待遇的标准更高了,谋取私利的面也更广了。他们与那些从来不讲冠冕堂皇理论的打家劫舍者并无二致,送多少礼金,来之不拒;送多少财物,照单全收,甚至还要借助手中权力安插子女、荫庇子孙,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
还是马克思说得好:“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保持“左”行的人不仅有思想,而且有着与众不同的“深刻思想”。对他人,他们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对自己,他们比谁都看得明白,如意算盘比谁都打得精明。中国社会的快车许多时候都是偏“左”而行,现实告诉人们,宁“左”勿右,“左”比右好。如果说拿钱买官已是一种投资手段,那么“左”则是为升迁而做的一种精神和智力投资,是一种无本而又可靠的政治买卖。这是谋求私利最顶级的智慧,是一切有廉耻之人、有良知之人所不能做到的。      

2011年第4期《唯实》张心阳)


许小年:铁道部形成利益集团难以改革

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看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都出现了一种强势行政干预的回潮。政府被当作救世主,救援性的政策,包括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似乎是使这个世界恢复繁荣的唯一希望所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市场向后退却,企业的决策逐渐被政策所取代。
在世界上我们也看到了对政府作用的过高估计,民间的创造力被压制。国进民退的结果是什么?公共部门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
今天我们都非常关心动车组事故之后如何去总结教训、避免类似事情再出现,实际上铁道部的改革已经谈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但是到今天也没有办法解决,为什么?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在它面前,任何改革都会伤害它的利益,因此它会全力阻止这些改革。

来源:南方报网 作者:阳淼

郑浩:“政府绝对正确”的年代已经过去

 7.23甬温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铁道部发言人一句“反正我信”引起社会极大反弹。他的言外之意无非是:你们应该相信政府的话是对的,应该相信政府的处理方式是对的。但是,当公民社会到来时,“政府绝对正确”就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我们生活在独立思考的时代,我们生活在越来越依靠科学、尊重科学而非听命说教、服从权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学会了尊重客观事实,学会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每一个违犯常理的谬误。而最为重要的是,人们懂得了何谓说理、争取和维权。人们需要符合实际的说法,而非草率的搪塞;人们需要既符合常识、又符合严谨科学的结果,而非官员们那种“发死誓”式的咆哮;人们需要通过参与而了解真相、还原真相,而非官员们一味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做法。
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公民社会时代。在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开放、透明、公平与公正。一句话,公民社会呼唤公平正义。
“政府绝对正确”不仅误国误民,而且由此而来的绝对权利,就会被少数人得以滥用。在“7.23惨剧”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苗头:在事故远未查清前,是谁下达了清理现场、掩埋出事车厢的命令?是谁急于下达“尽快通车”的指令?又是谁在日前指示对车厢“破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京沪高速铁路不断出现电源短路的情况下,又是谁仍然坚持高铁继续运营?难道领导们完全无视“7.23甬温线”事故在京沪线极有可能重演吗?很显然,当“政府绝对正确”陷入极端而忘乎所以的状态时,人们的利益安危是完全可以不管不顾的了。
因此,“政府绝对正确”应该休矣!人民的政府应该更加谦卑、虚心甚至更加诚惶诚恐地听取人民的声音,而非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与人民的期许作对。那些自认为“绝对正确”、“绝对权威”的官员们,是时候下马了!
来源:凤凰网

当代韩寒:天也不是布蒙的,强拆不出新中国!

强拆的例子已是数不胜数,中国的强拆史就是一部血泪史,从网友们绘制的强拆血地图就可见一斑。前有钱云会,死的突然,死的不明不白,死后轰轰烈烈。现又传出710日晚,邯郸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在办公室被杀,据知情人士透露,张海忠之死疑与拆迁有关。新华网记者在邯郸市政府门户网站上看到一则今年629日的官方消息,在这则消息中,张海忠发表讲话要求“动员一切力量,集中一切智慧,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办法,强力推进拆迁、收储工作,切实打好攻坚战、突击战。”
钱云会之死终竟是怎样死的,自有老天知道。人民相信他是被强权打击报复害死的,无论政府如何解释也是无用。政府一再说是交通意外,无论他怎么解释也是无用。因此,钱云会之死是一个传奇,死得奥妙,足可以用来写一本当代中国的传奇。因为他的死暴露和涉及到了当代中国最突出与人民最切身相关的所有问题,一人独揽,无一独免,可以说钱云会之死,莫不如说是当代中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实实在在的缩影……
我曾说过钱云会之案件一朝不水落石出,就永远杜绝不了第二个、第三个钱云会事件的发生。果不其然,这一次张海忠的死则疑与71117时许强拆过程中,位于赣县茅店镇的精达模具厂在未与当地村民达成协议的施工工地上强行施工,将前来阻挠施工的茅店镇罗坑村窑前组谢绍椿被挖掘机碾压致死事件相关。看来这又是一个新的钱云会之死出现了,只不过这个是在强拆的过程中公然发生的。
强拆引起暴力反抗,个体在公权肆意践踏与凌辱下是如此的渺小,以致于不得不采取一条古今以来没有办法的办法,那就是以命相捕,以暴制暴。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日益高喊和谐社会却日益不能和谐的原因所在。你不能真心和谐对待人民,人民又如何能和谐相待?
我并不知道诸如“钱云会们”之死的真相,因为有时真相无从知晓。在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的时代,大量海量的信息都是虚假的信息,都只是为某些人所利用的信息。“钱云会们”之死的真相并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我要讲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公权力在人民群众心中失信如此?我们的公权力为什么如此无法无天?我们人民的性命竟然是如此的轻如蝼蚁?我们的公仆竟然是如此漠视鲜活的生命?我们的官场道德何在,我们的官员良心何在?或许这些问题又不得不旧事重提,那就是“钱云会之死”、“钱云会们之死”的真相又究竟是什么?对天下民心可否有一个真实的交代?!
为什么“钱云会们”之死会牵动全中国人民,就在于他的代表性,所有的问题都能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引起共鸣。因为我们切身相关,因为我们切身经历,因为我们耳闻目睹,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悲剧一再重复,以致于我们的神经几近麻木。因为面对某些人造成社会的黑暗与强权,我们——人民是如此的弱势与弱小。封建时代清明的皇帝与官员尚可认识到“民是国之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当今的有些官员,却食民之膏脂,还大言不惭,将国视为一己之私有,而且这样的官员却不在少数,这样的事例一而再,再而三的层出不穷,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究与深度反思了。
关于维稳,我想,这从出发点上就错了。因为,我们是从上层的角度、从当政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而不是从下层,从人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在发达国家是没有维稳一说,虽然他们也出现过不少群体性事件,甚至群体性事件比我们的烈度更大,但他们认为那是民意的自由表达与合理诉求。这就是理念上的不同,他们这个理念贯彻的就是我们老祖宗一再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而我们的维稳却是不是将所有问题看成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的地盘我作主?”难道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可是所有人民的“一亩三分地又到哪里去了?”人民的地盘,是否真能由人民来作主了?而“钱云会们”的死对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人民的“一亩三分地都不保”,那么一国一地的“一亩三分地”又怎么能够保呢?可见出发点的不同,无论口号喊得多么响亮,无论做作得多么冠冕堂皇,无论何种解释都是无用的,因为常久以往的事实与经历胜于一切,因为人民打从心底里就不信!
(即使这是事实,我们的心里也无法接受这个结局,因为我们压根儿就不信。这是我们当政者最大的失败与悲哀——失信于民,何悲于此?!)。
而这个结果,无论是对人民还是对公权,无论是对像“钱云会们”这样的个体,还是囊括所有人的所有方来说都是一个天大的悲剧!
公信力丧失的悲哀何复如此!
我们惯常的做法就是官方回答与强力弹压!而弹压造成了恶性的累积与往复循环,就如一个个瘤子,终于化脓穿泡。
正因如此,无论政府给出“钱云会们”之死以何种真相,人民都不会相信,人民只相信一点,那就是“钱云会们”之死是被某些人、某些强权害死的。我想这是“钱云会们”之死应该引起我们所有人重视的第一大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在人民中的公信力逐年下降,民意调查与民意反映现在均已经几至降到最低点,甚至竟然落后于素来被贬称几千年来的婊子了!而“钱云会们”之死加速了这个冰点时刻的到来!
如不能有效解决这个公信力的问题,那么以后类似的问题会越来越多,人民与政府的对立面越来越广,对立的程度会越来越剧烈,两大阶层与派别最终会分崩离析。历史上这个时刻的解决,有两条道路,一是内部暴动,二是对外发动战争。而这二者都不是我们乐于看见的,显然公权对自身的改良、约束而走上民主、法治与改革的道路才是一条良途。
人民不希望看见以更多的维稳口号来打压和淹没民意的表达,因为有如此之多的愤怒的民众和愤怒的民意,就足以说明了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与严重,讳莫如深与讳疾忌医,欲盖弥彰与掩耳盗铃只会让我们滑向更大更惨的深渊。
天不是布遮的,因为它想遮也是遮不住的。遮得了一次,遮不了一世。遮终竟不是解决的办法!维稳也是同样如此!天下民心不是强拆出来的,天下民生也不是强拆出来的!
顺应天下民心,天下自然安稳!民心既失,纵维将倾!
……

发表于:博客中国



祝华新:到了用网络倒逼改革的时候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日期:2011-7-25

  动车追尾,网民无眠
  72320时许,温州境内,D301次列车与同向行驶的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火车车厢从高架桥上直插地面,造成惨重伤亡。
  迄今所知,2027分,当地居民网友“Smm_苗”发出第一条现场微博:“狂风暴雨后的动车这是怎么了?爬得比蜗牛还慢……可别出啥事儿啊。”此条微博转发2.4万,评论7600多条。
  网民在微博上等待和分享温州的消息,很多人一夜无眠。门户网站纷纷开通微博寻亲专栏,公布医院救治名单。微博听众443万的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直至当天深夜218分,连发36条微博,报告浙江省组织救援的情况,赞扬温州“的哥的姐”免费送客人到医院献血。郑继伟副省长、省卫生厅官方微博也用微博通报医疗救援的进展。
  远在新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吕焕斌的认证微博得出结论:仅以此事件最初的6小时观察,以传统电视媒体对比微博这种新媒体来看(电视很努力了),电视还是完败。无论是时效、更新速度、社会动员还是各种功能,新媒体打败了传统媒体,自媒体打败了公众媒体。
  武汉大学传播学教授沈阳在微博点评:博友和传统媒体最早报道隔40分钟,提示微博原生态报道的“黄金1小时”优势;微博是“网络人民大会堂”,关注角度丰富,从救援情况、寻人、民众的高尚,到事故真相、历史旧账、问责等,“到了用网络倒逼改革的时候了”。
  体制内媒体的尴尬
  与互联网的迅速全方位报道相比,体制内媒体表现尴尬。一些全国性报纸,724日,对前一天的3个热点新闻(温州动车追尾、赖昌星引渡回国、挪威暴力事件)在首页全部付诸阙如。
  电视台一边直播西半球挪威的夏令营枪击案,一边用滚动字幕报道温州火车灾难;网友感慨,本着媒体人的民族情怀和新闻接近性法则,本该直播温州而字幕报道挪威的。以至于一些资深媒体人着急上火:“官媒醒来!”央视今晚《新闻联播》头4条都是温州火车事故新闻,得到网民认可。
  知名网友“石扉客”叹息:“网民们的彻夜不眠,温州人民的血浓于水,这些热血和关切,这些悲哀和愤怒,无法触动他们分毫,连起码的谦卑姿态都不会做出来……”网友张宏杰诚挚希望,这些所谓主流媒体不能是一架“与民众,与世界,失去了对话能力甚至是理解能力的机器,你的悲伤和忧虑它听不懂”。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在一篇“人民网评”中警告说:在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上,网络舆论“愈战愈勇”,搅动社会人心;而一些官方媒体屡屡“失明”、“失语”,容易陷入新的一轮思想僵滞。“自为”的民间舆论场,时现乱象,网上谣言满天飞,哀伤太多,戾气太重;“自律”的官方舆论场,则常常趋于自我边缘化,而政府的公信力持续流失而致贫血。
  你我都是“乘客”不是“看客”
  动车司机潘一恒在最后关头紧急制动,胸口被闸把穿透,引起网民一片感慨唏嘘。温州市民为伤员踊跃献血,一改温州“炒房团”给人们留下的负面印象。
  网友“我是李鸿文”写道:在这排成长龙的献血队伍中,有些人正为求学、工作而焦虑,有些人对畸高的房价不满,有些人还在郭美美事件后骂过红十字会,可当另一些个体需要帮助时,他们义无反顾地伸出了援手。要建设社会,首先要“发现”社会,“发现”像温州市民献血的社会,发现上海大火中市民集体哀悼的社会。“社会是由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与细节,是相互取暖、相互支持,是善意的丰富宝藏。”
  网友沉痛表示:“到了打个雷就能让火车追尾、过个车就能让大桥垮塌、喝几包奶粉就能肾结石的地步,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再置身事外。今天的中国本身就是一列在雷雨中行驶的动车,你我不是看客,你我都是乘客。”
  目前活跃在微博上的最高层级官员蔡奇,在微博转发议论:“这么大的事故,怎能归咎于天气和技术性因素?又该谁来埋单?铁道部门应痛定思痛,从中汲取深刻教训:铁路再提速,也要安全第一!生命伤不起啊!


展江:王克勤的清贫、命运与价值


  今天(2011718日)上午1049分,作家钱钢先生在新浪发出微博“惊悉王克勤领导的《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今天上午被‘连锅端’,严重关注!”到下午16:49,已有转发近3000条,评论1200多条,微博舆情几乎是一边倒地声援王克勤和他的团队的。这恐怕是令下令者始料不及的。
  事实上,我很怀疑做出此项决定的报社主管是不是21世纪的人,尤其是媒体人。当然,有网民搜索发现,《中国经济时报》韩社长一年前才进入该报,此前是出版人,当过以出版中小学教辅读物有名气的龙门书局的总经理。去年5月自发展出版社社长任上与原《中国经济时报》社长兼总编包月阳对调岗位的。不管怎么说,韩社长“组织上”算是媒体人了,尽管“思想上”可能还不是。
  我在1503分微博发帖:“《中国经济时报》社长韩立军出名了,他靠打压王克勤这位国际上知名、高层容忍的调查记者和他的优秀而清贫的团队扬名,其方式方法是一大创新,否则谁知道他韩立军呢?不过后来的事态发展就不在他掌握之中了。”
  微博上立即有人跟帖,一个帖子说,“没有一个蠢猪会靠扼杀一个‘意见领袖’出名,那样只会自讨没趣。”我当然不敢怀疑韩社长的智商,但是依然认为,韩社长这样做是有他的逻辑的。此前我还发帖:一些单位盛行逆向淘汰,而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些人的日子要好过得多。我估计不谙网事的韩社长会后悔的;他们隔世了,以为自己可以为了私利为所欲为,到头来要还债的。
  我在微博中坚持认为:“王克勤团队被解散不是高层的意思,应该是报社中不学无术的总编以外的一二号人物的意思,而且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形势,一意孤行。”“应该是内因。高层有关方面对王克勤这几年为维护公共利益所做的工作是肯定的,至少是没有指出问题的。王克勤来北京十年,从《北京出租车业黑幕调查》开始,从来没有遭遇过诽谤官司,也没有一个调查最终被认定为假报道和失实报道。”
  此后有一些媒体采访我,问我调查性报道的生态和“处境”如何。我回答:不要用“处境”这种悲情的词汇。因此我不赞成对此事的过度解读,即认为舆论监督、特别是调查性报道的大环境恶化了,报社以外有人要拔掉王克勤这样的钉子。事实应该不是如此,君不见,近期以来不仅是财经类媒体和市场取向媒体,即便是央视,瘦肉精、达芬奇等调查性报道也是风生水起吗?
  不久前一位知名艺术家到王克勤的报社去拜访他,并说要加入他的调查团队。王克勤笑而答曰:“月薪一千七,你干不干?”当然,王克勤作为首席记者、部门主任、报社仅有的两三位正高级职称之一,月薪要比年轻同行高些,但全部加起来,一个月也一般不超过3000元,况且近47岁他没有买过房子,在国内最知名记者中恐怕是最清贫的。
  三个月前我在广州与一位杂志社长讲到当下调查性报道的前景看好,提及王克勤每月收入2700元,这位老媒体人连说:“什么什么?你说什么?一个月两千七?”我平静地说“是的”,但我也知道很少有人相信或愿意相信这是事实。
  我相信,不是工具理性,而是价值理性,支撑王克勤走到今天,尽管我知道时下“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因此一再劝说王克勤要把个人财务理得好一点,让自己和家人不至于那么拮据。因此当今天有微博友说,做记者是一条险路时,我以这样的帖子回应:“下辈子还要做新闻人,因为王克勤他们既让中国社会更加透明,又改变了国人价值观,相当程度上把歌颂型文化改变成了批判性文化。”因此,我很怀疑王克勤的变故很可能给他带来改善待遇和生活的契机,尽管早就应该这样了。果如是,还得谢谢韩社长的成全。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来源: 经济观察网

副市长咋也弱势了?

作者:无敌


  田万昌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所谓的“不稳定因素”。作为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田主抓六盘水市公检法工作多年,维稳曾是其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两年前女儿田小龙被强奸一案迟迟得不到解决,田万昌最终不得不带妻女进京上访,成为六盘水维稳官员眼中的“不稳定因素”。(77 大河报)
  在我等草民眼里,县长书记就是个很大的官了。大到你除了在本地电视新闻里能见到他的尊容外,连他办公室的门也进不了。副市长更是大的让人不敢想象。可六盘水市前副市长、政协副主席,却连自己的女儿也保护不了。不仅保护不了,女儿被强奸后,想讨个说法,两年了,也没讨到。只能带妻女进京上访。他主管“市公检法工作多年”,现在竟成了六盘水维稳官员眼中的“不稳定因素”。奇怪吗?
  古话说,强中更有强中手,副市长毕竟不是最大的官。他对小民来说,这么大的官的女儿受欺负,简直不可思议。可是对比他大的官来说,我欺负你女儿是我看得起你。可欺负他女儿的“官”,严格说来,只是个虚“官”,是钱多到一定程度就能得到的那种荣誉性的“官”。我们从他“名下有煤矿、磷矿、物流等8家企业,拥有的矿石资源超过4亿吨。”就可以看出这个省政协常委就是钱的产物。副市长却是货真价实的官,而且是分管“市公检法工作多年”的官。但一来市没有省大,二来“前”永远干不过“钱”,故副市长在“活动能力太强”的周世立面前,也一样的弱势,一样的加入了小民们的上访队伍。
  周世立在企业界是贵州青利集团董事长,在官场上是贵州省政协常委,自然是绝顶聪明的人。他敢对副市长的女儿施暴,应该是早就计算好了的:暴了也没什么大问题,故才敢有恃无恐。果然,弄得深通法律的前副市长一筹莫展。尽管他“收集到足够充分的证据”,女儿当时就报了案,但“但立案后至今调查无果。”他只能“面戴口罩”,“多次陪女儿进京上访”。用自己精通的法律来从“技术层面”指点女儿。从“多次”一词看出,这个指点的作用也不大。
  一个副市长,并且是曾经主管“市公检法”的副市长,女儿被人强暴后两年多讨不到说法,甚至成了六盘水市的不稳定因素,实在也够窝囊。要是普通老百姓遇到这样的事,除了忍气吞声、冤沉海底外,再还能有什么办法?我们的法律就真的需要看“钱”的眼色行事,立案两年多“至今调查无果”?是这个副市长“收集到的证据不够充分”,还是有什么在干扰案件的调查?这样的司法环境,老百姓情何以堪,还敢指望什么。
  这个现实告诉我们,当钱和权能左右法律时,任何人都可以弱势。老百姓不用说了,今天副市长遇到省政协常委能弱势,明天副省长遇到省长也可以弱势;今天“前”能弱势,任何现在台上的官员,明天就成了“前”,弱势的命运就等着你,可能你也就进了上访的队伍。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现在的台上者,就必须打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环境,遏制“钱”“权”的超然法外。使任何敢于以身试法者,不管他有多少钱,也不管他权多大,一样的绳之以法。否则,今天是田万昌,明天可能就轮到你了。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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