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月刊第29期（上）

8月12日上午，著名维权人士王荔蕻女士所谓“寻衅滋事”一案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温榆河法庭进行了审理。正如外界所报道的那样，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审判——这次审判不仅在新浪、网易等微博上引起千千万万网民的“围观”，而且也得到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充分关注，一些驻华使馆人员乃至欧盟人权机构也派人要求旁听法庭审理。在法庭外围，尽管警察拉起了黄色警戒线，尽管警车一排排、警察一串串，但仍有数百访民与民主维权人士从四面八方赶来“围观”，他们向王荔蕻大姐表示敬意、支持和声援，向无视正义、践踏人权和良知的北京地方当局表示抗议和谴责。从而使得这场审判好像不是在法庭内由道貌岸然的法官们主持的，而是由法庭外面前来“围观”的广大访民和民主维权人士主持的；被告好像也不是王荔蕻大姐，而是假装神圣庄严的温榆河法庭及其背后的“利维坦”！

王荔蕻的案子之所以引起这么多人的围观和声援，原因正在于多年以来，王大姐都在以自己的公民良知和公民行动来维护公民权利，推动中国的人权进步。无论在杨佳事件、邓玉娇事件还是福建“三网友”事件中都有她忙碌维权的身影。对于一切弱势群体和弱势公民，只要她碰到了，她都会给予最大程度的帮助和关怀，她甚至和网友们共同组建起“王荔蕻爱心志愿者工作室”，以图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救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王大姐不仅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更是一位充满公民责任感的人。她知道执政党和执政府已经患上了各种各样的毒瘤和恶疾；她看到了广大底层民众所受到的病苦和伤害；她看到了官僚权贵集团的专横跋扈和嚣张气焰；她也清晰的看到了整个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陷阱和危机。也因此，王大姐不仅在重大人权事件中身体力行，和众网友共同发起一次又一次“围观”行动，推动整个国家与社会的人权进步和法治进步，而且数度参与学者研讨会，以富有理性和建设性的声音来推动以温家宝为代表的体制内改良派寻求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与此同时，王大姐还公开签署《零八宪章》，支持以《零八宪章》为指导思想的公民运动，认为惟有政治体制改革，惟有制度变革，惟有民主、自由、法治、宪政实现了，公平正义才能实现，人权才能得到充分保障，老百姓才会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但这样一位充满爱心、充满公民良知感和责任感的王大姐却被政权力量当做“国家的敌人”加以逮捕并被推上法庭的“被告席”。这不能不使广大民众再一次见证政权的黑暗和国家的黑暗。但这种黑暗和国家主义恐怖并没有使伟大的人民止步不前。执政党没有良心，人民是有良心的；执政党对国家不负责任，把国家拉向危机的悬崖，人民则会勇敢的站起来肩负起自己对于这个国家的拯救责任。正因此，尽管在2010年的冬天与2011年的春天，现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一系列的国家恐怖和人权灾难，将诸多法律人、维权人士、民主人士加以抓捕，并进行严重的人身迫害和人格侮辱（包括殴打、扒光衣服进行羞辱乃至于性骚扰），妄图通过恐怖高压封住人民的嘴、绑住人民的腿，但8月12日的审判宣告了执政当局这一图谋的破产——在这一天，不仅全国各地视死如归的广大访民（包括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来到了“围观”现场进行声援和控诉，而且长期从事民主维权活动的知名人士如刘沙沙、妙觉、赵连海、赵常青、刘巍、殷德义等人也到了围观现场进行声援和抗议；不仅80后、9 0后的年轻人如高健、天天、王雪臻等人去了围观现场，而且年长如朱承志、张建中这样的维权人士也从广西、天津等地赶来北京——就连现年58岁的知名学者艾晓明女士也扛着摄相机从数千里之外的广州赶来北京进行“围观”和记录……

更值得一提的是，为王荔蕻大姐进行庭审辩护的刘晓原律师和韩一村律师不但没有被今年春天的国家恐怖所压倒，而且义正辞严地为王大姐做了无罪辩护。韩一村律师不仅当庭指出公安机关的指控是错误的，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王大姐的审理不是一场“法律审判”，而是一场“政治迫害”，这种“迫害”不仅“不会让王荔蕻蒙羞”，而且“历史将宣判她无罪！”

这是多么“给力”的围观！

这是多么“给力”的声援！

这又是多么“给力”的辩护！

在这里，《零八宪章》论坛在向王荔蕻女士表示崇高敬意的同时，也向所有参加“8.12”现场围观的访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向所有参加“8.12”现场“围观”的民主维权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

向两位持守良知和正义的辩护律师（韩一村和刘晓原）表示诚挚而又崇高的敬意！

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地方当局对王大姐的打压迫害行为是因严晓玲惨死案件引起的诸多连环案中的一环——严晓玲的悲惨死亡引起“三网友”的集体“围观”，他们因寻求严晓玲的死亡真相而被福建地方当局逮捕入狱；逮捕“三网友”案又激起了王大姐与众网友的义愤和“围观”，现在北京方面又将王大姐逮捕入狱；逮捕王大姐再次引起广大民众对北京“8.12”庭审的“围观”——这一“围观”会不会引起新的逮捕、新的迫害呢？我们没有答案，但如果执政当局愿意将这条逮捕链条无限制的延伸下去，我们也愿意将“公民围观”运动进行到底！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根由执政者打造的铁索最终会绕到执政者的脖子上！

我们认为无论执政当局如何的挥舞大棒，无论国家机器如何的制造恐怖高压，“公民围观”已经唱响当代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的主旋律，“公民围观”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监督政权、控诉暴政、制裁邪恶的社会运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暴政，哪里就有“围观”。执政当局可以继续制造恐怖、制造高压，但这只能激发更大规模的“公民围观”运动，并且在这种“公民围观”运动中，造就出一批批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政治领袖和社会领袖！

最后，我们呼吁一切良知人士、一切怀有公民责任感的中国同胞、一切怀有人类天良的世界力量都来“围观”北京、“围观”中国执政者、“围观”充满人权迫害的中国！

我们相信，在此起彼伏的“公民围观”运动中，北京必将改变！

我们相信，在此起彼伏的“公民围观”运动中，中国必将改变！

我们相信，在伟大的“公民围观”运动中，中国人民关于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光荣梦想一定会变成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壮丽的风景！

《零八宪章》论坛

2011-8-15

本刊特评

强烈谴责湖北警方对姚立法先生的长期监控和抓捕！

——《零八宪章》论坛

据维权网消息，8月7日，湖北省潜江市警方前往北京将著名维权人士、选举专家姚立法先生抓捕。湖北警方在抓捕姚立法先生过程中是否使用了野蛮的暴力目前不得而知，但姚立法先生的公民自由和人身安全却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况之中（据了解，姚立法先生的腰部在被捕过程中已经收到严重伤害，），“零八宪章论坛”在对湖北潜江警方表示强烈谴责的同时，将对姚立法先生的个人安危保持密切关注！

众所周知，几十年来，姚立法先生始终坚守在选举阵地，始终在为中国公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作现实的抗争，1998年还成功当选潜江市人民代表，长期为当地民众的现实利益做奋斗。不仅如此，为建设公民社会，为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和宪政的中国，姚立法先生还围绕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问题、围绕农村居民的正当权益问题答疑解难、大鼓咙喉，为推动中国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宪政论坛”认为，类似姚立法先生这样的中国公民才是中国社会的真正脊梁！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

也因此，长期以来，姚立法先生成为湖北潜江地方当局重点打压的对象。他们无视姚立法先生作为国家公民的正当权利，无视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有关“尊重保障人权”、建设“法治国家”的承诺，竟然长期骚扰姚立法、干扰姚立法先生一家的正常生活。尤其是今年春以来，湖北潜江地方当局公然安排大量人员全天候监控姚立法先生的饮食起居，甚至为了胁迫姚立法先生屈服，监控人员竟然在半夜用砖头砸破姚立法先生的家门，砸碎姚立法先生居室的窗户玻璃，妄图制造恐怖高压！

更有甚者，今年6月20日，姚立法先生还被潜江地方当局强行绑架至湖北某地软禁。由于无法忍受“软禁待遇”，7月4日凌晨，姚立法先生冒着生命危险跳楼逃脱拘禁之地。为防止湖北地方当局的进一步人身迫害，姚先生有家不敢回、只能在自己的祖国过着一种类似“囚徒大逃亡”般的生活——却不意8月7日，逃亡北京的姚立法先生还是被湖北地方当局追踪捕获……

在姚立法先生“逃亡”期间，潜江地方当局不仅加强对姚立法先生本人的搜捕力度，而且加强了对姚立法先生家人的监控和骚扰，姚先生的太太冯玲女士竟然一天24小时被监控，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

鉴于湖北潜江地方当局无视人权、破坏法治的恶劣行径，“零八宪章论坛”对此提出强烈的谴责！“宪章论坛”呼吁体制内外、朝野上下的中国健康力量和良心人士都来关注姚立法先生的当下遭遇。“宪章论坛”强烈要求潜江地方当局尊重人权、厉行法治，立即释放姚立法先生，立即恢复姚立法先生作为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并给姚立法先生及其家人以政府的歉意和赔偿，以实际行动以实际行动落实人权保障，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零八宪章》论坛

2011-8-8

持守公平正义，拒做历史罪人！

——就王荔蕻案件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公开信

《零八宪章》论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8月12日，《零八宪章》联署人、北京著名人权捍卫者王荔蕻女士所谓的“寻衅滋事”一案就要在贵院温榆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这将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审判——它不仅关系到“和谐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建设，不仅关系到中国人权事业与法治事业的进步，而且也是对中国司法公平与司法正义的检验，更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

王荔蕻大姐作为五十多岁的中国公民，长期以来，基于人类的良知感和公民责任感，不遗余力的奔走于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众和弱势群体中间，以“大姐”甚至“母亲”般的身份关心着每一位她所遭遇到的“苦难人士”和“不幸人士”。无论在杨佳案中、邓玉娇案中还是福建“三网友”案中，她都亲赴第一线，为当事人被侵害的正当权利竭力鼓呼，希望讨回“比太阳还要光辉”的“公平正义”！

不仅如此，王荔蕻大姐还极富爱心，在她所直接关心救助的底层民众中，不仅有社会流浪人员、进京访民，还有残疾人士——因为她的关心与救助，贵州残疾青年张先平在频临绝望中获得生存的希望与勇气；也因为她的直接关心与救助，因上访而被打成重伤的山东公民姚晶获得了医治和社会关怀。在福建“三网友”之一的游精佑因言获罪入狱后，王荔蕻还以“母亲”般的身份去为要参加高考的游精佑先生的女儿买菜做饭……甚至，王荔蕻大姐还与网友共同成立“王荔蕻爱心志愿者工作室”，以图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来帮助更多的边缘群体和弱势公民！

2009年夏天，在福建马尾发生了著名的“三网友”案。游精佑、范艳琼、吴华英等人因为替受害者严晓玲说话便被福州地方当局逮捕入狱。此案激起了以王荔蕻大姐为代表的广大网友的强烈义愤，在强大的公民责任感和良知感的驱使下，王大姐先后23次致信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呼吁孙春兰书记关注“三网民”冤案及“三网民”冤案背后的连环案——福清纪委爆炸案。在23封书信都泥牛入海的情况下，王荔蕻大姐与众网友前往马尾法院“围观”，争“言论自由”、争“网络自由”，争国家和政府应该提供给“三网友”的“司法正义”和“公平正义”，书写了“围观改变中国”的美丽新篇章！

王荔蕻大姐的爱心、良知感和正义感打动了千千万万网友的心。北京警方对她的逮捕不仅是对法治、正义和良知的践踏，也激起了诸多社会知名人士、学者、广大网友和访民的义愤和关注，人们以各种方式来表达对王荔蕻女士的声援。7月中旬，国内外一群关注中国进步的人士共同建立了“释放王荔蕻”网站；在杭州、福州、北京、上海等地都有许多访民公开声明支持王荔蕻女士；艺术家艾未未在自己人身还不自由的情况下公开呼吁广大民众关注王荔蕻；作家莫之许在为父奔丧时期也公开表示自己不会沉默，认为“王大姐是我所见最纯粹无私、也最善良勇敢的人……审判王大姐，其实就是在审判我们的良心。”中山大学学者艾晓明女士则公开撰文说：“假如王荔蕻这样的公民都被想象成国家的敌人，则我对国家的担心，就远远超过对‘敌人’本身了”。艾晓明呼吁大家都来关注王荔蕻、“保卫王荔蕻”，“珍视王荔蕻所体现的公民精神、公民立场”，都来“喊王大姐回家吃饭”！

我们认为国家是我们大家的国家，社会是我们大家的社会，国家有病，社会染疴，我们每一个国家公民都有关心的责任，正所谓“大路不平，众人踩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王荔蕻女士正是本着普通公民的责任感和良知感来努力医治这个国家和社会所感染的各种疾病的。她的身上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爱——对同胞的爱、对社会的爱、对国家的爱！她的身上还体现出一种良知，一种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历史的良知——“零八宪章论坛”因此向王荔蕻大姐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她为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为中国社会的进步而做出的杰出贡献！

在此，我们特别提醒朝阳区人民法院，你们应该看到民意所在、看到人心所在、看到正义所在！希望贵法院能够本乎公平正义、本乎法治精神、本乎国家审判机关的神圣和庄严，于8月12日当庭宣布王荔蕻女士无罪释放，恢复王大姐作为中国公民的一切合法权利，以实际行动保障人权，以实际行动构建法治社会、和谐社会和公民社会！

我们也特别提醒要在法庭审判王大姐的法官们，你们的工资是人民提供的，你们身上的法袍也是人民缝制的，你们胸前的天平也是人民绘制的，而且我们也愿意相信你们是有良知的。我们衷心的希望你们各位庭审的法官牢牢守护内心的良知，深深感恩人民的供养，切切把握人民的呼唤和渴望，拒做历史罪人，在2011年的8月12日对王荔蕻女士做出合乎良知的审判、合乎民意的审判、合乎真理与正义的审判！

——《零八宪章》论坛

2011-8-11

焦点关注——王荔蕻

王荔蕻： 不作保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公元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我被以“其它方法”限制行动自由已经长达三个月。据说我要写了保证才能获得自由——但我不能保证。

从法理上，让一个公民写保证书，保证自己不去做“合法的事”才能有行动自由，是违法的，是对法律的嘲笑。

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有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生活的权利、自由行走的权利。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不能保证面对苦难时保持沉默，我不能保证面对像钱云会、唐福珍、李淑莲……这样的悲惨事件假装看不见。

假如我面对苦难和恶行保持沉默，那么下一个被恶行打倒的就是我自己。做为执法者，你们对我的自由予以限制，是违法的，而且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希望执法相关部门及人员尽快改正你们的违法行为，还我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王荔蕻
    2011年1月14日

王荔蕻维权工作简历：

王荔蕻，1955年10月出生于青岛，在北京读小学和中学，1975年4月赴陕北延安插队，1978年10月至1982年7月就读于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北京，在北京市某机关工作。1991年起离职，后下海经商，2008年退休在家。之后逐渐关注中国女权问题并投入大量精力从事相关活动。

2008年7月1日在上海闸北分局发生杨佳袭警案，而重要证人杨佳母亲王静梅却离奇失踪，后被证实被上海警方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并化名刘亚玲。王荔蕻对此案非常关注，在王静梅恢复自由后多次到家中看望。并在网上发表多篇关于杨佳案的博客。杨佳被执行死刑后，持续发表纪念杨佳的文章。这期间与杨家父亲杨福生、艺术家艾未未结识，逢年过节都不忘去陪伴失去儿子孤独一人的王静梅。

同时，王荔蕻也与老虎庙、阿尔等人投入关怀北京市天安门流民的工作。其中贵州残疾青年张先平的遭遇引起了她的深切同情。小张自幼小儿麻痹下肢瘫痪，3岁父亲去世，一直由母亲照顾，7岁母亲也离开了人世。小张一直在挣扎与痛苦中煎熬，最后决定自杀。在跟乡亲们借了路费后小张来到北京，打算看一眼从小就想看的天安门就离开这个冰冷的世界。在天安门流浪的日子遇到同是流民的老王，后被接到流民村暂时安顿下来。王荔蕻与阿尔、老虎庙在了解了小张的遭遇后为小张捐款，并在网络上寻求帮助，后经网友捐款捐物（艾未未一人捐款3万元），小张不仅得到了一辆新轮椅还去专门的医院（北京骨髓炎医院）看了病，他的病还有救。现在，小张的腿已经好了，并且通过网友介绍得到了一份卖报纸的工作，已经可以独立生活了。

2009年5月10日，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发生邓玉娇伤人案。由于被伤者为当地干部，邓玉娇案引起了全国网友的广泛关注。在邓玉娇被刑拘期间王荔蕻与屠夫等网友前往巴东县“围观”声援邓玉娇案，希望当局能做出公正的调查和审判。后回京于海淀区魏公村湖北大厦前发传单呼吁大家关注邓玉娇案时被北京大钟寺派出所带走问话并在干预发传单时产生了冲突。最终邓玉娇被认定防卫过当，但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她免于处罚。网友的围观和全国媒体的舆论压力使邓玉娇保住了人身自由。

2009年5月山东上访者姚晶被临沂驻京办的截访人员打成重伤，王荔蕻同公盟的许志永听说后开始关注姚晶的案件，发现姚晶在08开始的上访过程中多次被临沂驻京办的人野蛮殴打。在与公盟持续关注并写文章呼吁社会关注下临沂官员受到压力对姚晶先后支付了两次医药费，王荔蕻、许志永、老虎庙、阿尔、刘德军、王仲夏等人也为姚晶捐款。后在全国的网友多到10000元，少到20元的捐助下姚晶的医药费住院费和律师费全部凑齐了。

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在被释放后一直居无定所，王荔蕻和网友多次前往看望倪玉兰，帮助她解决生活问题。在声援福建三网民案过程中，王荔蕻的勇气和热情深得网友拥戴，以这种经验为基础，王荔蕻在网上发起成立“王荔蕻爱心志愿者工作室”，希望凝聚更多网友志愿者的力量，加入到公共服务工作中。

曾被判“煽动颠覆罪”的画家严正学在因病提前出狱后，王荔蕻与众网友多次前去探望。并与北大教授钱理群等人一起参加了严正学的林昭像揭幕仪式。

王荔蕻之后先后关注过山东盲人律师陈光诚案、河南艾滋病人田喜案、山东上访者李淑莲被殴打致死案等等。先后亲自前往探望、捐助，并制作视频发布到互联网。在不断地深入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同时，王荔蕻的博客也逐渐开始被删除，后来发展到博客直接被关闭。但她仍然通过墙外网站，例如推特发布她所关注的案件，希望能对那些从不被国内主流媒体报道的个案起到一些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0年，因福建三网友案王荔蕻先后23次致信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希望她关注此案。但并未得到明确答复。后于3月19日，4月16日两次前往福州马尾法院声援三位网友。4月16日马尾法院门前交通管制，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为了支持游精幼、范艳琼、吴华英三位网友，也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言论自由在法院门口抗议并唱国际歌希望引起更大范围的舆论关注。最终游精佑、吴华英被判1年，范艳琼被判2年。

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和平奖公布当天，王荔蕻与北京网友相约庆祝刘晓波获奖在北京市东城区地坛东门合影留念，之后在附近饭馆吃饭时被北京警方带走，并被处行政拘留8天。8天期满后王荔蕻并未被直接释放，而又被软禁在朝阳区一所宾馆内6天。后因外界舆论强烈抗议，才让王荔蕻回家居住。但也开始了对她长达数月的监视居住。其间，派出所民警、朝阳区国保多次上门找王荔蕻谈话，希望她不要“多管闲事”，不要与“那些人”来往，均被王荔蕻拒绝。

2011年年初王荔蕻又“被旅游”10多天。期间笔记本手机均被没收，禁止与外界联系。期间被警察通知去见一位“大领导”，说该领导想同她谈谈，被王荔蕻断然拒绝。

2011年3月15日，两会结束当天，当地派出所通知“撤岗”了。也就意味着她可以自由行动而不用跟他们汇报了。之后两天王荔蕻先后前往河南看望之前被劳教1年的网友王译，和被判刑的艾滋病人田喜。最终因腰病复发不得不提前回到北京。21日晚，被通知在家中等着，国保要来谈话。当晚9时许，八九名刑警和国保对王荔蕻抄家并把人带走调查，拘传证和搜查证上写的罪名均为“寻衅滋事罪”。这个罪名和茉莉花事件以来被逮捕的人的罪名相同，但王荔蕻并未参与任何和茉莉花相关的活动。4月22日王荔蕻被朝阳警方证实逮捕，罪名为“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外界分析此为对福建三网民案416抗议的秋后算账。

现在王荔蕻被羁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案件已经由朝阳公安分局移交朝阳区检察院，辩护律师刘晓原、韩一村至今未收到任何官方通知。

在狱中王荔蕻被警察要求写检查和保证书，保证以后不会见敏感人士；保证以后不去敏感的地方（如乐清）；保证以后不管闲事（指涉及人权和政治的案件）。警察表示只要认错就能放人。王荔蕻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愿写任何形式的保证书和检查。现在案件还处于僵持阶段。

王荔蕻是中国亿万网民中的普通一员，但也是近年来中国公民运动推动者的优秀代表。她通过互联网的平台进入到公共空间，开始学习新的技术手段，通过建立博客，实地调查进而评述维权事件，为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特别是女性公民奔走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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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名维权人士王荔蕻被抓并抄家

【大纪元2011年03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3月21晚北京知名的维权人士王荔蕻女士在家中被警方带走并被抄家的消息在推特上广传，警方带了传唤证但是没有注明任何理由。推友认为这看来又是一起先抓人再罗织证据的冤案。

据记者了解到王荔蕻在3月21晚上8点左右发了被抓前的三个推文，第一个是：楼下有警车，说一会国保要找我谈话。可能会被带走。请各位推友保重。如果晚上回不来就是进墙里休息了。保重！

第二条推文是：有我SKYPE 的请将我删除。

最后一条推文是：该来的总会来的。

有推友介绍王荔蕻女士被警方以没有写明任何理由的传唤证带走后，一群警察还在她家继续搜查。推友认为这看来又是一起先抓人再罗织证据的冤案。很多推友表示王荔蕻女士被警方带走后，手机被关无法联络上。还有推友介绍说：“王大姐天天在推上刷屏，喊那些被失踪人的名字。现在王大姐也被带走了，谁帮他们喊？”

王荔蕻女士北京的朋友介绍，她一直遭到警方的监控，出入没有自由，日前刚解除监视后，到浙江探望被关押的王译、华春晖，及去河南给仍在狱中的爱滋病人田喜送东西。20日王荔蕻刚回到北京，第二天就被抓走。

她在被抓前四个小时，还发推文为被抓的何杨呼吁：“何杨——研究人类学的记录片导演，因为发现身边人类社会不正常的现象，并将其记录下来（《紧急避难场所》），于是得罪了有关方面，于是被带走——三天了杳无音信。放何杨回家！！！”

她还说：“我的在监狱、看守所、拘留所、黑监狱和不知道哪里的朋友们！感同身受！体会着你们所处的黑暗、寒冷、孤独、压迫、痛楚和对家人、朋友的牵挂！也感受着你们的坚强！希望我们对你们的爱与思念能够穿越所有的障碍，包围你们，依偎。让你们知道——心心念念，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北京维权人士王荔蕻被正式逮捕

（维权网信息员孙海涛报道）本网刚刚获悉，3月21日被朝阳警方带走并抄家的北京著名维权人士王荔蕻女士，已经被朝阳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

据了解，王荔蕻的亲属从朝阳预审处得知：4月20日下午王荔蕻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涉嫌罪名是“寻衅滋事”。并称逮捕通知书已经寄出。

自3月21日王荔蕻被警方带走后，亲属没有收到过任何法律文书，后通过多方打听，才知她被羁押在朝阳看守所。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亲属无法得知有关王荔蕻的任何信息。

王荔蕻被逮捕的消息传出后，令维权界一片震惊。近年来，王荔蕻致力于民间的维权活动，关注各种权利被侵害的个体。包括邓玉娇案、福州三网友案、李春霞自杀案等，她的亲和力和身体力行，赢得了众多人的尊重。就在王荔蕻被抓捕的前夕，她刚刚结束被软禁的日子，不顾腰痛和虚弱的身体，亲自到河南去看望被羁押的田喜和王译，孰料，刚回到家中，就遭到抄家并失去自由。

也许，在一个“法律不是挡箭牌”的国度，为了坚守良知，为了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她早已预料到了自己必将要付出的代价。面对着屋门外的警察，她在推特上的最后留言是：

晚安，我的在监狱、看守所、拘留所、黑监狱和不知道哪里的朋友们！感同身受！体会着你们所处的黑暗、寒冷、孤独、压迫、痛楚和对家人、朋友的牵挂！也感受着你们的坚强！希望我们对你们的爱与思念能够穿越所有的障碍，包围你们，依偎。让你们知道——心心念念，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楼下有警车，说一会儿国保要找我谈话。可能会被带走。请各位推友保重。如果晚上回不来就是进墙里休息了。保重！

该来的总会来的。

来源：参与作者：知情人

人权活动家王荔蕻“寻衅滋事”案8月12日上午开庭

来源：维权网

（维权网信息员方斌报道）本网刚刚获悉：北京著名人权活动家王荔蕻女士涉嫌“寻衅滋事”一案将于8月12日上午9点，在朝阳区法院温榆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据辩护律师韩一村讲，今天上午他和刘晓原律师都接到主审法官的电话通知，由于两位律师事务繁忙，无法亲自到法院拿书面通知，但韩律师向主审法官表示，绝对不会回避，到时一定会按时出庭为当事人辩护。

对于庭审结果，韩律师认为从两次变更罪名来看，是凶多吉少。

韩一村律师希望借维权网呼吁：关注王荔蕻一案的各界人士及媒体，能申请8月12日上午9点对王荔蕻案公开审理的旁听，以监督法院的公正审理。当然这样的案子，往往会人为阻止设置障碍，但希望大家一定要坚持，一定要争取，这点对案件能够公正审理很重要。

自王荔蕻案件移交到法院后，韩一村、刘晓原两位律师会见了一次王荔蕻，虽然王荔蕻精神及心理状态很好，并坦言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但她的病痛、消瘦和明显增多的白发，仍令关注她的人为之动容。

3月21日王荔蕻女士被朝阳警方带走并抄家，随后被朝阳公安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但逮捕通知书上的涉嫌罪名已由“寻衅滋事”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然而，在移送到法院后，罪名又变更为“寻衅滋事”。如此，令维权界及法律界人士推测，当局意图打压王荔蕻女士的决心。

韩一村律师：王荔蕻案辩护词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尊敬的审判长和审判员：

我受被告人之子齐建翔的委托，并经被告人确认，担任王荔蕻的辩护人。受案后，我本着对事实、对法律、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开展工作，认真审阅了本案卷宗材料，并到看守所会见王荔蕻，了解案情。今日出庭辩护，我心情非常沉重，深知冤假错案的危害，不断提醒自己“律师不仅要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还要通过个案彰显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现根据事实与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一、公诉机关的指控是错误的

2011年4月16日，王荔蕻等人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门前，喊口号、唱国歌、打条幅等活动不是寻衅滋事，而是对马尾区人民法院的违法行径进行批评和抗议。马尾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福建三网民诬告陷害案”，拒绝公民旁听，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侵害了王荔蕻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宪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显然，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宪法规定，属维权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同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做斗争的权利，王荔蕻等人不能例外，她们天赋地享有这些权利，批评合法，抗议有理！何来罪过？况且，王荔蕻等人的活动是在福州警方指定的范围内进行，根本影响不了法院的庭审，更没有妨害交通秩序，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何来寻衅滋事？公诉机关的证据与本案均没有关联性，所谓的有罪证据纯属“指鹿为马”！

二、本案是一场政治迫害，而非法律审判

被告人自2008年开始，参与了许多重大维权活动。她帮助过上海袭警案杨佳的母亲、声援过湖北省巴东县邓玉娇案、关注流离失所的女律师倪玉兰、山东盲人陈光诚，还有河南省艾滋病人田喜、北京赵连海的家人等等。王荔蕻的维权行动，唤醒了许多人的公民意识，他们和王荔蕻一起要为权利而斗争，开展了一场场维权活动，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影响，赢得业内广泛认可与好评。然而，正义之举却让某些人、某些势力坐卧不安，他们视其为洪水猛兽，欲想除之而后快，故处心积虑地构陷了这桩冤案。经济发展了，但不公加剧了。面对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王荔蕻挺身而出，伸张正义，行使公民权利，何罪之有？不该刑事拘留，却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拘了，不该批准逮捕，却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批逮了。今天，无辜的王荔蕻又被推上被告席，接受法院审判，公理何在？！

三、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障

现行《宪法》第5条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而非依党治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均确定了法院性质，是人民法院，不是党法院。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党的领导应当体现在立法上，不是表现在司法上。党可以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制定法律，推行全国。而不该插手司法，直接断案。全国有2800多家基层人民法院、300多家中级人民法院和30多家高级人民法院，总计3000多家，分布全国。他们要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而地方党委会从保护地方利益、集团利益和个人私利出发，干涉司法，曲解法律，破坏法律实施。法会不法，法已不法！司法独立，是立法本意，同是人民要求。人民法院应当远离政治，独立于政党，独立于党组织。做到独立审判，公正裁决，实现法治天下。

综上所述，没有光明，人们才遥望星空，为了理想，我们会脚踏实地。王荔蕻失去了自由，她渴望自由，但我们不期望当下的法庭能恢复她自由。一纸有罪判决，抹杀不了本案的性质，更不会让王荔蕻蒙羞，历史将宣判她无罪！

辩护人：韩一村

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1 年 8 月 12日

刘晓原：王荔蕻寻衅滋事案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北京市旗鉴律师事务所受王荔蕻家属委托，并征得她的同意，指派我在本案中担任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多次会见王荔蕻，以及参加今天的庭审，本案事实已经查清。辩护人认为，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在京朝检刑诉（2011）1383号起诉书中对被告人王荔蕻犯有寻衅滋事罪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具体理由如下：

一、关于本案实体上的问题。

所谓寻衅滋事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有四种情形，一是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是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三是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公诉方在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王荔蕻在 2010年4月16日六时至十二时许，来到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门前，以喊口号、唱歌、打横幅等方式起哄闹事，严重扰乱和破坏法院庭审秩序及交通秩序。据此认定触犯《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四项规定，构成了寻衅滋事罪。

辩护人认为，从法律上来分析，构成《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四项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在公共场所有起哄闹事行为，二是起哄闹事行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后果。

从庭审查明事实来看，被告人王荔蕻和网民是自发到福州市马尾区法院申请旁听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诽谤案的庭审。

这是公开审理的案件，公民凭身份证就可申请旁听，但因马尾区法院对旁听人员作了内部安排，以至于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网民无法进入法院旁听，在旁听得不到准许情形下，他们在法院外面的路边，听从现场维持秩序警察指挥，在指定地点进行了围观行为。

被告人王荔蕻和网民在马尾区法院外面以“喊口号、唱歌、打公平与公正横幅”等形式围观，只是表达他们追求司法公平与公正愿意，并不是出于取乐、寻求精神刺激等不健康动机，而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制造事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刚才庭审调查时，辩护人没有看到公诉方的证据中，有哪份证据能证明马尾区法院内和外面公共场所秩序出现严重混乱局面。请求法庭予以明查。

2010年4月16日在马尾区法院外围观福建三网民诽谤案时，被告人王荔蕻没有与维持现场秩序的警察和保安发生冲突，也没有指使围观人员与维持现场秩序的警察和保安发生冲突。

从围观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人受到人身财产伤害，附近的商铺和民众没有受到冲击。被告人王荔蕻和网民的围观行为，做到了理性、和平、合作与非暴力，否则，福州和马尾警方当天就会把他们带走。

被告人王荔蕻和网民的围观行为，同样没有影响到马尾区法院对三网民诽谤案正常庭审进行。

2010年4月16日的庭审，从早上八时半开始至中午十二时许结束，三网民案在马尾区法院刑事审判大庭内顺利进行，在长达四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并没有因为有网民在法院外面围观而中断审理。

马尾区法院的庭审是否受到严重影响，本案的证人，也是福建三网民诽谤案的审判长吴瑞峰，在《关于“4.16”被告人范燕琼等三人诽谤一案的庭审情况》中称，“庭审从上午8时30分开始至12时许结束，法庭内的秩序还井然有序。”

另外，本案的证人，也是福建三网民诽谤案的公诉人林瑜在询问笔录中回答侦查人员“开庭后聚集的人对庭审有何影响”提问时，称“法院里开庭时没听到，也没注意”。

当天的庭审，除了审判人员外，还有几十个旁听人员，仅从福建三网民案审判长和公诉人的证词，已充分证明 2010年4月16日马尾区法院审理三网民诽谤案时，被告人王荔蕻和网民围观行为没有影响庭审的进行。

审理福建“三网民诽谤”案时，马尾区法院对庭审情况做了全程录像。这份录像能直接证明庭审是否受到影响。让辩护人无法理解的是，公诉方为何不提供庭审录像来指控？

在此，辩护人提醒法庭注意，在认定被告人王荔蕻行为是否“严重扰乱和破坏法院庭审秩序”时，应当以客观、真实的庭审录像为依据。为了查明庭审时法庭秩序是否遭到扰乱和破坏，辩护人请求法庭调取庭审视频录像。

公诉方指控被告人王荔蕻与网民围观行为，还严重扰乱和破坏了交通秩序，指控证据是福州市公交公司第二分公司的证明和两个司机证词。

从这几份证明和证词来看，公交车辆绕道行驶是听从了交警安排，而不是因为被告人王荔蕻与网民的拦截阻碍。这些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人王荔蕻和网民阻碍了公交车辆正常通行。

从公诉方提供的维持现场秩序警察和保安的证言来看，马尾区法院外面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是由福州市和马尾区交警部门按照上级领导部署作出的，拉警戒线封锁道路是在当天早上七时开始，而被告人王荔蕻和网民七时三十分左右才到达现场。

被告人王荔蕻和网民是在指定的地方（路边）围观，但因交警部门事前把马尾区法院大门外长达几千米道路实行全路段封锁，才导致过往公交车辆绕道行驶。

公诉方提供的八个在场维持秩序警察、保安、交通协管员证词，没有一人提到被告人王荔蕻和网民围观行为阻碍过往车辆通行。

对被告人王荔蕻和网民在法院外围观情况，福建警方作了全程录像，是否阻碍公交车辆通行，应以视频录像作为认定依据。

被告人王荔蕻和网民不但没有阻碍社会车辆通行，同样没有阻碍马尾区法院车辆的进出。运送“诽谤案”三被告人的警车，进出马尾区法院都是畅通无阻，没有任何人加以阻拦。这个事实，马尾法院大门的监控录像可以证明。

因此，辩护人认为，公诉方指控被告人王荔蕻和网民的围观行为严重扰乱和破坏交通秩序，这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相符。

二、关于本案程序问题，以及侦查机关起诉意见书、公诉机关起诉书中的错误。

从本案程序来看，公诉方指控的“寻衅滋事”行为，发生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那么，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本案应由案发地马尾区司法机关行使管辖权。

让辩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围观行为发生近一年时间后，案发地福建省司法机关不立案侦办，反而由北京市的公安机关来主动追究。参与围观并不是被告人王荔蕻一人，为何只追究她的法律责任？这明显存在选择性执法问题，请法庭予以注意。

本案由被告人王荔蕻户籍所在地司法机关办理，不仅增加了大量的司法成本，更重要的是，难以查明本案的事实。由于被告人长期关注社会事件，其人身自由经常遭到限制，以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形成了利害关系。因此发生在福建省的案件，由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侦办，很难做到客观、理性、公正。

在此，辩护人还要指出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法律文书中的问题。侦查机关在起诉意见书中，并没有写明本案具体移送审查起诉时间，落款上只写了年份，即“2011年”，月份和日期都是空的。

从起诉意见书中，根本无法获知侦查机关是何时将案件移送公诉机关审查起诉。

起诉意见书中的附注1中，也没有写明本案预审卷宗有多少卷多少页。

本案侦查讯问笔录和书证材料，其中刘浚、李新的第二份证人证言和住宿登记表，是在侦查机关将案件移送公诉机关审查起诉后，即在 2011年7月2日侦查取证的。

但从公诉机关起诉书中获知，侦查机关是在 2011年6月21日移交公诉机关审查起诉，公诉机关受案后并没有退回补充侦查。这几份证据的取证程序，明显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

公诉机关起诉书中错误问题，起诉书内文第四行至第五行称，被告人“现因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于二O 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事拘留，同年四月二十一日经本院批准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逮捕”。

起诉书提到的刑事拘留涉嫌罪名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但侦查机关起诉意见书提到的是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而不是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涉嫌寻衅滋事罪名，变更为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名，是公诉机关批准逮捕时予以变更。

现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又将指控罪名变回了寻衅滋事罪。

一起案情并不复杂的案件，指控罪名竟然会变来变去，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的办案，给人感觉是先定涉嫌罪名再找证据，找到什么证据，指控罪名就随之改变。如此办案极为少见，难以保证程序公正。

在此，请求法庭对本案程序和侦查机关起诉意见书、公诉机关起诉书中的错误予以重视。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福建三网民诽谤案是公开审理的案件，由于被告人王荔蕻和网民不能进入法庭内旁听，就在法院外面进行了围观，在这全国不会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

今天对被告人王荔蕻寻衅滋事案审理，法庭大院外面同样有很多人在围观，警方出于安全考虑实行了一定范围交通管制，但民众的围观行为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庭审，没有扰乱和破坏正常的交通秩序。

网民在法院外面围观公开审理的案件，在没有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后果，而被公诉机关以寻衅滋事罪名起诉，这可能是全国第一起。案发地司法机关不追究围观者法律责任，而由户籍地的司法机关来追究，也是极为少见。

综上所述，被告人王荔蕻在马尾区法院外围观行为，没有严重扰乱和破坏“4.16诽谤案”庭审秩序，没有严重扰乱和破坏马尾区法院外的交通秩序。因此，公诉方依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四项，指控被告人王荔蕻犯“寻衅滋事罪”，证据严重不足，罪名无法成立。请求法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排除各种阻力，坚守公平与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依法判决被告人王荔蕻无罪。

辩护人：北京市旗鉴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

2011年8月12日

（来源于刘晓原律师的博客：http://liu6465.fyfz.cn/art/1041010.htm）

人权活动家王荔蕻案结束庭审，律师指审判不公

（维权网信息员孙雨、张法报道）著名人权活动家王荔蕻“寻衅滋事”罪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庭审后，没有进行当庭宣判，法官称将择日宣判。

11点40分左右，王荔蕻的儿子齐健翔和律师出现在法庭外。在官方称将公开审理的法庭上，却只有5个旁听席位，坐着两位穿制服的人和两位便衣，另一位是王荔蕻的儿子齐健翔。

虽然法庭上的王荔蕻精神很好，但她突然增多的白发却让有5个月没能见到她的儿子心痛不已。齐健翔说妈妈知道有很多人在围观支持她，她表示感谢。

在法庭上，王荔蕻的陈述理性而客观，并力争为自己的公民权利而辩护。然而，王荔蕻及律师在陈述时却多次被法官打断。律师指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存在诸多的审判不公。

辩护律师韩一村在接受本网采访时指：今天的庭审很不正常，许多事项违反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第一、法庭将庭审设在小法庭，未满足公民依法要求旁听的意愿，这是变相的不公开审理；

第二、在质证过程中，公诉人采取了打包质证，即将很多人、很多事放在一起质证，这妨碍了被告人对当时情景的记忆，并且律师在依法质证的过程中被多次阻断；

第三、刘晓原律师从刑事诉讼的角度进行辩护，而韩一村律师则从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角度进行辩护。然而韩律师在辩护的过程中由于数度被阻止，最后不得不书面提交辩护意见书。

第四、被告人在最后的陈述时多次被粗暴打断，造成被告人无法完成自辩过程。

以上的庭审事实充分说明：对王荔蕻的司法审判很不公平。

王荔蕻案开庭，现场声援者申请旁听被拒

（维权网信息员孙雨、张法报道）在警方拉起警戒线，现场有大批关注声援者的情况下，人权活动家王荔蕻“寻衅滋事”案准时开庭。虽然法院声称公开审理，但现场的各界人士申请旁听却遭拒绝。

本网信息员在现场看到，法院外的各界声援者、警察和便衣大概在300人左右。开庭前，刘晓原律师和王荔蕻的儿子齐健翔一起步入法庭。随后有12人被允许进入警戒线走向法庭，其中有7、8位是外籍人士，有现场声援者称是欧盟的人权观察成员，另外几位目前无法确知身份（发稿时，本网在推特上看到消息，称欧盟观察成员并未获准进入庭审参与旁听）。

当两辆警车进入法院时，现场的声援者群情激动，很多人佩带着黄丝带，呼喊着：大姐我们爱你！王荔蕻回家！

在现场的维权人士天天说：两辆车子来了，但没有看到大姐。此时，声音已经哽咽。

同时在现场声援的民主维权人士赵常青向本网表示：大姐是位有爱心、有责任感、有良知的人。对大姐的审判就是对公平的审判，对良心的审判！之所以有这么多人不顾威胁警告来到现场，实际上是在寻求法制社会的建立，以每个人力所能及的微薄之力推进社会进步。

本网了解到，多国使馆代表要求旁听被拒。北京律师刘巍、维权人士野靖环等人在申请旁听时，法庭称管刑事厅的人不在，民厅管不了。而赵常青拿出自己的身份证要求旁听时，接待人员左右而言他不置可否，直到过了开庭时间。众多访民也纷纷申请旁听被拒绝。

艾晓明、殷德义、赵连海、刘沙沙、朱承志等人也到达现场表达对王荔蕻的支持。

吴祚来说：审判王荔红，就是审判中国良心。北京，在审判王荔红的时候，请把手放在自己良心上，如果良心不安，就放她回家。

每一位良知的中国人都会相信：不管法院最终做何判决，对王荔蕻一案，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审判！

(感谢关注声援王荔蕻的所有人！）

大批新浪微博网友公开声援王荔蕻遭封博，“微博转世党”不屈不挠

（维权网信息员张兵综合报道）自从王荔蕻今年4月被当局刑事拘留以来，大陆网民不断用各种方式对王荔蕻进行声援。而随着王荔蕻被寻衅滋事案的临近开庭，墙内声援王荔蕻的微博网友也逐渐愈发众多。8月11日，王荔蕻案开庭前一天，墙内新浪微博上网友对王荔蕻的声援呼声形成巨大规模，如浪潮一般风起云涌。而头像使用王荔蕻照片的博主也是遍布新浪微博各处。

但从8月11日晚上开始，大批新浪网友的微博账号却集中突遭新浪官方的删除，数百以上的微博网友随之纷纷“转世”，但新浪微博上的“转世党”继续顽强地在“墙内”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转世党”们有的已经转世三百余次，但由于微博开放的特性，即使“阵亡”也能很快恢复“战斗力”。而“转世”这个词也逐渐在新浪微博上成为热点。

2011年8月12日王荔蕻被寻衅滋事案开庭当天，大量推特网友将墙外关于王荔蕻案的最新报道消息转发进新浪微博，又引起了新一轮声援王荔蕻的转发浪潮。正如推特网友ID：箭与歌说：“如果你的内心已经决定了对正义予以声援，那么声援浪潮就会永远存在。”

公民记者网络论坛：呼吁释放王荔蕻的声明

作者：公民记者…

王荔蕻是北京一位知名的维权人士，也是一位勇敢的公民记者。通过网络，王荔蕻从事了不少公益性的工作，发布了许多维权信息。纵观她的言与行，我们不知道她下面的哪一条是“寻衅滋事”或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

王荔蕻，1955年10月出生于青岛一个军队干部家庭，在北京读完小学和中学。1975年4月赴陕北延安插队，1978年10月至1982年7月就读于延安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回到北京，在北京市某机关工作。1991年起离职，后下海经商，2008年退休在家，有了更多时间上网并开始参与公益活动。

2008年7月1日在上海闸北分局发生杨佳袭警案，杨佳的母亲王静梅被关进精神病院出来后，王荔蕻多次到其家中看望，并做了王静梅的采访录音发表在网上，她还写了有关杨佳案的博客文章。

2009年5月10日，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发生邓玉娇事件。王荔蕻与屠夫等网友前往巴东县“围观”声援，希望展开调查并使此案得到公正审判。回京后，王荔蕻等网友前往海淀区魏公村湖北大厦前发传单，为邓玉娇呼吁。

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冤狱刑满释放后，一直居无定所；王荔蕻和网友前往看望，帮助她解决生活困难。

王荔蕻关注过的公民维权案还有山东盲人律师陈光诚案、河南因输血感染艾滋病人田喜案、山东上访者李淑莲被殴打致死案等。

2010年社交网站推特（twitter）成为中国公民运动新的信息平台，王荔蕻也是一个活跃的推友，特别是在福建三网民案中，她利用推特的信息发布能力，促成了对此案广泛的公民关注。

2011年3月15日，“两会”结束当天，当地派出所“撤岗”。王荔蕻再次践行自己的公民自由权，她先到河南南阳，为被判处劳教1年的网友王译送去救助金和衣物；然后去了河南上蔡看守所，给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维权青年田喜送去五百元钱。

几天之后的3月21日晚，八、九名刑警和国保带走王荔蕻并查抄了她的住所。对王荔蕻的拘传证和搜查证上写的罪名为涉嫌“寻衅滋事”。 4月22日，王荔蕻被朝阳警方正式逮捕，罪名改为“聚众扰乱交通秩序”。

回顾王荔蕻的上述种种行为和事迹，我们没有看到她违法犯罪的证据，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爱心、充满社会责任感、和平理性的王荔蕻。她的所作作为，不仅没有触犯法律危害社会，而是在化解社会矛盾与不满情绪，是在帮助民众，是在帮助政府鉴于此，公民记者网络论坛呼吁立即释放王荔蕻女士，还其人身自由。

公民记者网络论坛

2011-7-16

征集呼吁释放王荔蕻大姐签名

征集呼吁释放王荔蕻大姐签名，请在下面方框内输入姓名、居住地、职业身份然后点击提交按钮！

另请登录：

呼吁释放王荔蕻声援团论坛：http://groups.google.com/group/free-wanglihong?hl=zh-CN 呼吁释放王荔蕻博客：http://freewanglihong.blogspot.com/

王荔蕻大姐资料：

王荔蕻，1955年10月出生于青岛，在北京读小学和中学，1975年4月赴陕北延安插队，1978年10月至1982年7月就读于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北京，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工作。1991年起离职。

王荔蕻女士被大家称为“用脚维权的人”，即是她在用自己亲临、亲为的行动关注权利被侵害的个体，同时又用她理性的思维尽力化解社会矛盾。她参与了倍受关注的湖北邓玉娇案、福州三网案的庭审，参与了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庆祝，用悲悯和大爱关注山东李春霞自杀案，关注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关注艾滋病受害者田喜，她的无私和不辞辛苦的维权活动，不仅是在行使一位公民的言论自由、监督政府的权利，同时也是在践行一位人权捍卫者的使命和责任，以期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依法保障人权。

2011年3月21日王荔蕻女士被北京朝阳警方带走并抄家，随后被朝阳公安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王荔蕻的亲属在长达一个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逮捕通知书。4月26日，刘晓原律师通过努力在朝阳看守所会见了王荔蕻。5月2日，王荔蕻的亲属终于拿到了逮捕通知书，由朝阳区检察院批准的逮捕通知书上的罪名变更为：“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逮捕通知书的签发日期为4月21日。

特别关注——

“黑监狱”

北京再曝“黑监狱”：五六十人因到某部门办事被关押

2011年08月02日 09:26

来源：新京报

从江苏盐城来京办事的周女士怎么也没想到，刚从办事的部门出来，就被数名陌生男子强拉上面包车，送进昌平区某院落和多人一起被关了起来。几天后，被“放”出来的周女士报警，根据她所指的地点，警方解救出多人。据知情人士透露，警方现已控制多名涉嫌关押周女士等人的嫌疑人。

“黑监狱”关五六十人

据周女士介绍，她于7月4日从江苏抵京，到某部门办事。办完事后，她刚走出该部门的大门，就被几名陌生男子拦住，将其强拉上一辆面包车，“包括司机在内，一共4个男的，很凶。另外还有两名也被强拉上车的女子。”

周女士说，车行1个多小时后，她和另外两名女子在当晚被带到昌平区的一个院落，被没收了手机和包里的东西，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络。

“院子有20多平方米的空地，还有两大一小3间房，里面共有五六十人，像个‘黑监狱’。”周女士说，3间房里，最大的40多平方米，小的20多平方米。周女士被关的房间没有床，上至头发花白的老人，下至婴儿，都是席地坐、卧，“热、闷、潮，空气很差。”院子用大铁门与外界隔离，24小时有男子看守，多则十几人，少则五六人，“很难跑出去。”

据周女士说，她了解到，被关在这里的人来自多个省份，都是到某部门办事后被人或骗、或强拉至此。

多名关押嫌疑人被控

4天后，“表现良好”的周女士被放了出来，她向外面的人了解到，自己被关的院落的具体位置为昌平区北七家镇岭上村，周女士报警，“昌平警方前来解救了很多人。”

与周女士有同样经历并被解救的林女士确认了周女士的说法，但她没有介绍太多情况。

因为对北京不熟悉，并被强行关押，周女士无法确切回忆起关押她的院落的具体地点，记者未能找到周女士所说的“黑监狱”。

昨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目前警方已将多名涉嫌关押周女士等人的嫌疑人控制，但并未透露详情。

记者通过百度搜索发现，网上有多个帖子曝曾到北京办事后被关在岭上村“黑监狱”的经历。

- 讲述

三顿“咸菜饭”反抗就挨打

“每天有早、中、晚三顿饭，早上是稀饭，中午和晚上都是米饭咸菜。”据周女士回忆，“黑监狱”每天都有人按时分配饭食，但毫无营养，难以下咽。

同时，3间房间里，只有一间房里有床，但数量不够，很多人只得在地上的毯子上休息。

刚被关进去的时候，周女士曾询问被关的原因，对方答非所问。周女士还试图反抗，“胸口和肩膀被一个男的打了两拳，疼得受不了，我就不敢反抗了。”

周女士说，她亲眼见一名男子反抗“看守”的管理，被打得满身、满脸的血。更多的人选择沉默，“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说被关了几个月。

(记者安颖易方兴)

北京黑监狱专关来京反映情况者 最小者未断奶

来源：新京报

昨日，“黑监狱”厨房里，馒头已经发霉。本报记者杨杰摄

“女子来京办事被关4天”追踪

本报讯（记者易方兴）昨日，6名被从“黑监狱”解救出的被关者来到昌平北七家派出所，为民警送上锦旗。警方表示，“黑监狱”系一家“保安公司”开办的。

7月12日，一所位于北七家镇南七家庄村北侧的“黑监狱”被警方查封，13名遭非法关押的人被解救。

一女子被扔到山上

据被关者介绍，被关的人中年龄最大的老太太81岁，最小的还在吃奶。

昨日，报警人之一的颜廷忠说，他妻子是江苏人，与同县几个人一起来的北京，随后被关进了黑监狱。

　　“警察来查抄的那天上午，我被他们带出来，面包车里几个有文身的男的押着我，到了一处四周都是山的地方，让我下车，”颜廷忠的妻子韦红花回忆，自己被推下车时头撞到石头，晕了过去，醒来时已是下午，“四周全是山，连人影都看不见。”韦红花称，她一路讨饭吃，走了十几天才出来。

“保安公司”办黑监狱

昨日，警方表示，这处黑监狱系一家“保安公司”开办的，受雇专门抓来京反映情况的人员。不过，警方未透露雇用者身份。

据曾被关押于此的马国华称，他被放出来时，看到有一身份不明的男子给这些看守人员钱。据了解，是按人均一天500元计算。

记者注意到，在被关者提供的一份40名被关者名单中，有17人来自江苏盐城市，其中5人是盐城市阜宁县人。昨日，5人表示，他们被抓当天，均在久敬庄接待中心看到了盐城市阜宁县信访局的毛姓局长。

对此，毛姓局长表示，不知来京人员被关一事。“北京这么大，他们爱去哪去哪，我哪管得了，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动向，除非他们主动找我。”

探访

周围是废墟围墙3米高

北七家镇南七家庄村北侧，一个不足300平米的小院，红色铁门，围着高约3米的灰色围墙，周围是一片拆迁后的废墟。如果没人报警，谁也想不到这里曾经是处“黑监狱”。一名拾荒者表示，平时不会有村民来这边，而且“从未看到红色铁门开过”。

昨日，院子里空无一人，只有一把断锁在地上。屋内仍可看出打过地铺的痕迹。厨房里充斥着腐臭的气味，几十个小孩拳头大小的馒头搁在灶台上，已经发霉。墙上，挂着几条洗碗布，都成了黑色，一条“粘蝇纸”上，密密麻麻粘着上百只死苍蝇。

“黑监狱”背后不远处，是一家废旧物资回收公司。一员工介绍，这种院子的月租金一般都是两千元左右，“不过这院子不是我们公司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租了人。”

获救者忆北京“黑监狱”：活着，是唯一能做的事

2011年08月04日 05:11

来源：中国新闻网

在“黑监狱”的日子

遭非法关押人员称，进门先被搜身，手机、身份证等物品全部被没收，不听话就挨打

从“黑监狱”被解救出来后，58岁的孙怀元说自己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活着”。

“经常挨打，吃不饱饭，睡不好觉，更没有自由，他们只让你活着就行，”回忆起被关押的13天，孙怀元说，“活着，是我唯一能做的事。”

在昌平北七家镇南七家庄村的这处“黑监狱”里，据统计，仅从7月1日到7月12日，就非法关押过超过50名来京办事者。

他们的自由受到严密的控制。就连吃饭时，也都有五个“打手”守在门口，谁大声说话就要挨打。

直到7月12日这一天，昌平警方接报后，将该“黑监狱”查抄，当场解救13名被关押人员。

6月30日，清晨刚下过一场雨。

孙怀元从老家江苏盐城来京，到丰台久敬庄信访接待中心反映情况。

办事的过程很顺利，还在现场看见了一位老乡———盐城市信访局工作人员张昌民。

不过，当他从中心走出来时，张昌民不见了。一辆金杯面包车停在他面前，几个光头、有文身的男子下车，告诉他他的事情解决了，让上车谈。

“我当时害怕不愿上去，但这几个人强行把我抬上了车，两个男的按住我，威胁我别乱动，否则要整死我。”

金杯随后一路向北，扬长而去。

称被带走前见过当地信访局人员

据十多名被关押者回忆，当时押送他们上车的人都是“剃着光头，文着文身”。

而他们遭遇的另一个相同之处，则是被带走前，均在当场或此前一天，见到或联系过他们当地信访局在北京的工作人员。

这些人涉及湖北、江苏、河南、陕西等多个地区。

60多岁的许西敏遭遇更为“奇特”。“当时，我们河南周口市鹿邑县信访局的工作人员王亚东找到我们住的宾馆，说要给我们换个地方住，就带我们上了一辆面包车。我看他也上了车，就相信了。”

结果，王亚东半路下车，许西敏则被面包车拉走。

想多领碗饭被“打手”踹倒在地

面包车的目的地都是一个———昌平区南七家庄村的“黑监狱”。

“开了不知道多久，车停在一个偏僻的院门前，我被押进院子后，铁门立刻关上了。”孙怀元发现，院子里还住了很多人，有老人，也有小孩。

与他几乎是同一时间被带入这里的，还有许西敏和张金亮。

三人一进院门，立刻被七八个“打手”带到院子西侧的一间小屋，开始搜身，手机、身份证等物品全部被没收，只有钱可以留下。若有人反抗，立刻会被打一顿。孙怀元说，此后，一位名叫林红的女子在手机被搜走之后，因为说了句“能不能把手机卡拔出来还我”，便挨了一顿打。

搜身结束之后，孙怀元领到一个拳头大小的碗。而所谓的午饭，只是一小碗米饭和几片黄瓜。

完全吃不饱，但孙怀元没敢说话。因为他发现，吃饭时，也有四五个打手守在门口，谁说话，就会被打一顿。

张金亮记得，7月初的一天，带着两个孩子被关在这里的刘欣(化名)到厨房领饭。尽管还有两个女儿，但她们每顿也只能领到一碗饭。

“那天，两个孩子都饿了，刘欣先喂她们，一碗饭很快就没了。”林红说，刘欣拿着碗走到厨房，希望能再给一点饭。结果，话刚说完，就被一个“打手”抬脚踹倒在地。

“她半天没有从地上爬起来。”孙怀元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住抹眼泪。

多名被关押者表示，他们曾与打手简单交谈过，这些人证实，管“黑监狱”的老大姓高，身高1米7左右。“他曾说过，你们如果听话，我们也不会打你们，但如果你们地方驻京办的人要我们动手，我们也只能打，因为我就是吃这碗饭的，不然我就丢了工作。”

“黑监狱”小卖部一包纸巾4元

被关押的日子里，绝大多数人选择了顺从。“不听话就挨打，还不如安顺一点，打架的话也打不过。”张金亮说，那段时间，他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扑克，要么就聊天。那时，他才得知，被关在这里的人，都是来北京反映情况的，有的是因为地方征地、拆迁问题，有的是觉得遭遇了司法不公。

在“黑监狱”里，最受大家宠爱的，莫过于刘欣的两个女儿。这两个女童，一个3岁，另一个两岁，还没断奶。

“我们管这俩女孩叫‘小萝卜头’。”孙怀元说，逗“小萝卜头”开心，成了枯燥生活中仅有的乐趣。不过，因为不够吃，两个“小萝卜头”总是喊饿，来自武汉的刘海宁便从院子里的小卖部买来火腿肠，给孩子吃。

许西敏介绍，这处小卖部，是“黑监狱”的头儿开的。小卖部里的物品价格通常是外面的2倍，一包纸巾要4元，洗脸毛巾7元一条。“一旦有人生病，严重的话可请‘打手’代购药品，不过需要支付三倍的价格。”

院子两侧，男性、女性分别睡在两个房间里。这两个房间均不足30平米，没有床，“只能睡在地上。”孙怀元说，人最多的时候，只能在地上侧着身子睡。

由于地面凉，许西敏曾经感冒，持续了三天，“发着低烧，只能整天躺着，连饭都吃不下去。”许西敏说，但始终没人带他看病，“当时，我听‘打手’说，反正也死不了人，就不用看了。”

查抄源自被关者家属报警

在没有计时和通讯设备的“黑监狱”里，时间的概念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我从6月底被带走，当时妻子也在北京，但出去买东西了。我被带到哪，她肯定不知道。”张金亮说，被关的日子长了，对自己的境遇开始无奈地接受，与此同时，却越来越担心家人。

昨日，张金亮的妻子刘袁回忆，当天发现丈夫不见后，她便带着两个孩子满街找人问。“我不识字，不知道该怎么找，只能去丈夫去过的地方守着，又回老家派出所去找，但都找不到。”

张金亮说，在“黑监狱”里，他曾经哀求“打手”给他家里打个电话，但对方不肯。

日前，据报警人之一的颜廷忠表示，他妻子韦红花是江苏盐城市阜宁县人，与同县几个人一起来北京反映问题，随后被骗到了这里的“黑监狱”。“后来，与我老婆一起被关进去的人先放了出来，我从她们那了解了情况，就决定报警来救我老婆。”

7月12日，昌平警方将该“黑监狱”点查抄，当场解救13名遭非法关押人员。

多地信访局均否认与此事有关

据介绍，在“黑监狱”中的人，被关押的时间长短不一，长的有40多天，最短的被关了5天。在被昌平警方查抄之前，已经有一部分人被放出，其中大多被直接送回了家乡。

昨日，据这些被关押人员称，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现场就取回了自己的手机和身份证，还有一部分人，却是从家乡的信访局拿到的。

不过，被问及当地信访局与“黑监狱”是否有关，这些被关押者曾提到的地方信访局相关人士均予以否认。

江苏省盐城市信访局工作人员张昌民说，自己当天的确在北京，也得知这些地方的人来北京办事，但被关一事与他无关。

盐城市阜宁县信访局毛局长表示，不知来京人员被关一事。“北京这么大，他们爱去哪去哪，我哪管得了，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动向，除非他们主动找我。”

而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信访局工作人员王亚东的手机，则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该县信访局值班室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也联系不上王亚东，“这些来北京办事的人的住宿费，一般是我们负责支付，但没有听说过有限制他们人身自由的情况。”

昨日，昌平北七家镇南七家庄村村委副书记王旭东证实，当地“天马河废旧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是这处“黑监狱”的房东。“大队把那片地方整体租给旧货回收货场，货场又对外分租了摊位。”

王旭东表示，“黑监狱”所在院落，一直由旧货回收货场负责对外出租，他并不清楚有外地来京人员被关押在那里。

北京市天马河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办公室的员工表示，作为“黑监狱”的小院，虽然是公司租赁的场地范围，但公司办公室仅负责货场的摊位出租，不负责民宅出租。“你得问我们组长王斌喜，他可能知道”。多名员工表示，他们不清楚黑监狱的事情，并拒绝提供王斌喜电话。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易方兴林阿珍

(来源：新京报　)

榆林驻京办承认雇保安接访

来源：新京报

本报讯被“黑监狱”关了10天9夜，与40多名男子同关一室的陕西人霍小丽(昨天本报报道)，昨日，在朝阳区公安局没有了解到案件进展的情况。此时，距她去年9月24日在小武基派出所报案已近一年时间。

榆林驻京办负责稳控的工作人员承认雇用安防公司从事稳控工作。

举报人不知刑案进展

昨日11时，霍小丽来到朝阳区公安分局信访接待中心。在等待5个多小时后，一位警号为031022的警官称，负责霍小丽案件的警官不在办公室，让她留下电话，回去等待通知。

霍小丽称，她去年报案后，朝阳分局找她询问过一次情况，此后再无消息。她一直想知道，她的这起被“非法拘禁”案件如今的进展。

昨日，朝阳小武基派出所有关负责人称，霍小丽去年报案，警方向其出具了“接受案件回执”，表明警方已立案。随后，警方派人经过两天的走访，最终端掉位于十八里店乡横街子村的“黑监狱”。随后，派出所将案件和犯罪嫌疑人移交给朝阳区公安分局。

另据了解，霍小丽曾到检察机关反映公安机关办案拖延，后其所反映的情况被转至朝阳公安分局纪委查处。

“上访人多雇保安稳控”

据了解，去年9月7日，霍小丽一行5人在国家信访局接待中心反映完情况后，一帮男子将他们强行带上面包车，送至久敬庄。

他们在久敬庄接待中心见到了前来接他们出去的榆林驻京办工作人员乔永军。

此后，乔永军称要带他们出去吃饭，随后，一辆中巴车将他们拉送到北京十八里店乡横街子村一旧地毯厂内。

霍小丽就在这个旧厂房内，与40多名男子一同关押，她说自己有天晚上受到不明男子的侮辱。

昨日，乔永军承认了他让保安公司关押霍小丽等人的事实。

乔永军称，去年9月，榆林市来京反映问题的人员很多，而他们驻京办负责稳控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三位。由于人力不足，他们就用了北京戎威远安全防范公司，帮助他们从事稳控工作。

乔永军说，他们当时查验了戎威远安全防范公司的资质，认为他们还算比较正规的保安公司，就把上访人交给他们代为看管。“没有想到人关在他们那里，会出现非法拘禁，这是保安公司的管理问题。”乔永军说。

当事保安刑拘后被取保

昨日，霍小丽称，她被关押期间，“黑监狱”的两位“经理”为鲍春明和常保安。

北京戎威远安全防范技术有限公司一吕姓负责人称，霍小丽等人在朝阳小武基派出所报案后，他们也向朝阳公安分局说明了情况。他们已不再接地方政府的看押工作，但有个别员工打着公司的名义，私下接这种看押的业务。

该负责人称，公司员工鲍春明、常保安因私自承接押送看管上访人员业务，已于事发后被公司开除。二人被警方刑拘后，被取保候审。“这也是从家属和健康方面考虑。”

调查

“接访费成乡镇政府最大支出”

昨日，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方基层干部称，作为地方乡镇一级政府，已被当前的“黑监狱”产业链条拖累得苦不堪言。

这两位干部都来自一不发达地区的乡镇。他们经常来京从“黑监狱”手中接走上访人。

他们称，当地乡镇的办公经费每年60多万元，而去年，他们来京支付给“黑监狱”、“保安公司”以及上访人员的路费等共计100多万，已成为这个乡镇目前最大的一份支出。

他们说，今年以来，全乡来京上访人员七八起，共计20多人。这些人，乡政府都要派人到京将他们接回去。一般来京上访人员反映完情况后，也会主动跟当地驻京干部联系，或是配合驻京干部接他们离开。但他们会和驻京干部讨价还价，要求政府不仅要支付他们回乡费用，还要支付来京的路费———这个过程中所有的花费，都要由他们基层政府出。因为不堪重负，当地乡政府今年规定，对于上访人向接访干部要钱的情况，今后一律不再支付。另外，如果一旦给上访人钱，他们尝到甜头后，今后会不断来京上访。

揭秘

“黑招待所”菜单：面条、咸菜和馒头

昨日，在北京丰台区三路居一片平房中，数个接待上访人的“黑招待所”隐藏在一片简易房中。

其中一个黑招待所内，有六间房屋，共摆放着20多张铁架子床。

另一个“黑招待所”，则隐藏在一片旧厂房中，是一个近60平方米的简易工棚改建而成，屋中间摆放着十几张木板床，上面没有席子，只放着几条被单，屋子四周围着20多张铁架子床，住着30多名上访人。

不愿透露姓名的一名基层干部称，这些招待所为赚钱，每顿饭都很“对付”，中午饭是芹菜伴面条，晚上就是咸菜和馒头。这些开办“黑招待所”的人，有时还会给已回乡的上访人打电话，诱骗说他们的问题快解决了，要他们再到京上访，以增加生意。

该官员称，对于有些特殊上访人，他们会通知“黑招待所”严加看管，不让其在北京乱跑。“黑招待所”则会派人24小时盯防，并控制在房间里。而“黑招待所”会向他们要更多的住宿费。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涂重航

讲述

“刑拘31天，没洗一次澡”

昨日，霍小丽说，她在去年9月16日被“黑监狱”保安押送到榆林定边县后，县公安局要求其写下不再到京反映问题的保证，随后放其回家。

一心想为自己受侮辱的经历讨说法，去年9月24日，霍小丽与王梅、贺志荣到北京朝阳区小武基派出所报案，举报黑监狱“非法拘禁”。随后，她又被榆林市驻京办接回定边。当年10月1日，她因非正常上访被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霍小丽称，今年3月，定边县警方从其身上搜到她准备起诉定边县公安局和榆林驻京办主任的材料后，并以“涉嫌诬告”将其刑事拘留31天。而事实上，她当时还没有向司法部门提出控告。她被刑拘31天后，定边县公安局让其在派出所工作的女婿，将她取保候审，至今她仍未恢复自由身。回忆起被刑拘的经历，霍小丽说，她被上脚镣手铐，31天内，没有洗一次澡，也没有见到一次家属。

昨日，霍小丽从相关部门获悉，定边县警方不日将到京，将其接回，并准备继续审查她“涉嫌诬告”的刑事犯罪。

昨晚，霍小丽找到一家地下招待所居住，不敢露面。她说，如果她投诉的非法拘禁案在北京得不到公正的处理，她不敢再回榆林。

- 追访

接访已成产业链

(据一来自基层的干部介绍，现在接访、截访已形成产业链，该链条则由地方政府驻京办为源头。)

●地方驻京干部获知有上访人员到京，他们会派北京的保安公司接上访人到定点招待所。保安公司每接一人，向驻京干部要价50元-100元不等。

●定点招待所也跟当地驻京干部有长期合作关系，他们会按每个上访者每天食宿80元-150元不等的费用，向驻京干部索要。

●那些不愿回家的上访人，当地政府会委托北京的保安公司，帮助他们将人控制住，并负责“押解”回原籍。但需要按照每人1500元支付押送费。

●有些上访人还跟驻京干部讨价还价，如要他们回家，还要他们支付来京的路费，以往是200元，而今已涨到1000元。

噩梦100天，武汉花楼街访民彭汉怀控诉黑监狱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09日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老毛有句语录；”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解决。”文革中无法无天的“学习班”制造出多少冤，假，错案!?”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下,又有多少冤魂！？。文革结束，国家首先清算文革中无法无天，祸国殃民的“学习班”。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武汉这种“学习班”沉渣泛起。“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刚刚写如宪法。以人为本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武汉市江汉区政府有组织地，大规模的侵犯人权，是对法律，生命和人类良知赤裸裸的践踏。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行为。

武汉花楼街居民风平浪静安居祖留下的房，05年江汉区政府以旧城改造为名对花楼街动迁。结果，却是使得大批花楼街原有房的人，没有住房。被强拆户纠结起来集体到省、市政府上告。其规模，力度本应该引起上级机关重视，结果一切归零。花楼街被强拆户上访程序已经不能就地解决，大多数上访户日益倾向非程序化的解决之道。中国的权利自上而下，问题就会自下而上。

今年元月彭汉怀与10多名花楼街被强拆户代表只能到北京向更高一级投诉。今年春节期间还有5名在北京坚持上访。到二会期间的3月，能够代表花楼街被强拆户在北京说话的，只有彭汉怀一人了。彭汉怀一人在“二会”开幕前，到中央党校门口喊省长。杀一儆百，对彭汉怀打击报复势在必行。彭汉怀3月22日在北京国家信访句接待站正常上访登记。出门时，被从武汉市江汉区信访局截访的拦住。他们以“回江汉解决问题”为名，强制把彭汉怀押上从北京雇来保安公司的押运车上，与该保安公司的三名男保安，二名女保安一起，星夜兼程赶回武汉，到武汉后直接把彭汉怀送到设在江汉区的柏泉“法教班”。

江汉区柏泉“法教班”是武汉三大黑监狱之一。柏泉黑监狱设计与正规监狱规格无区别。柏泉“法教班”内有如同“监规纪律”的学习班守则。唯一区别就是没有武警站岗。柏泉黑监狱看守由北京一起来的那5个保安继续承包，24小时房门锁着，彭汉怀在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间3平米牢房中。通道24小时有看守巡视，24小时常明灯把个人隐私暴露无遗。白天坐板反省，饭由看守从铁门下的小窗口递进。

柏泉“法教班”与正规监狱有过之而不及。看守可以随意克扣囚粮，菜是青菜游泳，不高兴了一餐只给一两米（50克），菜是青菜“游泳”还不能保证，咸菜是牢中主打菜。黑看守如饲养员对待无辜公民，随心所欲打骂被关访民。120斤大小伙20天掉了10斤肉，访民戏称，要减肥到柏泉“法教班”。更可怕是柏泉“法教班”每天高分贝播放；断章取义的信访条例中18条，19条，20条。这反复袭人耳目的噪音，是对人心灵和肉体双重的摧残。武汉柏泉“法教班”，活生生就的人间地狱，想死都没机会。

彭汉怀从3月23日进去到7月1日释放，整整关押100天，突破柏泉“法教班”成立以来关押时间的记录。（一般从北京回来关押个把月完事情）。柏泉“法教班”非法关押彭汉怀100天，剥夺人身自由三个多月是什么概念。三个月应该经法院开庭后，判决拘役的惩罚。江汉区有关部门私设黑监狱，非法关押有公民身份的访民，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及信访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法条，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

花楼街是武汉最繁华的黄金地段之一，花楼街居民和开发商权利完全是相等的。拆还是不拆，拆了以后如何补偿，完全靠双方平等协商。但由于区政府的强力介入，以低价成功占据了花楼街繁华地段，再私转。开发商成为最大赢家，区政府也获得“政绩”及经济好处。只有花楼街居民蒙受巨大损失。

之所以武汉江汉区有关部门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公开掠夺花楼街民房，开办黑监狱，非法关押访民，公然对国家宪法挑衅。是有深不可测的背景。据悉；当初，香港富豪李嘉诚相中这快土地。江汉区政府就以国家土地储备中心名义开征，圈地。不想得到花楼街强烈的反对，震惊全国。也许李嘉诚权衡利弊或不愿淌着祸水，全身退出花楼街的开发。花楼街土地闲置一个时期，让区政府进退二难，很是尴尬。最后由市里一个高人出谋；以每亩200万，秘密转让给江泽民侄子江涛的天宇公司。花楼街每平米已经卖到上万元，私让比公开拍卖便宜三成，换言之，花楼街这100多亩土地，让国家损失150亿，而这些钱都流入官僚和天宇公司的口袋。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所谓政府的“拆迁办”无所顾忌地利用政府的权利，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盘剥拆迁户的利益。“拆迁办”把5000户的被迁户，摸底排队，同样一块地，给予的补偿拆迁户分为三，六，九等，有2000元一平米的，有上万一平米的，“拆迁办”因人而定，因时而议。分化瓦解，的谋略，把“不平等”的社会发挥到及至。公开的实施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掠夺。

从花楼街强拆到私设黑监狱，非法拘禁上访人，可以看出；如今江汉区已经形成官商勾结，黑社会化，由花楼街这块肥肉形成的利益均沾，环环相扣的官场格局。不仅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很大的社会能量。四年来，花楼街数千居民反对拆迁，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集体抗争声势浩大，属全国之最。但是，区政府拆迁花楼街的意志，如同岩石一样结实，甭管遇上滔天洪水般的上访洪峰还是别的什么，全都风雨不动安如山！你以为花楼街是你们大家的，做你的春秋大梦；想进京上访告状！？来吧，拿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维稳大好形势或发泄私愤的罪名往你头上一扣，想怎么关就怎么关。江汉区柏泉“法教班”，至今还在收押访民。

彭汉怀的电话；1302632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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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勇明：中国黑监狱亲历者目击：恐怖、黑暗、绝望

伏伟：问题没人管，反落入黑狱*

3个黑狱中苦熬14天*

长期访民几乎都进过黑狱*

李宝强：政府顾黑社会打人*

警方：都是政府机构，不好干涉

黑监狱精神病院都关访民

访民：和谐之下有阴影

来源：民主中国

中国访民揭露黑监狱的恶劣条件和残暴行为。他们原本希望进京上访解决问题，但却被关进黑监狱遭受非人待遇。维权人士说，中国黑监狱仍然比比皆是，暗中操作。

进京上访，往往是冤民昭雪无门，希望冤情得以申诉的最后希望。但很多访民到北京后，问题得不到解决却落入黑狱，完全失去了人权，受到粗暴对待。有的被遣返原籍送入精神病院，更是有冤难申。

*伏伟：问题没人管，反落入黑狱*

山东临沂访民伏伟说，她从事幼儿教育成绩突出，但由于强拆问题，她丢掉了工作又欠下了大笔债务。问题在当地得不到解决，因此她准备好上访材料到了北京。

她说，她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北京，却落入黑狱。从7月1号到14号，她饱受折磨。

她对美国之音说：“我干的是太阳低下最光辉的事业，我从事幼儿教育这么多年，在临沂干得这么好，本应受到法律和政府的保护。没想到幼儿园的问题没人给解决，我自己倒进了黑监狱，我真是想不通啊。”

7月1号，她携带上访材料路过天安门广场，被安检人员搜查出来，随即被带进天安门公安分局关押，下午，警察将伏伟塞进汽车押送到被访民谑称“信访集中营”的久敬庄救济中心。

2号伏伟和其她几名访民被转移到丰台区新宫村已经关押了30来个来自不同省份访民的黑监狱。

*3个黑狱中苦熬14天*

伏伟说，一路上，押车的看守对他们进行威胁，不准他们出声，否则就用胶布封嘴，绑住手脚，往死里打。

和她一起共三人被关进了一间只能容纳一张床的小屋，身份证和手机都被没收。铁门一关，完全就是置身牢房。

7月8号，伏伟和临沂的其它两名访民一起被押往十八里店的临沂驻京办楼下的一座小院落里的小屋内。小院有高墙围绕，配备了三道铁门。院内的几间小黑屋没有窗户，关上门密不透气，又闷又热，开开门则蚊子叮咬，难以入睡。伏伟描述说，“在这黑监狱的几天里，每顿饭是驻京办人员吃剩的馒头，有的还长了毛，只能配着难以下咽的酸咸菜充饥。 ”

伏伟说，她难以忍受如此折磨，又急又气，手砸铁门质问一名崔姓看守：“为什么把她关进黑监狱？那看守竟耀武扬威地说：‘这是中央政法委批准的’。”

*长期访民几乎都进过黑狱*

人权观察人士说，中国各地驻京办都负责处理本地进京的访民，很多黑监狱被陆续揭露出来。中国政府去年一月出台各地驻京办管理政策，命令在半年内撤销数千家驻京办，但黑监狱的问题并没有岁撤销驻京办而消失或减少。

关注中国民众权利的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说：“驻京办在明处，黑监狱在暗处，不挂牌子也不是一个机构，正因为在暗处，黑监狱就很多，也无法统计。”

他说很多长期上访的访民几乎都被送进过黑监狱。

由于黑监狱这种做法让访民人间蒸发，令家人朋友不知行踪，导致被禁访民更加无助。

*李宝强：政府顾黑社会打人*

一名被关押了30天、此后设法报警，最终获得自由的费县访民李宝强说，一些访民无法和家人联系，就长期在黑监狱中受罪。他说，苍山地区的一位访民已经89岁了，已经被关押了几个月。

他向美国之音描述了黑监狱的情况：“不让出去，没收手机身份证，关进关小黑屋里不让动探。吃的是馒头咸菜。有很多人挨打，是政府顾的黑社会，专门顾的打手，顾的黑社会人员打人。”

另一名八湖镇人麻俊森也有 70岁，被关押了40天，伏伟说，这名老人哀求回家时被驻京办王健惨无人道地殴打，致使老人卧床不起，茶饭难咽。

伏伟被关押几天之后，又一名访民被关了进来，他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手机没被看守搜走。伏伟借用这部手机悄悄和他的丈夫王建平取得了联系，同时报警。

*警方：都是政府机构，不好干涉*

王建平1号和妻子失去联系以后焦急万分，多次通过北京市110 报警但一直杳无音讯，13号王建平接到伏伟的求救电话后急忙再次报警，终于盼到北京18里店派出所回话，但对方的说法却是：临沂驻京办也是政府机构，不好干涉他们的工作。

伏伟说，这种暗无天日的环境实在压抑，她觉得渺无希望，决定以自杀抗争。她砸碎玻璃，当即割腕。黑监狱头头怕闹出人命，连夜将伏伟押送回临沂。

这种事情对伏伟来说非常离奇，以前她根本不了解。她说，黑监狱中的情形非常恐怖，很多场面就像过去看到的影片中描绘地下党受迫害的情景，令人难以置信。

她在接触到的狱友中了解到，有些被驻京办认为问题更严重的访民就被送回临沂，那儿的山沟里有条件更恶劣、管理更残暴的黑监狱。

*黑监狱精神病院都关访民*

人权观察人士说，访民遭受虐待的方式不仅仅是黑监狱，更惨无人道的是被送进精神病院。

广东省南雄市遭强拆访民罗映华就是被当地信访办主任联合警察一起送入精神病医院的访民之一，她被迫就医已经长达5个月之久。

维权网报道说，罗映华2004年因房屋遭到强拆，报警无果，反被派出所副所长谢林殴打一顿，因而心中有冤，不服，多次进京上访。

2011年3月从北京上访返乡后就被南雄市雄州镇信访办阳程主任亲自带队与当地公安人员以解决她的问题为由进行诱骗，将她送进粤北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

罗映华的儿子陈志文刚从南京工业技术学院放假回来，7月25号见到见了自己的母亲。陈志文对美国之音说，他离开母亲前，母亲罗映华是正常人，没有精神问题。这次见到妈妈，看到她被迫害得神情有些呆滞，但他也不认为因此母亲就有精神病。

*访民：和谐之下有阴影*

乐昌精神病医院主治罗映华的医生张红娇对美国之音说，罗映华有偏执的病情，被送来时信访办说她在北京上访期间在接待站门前大小便，神经有问题。张医生也表示，如果罗映华的家人有异议，可以由专家出面做司法鉴定。

民生观察工作室的刘飞跃说，根据他了解的情况，将访民和异议人士送入黑监狱和精神病院的做法非常普遍，很多地方当局就是用这种手段设法临时或永久地阻止民众上访。

他对美国之音说：“(当局)它也明知到你是正常的，但就是不愿看到你上访。就是要把你关到精神病院里面去，可以说这是它的方式之一。”

中国中央政府提倡和谐社会，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就以牺牲民众的人权和自由来造成一种看来和谐的局面。

访民伏伟说，临沂市这么迫害访民，可它还被评为了是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指数最高，被称为“大美第一，和谐第一”城市。

蔡慎坤：谁是北京“黑监狱”幕后主使？

北京《新京报》8月2日报道，从江苏盐城来京办事的周女士怎么也没想到，刚从办事的部门出来，就被数名陌生男子强拉上面包车，送进昌平区某院落和多人一起被关了起来。几天后，被“放”出来的周女士报警，根据她所指的地点，警方解救出多人。

据周女士介绍，她于7月4日从江苏抵京，到北京某部门办事。办完事后，刚走出该部门的大门，就被几名陌生男子拦住，强拉上一辆面包车，“包括司机在内，一共4个男的，很凶。另外还有两名也被强拉上车的女子。”

周女士说，车行1个多小时后，她和另外两名女子在当晚被带到昌平区的一个院落，被没收了手机和包里的东西，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络。

据周女士说，她了解到，被关在这里的人来自多个省份，都是到某部门办事后被人或骗、或强拉至此。

与周女士有同样经历并被解救的林女士确认了周女士的说法，但她没有介绍太多情况。

因为对北京不熟悉，并被强行关押，周女士无法确切回忆起关押她的院落的具体地点，记者未能找到周女士所说的“黑监狱”。

目前警方已将多名涉嫌关押周女士等人的嫌疑人控制，但并未透露详情。记者通过百度搜索发现，网上有多个帖子曝曾到北京办事后被关在岭上村“黑监狱”的经历。

周女士回忆，“黑监狱”每天都有人按时分配饭食，但毫无营养，难以下咽。“每天有早、中、晚三顿饭，早上是稀饭，中午和晚上都是米饭咸菜。”

同时，3间房间里，只有一间房里有床，但数量不够，很多人只得在地上的毯子上休息。

周女士说，她亲眼见一名男子反抗“看守”的管理，被打得满身、满脸的血。更多的人选择沉默，“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说被关了几个月。

如果不是京报白纸黑字的新闻，很难想象恐怖组织或黑帮团伙竟然如此嚣张！北京好歹也是堂堂的首都，满大街都是巡逻的武警与特警，连小胡同都是警惕性很高的便衣和红袖章，为何允许光天白日之下发生这种公开的绑架？并且悍然设立“黑监狱”，关押无辜的百姓。“黑监狱”是谁批准设立的？绑架关押的都是些什么人？北京市乃至中央政府知道“黑监狱”的存在吗？

从报道中分析，被绑架关押的大多是一些上访群众。当今一些地方政府花费大量财力物力截访，客观上形成了“官欺民可以，民告官违法”的怪异现象。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号下，中国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代价越来越大。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千方百计堵截访民，一方面是害怕丑事败露，另一方面在于管治思维作怪。在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的眼里，凡是访民都是所谓的麻烦制造者或不稳定因素。

来京的访民一般都是冤屈无法伸张，问题在当地得不到解决，才不得已走上上访之路，成千上万的上访者并不是刁民或暴民，每个上访者背后都有许许多多令人心碎令人忧伤的故事。他们遭遇的往往是冷漠、无助、歧视、失望、绝望、打击、恐惧、寒冷、酷暑、饥饿、疾病、伤痛、愤怒、仇恨、衰老、死亡的威胁与折磨！尽管上访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但访民仍然对这个政府特别是对中央政府寄予期待。

长期以来，老百姓上访大多都是最基本的民生人权诉求，如涉及拆迁补偿、城市管理、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利益受损、失业下岗、养老无着、物业及房屋纠纷、土地及村务问题、涉法涉诉、司法不公等等问题，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各级政府把访民当作皮球踢来踢去，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

如果依靠截访、拦访、抓访甚至关访的手段对付上访群众，只能促使访民矛盾更加尖锐，访民问题更加复杂，并给这个社会制造许多隐形炸弹，中央政府不能任凭那些人打着维稳旗号胡作非为，恣意践踏法律，危害人民生命安全。

来源：作者博客

周蓬安：共和国首都，岂容“黑监狱”横行？

今天《新京报》一篇题为《北京再曝黑监狱：五六十人到部门办事后被关》的文章披露，从江苏盐城来京办事的周女士刚从办事的部门出来，就被数名陌生男子强拉上面包车，送进昌平区某院落和多人一起被关了起来。

因“表现良好”，4天后被“放”出来的周女士报警，警方解救出多人。据周女士披露，她和另外两名女子在当晚被带到昌平区的一个院落，被没收了手机和包里的东西，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络。

“里面共有五六十人，像个‘黑监狱’。”周女士被关的房间没有床，上至头发花白的老人，下至婴儿，都是席地坐、卧，“热、闷、潮，空气很差。”院子用大铁门与外界隔离，“每天有早、中、晚三顿饭，早上是稀饭，中午和晚上都是米饭咸菜”；“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说被关了几个月。”

一年前，“安元鼎”事件被曝光，曾令国人震惊。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经营”罪拘捕了“安元鼎”的高管。这家名为“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黑监狱”，拥有3000多名打手，按照军队编制，配备“政委、大队长、中队长、班长”等领导的相应机构，衣着类似于武警的统一制服，且头戴“特警帽”，左右胸前挂有黑底白字的“特勤”标志，配备有电警棍、狼狗、专用囚车等。上访者怎么也不会想到，如此成建制、大规模公然作案的，竟是一个非法组织。

而最令社会不安的是，“安元鼎”所有的非法业务，均是来自于地方政府，他们在各地方政府和其他权力机关手上承接拘禁和押送上访人员“业务”，地方政府和其他权力机关给与他们丰厚的报酬。

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安元鼎”案至今似乎没有了下文，直接犯罪的“安元鼎”高管会否受到法律的制裁，社会一直在议论。但笔者相信，对于“安元鼎”的那些事，社会绝对不会整体失忆。共和国的首都，岂容“黑监狱”横行？

而就在两个月前，甘肃省陇南市徽县7名妇女进京反映徽县贪污、挪用“5.12”大地震救灾款的问题时，在甘肃省驻京办被一群黑衣人殴打，造成7名妇女身体上不同程度受伤。这个“黑衣帮”组织，除了成员及装备不能和“安元鼎”那样“亚军事”组织相比之外，其手段和和残忍程度与“安元鼎”如出一辙。

令人难以置信。在一个崇尚法制的国家首都，竟然会屡屡出现 “黑监狱”，简直就是无法无天。而这些“黑监狱”所采用的野蛮管理方式，更是令人发指。非法拘禁、对稍不听话者拳脚相加、强行没收当事人通信工具、拒绝提供最基本的吃住条件、连80多岁的老人也不放过，这比国民党关押共产党监狱的环境还要恶劣，手段还要毒辣。这种“黑监狱”的主人，如果不具备相当深厚的法西斯潜质，是绝对不可能做得出来的。

北京作为13亿中国人的首都，如果偶尔发生一起这样的事情，还不值得社会过分担心，可这样的“黑监狱”被频频曝光，必然会引动社会的极大不安。

社会需要法制，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绝不能容忍“黑监狱”的存在。因此，对“安元鼎”类的“黑监狱”，必须坚决予以取缔，对“黑监狱”头领，必须依照法律快判、重判，对花钱雇佣“黑监狱”的地方及其他权力机关领导，必须撤职查办，否则，中国人还将不断有人员“失踪”，社会必愈加动荡。

来源：周蓬安的博客

刘逸明：访民们被关“黑监狱”的噩梦为何挥之不去？

“黑监狱”既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同时也是对《宪法》的公然蹂躏。它的出现使得中国这个社会距离法治社会越来越远。暂时解救了被关“黑监狱”内的访民，过不了几天，这些“黑监狱”又会重现关押新的访民。要彻底告别“黑监狱”的噩梦，需要将官员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这就必须启动政治改革和实施宪政民主。

8月2日，一起北京昌平区“黑监狱”事件被曝光。据来自江苏盐城的访民周女士介绍，她到北京办事，刚从办事的部门出来便被数名陌生男子强拉上面包车，随后在昌平区“黑监狱”内遭受了非人的待遇。据悉，和周女士一同被关押在该“黑监狱”的人达到了五六十人之多。

上访是中国社会一道特别的风景，自江泽民时代开始，社会不公就不断加剧，官员盘剥和欺压百姓的事情非常普遍。在历次严打过程中，司法机关还创造了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这使得中国的上访人数呈现出了几何级数增加的态势。如今，仅仅在北京一地，上访大军就异常庞大，要再加上在地方上上访的访民，上访人数就更是天文数字。

显然，在中国，访民已经成为了一个特殊群体，因此，有人将访民称之为第五十七个民族。古往今来，老百姓都是无冤屈不上访，那种恶人先告状的情况虽然有，但少之又少。在这个时代，上访的老百姓同样没有几个是无理取闹，就连前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也坦承80%以上的访民是有理上访。

其实，在这个权力主导一切的时代，有理上访的访民比例应该比周占顺估计的更高，大多数访民不是一受到冤屈就上访，而是在忍无可忍或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选择上访的。事实上，应该上访的人比实际上访的人要多得多，因为在权力的威慑下，在对这个制度丧失信心的情况下，很多人在蒙冤受屈之后都选择了忍气吞声。

在改革开放之后，民众的生活水平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社会还比较和谐，贪官污吏和不公正的事情还不多。但在“六四”之后，随着江泽民的登台，中国官场便开始变质，腐败程度可谓与时俱进。不过，在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鼓动下，从江泽民时代一直到现在，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

按说，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了，民众应该安居乐业才是，可是，跛足的改革并未让普通民众受益，不仅如此，在官员横征暴敛和疯狂权力寻租的情况下，很多民众反而变得民不聊生。虽然社会现实乏善可陈，但是，中共当局却在宣传方面做足了表面功夫，仅仅只是从媒体和法律上看，中国似乎早就进入了新闻自由时代和法治社会。

因为对这个政府和社会产生了错觉，所以，不少民众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便希望以上访的方式为自己逃回公道。先是在地方信访部门上访，没有效果的情况下便赴京上访。几年前，中共当局将民众上访数量的大小纳入了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范围，于是，各地的驻京办便拥有了另外的一种功能，那就是配合地方政府截访，曾几何时，很多驻京办既是官员的俱乐部，又是访民的“黑监狱”。

“黑监狱”的存在其实由来已久，在很多年前，海外的中文维权网站上就充斥着访民被关“黑监狱”的消息，但是，在当时，这类消息在中国官方媒体的眼中都属于敏感消息，没有哪家媒体敢于报道。在近两年，访民上访、强制拆迁、强行征地等消息逐渐去敏感化，“黑监狱”也慢慢走了公众视野。

在经过了国内媒体曝光后，不少地方的驻京办被撤销，但是，“黑监狱”并未从此销声敛迹，为了继续阻止访民上访，各地方政府开始委托保安公司帮其截访和关押访民。曾经大名鼎鼎的安元鼎公司就是一家以截访和关押访民为主要功能的保安公司，在经过媒体的曝光后，该公司虽然最后被解散，但开展类似活动的保安公司却不一而足。

据国内媒体报道，位于北京周边的“黑监狱”，是保安公司受外地地方政府委托、收取佣金、临时关押进京上访者的场所。被关进“黑监狱”的上访者，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受到非人的待遇，不仅吃住条件极差，而且经常遭到看守人员的虐待。

这些公司的操作流程是：由地方政府提供进京上访者信息——“驻京办”人员寻找行踪——委托保安公司投入“黑监狱”——经地方政府同意后押送回原地——投入“学习班”，保公司收取委托方稳控费、强制费、护送费、特保费等。这类公司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运营模式，通过关押访民获取高额利润。北京市工商局年检资料显示，2007年安元鼎全年营业收入为861.93万元，2008年跃为2100.42万元。

此次周女士等访民被关“黑监狱”的事情在经过国内的敢言媒体《新京报》曝光之后，8月2日，北京市昌平区政府部门确认了周女士被关“黑监狱”属实，但表示尚不清楚“黑监狱”与政府部门是否有关联。昌平区政府部门显然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些“黑监狱”明摆着和政府有密切关系。“黑监狱”的事情已不是一天两天，在以前，很多访民被截访人员绑架并被关入“黑监狱”，报警之后往往无人问津。此次倘若不是媒体协助，我想，这五六十位访民恐怕还得继续在“黑监狱”中煎熬下去。

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国务院《信访条例》也明确规定，对行政机关应当作为而不作为、超越或者滥用职权，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另外，最高检针对非法拘禁罪有这样的立案标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涉嫌“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24小时以上的；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并使用械具或者捆绑等恶劣手段，或者实施殴打侮辱虐待行为的；非法拘禁，造成被拘禁人轻伤重伤死亡的；非法拘禁7人次以上的……”等情形的，应予立案。毫无疑问，地方政府也好，那些帮助地方政府截访和关押访民的保安公司也好，统统都涉嫌违法。因此，此事绝不应该以访民被解救而告终，还应依法追究这些违法犯罪者的法律责任。

这些年，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所谓的维稳政绩，已经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黑监狱”既是对访民们人权的粗暴践踏，同时也是对《宪法》等法律法规的公然蹂躏。它的出现使得中国这个社会距离法治社会越来越远。暂时解救了被关“黑监狱”内的访民，过不了几天，这些“黑监狱”又会重现关押新的访民。媒体的呼吁治标不治本，要彻底告别“黑监狱”的噩梦，需要将官员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而要这样就必须启动政治改革和实施宪政民主。

选举观察

秦永敏：举世都应关注选举专家姚立法及家人近况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07日来稿)

8月6日早晨，选举专家姚立法在北京的一位友人家中被7、8名便衣抓走，姚立法先生熟悉这些来自潜江市公安局的国保人员，他们的态度还不算坏，带走姚立法的理由，则是姚立法的妻子冯玲女士为丈夫失踪报了警。但是，仅仅因为家人由于他失踪报了警，就对姚立法先生采取强制带离并且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家和两岁女儿为伴的姚立法的妻子冯玲女士非常不安，一直焦急的等待丈夫的下落，但直到8月7日晚六点半，还是没有得到丈夫的任何消息。 (博讯 boxun.com)

今年是区县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年，曾通过独立竞选当选人民代表的选举专家姚立法成为全国独立竞选人的指导者，也为此使妄图破坏《选举法》的势力无法容忍，今年以来，姚立法已经多次被所在学校的校长带人非法绑架。最近一次，姚立法所在的潜江实验小学副校长汪潜于6月20日下午2点带人把他绑架后软禁到湖北各地，使他无法与外界联系。

7月4日凌晨，姚立法冒着生命危险跳楼逃脱非法软禁后，学校、警方一直四处搜查姚立法的下落，并对其妻子冯玲实施了贴身跟踪，家中也新安装了数个摄像头，其亲友都受到警方的调查骚扰。

7月8日，姚立法的儿子，北京某高校的法学研究人员姚瑶专程回家询问了父亲的情况，为此，当局也对他进行了骚扰。

在家中焦急等待一天的姚立法妻子冯玲认为，如果警方只是出于善意要把失踪的姚立法带回家，那么姚立法就应该和她取得联系，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音讯，这是无法解释的，如果再没有音讯，她将在明天去找派出所和公安局要人。

只因为指导全国独立候选人依法竞选，姚立法先生就受到三番五次如此这般的非法绑架，这当然是对中国法律的莫大讽刺，由于姚立法已经成为观察中国《选举法》的风向标，特呼吁举世都来关注姚立法和家人状况！

杭州独立参选人徐彦被迫辞职

（维权网信息员刘玲综合报道）8月12日，杭州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徐彦表示，近日来，从其所供职的公司财务及行政处获悉，公司连续遭到注册地及非注册地的税务、工商及劳动监察等部门的检查或抽查，这样高密度“检查”情况在公司经营过程里从未碰见过。虽暂无证据证明这种“检查”与徐彦的参选有直接关联，但为避免因个人参选给所供职的公司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徐彦当日下午将办理辞职手续，并正式宣布从目前公司辞职。

但徐彥同时表示，虽然被迫辞职，但参选活动不会受任何影响。为此特发表了声明。

徐彦从表示参选杭州地区人大代表以后，认真准备，发布每周参选视频，迄今共发布了六期，同时积极与选民接触，讨论社会问题。7月26日，徐彦参与了723动车事故后杭州市民自发组织的烛光悼念，被警察调查问话。

发贴者维权网

共识网：中国刮起“独立参选”风

l 独立参选人出现的背景

l 独立参选者的步履维艰

l 改变 从独立参选开始

l 一张选票的意义

当今社会，“改革开放”中的“开放”已出现了萎缩与扭曲变形的趋势，铺天盖地的是莫谈国事，取而代之的是“敏感词”“被和谐”。而“改革开放”国策中重中之重的“改革”也早已被各色各样的利益集团所裹挟着往一条扭曲的道路上一步步行去。

在当今一切以维稳为主而显得有些僵化的政治局面下，缺乏监督的政府中，是否有一群人在渴望破土而出？是否有一群人在渴望修改政治游戏的规则而使其更好的贴近民众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一群人以一种独立、无畏的姿态前仆后继的出现，并终于借着新媒体的力量唤起了大家的注意，他们就是----独立参选人。

一、独立参选人出现的背景

公共事件催生新公民尽管李承鹏的参选有一定的名人示范效应，但大多参选人的参选初衷并不尽相同，其中企图通过此举唤醒“公民意识”应是一种共识。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中国内地的公共事件可谓风起云涌，而伴随着对这些公共事件的关注，产生了一批“新公民”，此次宣布参选的夏商和梁树新便是这类“新公民”的代表。

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意识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关乎于公民权力的主张，而对于类似独立参选人的出现，也是出于一种自我本该的权力意识的觉醒。现有的人大只是一个同意机构，作为权力运作核心的党委和政府，肯定不希望既定的大政方针在人大受阻。

进一步追究现有人大代表的产生程序，则会发现绝大多数基层人大代表并非由选民投票产生，他们中很大比例是由各级政府“内定”的。人大与政府不分，违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衷。

管理模式落后的现实在刚性稳定结构下下，政府的社会管理经常简单性的二元化：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政府常不愿细分社会冲突究竟是工具性（以冲突为手段，重点在维权）或价值型（为了推翻体制），最后把民众的意见表达统统视为对社会管理，乃至对政权的威胁。这导致政府和底层百姓之间必须直接面对彼此的矛盾，缺乏一个良好的缓冲地带。

二、独立参选者的步履维艰

“独立参选人”李承鹏再被打压殃及后代李承鹏的儿子酷爱网球，一家成都企业愿意成为赞助商，让孩子代言“绿色种子计划”。然而到最后关头，“一个世界上最神秘的部门”严斥赞助商，要求终止和李承鹏儿子的合同，理由是报纸上有李承鹏和儿子一起躺在草地上憧憬网球梦的形象。

李承鹏在博文中抨击称，“世界上最神秘的部门其实没有门，你走不进去，也走不出来，它是一道巨大的圆形的墙，你怎么走，始终簇拥在它伟大的怀抱。”

曹天参选郑州市长从亿万富翁到躲藏的逃亡者曹天是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商人，也是一位诗人和时评家。二十多年前，他更是一位满腔热血的大学生，他有着比普通人好得多的生活、名誉和声望，他只是想“试一试”。可这个仅仅“试一试”的设想，却很快遇到了坚硬的现实——在郑州官员的案头上，在一沓厚厚的舆情监测上，他成为了重点关注的人物。

从生活优裕的亿万富翁，到东躲西藏、手机不敢开、身份证不敢用的“逃亡者”，只用一周，曹天就完成了这种身份转换。

“独立参选”的遭遇：作家夏商被调查夏商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加上海静安区人大代表选举，此前已遭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封杀令，但他始终主张依据《宪法》和《选举法》进行参选，在此过程中，他也婉拒20多家海外重要新闻社、电视台和纸媒的采访要求。另外夏商在近期还耳闻国家安全保卫部门调查的消息，他希望相关部门停下来，不要塑造“假想敌”，将公民守法参选的好事变成坏事。

三、改变 从独立参选开始

全国人大：应正面回应公民独立参选全国人大对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事件是打击，还是欢迎，或者名义上欢迎实则打击，将决定这一事件产生何种政治影响。如果全国人大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顺应历史大势和民众意愿，按照宪法规定真正施行民主，不仅允许、而且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独立参加人大代表选举，历史将证明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独立参选人：学会规矩利用规矩对于正在学步阶段的公民独立参选，首先要学会规矩，才能利用规矩。这是一场妥协中的博弈。知名评论人笑蜀也对独立参选人提出四点建言：尽快与支持你的本选区网友联系，但只是点对点的个人交往，切勿组织；与支持你的专业人士联系，尤其法律和媒体人士；一切社会活动均须阳光，坦然接受政府监督；尽早对本选区做深入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再制定参选方案。

地方政府：应支持依法的独立参选对这些独立候选人的行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赞同：“根据宪法，每个人都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这是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他也注意到，今年主动参选人大代表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前几年没有像今年这么多。”他说，这说明了我们国民素质在提高、参与政治生活的意愿在提高。

“这是法律框架和制度框架内的一种行为，对我们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非常有好处。”竹立家说，地方政府也应该鼓励公民的参选热情和意愿。

选民：认真对待手中的选票选民不积极，选举不规范，体制不畅通，中国便只剩下媒体曝光这惟一的维权途径。问题在于，媒体或网络虽然有助于个案维权，却无法根除体制痼疾。全国网民的眼球本不可能不眨不停在各地流转，对类似的恶性事件很容易产生“审丑”疲劳；媒体自身也追求“新闻价值”，难免曝一漏万，即便曝光也未必能保证解决问题……

这一切都表明，人民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只做网民是不够的；至少在选举那一天，他们还得做一次合格的选民。

四、一张选票的意义

激活地方人大选举公民自发参选的热情不仅难能可贵，而且有望激活各地人大选举。地方选民之所以长期对人大选举缺乏热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人可选。一旦候选人被“内定”，选举便失去了意义。一场无意义的选举怎么可能吸引选民的兴趣？又如何要求选民认真对待自己的选票？要让地方人大选举产生活力，不仅需要选民自发出来投票，而且需要参选人自发出来竞选。

疏导社会情绪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解决原本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现在的情况却是，由于维稳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官员考核与“稳定”挂钩，各级政府“将维稳作为第一要务”，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指导原则，造成官民矛盾的进一步恶化。化解当前社会矛盾，当务之急应当放在社会减压阀的设计上。执政者应走出“越维稳越乱的怪圈”，重建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

有助于操练民主程序长期以来，持反民主论调者不断放言称“国民素质太低，还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等等，却不给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若一个国国民只能纳税，而不能真正享有选举权，就称不上“公民”。因此，选举是一整套程序，公民参选不管能否走到最后，都是一次民主操练和普法活动。选举专家姚立法说：“现阶段，参选这一行动直接的意义是唤醒民众选举意识、法律意识。”

不管参选的过程中会遭遇什么，更不管结果如何，独立参选人们都应确保在法律框架下采用理性、和平、公平、公正方式参与竞争，与选民进行互动。即使不能通过一次选举取得成功，也要为将来的选举做准备。

结语：独立候选人现象应当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全方位发展的一个具有标志性异议的事件。当然，以前社会上也有，但都因为是单兵作战，没有形成足够的影响力；今年人数众多，初步统计了一下有一百多位，大多属于社会知名人士。现在中央对地方的制约越来越弱，经济地方化、司法地方化等等，甚至“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如何解决这种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名义上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可以考虑让它发挥一定的实质作用。

河南商城农民参选人大代表 十年前集体维权将成“罪证”

来源：参与作者：商城农民

（参与2011年8月5日讯）：2002年1月1日，河南省商城县官员为阻止商城县伏山乡农民学习中共中央的13号文件，商城县官员紧急招集公、检、法、110等有枪人员，闯到伏山乡农民学习中共中央文件的会场，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官民大冲突。

详见： http://baoliao.cnhubei.com/board-8-thread-9047-detail）

http://bbs.hsw.cn/read-htm-tid-2427687.html）

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自知理亏，就大事化小，对此案没有追究责任。到了8年后为了镇压吕皇银等农民上访，为了找借口，将八年前的旧案从提，找官员编造谎言后，把吕皇银抓进了监狱。此事官员没有想到会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地方官员一边劝当事的农民不要外出，一边又于2009年12月22日才上网通缉。但没有想到第二天外省就将吊儿浪当、不听家人劝阻外出的余弟宏抓住了。害怕事情进一步扩大，官员们又慌忙撤下通缉令。

2011年，洽逢河南省地方人大换届选举，洪茂先准备以独立候选人的方式参加地方人大换届选举，这一下更加得罪了商城的当权者。2011年8月3日夜，10多人突然闯进了洪茂先的家里，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将洪茂先抓走了。

敬请社会各界向洪茂先伸出援助之手；敬请热心的律师提供帮助；敬请中外记者、网友呼吁声援。

洪茂先家人的手机是：15188251776

2011年8月4日

维权网：紧急关注——选举专家姚立法在北京被抓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07日转载)

（维权网信息员冯卫民报道）本网刚刚获悉，选举专家姚立法先生在北京被潜江警方抓走。

据初步了解，家住湖北省潜江市的选举专家姚立法，于8月6日早晨在北京的一位友人家中被7、8名便衣抓走，根据姚立法先生与一行人熟悉的情况推测，便衣系潜江市公安局国保人员。

三天前，姚立法所在的潜江实验小学副校长汪潜再次找到冯玲女士谈话，称希望家属做姚立法的工作让他回来，回来后继续学习。此说法明确了姚立法回家后将会立即被软禁。

选举专家姚立法于6月20日下午2点被潜江实验小学绑架后软禁到湖北各地，无法与外界联系。7月4日凌晨，姚立法冒着生命危险跳楼逃脱非法软禁后，学校、警方一直四处搜查姚立法的下落，并对其妻子实施了贴身跟踪，家中也新安装了数个摄像头，其亲友都受到警方的调查骚扰。

本网将密切关注姚立法先生的人身自由及生命安全

执政党观察

王占阳：广东、重庆与中国的未来

——在“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王占阳

来源：选举与治理网

广东、重庆的问题对于我们知识界来说，首先应该站在一个理性的、中立的、全局的、客观的立场来看。我对于他们之间的争论、纠结没有太大兴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事实，这就是重庆和广东都是积极探索的地方，不管他们的探索怎么样，他们毕竟都不是抱残守缺、绝不改革、绝不动弹的，既然他们都动起来了，又都得到了某些社会支持，那就说明他们的探索都有合理因素，我对这个合理因素更感兴趣，因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不在于找出不合理因素，而在于找出那些合理因素，并让它们配套组合，从而形成前进的方案和路径。

　主办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

　　时间：2011年7月30日下午

　　地点：北京香山饭店

　　王占阳：本来想全程参加这个会议，我对这个会议很关注，但是因为记错了，就答应清华的会议了，那边12点半才结束，所以上午很多精采发言我没有听到，很遗憾。

　　下面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广东、重庆的问题对于我们知识界来说，首先应该站在一个理性的、中立的、全局的、客观的立场来看。我对于他们之间的争论、纠结没有太大兴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事实，这就是重庆和广东都是积极探索的地方，不管他们的探索怎么样，他们毕竟都不是抱残守缺、绝不改革、绝不动弹的，既然他们都动起来了，又都得到了某些社会支持，那就说明他们的探索都有合理因素，我对这个合理因素更感兴趣，因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不在于找出不合理因素，而在于找出那些合理因素，并让它们配套组合，从而形成前进的方案和路径。

　　在这样一个思路下，我认为首先应对两地两位领导的主动进取精神都给予应有的肯定，不容易。在那么多省份都在按兵不动的情况下，他们都在动，这就很好，死水一潭活起来了，活起来才能解决问题，在死的状态下怎么也不能解决问题。

　　今天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谈经济，一个谈政治，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谈。这次有一个所谓做蛋糕和分蛋糕之争。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经接受过《重庆日报》的一个采访，后来他们发表出来了，三千多字，叫做《做蛋糕是为了分蛋糕》，我是比较支持重庆方面把做蛋糕和分蛋糕结合起来的思路的，因为这也是我过去一贯的想法。这次广东方面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点是做蛋糕的观点出来以后，我们看到的普遍是批评意见。但我认为这不是广东的问题，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所以我下面的话是对中央说的，是对全国说的。因为作为地方大员他必须得听中央的，在这点上他没有犯错误，政治正确。问题是中央错了，他就得跟着错。

　　我这里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必须与时俱进，不能固守它过去的固有含义。

　　我们回想“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在计划经济刚刚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那时市场经济还没有形成，经济运作全部都掌握在政府手里面，如果政府在那个地方天天闹革命，不去搞建设，建设就搞不起来，整个发展改革就都谈不上。在这种情况下，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就是说政府要动起来。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一定要追问这个主体。当时实际说的是党和政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不是指老板，老板天天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合理的，在当时是很正确的选择。我们再追问这个“经济建设”是指什么?经济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这个经济建设其实主要是指生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是指以生产为中心，这在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对的。招商引资、投资等等，大家都抓生产，这才开始有了大发展。

　　但是，市场经济初步形成后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了。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经济建设已经主要是市场的事，而不再是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了。政府也应相应地退出这个领域，而不再是总想唱主角了。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结果就是政府继续拼命投资，拼命地把在很多情况下祸害老百姓的所谓国企做大做强，然后就是过度的国家干预，以至于搞国进民退，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反的。当初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而现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是反市场经济的。而且它还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在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大型国企背后隐藏着大量的腐败。腐败分子特别喜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这意味着政府投资、投资、再投资，然后就是他们的回扣、回扣、再回扣……，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口号已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代表人民利益了。

　　这个口号要不要拿掉?我说也可以不动，但需改变它的含义。问题是什么是经济?什么是经济建设?经济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生产、交换是经济，分配、消费也是经济。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建设必须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全过程，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少。但政府不能大包大揽，更不能仍以生产建设为中。生产、交换这个主要由市场来做，政府不要再以这个为中心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什么?是财税。政府的中心工作是什么?是搞再分配。西方议会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讨论财税问题，政府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执行议会的财政法案，所以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但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所以我们转向市场经济后也要转向这种意义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再是过去那种意义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否则就是政府越位和缺位了，而且是走向非常严重的腐败了。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还可以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的内涵已应转变为以公共财政为中心了。以公共财政为中心并不是不是财政收支越多就越好，增加和减少政府收支都是财政问题，征税和减税都是财政问题。政府收支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适当越好，越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就越好。

　　分蛋糕包括两块，一是初次分配分蛋糕，一是二次分配分蛋糕。政府直接操作的是二次分配分蛋糕。一次分配首先是由市场来做，不应政府包办。但是政府也应为实现公平的一次分配创造条件，允许和促进这种公平分配所需要的公民社会的发育，创设为这种公平分配所必需的法律条件、司法条件和政府机构。比如应该允许建立职工真正能够用来维护自身权益的工会，这种工会至少也应独立于私企老板和国企老总，否则就是“黄色工会”。至于这个工会怎么建?可以研究。工会是实现和保障初次分配公平性的关键因素。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工会已经到了非发展不可的地步。不发展工会，初次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倒是应该政府出面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

　　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不是不可以延续，而是它的内涵一定要改变，要跟市场经济发展相配套，以实现和保障公共财政为主要内涵。也就是说，不能笼统的说重点做蛋糕还是重点是分蛋糕，市场经济自己既做蛋糕又分蛋糕，但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不能再是做蛋糕了，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分蛋糕。这个东西需要掰开谈，不能笼统地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该看主体，主体不同重点就不同，总是笼而统之地谈问题行不通。

　　张木生：就是重点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没法弄。

　　王占阳：就是市场管市场的，政府的管政府的。

　　张木生：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王占阳：

　　对，就是各管各的，别混在一起，那样永远说不清楚。

　　在中国的问题上，下一步问题就是怎样把政治和经济统在一起，怎么把这个蛋糕既做好又分好。其实上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命题的内涵转换非常关键，这个转换就是要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重新理顺。如果固守传统内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仍然是一个劲地投资、办国企，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就没法理顺。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改变后，政府才能把市场的应有位置让出来，也才能让市场活起来。国企做大做强，控制那么多领域，到处都是玻璃门、弹簧门，经济建设怎么能搞上去?出现的问题和麻烦大了，我就不多说了。这样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市场经济的空间，让市场充分活起来，经济建设才能搞起来，也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要解决好分配问题。分配问题都已经烂成这个德行了，还不狠抓分配，那能行吗?所以老百姓对于做蛋糕为重点，反映那么强烈，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换成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这个问题不是广东的问题，这是中央的思路问题，广东他不得不说，下级得服从上级，他得服从中央，这个没有办法。

　　再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政府应样才能做好分蛋糕这件事?其实广东和重庆各给了我们一部分答案。重庆的答案是什么?重庆的答案是在现有政治体制还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也可以做一些事，而且他的这些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份答案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不要等到政治体制改革改完了以后再来解决分蛋糕问题，那就全崩溃了。政治体制改革要一步步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等政治体制改革完了再分蛋糕?来不及了!还没等到，忍无可忍的公众就造反了，天下就大乱了。所以，重庆的办法对于全国来说是一种救急的办法，一种接续的办法，客观上也是为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时间的办法。重庆经验确有积极意义，有重要性，也有全国性。但不是各地创造这种经验的力度都是相等的，重庆可以走到前面，是因为薄熙来有特殊政治资源，黄奇帆又是经济人才，这就可以先创造一些分蛋糕的经验，这对全国有好处。

　　广东特点在哪里呢?广东特点在于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光讲法治，是因为不敢讲民主，其实背后还是讲民主。在中国光搞法治搞不起来，没有民主不可能。而且广东还特别注意逐步落实和保障公民自由，特别是在培育新闻舆论自由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广东培育了南方报业集团，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成绩。其意义首先就在于为长远的政治体制改革布下了一枚战略棋子。不仅如此，它对解决当前紧迫的公共财政问题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什么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就是具有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法治性的现代财政。民生性是经济内容，后三者是制度保障。集权政体也不是不能搞民生财政，比如古巴就搞得相当好，但这必须以政权尚未腐败为前提，如果政权严重腐败了，那就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就更难在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推进民生财政了。即使是在重庆能做到的，拿到全国去推广时，也必然会大打折扣。那么怎么办呢?靠民主法治吗?理论上当然是对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民主法治在哪儿呢?现在的人大选举都是形式主义的，人大并未真正掌握财政决定权，而且大部分政府收支实际都是不经过人大的，所以现在既没有民主财政，也没有法治财政，这些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逐步建立起来，这就产生了一个“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大问题。这时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只靠自上而下的推动，那就不仅会使民生政策在实践中大打折扣，而且还会随着时间推移，越往后打的折扣就越大。以至最后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民怨重新沸腾，直至无力回天，全盘皆输。那么，有什么办法应对这种局面呢?办法就是大力推进阳光财政。不仅政府自己要去主动地做，而且更要依靠人民的推动和监督，因为只有人民才是追求民生财政、阳光财政的最执着、最有力的力量。而要使人民能够发挥这种重大战略作用，那就必须在实现和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上下功夫，特别是在实现和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方面下功夫。这就是去年我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公众参与》一文的主要意思。

　　在民主法治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就要以自由来弥补这个制度空间。有自由才能有公众参与，有公众参与才能尽可能地推进阳光财政，因而全国性的民生财政也才能有保障。即使是这种保障还是不充分的，那也远比没有这种保障好得多、自由本身当然也需要保障，民主法治就是自由的制度保障。但自由的根在社会，保障自由的最根本的力量、最大的力量也是来自于社会。所以在民主法治形成前，自由也有可能获得根植于社会的保障，从而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力量，也就是一种事实上的制度性的力量。而要做到这一点，实践中首先需要的就是政府的宽容、依靠和培育。这就能使民间和媒体追求公共财政的力量比较有秩地释放出来，从而使国家能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力量的战略合作中，持久有力地解决当前至关重要的财政问题，并使之逐步地发展成为一种秩序和制度。

　　所以，就当前的迫切需要来说，广东和重庆各有重要贡献。重庆的亮点在于民生财政，广东的亮点在于公民自由，特别是新闻舆论自由。这在两地是分开的，或者说是各有侧重的，但又是非常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紧密结合起来的。它们实际是中国的两个轮子，少了任何一个都得翻车。现在就是缺了这两个轮子，所以我们离翻车已经不远了。

　　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自由的未来就是民主和法治。广东重视民主法治的思路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思路，因而也是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思路，是非常重要的思路。但除在自由方面有相当推动外，这个思路在广东几乎没法执行，因为直接推动民主法治，搞比较大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不是地方能干的事，他没有被授权，也就没有操作空间。但这并不等于这种思路没有重大现实意义。实际上，不久的将来急需做的一件事，就是中央宣示政改决心，开始筹备政改，并在近年内开始实施有份量的试点，这对挽回人心、安定人心有很大的意义，而且这还是已有很强的战略紧迫性的重大现实任务。政改之路需要走三、四十年，但启动政改已是紧迫的现实任务了。

　　总之，从全局上和战略上看，广东和重庆的探索所包含的自由、民主、民生方面的基本要素都很重要，它们之间的相互结合也非常重要。我们不应把它们弄成对立的，而应把它们弄成统一的，这才是未来中国走出困境、走向光明的康庄大道。

　　但对重庆的一些具体做法，我也有些看法。其中一个就是基尼系数要在五年时间从0.42降到0.35，这是不是有点大跃进了，太猛了。因为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还不足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说我现在致力于逐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还可以。

　　杨平：在重庆会议上，经济学家给黄奇帆提出这个问题，黄奇帆算了三笔帐，说为什么能做到，其实大家都担心这个事情。

　　王占阳：搞得过快了以后，短期内可以实现，长期怎么样呢?

　　秋风：短期内先实现再说，管他长期呢?

　　张木生：他的失业率三年之内要降到3%以下，也是大跃进，但是他也要干，干吧，先干着再看吧。

　　秋风：对，能享受一天是一天。

　　王占阳：干总比不干强，什么事都不干是最大的错误。

　　张木生：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嘛，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杨帆：不过也可能做到，把有钱人都吓跑了，重庆的基尼系数就下降了。

　　张木生：他那个官员黑，但是和中央没有勾结，他的资本家也黑帮化，但是还没有和外资完全勾结在一起，这是他能改的前提条件。

　　王占阳：所以重庆能动起来，但又不具有全国全面复制的可能性，他们的做法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在全国用，但是必定会被稀释，只有自由和主动的公共参与才能解决这种稀释问题。我想根本的问题是，重庆、广东先做起来了，这些就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了。作为学者来说，我们提出善意的意见和建议，有些事情，比如他的政治动员方式，这个肯定是全国没法推开的。

　　张木生：包括他的运动式，你怎么接受?

　　王占阳：不能接受。包括警察都受不了了，重庆的警察。

　　秋风：我觉得真应该把警察轰到街上，这是对的。

　　王占阳：对警察的管理有点过分。我们学员是民主党派的，是重庆民主党派的，他们到警察中调研，发现警察存在的问题是劳动强度过大、睡眠不足、精神压力过大。

　　笑蜀：会造成另一种不平衡。

　　王占阳：这种做法具有不可有持续性。过一段时间薄熙来走了，高压没有了，他们又反弹回去了。

　　杨平：我看到很多地方政府，去见地方官，哪有休息?根本没有休息，非常辛苦。

　　王占阳：现在批评重庆是人治就等于没有批评，因为全国都是人治。批评重庆违反法冶也等于没有批评，因为全国到处都是违反法治。只不过是他在风口浪尖，他那点烂事一下子弄出来了，其他的地方藏着呢，你看不见。

　　张木生：刑法306和307条就是重复的，你为什么偏偏给律师定这条，你有了恶法才有了恶政，是重庆一家吗?全国都是这样。

　　蔡霞：是重庆开了恶劣的头。

　　张木生：重庆不是最早的，东北那100多个是最早的。

　　李晨：陕西的更早。

　　王占阳：“革命前辈”很多。

　　张木生：前赴后继。所以，人家说有这条法，你干脆把律师制度取消。

　　王占阳：

　　所以，站在全国前列的积极的改革者必须对于一些基本的价值原则予以肯定。对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原则都必须予以肯定，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对于公平、平等、均富这些基本价值也都必须予以肯定，因为这些也是我们必需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也是不得不特别强调的。因为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本身就是普世价值。如果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只适合于欧洲的话，中国就不要搞社会主义了，也不要搞共产党了。马克思是欧洲的，你们是欧洲特色的，我们是中国特色的，什么建党伟业?建什么党?共产党是外来的，社会主义是外来的，我们都不要，我们只要中国特色的，要元明清的，不要外国的……。所以普世价值都要肯定，不肯定不得了。具体的做法则是可以研究的。作为改革者，在基本价值取向上还是要强调的。我认为广东和重庆在价值问题上各有所长。重庆方面强调的是公平、平等的原则，在经济上讲公平和平等。广东方面则是讲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等比较多。但广东想做的许多事情却没权做，做不下去。最近我到深圳去，我问我同学，他在那里干了20多年了，我问他腐败到什么程度了?他说已经100%腐败了，小科长都能贪污好几千万，老百姓能架得住这么贪吗?受不了了。所以，他们说的很好，上面不动，下面一点办法也没有。

　　杨帆：如果重庆科长跑到广东去呢?

　　王占阳：也可能就算廉政了，但是他一唱红，广东就把他挤出去了，广东这个地方绝对不适合唱红。我觉得“唱红”应该改个名字，叫做“弘扬积极向上的现代思想文化”就很好。专门用“红”字概括，很容易产生偏差，从主政者自己的头脑到下面执行再到社会理解都容易产生偏差。

　　杨帆：他是叫唱、读、讲、传，唱是唱红，读是读经典，只有这个唱是红。

　　王占阳：但是这个“红”比较显眼，后面那几个不显眼。

　　杨平：在重庆上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你走在街上会感觉在这个地方发生增城这的事件是不可能的。

　　王占阳：阶段不一样。

　　杨平：可以说是阶段不同，但是至少目前看到的重庆感觉是比较和谐的。

　　杨帆：他没有上访的，大幅度减少，因为干部都下去了，问题在下面都解决了，这是应该肯定的。

　　王占阳：不管谁执政，都应该让老百姓高兴。重庆和广东都强调人民幸福，这很好。

　　周鸿陵：对这个会议我们很早就策划，最早是和王占阳老师提出来的。对这个事情我自己有一个看法，我的看法也不是经济学的，也不是政治学的，社会学的比较多，社会治理、社会变迁，对这个角度谈谈我的看法。

　　………

　　王占阳：一个省会级城市的副市长跟我说，维稳经费有多少?直接、间接的加起来是60%。

　　张木生：他说那是安全经费，不仅仅是维稳经费。

　　王占阳：这是新词。

　　周鸿陵：他的财政在这方面开支已经非常大了。第二，他自己传统方法已经失灵，镇压司令了，当老百姓不怕死的时候，他死都不怕了，你看有多少事件，他开始信访，去北京告状，我不相信信访了，我开始自焚、自杀，到我自杀的时候，我都不能接受问题的时候，我就他杀。已经到这个时候了，他还在躺着睡大觉，能安稳吗?他要找出办法来。

　　王占阳：所以当进京上访的人自然归零的时候，那就是大爆炸就要到来的时候。

　　周鸿陵：所以现在社会问题已经从低爆炸向大爆炸发展了，到这个时候他必然要向社会开放。我举几个例子，……

　　张木生：给我几分钟时间。整个上基本上是一边倒，我想讲这样一点，我觉得对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作为一个在很多地方不作为的情况下的一个实验，没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判断，大家都是在摸索和实验。……现在是中国出路性的问题，我觉得王占阳老师立了一大功，他把中国共产党这几十年的实践，把在延安时期，你应该追张闻天。

　　王占阳：当时专写毛泽东，张闻天那个东西也看了。

　　张木生：他是1922年开始宣扬新经济政策，他都是围攻的产物，到今天中国也没有改变这个格局。但是，中国改变了什么呢?这34年的改革开放没白过，现在国有企业资产100万亿，国有银行存款100万亿，过去哪有啊?我是税务总局的，我对数字非常清楚，今年财政将超11万亿，社保会超2万亿，土地出让金3.5万亿，罚款去年是2万亿，今年得上3万亿。

　　王占阳：最后给老百姓剩多少?

　　张木生：国有企业还有2万亿利润。这块已经做的很大了，王小鲁、王艳丽、高云清，他们从三个方向算，脱离国家统计局连续三年，每年中国占人口不到10%的人还有一个9-10万亿分配，没有进入国家统计局。所以要钱，有的是钱。关键是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蛋糕不够大，不够分，这就使我们这些在农研室里面待了多少年的人，就想起来农民最开始那个最朴素的改革，交够国家的、留给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后来发现国家也好、集体也好，你不改变这个，他永远没有够。现在就是要改变这个的时候了，我觉得重庆在这点上就是在改变这一点上做出了贡献。

　　………

　　王占阳：我再说两句。我觉得当前有一个问题，这就是蛋生鸡和鸡生蛋的问题，到底是先要形成公民社会、形成社会保障、形成中产阶级，然后才能搞民主政治，还是先有民主政治后有社会保障、有公民社会?其实从历史角度来看，从西方历史来看，社会保障、中产阶级为主体是民主的产物，而不是民主的原因。当然它产生后又对民主的完善、对民主的更加成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等到社会保障已经实现、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主体以后再来搞民主。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分配不公平。假如没有一定的自由和民主，分配不公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举一个例子说，近两年保障房喊得很响，但去年政府卖地收入一下子就增加了100%多，而且2.7万亿收入当中只拿出了1000亿给老百姓盖保障房。政府从老百姓那里赚了那么巨大的一笔钱，却又只在老百姓身上只花了那么一点钱，新闻联播却只是大讲政府在保障房上的这么点投入，它在房地产领域的那笔巨大收入哪去了就不说了。而且这还是在说是要极力解决人民住房问题的口号下这样做的。

　　再一个，我觉得似乎有一个误区，好象一说民主就得是一下子就实施一整套的民主制度。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如此迅速地做好这件事。你看西方国家19世纪的时候，今天上午我在清华开会时，有学者说那时英国10%的人口有选举权，我说那是指10%的男人，如果算上女人就是4@。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男女都算上才是10%。

　　张木生：女人人权宣言发表176年之后，女人才有选举权。

　　王占阳：所以他们是从那个状态一点点地扩大普选权的，美国的普选制到1970年才最终建成。所以你不能想象一步到位地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写一篇文章，讨论一下未来40年的选举改革怎么搞。

　　黄根兰：民主法制建设会不写也有后发优势?

　　王占阳：有，肯定要比原生态快一点。

　　黄根兰：我们改革内参发了一个韩国民主发展的文章，他专门写了一本书，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把韩国民主政治发展讲的非常好，韩国1948年的时候非常落后，但是在美国支持之下和推动之下，他一开始就建立了民主政治宪政框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几十年发展可能出现一些曲折，但是他没有超越民主宪政框架，在这个轨道上运行。

　　王占阳：今年年初，我在《走向宪政》一书里专门讨论了超大型国家宪政道路的特殊性问题。我认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所以不能按照韩国和台湾模式来思考。我们要把中国当作一个洲来看待。欧洲的民主化进程就长得多了。韩国实际上是一个特例。我们作为超大型国家不可能又是一个特例，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照常规来走路。所以我们的参照系应该是欧洲，美国都不是。美国建国时才有300万人口，也就是海淀区的人口。他起初是一个小国，是在这个小国的范围内先建立初步的民主政体，然后才又逐步地扩张成为一个大国的。

　　杨帆：您就别说美国史了，我们饿了。

　　王占阳：我想强调的就是美国不是参照系，真正的参照系应该是欧洲，所以改革还是要渐进。

　　肖滨：我们对民主要有多远理解，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网络民主。选举民主我希望它是在有相对的社会保障下展开，但是像预算民主、像网络问政、协商民主完全可以滚动作业，这就是大国选举民主的复杂性。

　　秋风：最后我们已经讨论到了非常核心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讨论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我们今天越讨论层次越高了，不是我们讨论这两个地方做的什么，而是要从中国国家转型角度看地方实验。它的具体的内容对于我们中国转型究竟有什么意义，比如广东的社会建设和法制建设，比如重庆的公平，这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转型究竟有什么意义?还有这个现象本身，一个竞争性的实验，这个现象本身对于这个国家转型是什么样的意义。我觉得最后尤其是你提的，就让我想了一个问题，我们思考的就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政党型国家如何完成转型?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有过政党型国家的转型，就是台湾，但是他的规模太小。

　　张木生：提醒你一句，台湾可不能叫国家。

　　秋风：但是他是政党型的体系。

　　笑蜀：超大型的也有，但是不是政党型的。

　　秋风：对，所以这个难题是中国人面临的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理论上都是很匮乏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就是学术和理论的思想的共同体在慢慢建立。以前大家一谈重庆模式，马上就上去骂了。有人一谈广东模式，也觉得不以为然。我觉得今天有不同立场的朋友坐在一起，就这个国家的转型来讨论，这个本身就是意味着我们有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案，起码这个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

　　非常感谢大家。

新华社：重大突发事件上百姓要的是公道、答复、态度

新华网北京8月3日电（记者张旭东、常志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其中提出要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这一部署要求，不仅提出了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在处理相关问题该遵循的步骤，更指出了要摆正位置、端正态度、服务人民的重大原则问题。这在当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各级管理部门极具指导意义。

以新近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故为例，面对悲剧已经发生的事实，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努力把事故处置工作做得更周到一点、更细致一点、更人性一点。群众有质疑、有不满，要理解，更要端正态度，虚心听取和认真对待这些意见，查找工作不足，把这当做改进工作的动力。

作为政府管理部门，关键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服务态度。应当看到，现实中依然存在一些部门没有端正位置、草率对待群众意见的问题，对一些社会反映的问题不喜、不听甚至不允，引起公众的怨声和批评。这归根到底就是官本位主义思想在作祟，总是喜欢用“官”和“管”的态度来对待群众，以人为本只停留在嘴上，并没有落到实处。

病症不除，必然时有发作。这些作风问题在处理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上往往表现为：出了事故和问题，要么拼命捂着，无可奉告；要么左顾右盼，左推右卸；或者语焉不详，或者极力辩解，或者只讲客观；高高在上，做“永远正确”的不倒翁。这些作风的实质，是认不清自身的责任和义务，说白了是思想上和人民群众脱节，没有平等意识，没有服务观念，没有真正把老百姓放在心上。

没有一个正确的服务态度，工作上就会陷入被动，人民群众就不可能满意。需要正视的是，随着社会发展，公民意识逐步觉醒，老百姓中表达诉求的愿望越发强烈。在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上，简单的“鸵鸟”式处理方法往往把“小事拖大”，甚至“大事拖炸”。如此作风，与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

赢得民心，赢得理解，并不是件难事。在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上，百姓要的是一个公道，要的是一个答复，要的是一个态度。哪怕有一句暖人心的话，群众可能就会理解你、支持你。端正好态度，是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最好阐释。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进行工作，就一定会赢得主动，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

还有哪些部门不愿公布“三公经费”？

作者：蔡慎坤

在超过国务院规定期限近一个月了，中央各部门正在以“挤牙膏”的方式，公布着自己的“三公”支出情况。截至目前，在98个中央部门中，已有80多个部门或粗或细地向社会公布了“三公”开支，剩下的部门扔在“死扛”，包括外交部、公安部在内的10多个强势部门没有公布“三公经费”。

此次中央部门公布“三公”经费的整个过程，像一场热闹的大戏，老百姓的期望与愤怒、媒体的穷追猛打、有关部门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最让人叫绝的，是那些至今仍未公布“三公”经费的部门。在13亿人的注视与压力下，还能扛到现在，真是不可思议！这些部门现在还不愿公布，背后的潜台词无疑就是猫腻太多，心虚不敢公开。

按照官方定义，“三公经费”是指公务出国出境、公务用车和公务接待费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要求中央各部门在今年6月底前向社会公布“三公经费”，但截至到目前，仍有10多个中央强势部门并未理会国务院的这一要求。

为什么这些中央部门置国务院的要求和舆论呼吁而不顾？采取拖一天算一天，或者耍些半夜公开、周末公开、在网站上隐形公开等小手段，尽量避开舆论的锋芒。背后的原因除了“官本位”意识，恐怕还有心理上的不平衡，同为中央部门，政务系统公开，党务系统却无人敢问？党务系统的开支无疑要大大高过政务系统，凭什么只是要求政务系统公开？

官方公布的“三公”与老百姓关注的“三公”概念不同，老百姓关注的所谓“三公支出”指的是公费旅游、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即政府部门每年吃喝玩乐到底花掉了多少钱？老百姓当然知道政府要有正常开销，只是希望能够把不该花的留下来，把能节省的省下来。

然而目前“三公”公开的标准、内容、范围、方式方法等没有统一和规范，老百姓只能雾里看花越看越花。

国务院要求中央部门于6月底公开“三公”经费，却没有相应的约束惩罚机制，在各部门不愿公布的情况下，必然使得这条政令变成“稻草人”。如果从维护政令权威的角度，国务院应将没有按时公开“三公”经费的部门名单对外公示，对其谴责，并适时启动问责。对拒不公开“三公”经费、不按要求公开、公开结果造假的部门进行严厉问责。

谁都知道，三公经费在中国是一个无底洞，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钱都以“三公”名义冲抵了。不要说中央部门，单是一个县级政府，每年以“三公”挥霍掉的钱岂止千万？而地市级乃至省级，每年的“三公经费”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2006年3月13日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的《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一文。文章透露：“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与公车消费相联系，据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

以公车为例，中国目前到底有多少公车？似乎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据有关统计数字，早在“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约为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后来一边进行车改，一边购进公车，可汽车在政府采购物品中始终占据前三位，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公车花了600多亿元，2006年则将一举突破700亿元，占财政部预计实现的3000亿元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近1/4。

截止到2010年，按公安部门公布的机动车数量估算，全国的公车数量至少是1000万辆以上，每年购车用车修车要花掉多少财政支出？恐怕没人敢去计算。

2010年，全国餐饮业的收入高达2万亿人民币，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公款消费的功劳。如今名酒名烟越来越贵，动辄数万乃至更昂贵的宴请彼彼皆是，无不与“三公经费”有关。如果再加上各种花样翻新的会议、游玩、娱乐、歌舞的支出，中国每年的“三公经费”，至少要耗掉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现在公布的一些令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九牛一毛！

2011-07-28 08:22:13 发表于：博客中国

淳于雁：评《人民日报》为报贪官外逃道歉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13日转载)

7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第7版的《焦点关注》版面，刊登了作为劣名昭著“中宣部”属下主要“喉舌”的党中央机关报难得一见的好文章，题为《中国加大追逃力度，一批贪官罪嫌遣返（背景）》。立即被大陆和海外的许多中文网站，纷纷转载，引起关注。

该文开门见山指出：“中国官员因经济犯罪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分析诸多出逃事件，不难看出，聚敛财产 — 海外安家 — 资产转移 — 择机外逃 — 滞留不归，是贪官外逃的一般步骤。

“据中国社科院《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的资料估计，中国目前有4000多名官员境外在逃。中纪委称，近30年来外逃贪官携走资金多达500多亿美元，平均每人捲走近1亿元人民币。”

文章接着分析了外逃贪官的级别比例、职业分布、去向国家等情况，特别指出成批贪官在外逃的“乐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腐败子女村”等影响极为恶劣的现象。文内还提到，“2010年初，中纪委、监察部与中组部、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等17个部门，建立了防范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抓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合力。”以及近年来引渡审判了一些外逃贪官的情况等。

不料，这篇声讨中国大陆外逃贪官污吏，通缉罪犯，追讨赃款的“檄文”, 竟然受到“上头”不知哪个GRD官员的指责，迫使《人民日报》在8月4日发表一篇“道歉声明”，内称：7月26日所发该文，“其中引用的有关外逃贪官、携走资金金额的数据有误。经核实，中央纪委从未发布过此类数据，此数据来源于网上未经确认的不实消息，造成对读者的不负责，也影响了报纸的公信力。对此，本报诚恳向海内外读者致歉，并欢迎读者对人民日报海外版多予监督”云云。

其实，《人民日报》海外版“被道歉”那篇背景文章，引用的外逃贪官和卷走资金数目，都是十几年前“老掉牙”的数据。从互联网上可以查到，当年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透露的专题调查报告估计，1997 – 1999的3年期间，外逃资金约为100亿美元，引起舆论关注热议。经济专家权威分析认为，这项被大大缩水的数字，应为530亿美元（时值4400亿元人民币）。北京大学经济研究部门的调查发现更为惊人，指出近年来以各种方式非法转移到国外的资金，分别为：1997年总金额364亿美元，1998年386亿美元，1999年（未届年终）283亿美元。过后，知名经济学家樊纲根据调查资料认为，2000年中国外逃资金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大陆投资总额的407亿美元。十余年后的今天，外逃贪官的总数究竟是多少人？被卷走的“黑钱”总额是多大的“天文数字”？真是只有天晓得！

中国外逃资金之所以无法统计出来，一个原因是各级政府官方都极力掩盖，捂住盖子；即使偶有外泄，也不过是其中的“一星半点”，顶多是“冰山之一角”。另一个原因是已经立案外逃的贪官，被列入黑名单，可以查出他们携走的资金；有些位高权重的“隐性贪官”，明知其贪污盗窃大量国家财富，让老婆、子女都移居到欧、美、加、澳等西方国家，但是在他们领导控制下的监察、司法机关，哪里敢摸他们的“老虎屁股”，连一根毫毛都动不得。更有意思的是，说不定有些主管“公、检、法”的高官本身也是“隐性贪官”，早把刮来的赃款转移境外，把家眷都送到外国去安顿了，自己怀揣几本外国护照，等着“择机”逃之夭夭，在外国当其“富佬寓公”。这类隐姓埋名的中国大小贪官污吏, 当下在海外各国，尤其西方国家，大有人在, 不乏其例。

那些已被揭发点名逃亡外国的贪官和未被揪出来尚在台上使用权力继续大量盗窃国家财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隐形贪官”, 平日往往会道貌岸然地号召人民群众要“爱国”，宣扬“党天下”的中国大陆，现在如何如何的强大、富裕、美好、幸福。他们还睁眼说瞎话,声称当今的中国大陆已经“消灭阶级”，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了。当包括港澳前殖民地、台湾中华民国乃至海外华人社区和神州大地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中的许多“傻男蠢女”，只看到摩天大楼、立交大桥、高速铁路、“神州”上天、航空母舰等等，诸如此类的强盛、繁荣景象，啧啧称奇、自我陶醉、趾高气扬，被骗得一愣一愣俨然以“大国民”自居之际，那些高唱“爱国”红歌的贪官们却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地刮得多多的赃款黑钱，策划逃离这个国家。从目前的现状来观察，这应该是斩钉截铁的不争事实吧。那些统治国家的贪官污吏集团，让黎民百姓大家都拼命热爱他们“党天下”的国家，他们自己却已经或正在积极准备逃离这个国家。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还不令吾人深切反思吗？！

(2011年8月13日原载《澳洲日报》《不老屯漫笔》专栏)

重申国家与执政党的价值追求

作者：吴祚来

来源：《凤凰周刊》2011年22期

　　价值追求是取信于民的法宝

　　当一些网站还将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当成敏感词予以屏蔽的时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6月27日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题为《未来中国的走向》的演讲，却在重申中国政府与中国执政党的价值追求，温总理不仅是高调向世界亮明中国人的追求，并分析了人类追求的价值与社会制度以及人民幸福之间的关系。温总理在这次讲演中说：“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温总理还强调：“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

　　温总理为什么要在国际性的论坛上重申这些价值追求?我认为：一是回应国际社会某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正在走回头路，向更为极左的方向转型，而不是向民主法治的制度转型;二是对国内近期出现的某些声音的一些回应，一些人认为，中国是有特殊国情的大国，一搞民主就会造成动荡，中国需要稳定，所以中国需要政府拥有更强大的权力，通过强有力的社会控制，使社会获得稳定发展，也就是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甚至用所谓的稳定压到了民主与法治。

　　曾有学者做过分析，如果将民主、宪政、法治、自由等人类共同价值冠以西方普世价值，那么会遭到许多人本能的反对，但如果一项项在中国落实民主自由法治等核心价值，没有人有异议。因此，在价值认同方面，我们仍然带有一种“帽子认同”的偏见，当这些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元素被冠以“西方”或“普世”的帽子，就会遭到莫名的抨击与怀疑。

　　真正的民主为什么离不开自由?自由为什么是价值?自由本身没有意义，它只是抽象的概念。当自由与恋爱联系在一起，人们就可以免受父母家长之命而婚配，自由与市场联系在一起，国家就通过自由市场而非权力分配，来获得经济发展权益，垄断经济与权力控制市场就逐渐退出舞台。而言论自由，则可以使社会问题公开化，使人们正视问题，并致力于改变。如果没有言论自由，整个社会就会鸦雀无声，任何矛盾与苦难都被掩盖，社会就会黑暗，无法进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正义等，之所以能成为人类共同价值，是因为人类普遍需要它，认同它，尽管追求这些价值过程中，或使用这些价值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但人类一步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而不是通过反对这些价值，使人类退回到保守与专制时代，获得某种极权政治形态下的消极稳定。

　　温总理这篇讲话内容，所有的价值追求，都不是他第一次提出来，更不是他的个人发明。今年是中共建党九十周年，我们知道，第一代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先生就从西方引荐来两位先生，一位德先生，一位赛先生，也就是民主与科学。我们翻阅延安时期的党报与领导人的讲话，民主自由宪政的价值理念屡屡见诸报端，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正是因为共产党人抢占了价值制高点，并在解放区实行了民主实践，才得到了广大百姓的拥护与爱戴，《新华日报》还分析了民主与言论自由之关系：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在中共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了自由的来源：“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毛泽东甚至认为，中共在延安解放区已创造了“民主中国的模型”。

　　民主与自由在中国不仅不是遥遥无期的梦想，也不需要等待到全国完全解放之后再一步步实施，民主精神与民主方式，即便在延安那样残酷的环境里，也可以实现。1944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中外记者时指出：“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对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黄炎培周期律，就是一个政体取得胜利之后，因为没有权力分立与有效的监督，导致政亡人息的规律，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仅仅倡导科学，只一心想通过一己的意志来单向度地谋取发展，被历史雄辩地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神圣使命，民主与科学是国家发展的双翼，而自由则是它飞翔的永恒动力。

　　通过价值追求重建执政党信仰

　　重申国家与执政党的价值追求，同时要重建执政党的政治信仰或信念。一些人认为，共产党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这是误解。共产党人或共产主义者的信仰是人民，人民在共主党的辞典里，如同上帝在《圣经》中的地位一样，不可替代，它是一切力量与正义的来源：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劳动者具有至高无上的荣誉与权利，也正因此，“一切光荣归于民主”。那么，民主在共产党的历史与实践中，仅仅是一句书面口号还是有具体的实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词里说，“共产党它实现了民主好处多”，无论在抗日后方还是延安时期，共产党人仍然有着自己的民主实践：

　　民主并不是替民做主，而是通过一张张选票，来使普通百姓行使自己的政治意志，陕甘宁边区就被打造成实行民主政治和廉政政治的典范。当时的百姓许多不识字，他们可以创造性地用黄豆代替选票，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在黄土地上奇迹一般地成为现实。据有关学者研究统计，从1937年至1946年，陕甘宁边区共进行了三次大的民主选举，三次民主选举参加选民的数量都占到了选民总数的70%以上。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无党派中的左翼人士、中间人士和其他方面人士各占三分之一，边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诠释了民主实践。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访问延安后，在书中写道：“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择。”

　　民主是人类文明价值中普适价值，在延安当时那样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人类的普适价值被引进中国，与中国特色的投票选举相结合，人民享有了民主权利，民主方式得到锻炼与学习。它不仅赢得了国际友人的赞誉，也赢得了民心。由此可见，民主并不是贵族式选举，也不是仅仅适合西方社会的专利，民主是一种普适方式，一种让全体公民参与政治，选举自己的领导者或服务者的方式。民主是尊重人民的唯一方式，而自由则是人民获得尊严的必要条件。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被视为独裁者?就是妄想用一己的力量，控制言论自由，迫害政治异见分子，最终实现一党专制梦想。

　　人民是沉默的主人，当人民获得选票，选票就会点燃他们政治信念，当每一个人的政治力量汇聚在一起之时，国家就有了前进的动力，执政者就有了有效的监督，执政党的权力就会被公民社会制约。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共早已由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人民这样的一个革命概念，也应该随之转化为公民，依法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政治权益，是执政党的神圣使命，也是中共在革命时期对人民的神圣承诺。

　　国家总理重申执政党与政府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价值追求需要付诸具体行动，现实的中国社会也有许多的问题与一时难以解决的困难，但在总理的这次讲演中，我们看到了总理的坦诚：“坦率地说，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我们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是的，无论路途多么艰难，但我们不要放弃希望，价值追求使我们国家有了品格与方向，而总理对价值追求的重申，使我们看到了国家的未来美好的愿景。

人民网：焦虑成为社会普遍心态

作者：杜海涛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来源日期：2011-8-4

中年职工奔波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担心抽不出时间接送孩子;青年白领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发愁买不起房子;大学生害怕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老人们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兑现、看病难上加难;公务员抱怨钱包瘪、压力大;农民害怕化肥涨价，粮价偏低;私企老板唯恐政策变动、眼下的生意不可为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

　　为何越来越多的人被焦虑所困扰?应该如何避免社会群体焦虑，让人们获得更多的安全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从今天开始，本版推出系列报道“关注社会焦虑”，希望读者朋友们与我们一起探讨。

　 ——编　者

就业焦虑——

● 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

　　7月底，当拿到那张薄薄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接续证明，刘继军长吁一口气。他悬着的心稍稍有些宽舒。

　　上班、下岗、做生意、找工作……这一连串的变化，让42岁的刘继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1990年，21岁的刘继军技校毕业后进入山东东南部某县城机械厂，成为一名车床工。1998年，他已经是厂里的生产班长。正当他对未来生活无限憧憬的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这座小城。县机械厂并入了市机械厂，刘继军下岗了。

　　10多年来，他的生活就像掉进了无底洞，心里总是没着落。

　　刘继军说，刚离开工厂那会儿，仗着年轻气盛，他学会了开车，家里凑钱买了辆小客车，在乡镇和县城间跑客运，虽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不少，还算踏实。可几年后，一次意外导致车辆几乎报废，他受到很大打击，再也没有了开车信心。

　　打那以后，他又和老乡贩卖过蔬菜、跑过销售，生意总是赚少赔多。2007年，6岁的儿子上小学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术，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刘继军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2010年，刘继军通过招聘，成了市政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并将中断多年的养老保险续上了。表面看，日子暂时稳定了，可他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每月1400元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将来，孩子要上高中、读大学，单靠这些钱根本不够。想想这些，心中茫然。

　　事实上，受就业焦虑困扰的何止刘继军这一代人。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

　　从1998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其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有些问题至今仍在消化。

　　与此同时，1994年起，我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扩散。

市场经济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险。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会安全网”。比如，失业救助、医疗保险、社会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还未真正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讲，“灵活就业”也是“高风险就业”的代名词。一旦失去了“单位”的保护，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

　　身份焦虑——

● 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

　　工作了5年，正准备结婚的王志强突然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他和女友虽然都在广州上班，却都没有广州户口!

　　没有户口，就没法在当地领结婚证;没有户口，就难以申请经适房、廉租房;没有户口，将来孩子上学更是难题……

　　上大学、读研究生、上班……王志强在这里生活了12年。猛回头，他才发现：这座繁华的城市，原本就和他无关!

　　户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30余年，户口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没有户口，生活并不轻松：

　　住房——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差别至少在数十万、百万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

　　教育——尽管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户口仍承载着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没有户口就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用说小学、中学，单清华、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标就只能让外地人羡慕。

　　社保——按照规定，用人单位要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管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接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社保待遇并没有实现均等化。

　　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城乡结构，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表面看，原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分割不明显了，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体制保障，改变城乡对立、户籍限制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给社会留下深创巨痛，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

　　应当承认，近年来，各地正采取措施，努力将公共服务覆盖到更多外来人口包括农民工群体，可是，无论是蓝印户口，还是“绿卡”、居住证，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同城待遇;无论是“新东莞人”、“新深圳人”、“新苏州人”，这些称呼还是给不同人群贴上不同的标签，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生病了该去哪里住院?孩子能不能正常入学?年老后能不能领到养老金……我国已有2亿多农民工进入了城市，其中1亿多人常年在城市生活，其人口规模几乎相当于两个法国的人口总和。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更多人口涌进城市，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四代……都会长期在城市扎根。在一些大城市，像王志强这样的非农籍外地人口也会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城市、跨区域流动将更加频繁。不从根本上解决外地人(包括农民工)的同城待遇问题，就无法根除他们心中的焦虑。

财富焦虑——

● 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即使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心态怎么会平和?

　　错过了北京东四环边上一套住房，在北京某报社工作的李正平整整后悔了6年。

　　当初，李正平已经交付订金，可一时犹豫，最终还是放弃了。那时，这套房子尚不足80万元，如今涨到380万元。小李每月有七八千元的收入，在北京已属中等。但就是这样的收入水平，挣足300万元，不吃不喝，也要30年。

　　可是，同样是1998年参加工作，就职于证券公司的同学刘力在父母帮助下，很快就在北京亚运村附近买了一套140平方米的三居室，2001年又在郊区给父母买了一套房。2005年，眼看着房价要涨，刘力又在单位附近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商品房。如今，虽然刘力背负着不少贷款，可三套房子只住一套，另两套出租，用租金还贷绰绰有余。而三套房子的市价已经超过了1100万元。

　　当然，李正平也有房子住。他赶上了单位最后一次分房，以较低的价格分到了一套60多平方米老旧的“房改房”。虽然李正平没有贷款，可与刘力相比，单房子的财富差距，已近千万元。

　　娶妻、生子、请保姆……七八年来，李正平全家蜗居，生活十分局促，焦虑如影相随。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秉承着劳动致富的信念，社会也给勤奋守法的人创造了致富机会。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富”转变。其中，住房已经成为拉大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浙江大学新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经过1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住房已成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财产组成。一些拥有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财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较少或尚未购买自有住房的家庭，财富差距被持续拉大。这种差距根本无法通过工资收入增长得到弥补，由此在一些人群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

　　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

　　有分析测算，如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目前临近0.5的红线。

　　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会……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

　　(文中采访对象均用化名)

周虎城：绝对不应让批评的声音沉没下去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意见要求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应当说，在一些社会广泛关心的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中办国办印发的此文件具有相当的指标性意义。这表明，中央对重大事故的态度是不包庇、不隐瞒，要让社会关心的问题得到正面的回应，而绝对不是让社会上出现的批评声音沉没下去。

伴随着互联网的技术发展尤其是自媒体的日益发达，事故类报道突破了传统媒体报道的界限，实现了快速、裂变式传播，从而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媒体报道模式的发达也让一些涉事机构战战兢兢，并通过各种方式予以钳制。比如有时会出现某地发生重大事故，中外媒体迅速云集展开报道，但没过两天，大篇幅的报道突然销声匿迹，一些回应变得官方化、形式化。出现此类情形，多半是涉事机构发力的结果。让批评找不到出口，让疑问得不到解答，让真相被“给定”，以至于出现了公众要求获得真真相的要求。连真相都分成真假，究竟是谁的悲哀？把控真相认定权，这是某些涉事机构的惯用招术，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了极大伤害。什么是真相认定权，无外乎是阻止媒体报道，自行发布所谓调查结果，且不允许媒体质疑。

这些对媒体进行正当报道的钳制，实际上并不是给政府帮忙，而是给政府添乱。犯了错误，就应当受到惩罚，如果没有受到惩罚，则必然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比如某单位曾经被偷盗，但该单位拒绝舆论监督，声称搞内部整顿，整顿的结果是无人被惩罚，无人有过错，然而惩罚来得如此之快，没过几天该单位就因工作人员失误，造成重大且无法弥补的损失。此类教训比比皆是。他们如此作为，一是心态没摆正，二是媒体的舆论监督还受到很多约束。从心态上来讲，他们可能习惯于传统管理模式，习惯于内部人控制，即使是批评，也只能是内部体系里的批评，这个内部就是一个王国。王国之下，岂容他人批评？于是，他们便动用种种手段，阻止各类型报道。中央倡导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已经许多次了，为什么仍然有部门不配合、不支持呢？说到底还是利益在作祟。利益是多元化的，金钱是一种利益，官位又是一种利益。一些重大事故，即使死了再多人，即使上级领导亲自表态，涉事部门也仍然按照传统方式应对，其结果引发社会更多不满。

屏蔽批评不等于这个社会就不存在批评了。在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控制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且不得民意支持。其实，转换应对思路，公开所有可以公开的项目，放下身段，向社会检讨自身错误，社会性批评才会真正平息。有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别人说你的错误。把错误说出来，让错误可以公开，错误才能够在社会的监督下日益消弭。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业和NGO，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一定会存在一些错误，这是正常的。我们的工作要改进，藏着掖着就永远改正不了。迄今为止，还不曾出现过屏蔽批评单纯依靠内部整顿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案例。男人追求女人要敞开心扉，相关机构要获得社会的正面认可，也应当敞开心扉，让公众看得到他们想看到的信息。

公开，才是进步的真正法宝。

来源：作者博客

人权观察

艾未未被拘细节流出 经常与死亡擦肩而过

(BBC中文网) 一名艾未未信赖的消息人士向BBC透露了更多有关他此前遭到拘禁的细节，艾未未称在被囚期间经常“与死亡擦身而过”。

艾未未今年4月3日在北京机场被执法人员带走，此后一直被软禁在秘密地点，直到6月22日获得假释。

消息人士称，艾未未一直被拘禁在面积不足4平方米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其间一直被蒙头，由两名“士兵”严密监视，执法人员采取一切手段，试图让他崩溃。

BBC驻北京记者顾求真发回报道说，艾未未被起诉逃税等罪名，但消息人士说，警察对他进行盘问期间从未提及税务问题。

这位消息人士对BBC说，艾未未被盘问有关“茉莉花革命”的事，并称艾未未意图“颠覆国家”，但艾未未实际上并无参与“茉莉花集会”，执法人员也没能提出任何证据。

消息人士称，警察对艾未未说，“你让国家难看，我们就让你难看”；“这就是你的下场”。

艾未未自获释以来一直被禁止与媒体对话，但《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英文版星期三（8月10日）刊登了对艾未未的专访。

《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称，虽然艾未未继续要求改革，但他自称从未呼吁改变中国政府。

_(网文转载) (Modified on 2011/8/12) (博讯

武汉民主维权人士秦永敏再遭国保传唤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10日转载)

（维权网信息员邵天明报道）今天（8月10日）上午10点，武汉市青山区国宝张队长和刑警王辉来到秦永敏家中，以口头传唤之名将秦永敏带到新沟桥派出所，指控秦永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八十三条，并且一再违反。

据秦永敏先生陈述，刑警王辉拿出一、二十份打印材料一一找秦永敏核对，其中包括7月23日美国之音记者就赖昌星被引渡回国的采访，8月1日自由亚洲就新疆暴力事件的采访，以及大纪元和新唐人的多次采访，尤其针对大纪元为江某人死亡的采访中涉及记者编的“中共是杀人犯”之类的小标题进行了反复追问，但这和秦永敏一贯稳健的思想自然格格不入，秦永敏指出，这些未经自己签名认可的东西，国宝应该直接找记者本人核对。与此同时，这次他们没有把秦永敏本人在网上发的大量文章作为问题提出。此外，他们还拿出山西独光达先生于7月份来访问秦永敏的一篇记叙文，询问为什么来人没有向他们报告，此外还来过什么人。

最后，刑警王辉说，你一再违反针对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做出的规定——不得接受采访，不得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不得谈论政治问题等等，如果再犯一定会严厉惩罚。

秦永敏说：“我长期在家里不出门，无非是在网上发了几篇文章，有人打电话来就谈一谈，你们却三番五次来对我采取强制措施，相反，街上那些小流氓胡作非为你们不过问，尤其是到处在请小流氓搞强拆砸门砸窗，包括我的同党萧诗昌家在没有谈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就被断水断电赶出家门，你们不管！至于你们说的针对我剥权期制定的那些条款，是完全违反当代国际正义准则的，台湾陈水扁在牢里照样出书接受采访，那也是中国！所以对你们的这些恶法我一概不认可。至于你们要对我严惩那是你们的事，不就是坐牢吗？我从小为说话写文章坐牢，是公认的坐牢皇，坐了二十几年。无非就是再为说话写文章去坐牢，我已经习惯了，没必要说什么严惩”。

秦永敏先生还指出，由于几次和武汉市公安局交涉王辉往常询问中的态度极其恶劣的问题，这次王辉的态度有所改变，始终是可以接受的。

到中午十二点十分，秦永敏被释放回家。

山东访民孙守禄在公安部遭殴打致伤

（维权网信息员关小令报道）近日，本网信息员接到来自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济阳镇访民孙守禄、王焕梅夫妇俩的投诉，反映他俩口到公安部上访时，遭到安徽、湖北、辽宁、黑龙江、河南等地方公安的暴力毒打而身受重伤。

据访民孙守禄、王焕梅两位老人讲述孙守禄被公安暴力殴打过程。2011年7月19日上午10许，两位老人已在公安部信访接待窗口排队领到上访登记表，而进去交表时只允许一人进去，于是王焕梅老人就要丈夫退到后面去等候，因领表排队处有护栏，孙守禄老人挤得无法后退出去，只好翻越护栏，这时，一位身穿警服没戴警号，但有一胸牌上写有安徽字样的警察冲着孙守禄吼叫，孙说，我挤在中间不能出去了，不翻怎么办？正当孙守禄老人与警察解释时，一旁站着的也是只穿警服不戴警号，胸前只挂湖北、辽宁、黑龙江、河南等省胸牌的9个警察一拥而上，围着孙守禄老人拳打脚踢，王焕梅发现丈夫被众多警察围殴，扑向前去挡着，并问警察凭什么打人，这伙人才罢手。

访民王焕梅马上把被打伤的丈夫搀扶到公安部信访接待室东边一辆车后躺在地上休息，她欲马上返身去交表准备离开，当她手持上访登记表到窗口时，被一位高个子民警接过去反复看后不给，王焕梅老人就一把夺了回来交到窗口。就在此时，这位高个民警又领着刚才打她老头的一伙警察跑向孙守禄处，一警察用手卡着孙守禄的颈脖子，其他警察强行架起孙守禄的两支胳膊将其拖到公安部信访接待处的屋内，逼着孙守禄给他们跪着，并对孙守禄拳打脚踢，扇耳光，孙被打昏倒地，不省人事。

时至今日，已过去了23天，访民孙守禄头顶部还留下五处明显伤口，一直头痛头昏，想呕吐症状，小腹痛疼，排小便时也钻心痛，屁股向下坐时就痛疼难忍。

王焕梅老人说：“我小儿子大学毕业分配到当地农行工作，因拒绝接手帐目手续不清的工作，被公安派出所抓去活活打死，毁尸灭迹，逼我上访18年至今无果，反遭政府公安迫害，后又以给我50万元企图买我儿子一条性命，没有法律保障人权的暴力社会，我们都是黄土围到脖子的人了要钱有何用，我们要法律的公道，惩治杀人凶手和执法败类是我们上访的最终目的，不然我儿死不瞑目，我们至死也不暝目。”

湖北咸宁市高纯炼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维权网信息员阿阳）本网信息员了解到，湖北省咸宁市高纯炼老师因“北非阿拉伯之春”于2月28日被中共当局抓捕，至今已被关押143天，当局拒绝家人与他有任何联系。

高纯炼是零八宪章第二批签署者、湖北咸宁实验小学教师。他热心公益，关注自己的人权也关注他人的人权。他曾经多次去贵州与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交流。平时，时常上网与网友抨击时政和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

在今年2月27日武汉第二波茉莉花集会上散步后被公安盯梢，2月28日他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该篇文章后来被搜狐网站隐藏。当日被湖北公安机关抓捕后，家人无法获知他的任何信息。

今天他的家人打电话给人权捍卫者，诉说了中共公安不允许家人与他关系，亲人之间不知道情况。只有4月2日由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温泉分局下达的“逮捕通知书”。家人十分焦急。希望国内外人权人士关注高纯炼老师、并呼吁释放高老师。

自今年2月份以来，有百余名良心人士被强迫失踪、刑事拘留、逮捕、判刑和劳教，高纯炼是已知被正式逮捕的第10人（其他：冉云飞逮捕后转为监视居住、李双德-获刑4个月后出狱、陈卫、丁矛、朱虞夫、王荔蕻、薛明凯、倪玉兰、董继勤等人面临被审判）。

高纯炼夫人的电话号码：13971406597；高纯炼儿子的电话号码：15927614827

维权人士刘杰逃离农场，被农垦公安一路追截

（维权网信息员龚萍报道）今天（8月13日）本网信息员接到已经逃离黑龙江农垦逊克农场的维权人士刘杰的电话，了解到她在今年3月5日被从北京强迫带回黑龙江农垦后，一直被软禁在她曾经承包创办的养殖场中，她所反映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农垦一再推诿拖延，其用意就是要将她限制在养殖场不去上访。最后刘杰迫不得已，设法逃脱农垦公安系统的监控与追捕，躲到了外地，准备继续在北京上访。

刘杰在电话中说：“我是8月7号逃离农场，但一路惊险，被农垦系统原来抢劫我们养殖场的公安人员拦截、追阻。几次差点被他们抓下来。我们经过多次辗转，换乘多趟汽车、火车，才终于暂时摆脱农垦系统的追阻拦截。于8日我们到了哈尔滨人大信访办，但信访办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反映的案子是中央特批的重特大案子，他们无法管，让我们直接去找省政法委。于是我们前往省政法委，但政法委接待人员态度粗暴，根本不听陈述，一听说我们曾经来反映过，就连记录都不给作，当我们问他姓名与工作职位，质问他为什么不如实记录上报时，他居然离开工作岗位不知去向。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将材料再次送给黑龙江省人大一领导。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不敢在哈尔滨停留，马上赶到了更远的外地，暂时躲避。然而，就在我们逃离养殖场两天后，我在北京的儿子居然遭到黑龙江农垦公安会同北京公安的追查，他们试图查出我们是否回到北京。看来有关方面根本不会给我解决问题，而是想法要将我们的上访控诉。为了讨还公道，我们绝不屈服于任何强权。我们准备在北京控诉到底！”

冯正虎等上海市民第17次集访人大维护公民诉权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11日转载)

来源：参与作者：舒文

（参与2011年8月11日讯）：2011年8月8日周一下午3：00，冯正虎等二十八名市民代表第17次集体上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人民来访接待室，第5次集体上访中共上海市委人民来访接待室，请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中共上海市委履行督促法律实施的责任，捍卫法律，维护公民诉权，清除上海司法不作为的恶习。

每周一下午参加“捍卫法律、还我诉权”请愿行动的人员及人数都不固定，自发出席，自由离去。这次还有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她的孩子也来参加。这位孩子将来长大成人后，一定会为这一时刻感到自豪，他在妈妈的怀抱中就已经参与中国公民运动，与妈妈一起推进司法改革，维护公民诉权。

人大信访办负责人费老师接待，他告诉我们：“我在上海高院、中院都参加的法院信访会议上已提出了司法不作为及立案难的问题，现在各方面都在关注公民诉权的问题。”我们清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除上司法不作为的恶习不是靠一个月、两个月时间，要坚持不懈地努力抗争。冯正虎代表来访者发言，再次要求人大常委会回复市民建议书，并将最新一期《督察简报》（总54期）赠送他，简要介绍了《李惠芳坐牢光荣平安回家》、《赵汉祥誓死捍卫家园》文章所反映的事件。

党政不分，市政府信访办的沈先生常坐115室，统管来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人民来访接待室的集体来访者。我们第一次出现时，他有点紧张，以后每次他总是笑眯眯地接待我们，认真重复听一遍维护公民诉权的道理，记下来访者姓名及人数。来访者的目的也是通过市委信访办的汇报，不断提醒中共市委应当履行监督法律实施的职责。

本次参与上访的市民代表：鲁俊（13651817422）、朱金娣（13042111402）、沈金宝（13042111402）、金月花（13918030465）、乔纪花（64892234）、周翠华（54420370）、邱贵荣（15300606275）、庄秀珍（54421567）、孙翠芳（18964314769）、李贯荣（13501869020）、周锦洪（13501869020）、李玉芳（13817117957）、王生芳（13641627247）、崔福芳（13564097383）、刘淑珍（13564097383）、郑培培（53963826）、卫玉华（15221234398）、陆美英（13166431633）、顾爱琴（18930434362、陈万凤（13162842976）、丁菊英（13248010520）、孙洪琴（18939958679）、季勤娣（18717827607）、金妹珍（13621877658）、申琴芳（18964561190）、冯正虎（13524687100）、詹荣妹（13817094728）、沈佩兰（13764885720）等人。

舒文

2011年8月10日

人权律师唐荆陵监视居住期间多日被禁睡眠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06日转载)

来源：维权网

（维权网信息员孙海涛报道）8月2日，广州人权律师唐荆陵在被监视居住五个月零一天后，由广州警方撤销了案子，解除了监视居住，但唐荆陵未获准与在广州家中的妻子见面，警方直接将他从大石培训中心送往广州南站，随即坐上开往湖北的火车。

8月6日，本网终于与唐荆陵律师通上电话。唐荆陵律师对朋友们的关注、媒体舆论的声援表示感谢。唐律师目前暂住在老家湖北省荆州市弥市镇的姚家村，居住地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

据了解：唐荆陵律师2月22日被警方带走后，先是到处旅游，31日被带到广州市公安局民警培训中心（大石培训中心），被关押在302号房间，3月6日转到308号房间。从6号开始，接受警方不间断的问话。当月13日开始，警方由三班（每班8小时）审讯人员轮流看守问话，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在此期间，唐荆陵律师被禁止睡眠，无法休息。唐荆陵律师提出抗议称：中国加入了联合国人权公约并承认相关条款，如此对待自己是在犯罪，将就所遭受的酷刑提出控告。但警方称“这是上级命令。”最后直到唐律师浑身发抖、双手麻朩、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每天睡一至两小时，从4月份开始慢慢恢复正常作息。

在唐荆陵律师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监视居住期间，他无法获知外界的任何消息，自己带的书籍被没收。也曾被警方威胁要判重刑，受到的辱骂和羞辱是最轻的惩罚。然而，从4月份恢复正常作息开始，唐律师尽量锻炼身体和思维，用在心里解难题、自制象棋等方法保持自己的思维和记忆。因此，目前的身体及精神状况还可以。

唐荆陵律师曾要求会见律师，并提出书面申请，但被告知“上级不批，说不准请律师。”对于律师介入受阻一事，唐律师也毫不知情。

在解除监视居住前，警方曾要求唐荆陵：回老家呆一段时间，不要跟朋友联系，不要接受媒体采访。唐律师表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不会答应承诺。

在唐荆陵律师的监视居住决定书上，他亲笔写下“本人认为上述决定不合法……”

唐荆陵律师被监视居住期间，其妻汪艳芳同时被软禁无法与外界联系，朋友多次欲到家中探望无果，给汪艳芳的身心造成伤害，目前她已赶到湖北与唐荆陵团聚。

唐荆陵律师是众多被羁押的广州良心人士中最后一位获得自由的。自今年2月份以来，在中国大陆被羁押的上百名良心人士中，除大部分人士获释外，陈卫、冉云飞、丁矛、朱虞夫、薛明凯、王荔蕻、倪玉兰、董继勤等人已被正式逮捕；华春辉被劳教一年；李双德被判刑四个月（已刑满出狱）；被刑事拘留的梁海怡仍被羁押在看守所；魏水山、李志学、全连昭等人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成都5000市民堵路示威 500警察清场

【大纪元2011年08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唐明报导）成都市武侯区五大花园地区经常停电，群众早已怨声载道，8月14晚有数千群众上街示威、阻断交通，要求供电。到15日凌晨，有500多警察排队清场，堵住每个路口，部份民众还在继续坚持。市民认为，该片区有成都“贫民窟”之称，有一种被歧视的感觉，由此群众感到非常愤怒。

天网黄琦先生对大纪元记者透露，成都市武侯区五大花园发生群众自发性的上街示威、阻断交通事件，参与及围观人数5000余人。

8月15凌晨，有500多警察排队清场，警察们口喊“一二一”，手拉手地毯式的推进，堵住每个路口。围观民众称“场景非常吓人、震撼”，但部份民众还在继续坚持。清场之前，便衣们曾以抓小偷为名抓人，遭到民众群起而攻之，“业主们把便衣打得满街跑！”随后，大批支援警察前往现场。

成都市民李先先生表示，8月14晚8时左右停电，因家里没有了空调、电扇，在家里是呆不住了，大家不约而同的走上街头，有许多人已经阻断了交通，10点多钟来电了，过了一会又停了，引起更多群众加入堵路示威的行列。后来看见警察陆续多起来，就带着小孩回家了。

天网报导说，这个地区的限电、停电多发生在晚上7点后，而再次来电要在晚上11点以后。因为成都市其它地区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五大花园生活的多是低收入弱势群体，居民们有种被“严重歧视”的感觉，愤而走上街头。2008年前后，该地区发生过类似事件，而今年的规模是这个地区规模上最大的。

精彩时评

流氓燕： 谁是中国性最开放的先锋军？

天下最大的笑话，就是一个共产党员雇佣军，站在流氓燕面前谈性道德。我不知道是谁给了他勇气，特别是凤凰的五毛，最喜欢捅共产党的暗刀子。他们有高涨的反党热情，义无反顾的给党添乱。我都不明白，这些反党份子，怎么会成为御用五毛。

他们完全不顾及官员们的需求，成天反对性交易，他们不知道，一旦，人们的性变得保守了，大学生们只跟男朋友上床，良家妇女也只跟老公亲热，青春少女也不卖身了，官员们的性生活，就会单调许多。一旦性保守起来，性利益，将直接受到伤害的群体，就是政府公务员，中层，基层领导干部。他们再也不能利用职务便利跟下属去旅游，开房，再也不能利用金钱，跟大学生们翻云弄雨，面对他们的，将是枯燥的为人民服务的实际工作，这样的日子，你让他们还活得下去吗？我认为，这些反对性交易，提倡性保守的五毛们，居心叵测，歹毒无比。他们是想毁了一代精英、贵族、权势者的性福。

其实，我们所有人都要感谢共产党人，引领了中国性革命的高潮，并使中国的性产业，在繁荣中，平稳前进。他们是最忠实的性工作者的粉丝。不管开不开发票，他们都会大方给钱。没有他们的支持，怎么会有中国小姐的春天？若是靠一些没钱的小老百姓，中国的性产业是发展不起来的。这些底层的穷人，嫖个妓，还要讨价还价。一个月最多嫖一次。哪像一些官员们，小费给得起，虽然不能天天光顾，也会周周捧场。

这样算来，一年三百六十天除以七，我流氓燕要睡多少男人，才能达到他们的一般水平啊！这样的差距，你让叫流氓的燕情何以堪。

性交易一个产业，永远是有实力的人在消费，在支撑着这个产业的生存！不管流氓燕反对或支持，都是经济实力最强大的人，都会成为性产业的最忠实消费者。

其实提倡合法化的我，正是考虑了你们的需求，才有这个大胆的假设。为了你们的性福，我已然不顾一切。可你们还要装着逼来反对我，那就太没道义了。

表面上看来，我支持性工作合法化，是在主张小姐的权益。可实际上，我也是在声张嫖客的权益啊！那谁是嫖客？你知，我知呀！

你要明白，政府的工作方向，领会政府行为的真正意图，才能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好五毛。

你以为政府是真心要反对卖淫吗？

错！你看那些大大小小的“天上人间”，哪一晚不是夜夜笙歌？老百姓安居乐业，一片歌舞声平的好景象，不是挺好的吗？没有共产党，怎么会有今天的一切？难道你要把共产党的劳动成果给毁了吗？大胆！放肆！

如果没有这些小“天上人间”你去哪儿寻找“莞式服务”？别以为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领导就会满意，关键还要活好！这事还得专业人士。

另外，我支持性交易，其实是为了你家的女眷着想。虽然性交易杜绝了，可性的需求仍然存在着。男女比例的失调，不容回避。人们找不到性工作者，自然就向普通人群下手。你的女儿，你的夫人，都有被白干的危险。我可以肯定的说，那些不找性工作者的领导干部，并不是因为性保守，因为他们都去找大学生跟女下属解决问题了。这个本质问题你必须看清楚。

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会认为，跟老婆之外的另一个女人上床是件羞耻的事情，他们只认为，这中可做不可说的事情。他们跟那些养着一百多个情妇的贪官比起来，都不算什么了。领导们，永远比他们有实力。

最近，听说一个官员，不仅喜欢跟多个女人睡觉，还搜集她们的阴毛，实在是让我等性写作者们汗颜。我们都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个官员居然做到了。我们要感谢他，为中国的性文化，又注入了新鲜的内容，给我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性气象。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性开放者们领导的社会环境里。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跟上领导的步伐，不可给主流拖后腿。当然，说白了，也并不是我们不想向共产党的官员学习，关键没有那个经济实力，不是。

算了，我们是小姐，你们是嫖客，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了！

我们不介意你们来嫖我们，你们也别计较我们卖了。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和谐发展，和气生财。

来源：流氓燕的博客

白岩松能发出多少真实的声音？

8月9日（农历二〇一一年七月初十）晚，白岩松主持的“新闻1+1”节目首先播放了1分钟预告片：辽宁大连，台风梅花，吹垮了一个在建堤坝，也掀出了一个略显神秘的化工厂……一个中国最大的P.X项目，两个不同的审批、环评和建设版本，面对P.X，两个城市为何不同？《新闻1+1》今日关注：高危项目，别低调推进……但预告片后紧接着播广告和天气预报，最后换成重播焦点访谈。

8月9日晚，《新闻1＋1》本来要播出大连福佳大化PX的新闻调查，并于当日21:30播出了节目预告，可广告之后却不见白岩松出现，而是突然播出了一个《真诚沟通》，接着是一段天气预报，最后在21:38重播了当天的《焦点访谈》。这8分钟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继7.23动车追尾事故之后《新闻1＋1》再遭停播？大连福佳大化PX究竟多牛X？

一切都还未知之时，8月10日晨，白岩松本人的新浪微博突遭封号——@CCTV岩松：一觉起来被封号，新浪啊，我相信这不是你真心所为！这就是当下的舆论环境！我承认！但真不知你（新浪）怕什么？你究竟封的是我白岩松呢还是真实的声音！

白岩松在这个强势平台上，忍辱负重，的确发出过一些不同的声音。然而，整个舆论氛围给他挪腾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一个个体的挣扎，又能给世界多少真实的声音呢？毫无疑问，白岩松能够脚踏实地默默耕耘，一定会激励更多媒体人在大变革中找到自已的位置，不至于彻底的迷失。

　　PX及PX项目指什么？

PX又称对二甲苯，二甲苯(PX)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用它可生产精对苯二甲酸(PTA)或对苯二甲酸二甲酯(DMT)，PTA或DMT再和乙二醇反应生成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即聚酯，进一步加工纺丝生产涤纶纤维和轮胎工业用聚酯帘布。PET树脂还可制成聚酯瓶、聚酯膜、塑料合金及其它工业元件等。除此PX在医药上也是有用途的。对二甲苯就物质本身而言属于低毒。在化学专业人士看来，和一般化学物品概念无二，其危害性应该可以控制。至于毒性，可能在其燃烧不充分的时候产生。PX项目的生产可能导致的安全后果和污染隐患，选择生产厂址，国际惯例是类似项目距离城市一般在100公里．

福佳大化的背景及由来

据光明网报道称，大连福佳大化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由福佳集团和大化集团合资建设，是中国首家民营企业控股的联合芳烃石化项目。它的两个娘家人，福佳集团是大连市政府重点扶持的股份制企业，是大连市十大著名民营企业之一，支柱产业是地产、商业、石化。而大化集团则是中国最大、最早的基本化工原料、化学肥料生产基地，是中国石油化工企业100强之一，由大连市国资委直接监管。一个民营大佬，一个国企巨头产下这样一个特殊的怪胎，什么怪胎呢？PX芳烃项目，目前中国最大的PX项目。

公开资料显示，该项目2005年12月得到国家发改委核准，2007年10月项目开始土建施工，2008年11月18日顺利完成装置建设，2009年5月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该项目总投资95亿元，创国内芳烃项目单系列规模产值之最。2009年6月21日，该项目正式投产运营，可年产70万吨对二甲苯、10万吨邻二甲苯、10万吨液化气、6亿立方氢气、10万吨6#溶剂油、10万吨120#溶剂油、40万吨甲苯、20万吨抽余油等多种产品。据称，此项目年产值约260亿元，可纳税20亿元左右，并被列为“大连市政府六大重点工程”之一。

大化PX项目从立项审批、环评到最后建厂投入运营“效率极高”、“低调推进”，直到正式投产的消息被媒体公布才被大连人获知，这引起了很多大连人的忧虑。

尽管大连相关部门和专家多次出来向市民解释，这一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也符合环保选址的要求。但十万年一遇的说辞，也无法打消市民的顾虑，因为现实发生的事件，确实让他们无法将心搁下。

去年发生的轰动全国的大连“7·16”输油管道爆炸火灾事故，就曾一度将PX项目推入绝境。爆炸着火的油罐距离PX项目只有200米，附近的罐子里，共有12.45万立方米的二甲苯等16种剧毒危险化学品。消防内部材料透露一旦px项目爆炸“整个大连将变成一座死城”。当时参与事故抢险的一位警官曾对记者说：“我们进入现场甚至想过不会活着出来，如果PX项目跟着爆炸了，大连市就面临灾难性打击！”“7·16”事件后，PX项目几乎变成了大连人的“一块心病”，但面对这样一个已经投入运营又能创造巨额税收的项目，大连市民是无可奈何，官员们其实也是提心吊胆。

该项目曾是2006年厦门市引进的“有史以来最大工业项目”，选址于厦门市海沧台商投资区，投产后每年的工业产值可达800亿元人民币。该项目从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立项，到2007年3月105名政协委员建议项目迁址，再到当年6月1日厦门市民上街抗议，最终迫使厦门市政府宣布暂停工程，PX事件的进展牵动着公众眼球；从二次环评、公众投票，到最后迁址，在学者和厦门市民的抗议声下，厦门的PX项目最终没有建成，而后匆匆迁址到大连。厦门失去的是每年上百亿的税收，而厦门人得到的是生命安全的保障。

按国际惯例，PX项目应建在远离城市100公里之外，而被厦门驱逐转投大连的福佳大化PX项目，却建在了城市里，如按空间距离，大连的PX项目距主城区10公里，距开发区5公里，距大连湾镇2公里，紧邻大连市最大经适房。不知媒体是如何监督报道的？政府又是如何把关审批的？大连人又是如何接纳容忍的？

大连海事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斌曾表示，密集的油罐区和多种重型化工项目汇聚于此，距离大连市人口密集区域又如此之近，不管是化工区域内的布局还是整个化工区的选址都值得商榷。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一名姓郭的教授，对央视记者说，大连开建PX项目时，大连人是完全不知情的，政府对市民是秘而不宣。

去年“7·16”输油管道爆炸火灾事故发生后，事故地点曾再次发生火灾，2011年4月17日，正是此次溃坝遭受威胁的大化PX项目所在厂区失火，幸运的是大火很快被扑灭。然而生活居住在这个海滨城市的大连人，每一次都能够侥幸的躲过频频发生的灾难吗？任何政府官员也不敢拍胸保证。

中国经济网》报导，福佳大化PX项目与防波堤都属于未批先建工程。而且，不符合须在距离城市100公里以外设立厂址的国际规定。

决堤事件发生后，大连市政府成立调查组对PX项目搬迁问题进行论证，并尽快提出方案。《青年时报》10号发表题为〝大连PX背后的权力溃坝〞的文章，指出所有的豆腐渣工程都与权力腐败有关。

记者官员采访遭围殴

8 月8日上午，强热带风暴“梅花”过境辽宁大连并冲垮了在建的防潮堤坝，厂区内大量剧毒化工产品有随海水泄漏的危险。被冲垮的防潮堤坝属于大连金州区一家名为福佳大化的化工企业。8日10时30分，该PX项目防波堤坝被冲毁，海水倒灌厂区，70万吨级剧毒化工罐体陷入险境。长约200米的防波堤坝共有两段溃坝处，每段至少二三十米，大连市紧急调集了大量载重卡车将土石方运往堤坝处堆砌堵漏，防止海水倒灌进储罐区。另外，相关人员还对罐里的液体通过管道向安全地带转移。现场共有上千名官兵参与抢险。

据中央广播电台记者介绍，当天12时赶到现场时，暴雨已减弱，但海面风浪仍有10米多高，距溃坝处50~100米处有20余个20~30米高的巨大罐体，每个占地面积都有一个篮球场大小。当时仍有大量运送土石方的车辆源源不断驶往溃坝处，抢险人员还用这些土石方在防波堤坝和储罐区之间筑起了一道防护工事。截至8日15时，海水暂时被控制住。大连官方对外宣称“险情完全可控”。

央视3名记者以及其他媒体记者试图进入现场采访，化工厂几十名员工在厂领导的带领下，围攻殴打记者，抢夺砸坏摄影器材。陪同记者采访的大连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宣传部外宣处长以及大连金州开发区公安局长，也都遭到围攻。

“放进一个记者，要你们的命！”———这是福佳大化的董事长曾对负责封锁现场的员工放出的狠话。　

　　继高铁追尾事故后节目再被禁

这是近期白岩松和《新闻1+1》第二次遭枪毙，7月25日，针对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中国高铁的技术是先进的，是合格的……”的言论，白岩松犀利反驳：“我们形容一个人身体非常健康，他心脏功能40岁像20岁……但他弱智，你能说他健康吗？”随后有消息称节目停播。而这次有关福佳大化报道，在其预告片播出后被即使生硬斩首，令央视置自己的社会公信力不顾，即便在当前新闻自由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仍然令人感到震惊，背后的真相，和对真相报道的阻挠，更加令事件疑云重重。而媒体的公信力和公民的知情权以及公民的基本安全权再度引发信任恐慌。

正如作家韩浩月所言：任何时候，真相只有一个。在公众智慧得到普遍提高，常识为人所共同追求的时候，人为地制造乱象，结果只能是让自己蒙羞。如果真的以为用乱象可以掩盖真相，那么有这种想法的人，真是大错特错了。乱象可以让自身有一时之欢，但对追究真相拥有永不停歇动力的人们而言，乱象不过如夏日薄雾，一旦阳光刺眼，那么，不能见人于耳目的事情，便会大白于天下，尴尬的，永远会是那些制造混乱景象试图蒙混过关者。

茅于轼：美国游记——和谐社会的切身体会

　　华尔街开完会，我又来到波士顿，在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经历了一系列感动——

　　我们现在讲构建和谐社会，到底和谐社会是什么样子呢？6月初，我到美国开会、游历，碰到了一些小事，虽然只是点点滴滴，体会却很深。

　　一天，我开完会准备回旅馆，为了省钱，没有打的，坐公交车回华尔街。可是我不知道该坐哪趟车，看见来了一辆，估计方向不错，就上去了。

　　我问司机，是不是去华尔街的，答复说去第八街。我想，虽然直接到不了华尔街，但方向不错，上了再说。我不知道怎样买票，拿着钱询问司机。司机答复说，不收现钱，只能事先买好。我正犹豫，司机示意我先坐下。我又试着问别的乘客，能不能卖一张票给我。可是他们手上的车票面值和我所要的票价不同，交易没做成。坐公交车却没有票，我心里很不安。

　　最后车到了第八街，大家都下车了，我只好跟着下，但司机示意我坐下。他继续开车，直到一个能去华尔街的地铁入口处，告诉我可以下车了，换地铁就能到达。这件事让我感受很深，这是一个纽约公交车司机对待一位不是故意的无票乘客的方式。

　　这让我想起北京公交车的售票员态度，这几年也有了很大改进。我曾经看到过一位衣着破旧、行动不便的老太太无票乘车，她上下车所用的时间比普通人要长。售票员并没有翻脸，老人下车时还特别照顾她，怕她摔了。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感到非常温暖，虽然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像那位可敬的售票员一样照顾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有何难哉！

　　波士顿的感动

　　华尔街开完会后，我来到波士顿，那是我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十九年前住过的房子。可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所房子只留下模糊的印象，确切位置已经记不清了。因为那房子不是在一条大街，而是位于纵横交错的许多小街里边。

　　马路上空无一人。我正在彷徨犹疑，见到一位老人出来倒垃圾。我正欣喜，赶紧跑过去，可是他已经倒完垃圾回去，进了门，把门关上了。我想敲门，又怕惹人不高兴。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鼓着勇气上前敲门。老人开了门，见到一个外国人，眼中有点茫然。我说明来意，问Avola街在什么地方。他抬头想了一下，说不知道。我正要灰心离开，他招手示意，叫我等着。只见他回去打开抽屉，找出一本地图，然后戴上老花镜，又找了好一会儿，说找到Avola街了。

　　这位波士顿老人回过头来，问我开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我说是走路来的。他就说："我开车把你送过去。"

　　说罢，他出了门，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让我上车。是啊，就算这位老人告诉我地址，给我看地图，我一样还是找不到。就是这位本地老人，拿着地图也兜了好几个圈子，才帮我找到Avola街53号。下车时，我心里真是感激极了。

　　老人花了这半个小时，图的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他帮助的并不是美国同胞，而是一个外国人。许多人都说美国人歧视华人，从我的经验看，这不是普遍现象。反观我们中国人，能这样帮助一个来城里打工的人吗？能这样帮助一个外国人吗？尤其是，如果这个外国人是个黑人、是个日本人会怎么样？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中国的，更应该是世界的。一个国家内部和谐了，外部却不和谐，纷争不断，还和谐得起来吗？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美国对老人有许多优惠，坐公交车、看电影、游博物馆都享受优待，买票可打折扣。这在中国也有了。但是在美国，给老人优惠并不要看身份证，只要自报家门，人家就信了。而在我国，明明一看就是老人，还要《老年证》。没有《老年证》，再老也不认。人对人如此的不信任，真叫人寒心。也许优待老人并不是真心诚意，其实并不想优待，如果这样，没有身份证明就只是一个借口。这种人跟人的关系氛围，生活在其中很不舒服。

　　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制度的不信任上。制度的设计假定人都是坏人，这才有日常生活中的互相信任。有一个例子，在商场买衣服需要试穿，大一点的商场都有专门的试衣室，而且是封闭式的，旁人不得进入。顾客进入试衣室时，门口要检查，看是拿了几件衣服进去的，并且发一张牌，上面有衣服数字。出来时要检验，是否把拿进去的衣服都带出来了，因为有人把带进去的衣服穿在了身上。有些超市在收银处还要查看顾客带进去的包。因为制度严密，培养了人人遵纪守法的习惯。

　　这就是他们的处事原则。先把人当成是坏人，培养人们不敢犯法的习惯，然后形成了人人遵纪守法的风尚。在我们这儿，经常唱高调，甚至于假定一些人是特殊材料做的，天生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而疏于监管，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培养出漠视法律的社会风气，到后来再采取措施，已经太晚了。

　　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

　　在美国买东西要交税，这大家都知道的。买完东西交完钱，收款员给你一张收条，上面有税款一项，说明你这次买东西给国家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和谐社会就要把账算清楚，否则容易彼此怀疑，反而引起不和谐。

　　其实，在中国买东西同样要缴税，只不过没有在发票上写明白。百姓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模模糊糊，好像政府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老百姓交的。美国百姓也确确实实从所纳的税中享受到好处：各种良好、广泛的公共设施，老年人每月的生活补助，免费的州际公路，等等。而且他们所纳的税，跟我们纳的税和政府收的费相比，占GDP的比例差不多，可是我们享受的公共服务却差多了。

　　说起公共服务，我最喜欢的是那儿的社区图书馆。我去过好几个社区图书馆，有大有小，这跟社区的财政情况有关，富有社区的图书馆大一些，但不分大小，服务都非常好。图书馆不但藏图书，还有音像资料，有计算机可以上网。最叫人惊喜的是里面有儿童阅览室，也是儿童游戏场，书大多数是撕不烂的塑料书，有许多玩具。前来光顾的小孩，都是刚会走路、学龄前的孩子。孩子们在里面尽兴奔跑，但没有打闹。儿童阅览室有专人看管，还教孩子们怎样游玩。这样好的环境在中国不是没有，但只有在高收费的幼儿园里才有，可在美国，任何一个社区都免费提供。

杨 涛：“打捞许可证”打捞出冷血的官僚体制

一名市民在郑州郑东新区如意湖溺水，当地一个公益团体——郑州市水上义务搜救队东区队长牛振西带人赶到现场施救，却遭到了巡防队员的阻止，他们要求牛振西必须出示“打捞许可证”，否则不能下水，最终溺水者死亡。（中广网8月7日）

按照牛振西说法，他们（巡防队员）说，经过谁允许了在这救人？经过谁批准了？正在给领导联系，不让（义务搜救队）下水，和领导沟通了一个多小时，他就不让下水（救人）。眼看着人溺水，时间就是生命，巡防队员却一会推说“

谁批准了”，一会推说“要出示打捞许可证”，然而，事实证明，所谓的“打捞许可证”根本不存在。我个人认为，这些巡防队员涉嫌故意杀人罪或者滥用职权罪。

因为，巡防队员明知溺水的人不经过抢救，会造成死亡，但是仍然以所谓“领导批准”和“打捞许可证”等莫须有的理由，阻拦搜救队队员下水施救，是一种希望或者放任他人死亡的行为，也是一种超越自身职权行事，滥用职权的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或者滥用职权罪，我建议当地检察机关对他们进行立案侦查。

但是，这事还值得深究，一个正常的人，除非溺水之人是他的世仇，否则怎么也不可能“以领导批准”和“打捞许可证”的理由来阻拦他人的施救。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困难，人人都可施手援救，何曾听说见义勇为需要“”许可证”？官方虽然温文尔雅地回应称：“在打捞过程中，来运河准备游泳的自称为冬游队员提出要下水协助打捞，东区巡防队员本着对他们生命安全负责，无法对其身份核实和打捞能力判定，不允许冬游队员下水协助打捞。”好一个“对他们生命安全负责”，他们既然愿意施救，本身就意味着愿意冒一定的风险，何要联防队员操心。再说，任何见义勇为总是有一定的风险，如果事事都考虑到风险，那就完全否认了见义勇为存在的合理性。

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这些联防队员，我不相信他们与溺水者有世仇，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体制的官僚惯性使然。当巡防队员阻拦搜救队队员不水时，他可能并不是不想让溺水者得到获救，而是害怕这样一个既无领导批准又无所谓“打捞许可证”的搜救队队员下水，万一出了意外，他们岂不是要受到领导的指责和追究责任。他们害怕意外发生，害怕承担责任胜于救溺水者生命。在这些官僚惯性浸淫已久的联防队员有头脑中，理想的救援的是要遵循这样的一种程序：当有人落水了，首先要验证救援队员的有关资格，然后经过领导的批准，拿着这些“尚方宝剑”才能下水进行施救，即便是情况紧急，这种程序也不能违反，如此他们就不会担责。

当然，他们也可能将救生员资格证误认为是“打捞许可证”，而事实上没有救生员资格证也并不意味着不能见义勇为，只是不能在特定场所担当救生员的职业，这对他们来说虽然是一种认识错误，但同样证明他们对于行政控制社会的极致的迷信和官僚思维的惯性。正如慈善要红十字会这样的半官方机构才能进行，民间不能进行公募一样，在行政牢牢控制社会的官僚思维之下，他们顺着这个惯性想当然认为救人也需要官方颁发的“打捞许可证”。

在如此根深蒂固的官僚思维下，联防队员做出如此冷血的事情，他们却浑然不知，还以为自己是合法合规，是为他人考虑。“打捞许可证”让一个本来营救的生命就此消失，让我们无比痛心，同时，这一张“打捞许可证”打捞出一个冷血的官僚体制，更让我们感到绝望。我们不仅需要对这些冷血的联防队员进行总责，更要对这个冷血的体制进行开刀，否则，将会有更多的无辜生命消失在这无比的冷酷之中。

来源：作者博客

韩寒：脱节的国度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丧心病狂，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克制忍让。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颠倒黑白，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公正坦率。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包庇凶手，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愧对炮友。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掩盖真相，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透明开放。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生活腐化，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艰苦朴素。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骄横傲慢，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姿态低下。

你觉得自己很委屈，他们也觉得自己很委屈，他们认为，在清政府的统治下，老百姓连电视机都看不上，现在电视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这是多大的进步。

他们觉得，我们建了这个，我们建了那个，你别管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也别管这是给谁献礼，至少你用到了吧。你以前从上海到北京火车要一天一夜，现在只要不被雷劈，五个小时就到了，你为何不感激，为何充满了质疑？

偶然发生一个安全事故，中央最高领导都已经表示了关心，我还派人来回答你们记者的问题，原来赔17万，现在赔50万，甚至撤职了一个兄弟，事情都做到这份上了，你们为什么还抓着一些细节不放呢，你们的思想怎么反而就这样不开放呢？你们的大局观都去哪里了呢？为什么要我谢罪呢，我又没犯罪，这是发展的代价。迅速处理尸体是我们的惯例，早签字多发奖金，晚签字少拿赔偿，这是我们的兄弟部门在强拆工作中被证明了行之有效的手段。掩埋车厢的确是当时一个糊涂做出的一个决定，况且是上头叫我们这么做的。因为上头觉得任何可能引发的麻烦都是可以就地掩埋的。错就错在大白天就开始施工，洞挖太大，而且没有和宣传部门沟通好，现场的摄影记者也没有全控制住，准备工作比较仓促。这次事故最大的教训就是以后在就地掩埋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物体的体积和工作的保密。还是低估了。

他们认为，总体来说，这次的救援是成功的，及时的。调度合理，统筹规范，善后满意。唯一的遗憾是在舆论上有点失控，他们觉得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舆论不归我们管。

他们认为，从大的来说，我们举办了奥运会，我们取消了农业税，这些你们不赞美，老是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这是什么居心。

我们本可以在政治上比朝鲜更紧，在经济上比苏丹更穷，在治国上比红色高棉更狠，因为我们拥有比他们更多的军队，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做，你们不感恩，却要我们谢罪，我们觉得很委屈。这个社会里，有产者，无产者，有权者，无权者，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委屈。一个所有人都觉得委屈的国家，各个阶层都已经互相脱节了，这个庞大的国家各种组成的部分依靠惯性各顾各的滑行着，如果再无改革，脱节事小，脱轨难救。

国家为什么不进步，是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在用毛泽东斯大林时代的他们来衡量自己，所以他们永远觉得自己太委屈了，太开明了，太公正了，太仁慈了，太低姿态了，太不容易了。他们将科技裹着时代向前走的步伐当成了自己主动开放的幻象，于是你越批评他，他越渴望极权，你越搞毛他，他越怀念毛。

有一个国家机器朋友对我说，你们就是不知足，你这样的文人，要是搁在四十年前，你就被枪毙了，你说这个时代，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我说，你们就是不知足，你这样的观点，要是搁在九十年前，早就被人笑死了，你说这个时代，他到底是进步了还是。

零八宪章

2020年1月3日星期五

零八宪章月刊第29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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