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不仅有政府对人民的专制，还有人民对人民的专制，这是期待联盟中国力量的西方反抗者和致力于协助中国变革的权利组织所没有意料到的……
- 躺平有用吗？
- “内卷” 究竟是什么？
- 中国人习惯于如何改变命运？
- 996为什么失败了？
- 中国社会的种族主义如何表现？
- 中国一些自称 “左翼” 的人为什么事实上是极右翼民族主义者？
- 人们经常谈论的是自上而下的专制主义，但社会水平层面的专制主义是什么样的？
- 人们真的担心政府强行安装的应用程序吗？如果是，为什么人们不反抗？
- 在中国，“领导” 是个什么角色？
- 中国的政治宣传是如何进行的？
- 即使是那些可以翻墙的中国人，也没兴趣去了解自己实际上被剥夺了什么，这是怎么了？
- 中国对全球经济的作用是什么？
- 为什么人们存钱而不是消费？
- 严重的不平等在中国带来了什么？
- 民族主义的来源是什么？
- 教育和务工、流民、房贷、人口危机、城市化、香港、新疆、中等收入陷阱、抓间谍 ……
【按】大约两年前开始，我们和两位中国朋友合作，在 Signal 组建了多个中文群组。这只是一场实验。
虽然每一个群组的人数都不多，但是它们的确是从微信转移过来的，也就是说，人际关系在中国微信中已经很成熟。是可以用中文称之为 “圈子” 的属性，即 人们之间是熟悉的，有长时间的交往。
但是，这几个群组有一个共同的奇怪现象就是，并没有出现我们此前期待的对话模式 — — 没有那种基于深度剖析的思考、辩论、或者基于行动的探讨；也就是说，没有看到那些 “在微信不能说的话” 在这里出现。人们在延续在微信群组中完全一样的对话模式和信息分享；并且，尤其是，对话反而大幅度降低了，远远低于微信中的互动频率。
请注意，当时 Signal 并没有在中国被封锁。
加密倡导者普遍认为，只有在当人们确认信息传输安全的情况下，才会畅所欲言。我们认同这个道理，但是，在中国，我们没有看到畅所欲言，反而看到了人们似乎更加担心什么而克制了日常习惯的交流自如性。
这与多年来和我们私下 “聊家常” 的中国朋友描述的诸如办公室政治、工友关系、同学关系等，异曲同工。看起来热络的人际关系，事实上彼此间很可能不够信任，于是就不会有理论上的畅所欲言。这不是加密能解决的问题。
在 Signal 的群组之一中，一位刚进入群组的中国朋友说：“你们都改成微信上用的昵称好不？我需要知道你们谁是谁” …… 这是一个奇怪的要求。因为人们已经知道群组是从微信原样搬过来的，人员组成和微信一样，没有任何陌生人，加之通信是加密的，有原群主控制邀请，那么为什么还需要知道每个人都是谁呢？
最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对人说话，而不是对话题发表意见。我们主持的议题也很难形成对话，几乎所有人都在回复上堆句式，无法延展。
在中国封锁 Signal 之后，所有这些实验群组全部结束了。不再有任何人发言 — — 并不是翻墙软件问题！因为其中有很多成员在海外定居或留学，并且，人们经常分享来自西方国家企业媒体的文章，那些被中国GFW封锁的内容（虽然从来不会分享独立媒体的内容）。
今年上半年，全世界有多个国家先后加入了抵抗资本主义的行动，他们的遭遇与中国社会遭受的东西非常相似：高房价，严重的不平等，被还贷压力击垮的 “负翁”，学历贬值、毕业即失业，不论如何拼搏都无法获得安全感的打工人和流民，低端人口、没有未来 … 简单说：内卷。
与此同时，跨国发行的期刊呼吁联合中国的反抗者，我们翻译了他们的呼吁《抵抗中国的资本主义：国际联盟的理由》；并且推荐了这本书《对抗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是解决 “内卷” 问题的最有效方法，而且在中国理论上应该非常有希望，因为2019年香港已经用行动向全世界证实了华人的反抗意愿。
如果您错过了《为什么说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所有这些都被无视了。中国社会选择了 “躺平”。
躺平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等待，等着看到躺平运动上升到罢工的威胁感，因为只有那些可以给统治阶级制造足够的威胁感的行动，才能出现人们期待的改变。但目前为止并没有。（更多原理见：《威胁感可能比事物本身更有效：战略性直接行动》）
关于如何升级的注意事项，见《有策略地升级：不要爱上战术》
人们彼此间的不信任可能是原因之一 — — 也许每个人都觉得在网上一起转发和喊口号是有归属感的和热情的，但是，也都同时怀疑其他人明天依然会按时上班 ……
而更重要的原因，必需从中文热词 “内卷” 的来源说起。中国人所说的内卷是一种感受，就如同在一架跑步机上，你必须拼命奔跑才能保持留在原地；稍微松懈你就会迅速倒退，停止意味着瞬间跌落下来。而躺平就是停止跑步，它只会让您掉下来，它并没有关闭那台跑步机。
躺平不是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不合作必需旨在关闭那台跑步机，必需有可以威胁其关闭的能力。（未来我们会详细列举非暴力不合作的行动选项）
如果您错过了《“战略网”：鲜为人知的工具 — 可视化抗议运动能否成功以及为什么失败，包括六四》
那么躺平是否有可能升级到足够大的威胁感？理论上的答案是：有。要做到这点，必需有足够多的人加入 “躺平”（不工作、紧衣缩食），并且需要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引发让系统停摆的目的。但这不能保证触发变革，也不会保证变革按照反抗者想要的方式出现 —— 除非您可以适时升级（见上文）。
我们先假设这是可以做到的：足够多的人和足够长的时间；那么您用什么来支撑人们坚持下去？本土的社会福利水平如何？社区互助的成熟度如何？是否有食品银行那样的NGO系统可以让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免费获得食物？
躺平支持者表示 “这是风险最小的反抗行动”。我们同意它风险最小，但它不是行动；行动必需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并选取能满足战略目标的战术。由于躺平的号召是源于对内卷的抵抗，那么躺平的战略就应该是停止内卷的那台 “跑步机”。
小基层人民的确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但没有任何运动可以没有组织，否则您无法控制走向，具体解释见《先有组织而不是先有运动：Baraza 机制》。召集躺平本身就是一种组织。
假设您能在全国各地成功召集到一百万人躺平，并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其事实上也只是每个单位/每个体系有几个、最多几十个人在躺平而已；“跑步机” 继续运转；在内卷制造的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面前，躺平者只会迅速被取代，对内卷的系统没有什么影响。
反过来想，假设全国各地的一百万人持续躺平，他们的维生来源是什么？可持续性在哪里？倡导者如何鼓励人们坚持下去？
顺便说，对于中国的劳动力基数来说，“一百万” 是不够的。
如果您将躺平理解为一种亚文化，它也并不是新生的，中国民间很久以来都有丰富的消极怠工历史，您可以在下面的文章中看到这点。如果您将躺平理解为罢工，那就错了，罢工有尖锐的威胁性，给统治阶级造成的损失按分钟计算加剧，因为它有详细的战术图谱，将所有可能性都纳入其中，以保持其难以被驱散和蒙骗，形成一个相对稳固的杠杆。
将躺平理解为对不满的表达，应该是最准确的。于是它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在互联网上成为一个 “热词”。
人们都喜欢在互联网上对一件事表达意见。但是请记得，您的意见本身并不重要，表达意见虽然是有意义的，但除非有效地表达，否则表达意见本身不会改变任何东西。
集体表达的意见，与其他大量赞同您的观点的人一起，更有可能产生变化，但是，这还不足以改变现状。
那么，是什么改变了政策？是什么在可预见的未来改善了生活？是什么在激进的规模上创造了历史？—— 是一场持续的群众运动，大量的群众如此积极地用行动表达意见，以至于统治阶级被迫改变路线，否则，他们会失去权力和特权，被革命推翻。
今年的五一节是劳工阶层反抗压迫的150周年，我们为此制作了两份报告，一份解说五一节的由来《五一节：勇气和抵抗的故事》；另一份汇总今年全球发生的抗议活动和运动《千军万马五一节》。您可以看到，这些反抗者遭受着比中国社会更加残酷的镇压和国家恐怖 —— 其中很多国家用暗杀对付反抗者 —— 但没有人退缩。
中国工人有很多罢工反抗的历史，中国的野猫式罢工量冠全球，仅仅是最近一两年来有所下降，但小规模的反抗从未间断。因此，我们绝对不会认可宣称 “中国人不会反抗”、或者 “罢工不适合中国人” 的相关判断。虽然我们知道，中国反抗者需要一些专业性的提升，以更好地实现变革目标。
就如老读者所知道的，我们很重视工人运动，因为它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关键斗争之一，我们介绍了战术、防御、安全性、理论和书籍，并提供了很多相关培训资料。如果您想要行动获得预期目的，就肯定用得到这些知识。
事实上，理论不是我们的工作。因为理论是直接指导行动的，我们肯定不会鼓励您参与我们这样的 “外国人” 指导的具体行动，这不仅是基于中国现实的风险指数问题（见下文抓间谍部分），更重要的是您的自主性问题 —— 您的行动追求的应该是您的民主。但是，您随时都可以和任何一场跨国运动联合起来，基于同一个议题在您的本土采取行动。我们一直在尽可能快地介绍全世界的行动主义。
我们的内容政策是协助行动者尽可能获得成功，只要您想要成功，在我们这里您可以找到所有可能的选项；而论述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但在很多问题上，包括躺平论，中国知识分子都没能尽职，要么仅仅声称 “无用”，从而蔓延了虚无；要么夸大其有效性，滥用行动主义概念，引发更大的误导 ……
未来我们将继续不断介绍什么才是罢工，什么才是非暴力不合作，这些概念在中国都有着广泛的误解。简单说，您选择的战术必需能满足实现您的战略，如果您的战略是停止内卷问题，您就需要考虑比躺平更有效的战术。
我们相信，任何一种尝试都应该支持，我们*并没有*阻止躺平；而我们想说的是，如果您想要行动起效，就必须以触动整个系统为战略。
那么，为什么是躺平、而不是其他有效的反抗战术，在中国可以迅速流行？这是一个比躺平究竟有没有用，更有趣的问题。您可以在下面这篇文章中寻找答案。这意味着中国的反抗者在未来可以如何更好地策划您的战略。
中国社会普遍不了解行动主义，这不奇怪；行动主义是一门学术 —— 是一套非常系统的知识和技能，任何一场以成功为目的的行动战略都需要足够程度上的专业培训，而中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布了很多培训材料，您可以随时使用它们在您的社区和亲密团队中进行培训，完全免费。
本文旨在全方面分析中国，抛弃一切现有的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只讲述事实。本文并不是批评，相反，是希望帮助人们在认清全局的情况下寻找答案。
今年前几月内发生的一系列 “热点事件”，都凸显了一些明显是异议人士的中国互联网用户知识匮乏、保守和自闭、以及一些离奇的专制人格；中国不仅有政府对人民的专制，还有人民对人民的专制，这是期待联盟中国力量的西方反抗者和致力于协助中国变革的权利组织所没有意料到的。
如果连有影响力的著名异议人士也采取与当权者一样的思维框架，仅仅是方向不同，换汤不换药，我们将难以指望任何真正有意义的变革。
但在黑暗的时刻，必需不断强调那些令人兴奋的事实。我们在国际上遇到的来自中国的声音和研究合作者，都非常值得钦佩，同时，他们在中国国内几乎不为人知；我们的读者中也有很出色的技术人士，具备清晰的判断力和分析能力，虽然他们都不是 “著名人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拒绝使用 “中国人都”、“中国技术圈都” 这样的句式，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代表性案例。这篇文章的作者对此也很诚实，他首先就指出 “不主张本文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但是，“不普遍” 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相反，是很多的相关存在，以至于中国至今没能形成挑战现有体制的反抗行动。
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国际联合，就如这位德国朋友所认为的那样 — — 我们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将全世界的反抗精神、战略智慧和行动技巧介绍给中国读者，希望能提高中国反抗者的专业性。但目前为止，可见的进展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在大的范围上，人们不仅缺乏国际联合精神，就连国内联合也非常困难。我们多年前的观察 “一个地方在抗议，其他所有人围观，然后此地的抗议由于规模严重局限而迅速被镇压” 这种现象，至今都没有改变。这篇文章的作者指出了非常有可能的根本性原因。
也正如这位作者所言，不论是国际权利组织还是反抗力量联盟，都应该更加准确地了解中国内部，以纠正当前那些不起作用的对中国战略。
这篇文章是由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的德国人撰写的，原文是德语，您可以在这里看到。
中国读者可以根据您自己的观察对其进行分析和补充。
文章将以第一人称陈述。
我们添加了很多【注】，以根据我们的了解纠正和补充其内容。
“内卷” 这个词由 “inside” 和 “roll” 或 “to roll” 组成，直观地理解为类似 “向内转” 的意思。它可以被翻译为 “退缩” 或 “involution”。它意味着由于失去摩擦力而停滞不前或瘀滞，或者是一个束缚其参与者而无法使他们受益的过程。内卷也意味着与进化相反。
内卷这个词现在在中国很时髦，就像几年前的丧文化，或者目前的（浑水）摸鱼。“内卷” 最初是用来描述农业社会中阻碍其进步的自我强化过程，现在已成为大都市中国人用来描述其现代生活弊病的术语，描述他们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疯狂地踩水的感觉 —— 激烈的竞争，成功的机会很低，无论是在高中考试、工作或者婚恋市场上，还是在疯狂加班时（原文如此，婚恋居然是个市场！我觉得这里发生的交易肯定不是爱情）。每个人都害怕错过最后一班车 —— 但又知道它已经离开了。
约翰内斯·阿格诺利用内卷的概念来描述 “民主国家、政党、理论倒退到前民主或反民主的形式” 。
前言
2010年的罢工潮和反对工厂倒闭的斗争似乎已经过去很久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劳工通讯》记录了劳工斗争的明显下降，在2020年达到低点。
虽然依旧有建筑工人、包裹递送工人、食品递送工人的抗议，还有一些人反对工厂关闭，但相对于收入的急剧下降、裁员、普遍的工资拖欠，以及疫情封锁的严厉和不合理，这些抗议仍然是非常温和的。
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能够巧妙地利用疫情，大众对第一次封锁时的大规模批评此后已经平息。很多人从根本上支持和维护政府和公众人物免受批评；甚至许多所谓的左翼和 “批判性思想家” 最终都认为，国家或国家代表的做法实际上是好意。
【注：原文如此。但据我们了解，中国真正的左翼极少极少，从当局到知名的民间异议，都是保守派、最多是不充分的自由派。同时，这段话也足够显示出一个长期问题，即 我们一直在说的，中国异议人士的自闭和被当局收买的伪知识分子的高度活跃相结合，其结果就是，前者普遍被看不到。】
但是，将威权结构解释为 “洗脑” 或儒家思想等东亚特色的结果，是完全错误的。【关于这点的相关内容见《对抗监视资本主义的斗争可以从美国开始吗？- 在国会暴动后重读爱德华·萨义德的 “东方主义”》】
中国政府为什么没有利用特朗普治下的混乱局面来建立新的联盟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为什么它通过吞并香港、扩大新疆的强迫劳动和再教育营、强制关闭边境、煽动民族主义和与印度的边境小规模冲突、与澳大利亚发起贸易战，以及绑架和其他形式的兰博式外交，反而取得了相反的效果？
国家升级的意愿是为了在中国内部形成封锁，在那里，中国的日益繁荣和中共的持续统治不再是并行的。2000年代的罢工表明，工业化的发展也会导致工人权力的增加。
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阶段通常被称为 “福特主义”，先是通过不断增长的私人消费和工会权利，设法使阶级斗争成为发展的动力 —— 直到1969年以后的工人反抗使资本主义积累陷入危机。中国共产党研究了这一背景和苏联的消亡，决心避免这一命运。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体制转向了专制统治。
按照中国的习惯认识，这一转变是在 “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上台后以派系斗争的形式发生的。从那时起，国家经济政策就试图在避免增加工人阶级可支配收入的情况下刺激经济。这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巩固了 “社会大分化”。中国正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正是因为阶级抗争作为一种变革力量被成功压制了。中国不会把世界经济从危机中拉出来 —— 而是恰恰相反。
目前，中国共产党似乎稳操胜券，但时间对其不利。这正是它助长民族主义和外交政策冒险主义的原因。
那么，国际团结如何才能可行？怎样才能在当前阶段生存下来，并且不与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之一站在一起，而是坚持进步的观点？为了找到答案，国际反抗联盟必须停止通过反帝和文化主义的视角看问题，而是要把目光投向中国的阶级社会。
【注：文化主义是指将文化作为人类事务中的组织力量的中心地位。它也被描述为一种本体论方法，旨在消除看似相反的自然和文化现象之间的简单二元性。
但是，这里的 “停止反帝” 指的是，停止将中国视为帝国，这点上不符合我们的观察。但是其他方面都与我们的观察一致。】
我自己的情况
在我居住的中国华南地区，冠状病毒危机让我更多地看到了矛盾；它提出了问题，导致冲突爆发。自从2020年1月武汉封锁以来，我不得不反复重新思考我对周围世界的政治观点。这包括许多情绪，我现在发现这些情绪很难从普遍的观察中保留下来。因此，我将从我个人的观察开始。我不主张它们具有普遍的有效性。
一开始，我在中国的朋友把 Covid-19 比作2003年的SARS疫情，在中国和香港，每个病例的死亡率都接近百分之十。当局最初的掩饰、普遍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缺乏造成了剩下的问题。
和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我非常害怕，几乎不敢离开家。在最初的几周里，网上有很多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激烈异议和批评。这使我感到更加乐观，认为如果没有异议，谎言和公然的禁闭措施是不会被接受的。
但是，疫情越是成为全球的大流行，在中国出现的批评声音就越小，越安静。这不仅仅是源于审查制度和中国国内控制疾病的相对成功，而且，还基于阴谋论思想的广泛传播，即美国军队、意大利、印度或冷冻肉是管状病毒的原始来源。
我去中国并不是为了一份有利可图的外派工作，也不是作为一名学者享受奢华的津贴。我是自己来的，存了点钱，所以一开始不用工作，有时间学习中文，想了解中国的生活、社会和工人阶级的现实。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的工作台，代表了近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变化之一，我想近距离地看到这一点并建立联系。
一开始，我不仅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人物，而且还花了很多时间认识和摒弃无意识的偏见。我的指导原则是，与我成长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并不是来自任何固有的 “他者”，而是地理上的距离以及随之而来的缺乏社会交流的结果。
与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工人是被动的、默许的、主要是受害者的想法相比，对我来说最突出的是与欧洲相比，中国工人的冲突和野猫式罢工、不服从和日常无政府主义的比例很高。虽然当时我认为富士康工厂的 “iSlave” 形象将工人过多地描绘成了受害者，但我还是参加了在中国从肮脏和危险的剥削压迫中获利的国际公司办公室门前的象征性抗议活动。
国际社会对中国工人及其斗争的声援对我来说似乎是自然的 — — 尽管我从未与他们谈过这个问题。即使在那时，在2010年代初，即使是一个讲流利中文的外国人，也几乎不可能在罢工期间与中国工人交谈。在此期间，镇压、流行病和仇外心理进一步减少了我与中国工人接触的机会。一两年前，我能够定期访问劳工非政府组织，每周在工人阶级社区教一次英语，并在街上与卡车司机或仓库工人更容易地交谈。
当时，我想知道国际团结会是什么样子，但当时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是重要的，是被需要的。而近年来，我不得不意识到，这要难得多 — — 你通常会先遇到错误的人；而你投射到别人身上的希望和愿望往往是迷宫的入口。自从我遇到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仇外心理，以及缺乏批评和抵制之后，我对国际团结项目的可能性和有用性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这些项目不考虑他们使用的方法和他们工作的对象。
如果您错过了《抵抗中国的资本主义：国际联盟的理由》
我的工作场所：竞争引发集体自闭
我已经在一家国际IT公司工作了好几年。这份工作的一个好处是，与几乎所有的中国IT公司不同，很少有加班的情况。我的同事都是中国人 — — 除了一个住在另一个城市的法国人。他们属于城市中产阶级，但很多人没有本地户口。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角色，我的雇佣合同和我的职责与我的中国同事相同。没有语言障碍，因为基本上所有事都是用中文讨论的，我现在可以说得相当流利。
在中国团队领导中，对印度同事的种族主义偏见和贬低言论很常见。对我来说，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我在同事之间找不到丝毫团结的动向。每个人都跟着老板的调子跳舞，没有人提出批评，更不用说拒绝了，工作会议上也没有任何讨论。抵抗充其量是无声地表达：当老板不注意时，人们会放慢速度。
但每个人都是孤立的。大多数人甚至不会想到向他们的工友眨眨眼以示声援。即使在非正式的私下谈话中，批评的态度也几乎从未被暗示过 — —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与此相反，我经常看到团队领导和经理的异议、意见表达和防御性的态度。如果老板提出了现代化的方案，下级经理就会磨磨蹭蹭，推三阻四，他们会淡化这些方案，并提出解释，说明它们为什么不合适。他们擅长推卸责任。这些机制是非常明显的。
我的法国同事说，他已经15年没有在任何其他国家经历过这样的 “幼稚” 了。通过这种（相当成功的）对现代化的防御 —— 甚至是对可以减少他们自己工作压力的变化的防御 —— 团队领导和下级管理人员捍卫他们的特权和指挥权，常常带着一丝傲慢，并通过互相攻击。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知识被垄断了。所有这些都为部门主管形成了一堵几乎不可逾越的围墙。
不幸的是，处于底层的同事们似乎对自己很没有信心，几乎从不提出关切或反对意见。他们对工作安排的问题漠不关心。每次得到一个重要的信息，甚至是批准两三天的假期，似乎都是一种仁慈的行为!
【注：关于竞争造成的撕裂，不仅发生在工作场所，而是发生在整个社会！我们多年前有过一些笼统的分析《百忧解时代（一）变质的竞争和时代性焦虑》】
就像在课堂上的管理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网上零售商拼多多发生了两起与过劳和加班有关的死亡事件，使关于996（每周6天从上午9点到晚上9点工作）和无薪加班的争论重新开始。
如果您错过了《时间就是基本人权，是自由理念的重要战场（996不止是辛劳）》
当我问到，如果每个人都在抱怨加班的压力，为什么集体抵抗力度还是这么低时，一位朋友回答说，这是因为人们之间缺乏信任。
关于信任问题，推荐这本书《斯诺登的盒子：在监视时代的信任》，以及相关分析《为什么我们互不信任？》
这位朋友她自己在过去几年中曾在五家不同的公司担任平面设计师，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持续超过一年的时间。她说，每到一个地方都是这样，老板们都急于让员工们彼此间互相不信任。只要她和办公室的同事成为朋友，并且能够很好地合作，老板们就会产生怀疑，并将她尽可能地分开。“就像学校里那样！”
对老板来说，控制人比生产力更重要。因为如果他失去了控制，他的权威就会受到影响；而另一方面，员工的低生产率只会导致员工加班和低工资，而不是影响到老板。
另一个熟人的朋友曾在拼多多工作过，他解释说，拼多多的高起薪让人们愿意每月工作300小时以上。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试图在几年内疯狂加班，希望能攒钱买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在一年、两年或三年后就会离开。
他说，同事之间有很多不信任，每个人都担心如果自己提出建议让大家一起拒绝加班，就会立即被其他同事告发。
我的问题得到了其他人的理解 —— 同时也被看作是我作为一个 “局外人” 的表现，因为在这种跑步机式的工作场所内部，显然没有人想过作为领导者组织一个团队拒绝加班。
针对个别形式的工作缓慢或其他不受欢迎的行为，学校，像工厂和办公室一样，现在都在使用各种监测技术，如面部识别、带有传感器的座垫等，自动检测（并惩罚）所谓的 “不当行为”，如做白日梦、在桌子上休息、或上厕所时间长了几秒钟。这就为扣减工资提供了理由，并训练了人们面向避免错误、批评、特别是惩罚的行为模式。
每个人都保持沉默，也没有人积极站出来提出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在这里，指出别人的知识差距和小错误与标志着优越感和权威有关，其程度是我以前所不习惯的 —— 不幸的是，这在男性中极其普遍。
【注：这在中文网络上也非常明显，中文称之为 “智商优越感”，它是一种 “感觉”，而不是现实，它导致了人们之间的交流无法真正成为交流，因为所有人都在追求自己的 “智商优越感”，而拒绝倾听。】
只要老板们坚持剥削绝对剩余价值，即 坚持长工时，同事们就会继续磨蹭，为现代化踩刹车。
如果个别老板不再坚持漫长的工作日和苛刻的最后期限，那么每个人都会感到受到鼓励，更加放慢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想象老板们会推动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也很难想象同事们会集体强制缩短长工作日。团队怎么能集体意识到，老板依赖我们，而我们基本上已经拥有实施工作的所有知识，因此可以影响工作的安排和期限的设定？
这些例子都涉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两年前，我还希望996投诉能促进对这里的工作文化进行反思，因为IT人员有某些可以利用的杠杆。但这个筹码并不是他们的技术培训，也不是他们在生产链中的位置 —— 这个筹码只能通过一起反抗才能团结起来；作为个人，他们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可以互换。但是，当工人们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的罢工时，IT公司人员却根本没有完成任何事！
日常生活中的种族主义
我已经数不清我自己遇到过多少种族主义了。有好几次，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被拒绝进入社区和乘坐交通工具，有人告诉我，外国人不能负责任地处理这场大流行病，外国人不讲道理，不戴口罩。我的酒店预订在最后一刻被取消，我被吼叫和威胁，有人当面告诉我，入境的外国人，而不是返回的中国人，会携带病毒，等等。
从最初对我这个欧洲白人的特别关注，在下一刻就会变成拒绝和歧视。刚刚称赞我的中国人转眼间就可以采用种族貌相，用模糊的借口赶走 “外国人” —— 例如，因为他作为守门人有 “权力和责任” 。
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眼里，种族定性是理所当然的，例如阿里巴巴的面部识别软件就内置了种族定性。电视上的种族主义描写几乎是常态。
朋友们在网上发表了我的一篇关于中国人的种族歧视的小帖子，在我亲密的熟人圈子里得到了关注和认可。而在这个狭窄的圈子之外，我要么遇到否认（认为我只是误解了什么），要么遇到什么主义（在其他国家也会有种族主义），要么被告知中国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比他们对外国人的态度还糟糕。
事实上，对皮肤稍黑的中国人或来自该国贫困地区的中国人的歧视是很普遍的。
例如，建筑工人，从远处就可以看到他们粗壮的身材和被晒伤的皮肤，因为他们从事建筑工作，来自该国贫穷的和营养不良的地区。他们建起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住宅和办公大楼 —— 收入却不比最低工资高多少。他们的工作团队被关在集装箱里，与城市社会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的工作日很长，几乎没有休息日，在用来居住的大集装箱前的水桶里用手洗衣服。即使在病毒大流行期间，当大多数酒店都空了的时候，他们甚至连最便宜的酒店房间都支付不起。
【注：这里的集装箱，大概指的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使用的移动房屋。】
与中国本土建筑工人的污名化和被排斥相比，我自己遇到的仇外心理几乎是小事一桩了。
人们用来将问题相对化的这三种典型的辩护方式都显示出缺乏对种族主义的对抗和普世价值观的缺失。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人们上街反对种族主义；在中国，“左翼” （必需带引号）学生在2020年4月拍摄了一部关于广州的黑人被房东和当局驱逐的纪录片，影片最后却影射非中国人应该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和语言 ……
【注：这部纪录片是《 Africans in Guangzhou: misunderstanding, discrimination, and communication》。但是我们的观察认为，中国有真正的左翼学生，该纪录片的错误结论并不代表持有进步观点的中国左翼年轻人 —— 虽然他们的人数非常非常少。】
三个日常观察
2017年，咖啡馆里的非正式电影放映和讨论都有主持人，但做主持人的人相当坦然和放松，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使命感。今天，主持人的行为就像专制的乡村教师似的，他们 “解释” 一部他们并不比在场的任何人更了解的电影。
他们进行道德说教，不允许自由讨论，而是对会场上的每一个发言进行评论。越来越多的专制主义甚至没有停止在小型的、准私人的、和所谓的 “左翼” 的圈子里。
12月，身穿制服的官员在主要火车站和地铁里系统地强迫乘客安装一个 “反对网上欺诈” 的手机应用程序，而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在手机上安装这样的间谍软件，可以了解到用户的全部生活情况，相当于警察的十小时审讯。但是，我却没能观察到中国人任何抗议或愤怒。
【注：他说中国人对此没有反抗，这是真的；但说中国人 “没有愤怒”，我们认为不实，至少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国的恐慌和互相之间的安全技术建议，尤其是，中国的开发者制作了一个假的 “反诈应用程序”，以便可以在被当局强行安装的情况下蒙混过关。这也许就是人人孤立的中国社会的反抗形式 —— 一个人能做的最好的反抗了。再一次，没有能联合起来。恐慌和无助是每个人独自吞咽的苦果。】
一个有大学学历的熟人，在一个环保非政府组织工作了一段时间，无意中怀孕了，决定生下一个孩子并结婚。从那时起，她就和公婆一起住在一个约有一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并且现在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她的丈夫在一个1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工作，每隔一两个星期才来看她一次。她不能和他一起住，因为他有一个八岁的妹妹，抚养孩子的责任基本上都交给了她。做饭时，她婆婆在电话里给儿媳妇提供细微的烹饪指导。
婚姻仍然起到了占有女性劳动力的作用。通过婚姻，女人成为了男人家庭的一部分，并服从婆婆的指挥。
企业、行政管理和亲属关系中的社会等级仍然强烈地建立在资历原则的基础上，并以任人唯亲、知识垄断和各种荣誉作为点缀。领导们以他们能向多少人发号施令来衡量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在什么情况下，年轻和高素质的中国人才能决定违背等级制度？他们又是在什么时候遵守的呢？
宣传工作如何进行
除了企业文化之外，国家宣传也在产生影响。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宣传的都是中国的特殊性。中国式的所谓社会主义、中国文化、中医药、华夏历史、中国食品、中国法治，等等等等。一切都融化在 “中国是特殊的” 公式中。因此，非中国人不能评判中国，非中国人的价值观不能适用于中国（但其他国家却很应该 “向中国学习”！）。所有所谓的左翼和右翼、毛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反对的帝国主义被定义为 “白人的帝国主义”；无论中国在中亚、非洲或其他地方如何行动，中国本身都不能被视为 “帝国主义”。
【注：这是中国最荒唐的一点。虽然自古以来任何行帝国之所为的国家都在努力拒绝帝国的定义，在这里看到《中国的银河帝国，和高堡奇人》（即将发布），但是，中国特殊论的危害远非北京政府的宣传这么简单，它已经危害到绝大多数中国异议人士 —— 这些理论上应该 “最有希望” 的人们持有和北京当局一致的 “特殊论” 腔调，虽然他们反对政府所声称的东西，但是，他们构建了一种更可怕的中国特殊论，拒绝跨国联合、拒绝学习其他国家反抗者的经验，让中国成为了彻底的孤岛，蔓延了虚无。】
对西方的双标指责是正确的；但是，一旦我们把它放在中共拒绝普世价值因为它是 “西方” 的背景下看，它就变得很荒谬了。因为，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说法，根本不可能存在统一的道德（在维基百科搜索 “Document Number Nine”）。
习近平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十二个核心价值观包括 “民主、自由和法治”（法治，但没有分权，所以是依法治国）。
许多人认为，中国是民主的。在试图解除来自国外的民主宣传时，这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是，它很容易受到攻击。四年前在我的中文课上，当老师声称中国是民主的时候，大家都笑了。
【注：民主不等于自决。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存在非常多的错误和肤浅。这篇文章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从民主到自由》】
中共最大的宣传成功并不是将历史事件从集体记忆中 “抹去”，例如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大屠杀，而是它成功导致大多数年轻人已经失去了好奇心。
在这里看到，关于文革《在中国：意识形态的爆炸点》（即将发布）；在这里看到，关于六四《“战略网”：鲜为人知的工具 — 可视化抗议运动能否成功以及为什么失败，包括六四》
即使是那些可以使用VPN（虚拟私人网络）翻墙的人，也没有什么好奇心去了解自己实际上被剥夺了什么。
《政治行为》杂志最近的一项研究很好地解释了这背后的社会机制：人们知道一切都在按照官方的宣传进行审查和精简，中国人自己并不相信那些愚蠢的东西，但是，他们却认为他们的同伴相信这些。宣传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个人会闭口不谈，以避免陷入火坑 —— 人们彼此间不知道对方真的怎么想，为了获得智商优越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所有对方都想象成信任宣传的 “傻逼”。
【注：政治行为杂志的研究来自今年初的期刊，题为 “Propaganda, Presumed Influence, and Collective Protest”】
党的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描述为一个 “隐秘的民主”，这是因为主要决策者和他们的内部冲突仍然不为人知。一个由极其强大和富有的寡头家族组成的圈子，通常像习近平的 “太子党”（旧势力的后代）掌握着权力。他们的权力建立在军队（习近平最重要的头衔是军委主席）、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维稳机构、国有企业、共青团（胡锦涛的权力中心）和非正式的权力中心 —— 如上海帮（江泽民的权力中心）之上。
所有大型和许多中型私营企业都直接或间接地陷入了党、国家、银行和国有企业的权力精英的关系网中。11月初，在最后一刻，该政权停止了阿里巴巴的银行部门蚂蚁金服在股票市场的首次公开募股（IPO）。蚂蚁金服通过经纪消费者贷款而不受银行监管，已经上升为全球最大的货币银行。由于这种在线贷款现在占GDP的20%左右，必须通过更严格的监管来控制风险，并对科技公司进行直接的约束。
随着事态的发展，事实证明，习近平在权力机构中的对手也会从这一IPO中受益 —— 经济政策也继续为派系斗争服务，或者反之亦然。
然而，国家和国家行政部门并不是铁板一块。上级主管部门确定方向，而下级主管部门必须将事情付诸实施，并且在决策和解释方面有相对较大的回旋余地。他们的评价标准是KPI（关键绩效指标），如GDP增长。因此，地方和省级政府倾向于在短期内实现预先确定的关键绩效指标，而忽视了可持续性发展，因为它们 “不太引人注目”。
大部分的税收都流向了中央政府，而地方政府缺乏收入来源。他们将公有土地私有化，并从影子银行借款，将资金注入地方经济，以达到为他们设定的目标。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往往忽略了中央政府规定的环境条例。另一方面，最低工资是由城市政府在当地制定的 ….。
【注：关于中国对环境的破坏，在这里看到一份新的研究《自杀式繁荣》】
在教育和职业学校方面，情况也很相似：中央政府希望提高工人的教育水平，但却没有为地方政府提供足够的职业学校资金。后者伪造学校报告，将工作外包给私人机构（导致教学质量低下），并在培训的第三年将学生出租给富士康或其他公司！
2021年7月1日，中共中国正式庆祝其百年诞辰。它的代表无处不在，遍及社会的每一个毛孔。每个国有企业和所有大型和许多小型私营企业 — — 包括外资企业 — — 都有党委或党工会代表。每所大学、每所学校都有党委，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政治监督员，负责惩罚所谓的 “不恰当的行为”。所有的街道和住宅区都是一个网格的一部分，每个网格都有一个负责人，向党的官僚机构报告。
【注：关于中国的网格式维稳，见《泄露：中国庞大的警察数据库》；关于是谁在支撑中国的网格化维稳结构（包括并不限于），见《从大规模监控到种族压迫、从拦截上访到广电总局：美国巨头如何壮大了中国的反乌托邦维稳系统》】
大多数普通党员可能是出于家庭传统、职业意识，或应邀加入的 “好学生”。他们往往属于经济条件较好的人，比较爱国，在各自的环境中比较保守，但不一定是民族主义者。几年来，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党员和员工被迫每天通过 “学习强国 ” 应用程序观看宣传片和解决小考试题。最近，例如护理专业的普通学生也被要求通过该应用程序每天听15分钟习近平的讲话。
【注：关于 “学习强国”《一个受欢迎的聊天应用程序实际上是一个隐秘的间谍工具》】
中央政府经常像毛泽东时期那样用运动控制社会（“百花齐放”、“大跃进” 等）。在大流行病开始时，整个国家和每个村庄都被召集起来进行封锁。这样的运动是有效的（达到了目标），但效率很低（大量浪费了资源）。顺带一提，但并不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一场旨在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工作条件的全国性运动！
【注：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奇怪的事。因为你绝对不能说 “在中国无法搞运动”，因为运动有很多，全部都是当局主导的，朝着后退的方向 “运动”；所有遭受不平等、压迫、剥削、监视和审查、奴役和被边缘的人们，从来没有发起过尝试摆脱这些威胁的运动。】
中国是否能再次将全球经济从危机中拉出来？
由于增长超过2%，中国是唯一在2020年的疫情危机中没有萎缩的主要经济体。然而，经济增长数字被篡改，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要好；它们掩盖了债务和无益的大型项目。
关于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也不像官方声称的那样明确。新的感染通常以大规模测试和地方封锁来应对，这可能包括河北2200万人的宵禁，就像去年的武汉，就像2021年1月初。以及对大多数外国人 —— 也包括许多中国人 —— 的入境禁令，这表明一切都远远没有恢复正常。世卫组织在涉及流行病学因果研究时拖拖拉拉的事实也表明，还有很多事要做。
根据2021年2月24日发表在BMJ上的一项研究，1月底至2月12日期间，武汉的感染后死亡约为5000人。这表明武汉的感染爆发开始得更早，规模也比官方所说的大得多。从超额死亡率中扣除，大约有100–250,000名感染者必须在1月23日正式封锁之前发生感染。因此，当地医院的情况可能在1月初/1月中旬就已经很严重了。尽管此后开始的措施相对成功，但回过头来看，我们不能忘记封锁的严酷性和任意性。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以及与2008/9年金融危机中的刺激计划相比，中国在疫情危机期间的刺激计划很小。增长尤其发生在建筑业和出口方面。外国铁矿石出口商从建筑业的繁荣中受益，而德国 “高级汽车制造商” 正在享受奢侈品消费估计同比增长近50%的事实。中国现在拥有的美元富豪比美国和印度的总和还要多。但私人消费下降了约5%。私人购买力的下滑，特别是外贸顺差的增加，表明这一次中国并没有再次成为全球需求的引擎，相反，它的上升势头是由国外资助的。
因为这种上升是用债务带来的：债务总额迅速上升，约占GDP的25%，私人债务从占GDP的55%增长到2020年的62%，或者说达到年度可支配总收入的150%，这是一个极高的数字。而经济复苏加剧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绝大多数农民工以及许多城市工人，由于防疫封锁、加班损失和取消津贴，已经失去了一个或多个月的收入。
对实际增长的疑虑
根据官方预测，中国的人均GDP将在大约三年后达到13,000美元；而在八到十年后，GDP预计将在名义上超过美国的水平。
有鉴于此，李克强总理在去年5月发表的声明 —— 即6亿中国人每月靠1000元人民币（约125欧元）或更少的钱生活 —— 是对上述预测的一记耳光。
这在我的同事中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许多人拒绝相信中国会如此贫穷。中国官媒财新网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和国家统计局的研究，证实了李克强的说法。根据该报告，在2019年底，有6亿中国人的月可支配收入在1090元人民币或以下。财新网称，最贫穷的家庭通常生活在农村地区，平均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和一个超过60岁的家庭成员。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约为1300人民币（165欧元）。中国的 “中产阶级”（定义为人均收入超过2000元人民币=252欧元），因此由2.5亿人组成，而不是官方声称的4亿人。
【注：原文如此。但是中国究竟如何定义中产阶级，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收入数字，比如下面这张图，这是我们看到的在中国网络上传播的数字。另外顺便说，曾经一位做 “慈善” 机构的中国朋友对我吹嘘说他刚刚购买了一块价值4亿美元的土地，当时我称赞他为 “中产阶级”，他指出了我的错误：“应该是精英中产阶级” …… 居然不是富人！】
根据这些数字，如果我们试图估计每年可用于私人消费的总额，并将其与2019年的官方GDP联系起来，我们得到的私人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为22–28%。这不仅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可能是根本不可能的（官方数据约为38%）。换句话说，从李克强的讲话中可以估计，实际GDP只能是官方数字99万亿人民币的65–80%左右。考虑到高储蓄率和利息服务，与皮凯蒂的收入和收入不平等数字进行比较，可以得出类似的结果。
【注：巴黎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现在这本书被拍成了去年最著名的的纪录片之一，在这里看到具体解读《“21世纪的资本”：一部讲述我们如何陷入困境的纪录片》】
对GDP实际水平的怀疑并不新鲜，省级政府对数字的篡改也是众所周知的。我的计算只是作为一个保守的估计，但如果过去十年的增长是有成效的，人们的收入就必须比李克强指出的要高得多。但如果李克强的数字是正确的，那么债务负担占GDP的百分比也比上述数字要高得多。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 指出，中国的GDP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投入（！）的衡量标准，用于确定省级政府应该创造多少经济活动。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增长目标。大部分的GDP根据其利益被输送到基础设施、宣传等方面。这些公共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GDP增长而建设的，实用性有限（空荡荡的桥梁、利用率低的高铁线路……）。增长是通过债务资助的声望项目产生的，事实上几乎没有增加社会财富。佩蒂斯估计实际年增长率约为2%至3%。
李克强的收入数字不仅意味着6亿中国人每月生活费不足125欧元，而且还意味着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发生。由此可见，未来的增长也会相应降低，并且由于人口老龄化、债务等原因会进一步放缓。这样一来，快速增长的假象不可能维持太久，只有在美国经济崩溃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超越美国（这也是中国宣传中不断暗示的东西）。换句话说，时间对北京不利。
关于我自己的计算结果。那份报告给出了特定收入群体的人数，例如，2.02亿人的月度可支配收入为500–800元。我估算了平均数，并以加权的方式将它们加起来，以接近所有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总和。然而，后者无法有意义地确定，因为最富有人口的百分位数的收入并不确切。但对于私人消费来说，这个百分位数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根本不可能吃掉所有的钱，所以我把上限定在某一数额之上。我通过约20–35%的储蓄率和约10–15%的利息服务来减少总金额，并通过每年9%的新债务来增加这一金额。
【注：看 Piketty 的分析《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看 Michael Pettis《What Is GDP in China? Jan. 16, 2019》】
巨大的鸿沟
中国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严重，有其政治原因。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将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分为享有特权的国家雇员（铁饭碗）和不稳定的工人。到1990年代末，约有5000万人从国有企业下岗时，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个由特权房主和老板组成的新的地方层级。这是因为1990年代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私有化：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中国的社会群体可以根据他们对权力中心的接近或远离来描述。获得社会资源和权力的机会取决于 “关系”（党的干部）、地方特权（户口、房屋所有权）、和与富裕的大都市的距离。
根据规模、经济表现和政治重要性，官方将城市分为1至4级；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为一级城市，其他省会城市为二级城市，其他重要城市为三级城市，以此类推。（有一篇文章解释过这件事《China’s City-Tier Classification: How Does it Work?》）
权力和财富集中在一二线城市，上层社会（国家精英、亿万富翁）和丰富的行政官员、房地产所有者、企业家、管理层人士都在这里，可以与工业化国家媲美 ……。但是，教授、医生、教师、国有企业的（非终身）雇员，以及当地的工人阶级，在这里也各自比其他城市更好。
四线及以下的城市是外围的一部分；三线城市可以部分算作第一组，部分算作第二组。同样，当地有一个上层和中层阶级，他们拥有房地产或企业，以低工资剥削当地劳动力。
在 “改开” 后的四十年里，工人阶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从农村或没有足够挣钱机会的城市来到沿海工业大都市。正是他们把普通话带到了全国各地，并使之成为通用语言（而广东的地方精英们则继续坚持他们的粤语方言，以此作为区别的标志）。
只有这些人才对拆除具有地方特权的户籍制度有实质利益，因为户籍制度剥夺了他们（约占劳动力的40%）及其子女在工作地点享受公共卫生和教育系统的权利，并且与平等主义（同工同酬）和普遍主义（平等获得司法救助）的价值观截然相反。
大多数流民工人根本就没有得到劳动合同。在有劳动合同的地方，它们也往往是无效的，或者在发生纠纷时几乎无法执行。没有老板的青睐，你的劳动合同一文不值，你的租赁合同也是如此。没有普遍适用的规范和法律可供依赖，只有你的上司说的话才有效。
由于这些多方面的划分，至少从社会学上描述中国的工业工人阶级一点也不容易；这里只列举几个要点，以使情况更清楚。
在珠江三角洲，一般工厂的年轻工人的工资从3000元人民币（略低于400欧元）开始，然后上升到4000–5000甚至6000。在沈阳的超现代宝马工厂，汽车工人的工资也只有4500元，因为该工厂位于锈带地区。
佛山的大众汽车公司支付的工资最高，在装配线上的工人工资约为7000，技术人员甚至为10000 —— 但招聘要求是技术学院的学位和市级户口；而且，绝大多数的大众汽车工人仍然是两个人睡一个房间，无法在当地购买公寓，让他们与家人住在一起。
有经验的纺织工人在江浙或珠江三角洲可以赚到5000–8000元（近年来，有几家工厂已经搬迁到柬埔寨和越南，那里的工资要低得多）。国有企业的一些工资要好一些，而且你也不能轻易被解雇。但是，你只能通过关系进入，而且必须支付价值几个月的工资作为贿赂才能被雇用。在该国的内陆地区，工资更低。
工厂工作的特点仍然是工作时间长，有各种惩罚措施的专制制度，以及使工人无法与家人在工作地点附近居住的户籍制度。这三个问题都没有得到改善。我通过教授英语课遇到的富士康工人为了离开工厂做了各种各样的事：除了学习英语（为了从事市场或销售工作），他们还在考驾照（为了做出租车司机），或者试图在房地产中介那里找到工作。
在旧的国有工厂里，这三个问题都还算麻烦不大；但在这里，管理层完全没有提高生产力。沿海地区新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工厂是解决生产力危机的答案。从相当长的几年里，流民工人的工资增长比正规职业，特别是（高）技术职业的工资增长要慢得多。服务员、收银员和清洁工等半技术性服务工作的工资几乎没有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根据我的观察，自疫情发生以来，工资一直在下降。区域不平等也在继续扩大；上海的平均收入是全国贫困地区平均收入的10到12倍。
再来说说我工作的公司。在这里，拥有技术学科学士学位的人起薪为5–6000人民币。在拼多多或华为那种地狱般的IT单位中，他们的起薪可以超过1万。我的同事在结婚后在城郊买了一套公寓，首付30%，其余的是贷款，分30年还清。4.8%的利率意味着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配偶一方的全部工资都要用于支付抵押贷款。
这种技术学院或大学毕业生也是流民劳动力的一部分。与工人不同，他们有希望在城市郊区获得一套公寓和户口。这种希望一直存在，因为有几百万人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为此付出了 “996” 的努力，但在过去的十年里，机会已经缩小了。习近平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对自己成就的夸大似乎在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并有希望进入中产阶级的工薪阶层中特别有效。
人口危机
2008年，意大利经济学家乔瓦尼·阿里吉为他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信念辩护，指出中国的人口有很高的教育水平和良好的健康状况。而今天，这两者都不是事实。
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中国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国家（仅有超过30%的工作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中国的中位年龄相对较高（除泰国和古巴外，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前东欧集团国家的中位年龄较高）；超过70%的儿童近视，超过50%的成年人超重；超过15%的夫妇不孕。
根据刚刚公布的统计数据，与2019年相比，2020年的出生人数骤降15%，约为1250万人。在这些新生儿的父母那一代，出生人数几乎是他们的两倍（在1985年至2000年期间，平均每年有2170万婴儿出生；在祖父母那一代，这个数字是2480万）。社会正在迅速老龄化；人口危机正在加速发展。
人口问题是中国未来20年内超级大国野心基本破灭的原因。“允许”人们生三个孩子并不会让人们有三个孩子。即使是福利制度最慷慨的最发达的国家，在下降之后也未能将出生率恢复到2.1以上。最好的只能是设法减缓下降，而不是逆转， 这也包括移民的婴儿。尽管很多关于美国出生率下降的谈论，美国可能会没事，原因有2个。首先，美国继续吸引移民，拜登的开放移民态度就是这个原因；第二，美国的出生率下降得较晚，而且速度比世界其他地区慢得多。而中国在此无法挖掘优势。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蓬勃发展的中国工厂仍然能够从大量涌入工业城市的年轻男子、特别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中挑选工人。在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后的几年里，每年约有25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中只有约100万人拥有大学或技术学院的学位。
这些农民工认为，在工厂工作五年或十年后，他们会回到农村，开一家商店、餐馆或小企业。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这些小企业以破产告终，他们不得不回到工业化大都市地区从事劳动。
然而，到了现在，他们已经太老了，无法再从事那些本来就不应该做一辈子的艰苦工作。拥有自己的小店的前景也在减少，因为大公司正在向小卖部业务推进，并将几乎所有的小卖部和许多餐馆变成了特许经营。许多冲突是由于对所谓的苦力劳动的暂时性及其健康后果的失望而点燃的。
与此同时，年轻移民工人的涌入正在枯竭。2010年，大约有2100万人来到这里，其中250万人拥有大学或技术学院的学位。今年，仍有15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包括900万拥有大学或技术学院学位的人 —— 另外600万中的许多人宁愿做低薪的服务工作，也不愿意进入工厂。在20年里，大致上，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的比例已经从24:1下降到2:3。合格的劳动力 “在增加”，但在2011年，应届毕业生的供应就已经超过了需求的15%!
未来20年，在职劳动力中唯一将继续增长的年龄组是50岁以上的群体。从农村背井离乡的数以亿计的工人仍在那里，但他们已经变老。许多工厂的雇佣年龄限制现在已经提高到40岁，但工作流程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无法让工人工作到退休。
老龄化工人面临贫困，即使欢呼雀跃地宣布 “结束绝对贫困”（定义为每人年收入低于4000元人民币=519欧元，或每天1.42欧元；世界银行将极端贫困的门槛定为每天1.59欧元，像中国这样的中上收入国家的贫困门槛为4.60欧元）也不能改变这一点。
甚至官方的宣传也显示，扶贫更多的是施舍，而不是盈利的工作。顺便说一句，中国共产党在2000年已经庆祝了战胜绝对贫困的胜利。
民族主义而非平等主义
习近平自2012年起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自2013年起担任国家主席。他的上台标志着中国第三阶段的开始（第一阶段是毛泽东时期，第二阶段是从邓小平到胡锦涛）。
习近平的 “反腐斗争” 消灭了统治机器中的所有反对者。习近平注重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而不是像邓小平和胡锦涛那样注重经济福祉。2015年，他发动了一波镇压行动，先是针对女权主义者，然后是人权律师，最后是针对劳工非政府组织。自信的姿态 —— 最近一次是对战冠状病毒的辉煌胜利 —— 应该是在传达民族主义力量。中国正在建设自己的军队，并大规模地干预例如非洲国家的国内政治。
如果您错过了《习近平的无限任期对非洲意味着什么？》；以及《华为使用以色列间谍软件监视北京支持的非洲领导人的政治对手》；《 非洲人的脸被用来训练中国老大哥：北京正在努力将其监视技术输出到发展中国家》
同时，中国正在将自己与 “外国影响” 隔离开来，尽管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与外国的交流；例如，为了进一步发展其出口产业，为了产业升级，以及为了改善工作流程和语言技能。国际合作的减少将对生产力的提高产生负面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微处理器等关键行业。在我的工作场所，在一个只有中国人的软件开发人员的部门，工作方法和组织落后于 “西方” 公司大约15年。在欧洲管理的软件项目中，这种情况就不那么明显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为外部冲突的升级和日益孤立而付出巨大的代价。
【注：更多相关内容可参考《Propaganda Soars Into Orbit》；《China’s Demographic Prospects to 2040: Opportunities, Constraints, Potential Policy Responses》】
经济政策（最近被称为 “双循环模式”）鼓励创业，同时绕过了工资中可自由支配份额增长的均衡趋势。住房建设和相关产业约占GDP的四分之一。它们创造了需求、就业机会，并使一些人变得富有；但它们使尖锐的阶级分化保持不变，总体工资支出保持在低水平，这继续限制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权力。方法包括从强制储蓄到住房贷款，从国家的投资政策到强制重新安置。
强制储蓄 —— 在社会福利、经济补偿等方面，没有法律保障的权利；这迫使人们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并导致了极高的储蓄率。放在一边的钱不会用于消费（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扩大国内市场的尝试都失败了）。
住房贷款 —— 正式员工有一个 “住房基金”，如果雇主支付了足够的缴款，工人可以申请廉价的贷款来购买房屋。一些雇主为雇员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多于他们的工资，以节省税收；雇员欣然接受，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工资增长，因为无论如何他们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于买房了。
大多数国家投资流入富裕城市，加剧了大都市和边缘地区的不平等。它们导致了建筑业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剥削（大量没人住的鬼楼！），并膨胀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目前，房地产的总价值比中国的整个GDP高出四倍多。为了获得一些观点，对比一下：在日本，在泡沫的高峰期，它比GDP高2.7倍！当一家房地产公司为IT公司建造一个新的创新中心或办公大楼时，当地政府不仅支付头三年的租金，而且还补贴每个工人，例如，每月3000元人民币，而最低工资不到2500元。
数以千亿计欧元就这样被转移到了大都市，用于投机泡沫和补贴骗局，如电动汽车和微处理器，用于平庸的研发部门的办公室工作，等等。导致那里的住房和生活成本上升。
强制搬迁 — — 作为所谓 “赤贫” 的一部分，仅在山东省就有240万人被强制搬迁，占人口的2.4%。新村被建成一个梯田式的住宅区，地点适合当地政府的要求。建成后，甚至在建成之前，村民就被赶出了他们的旧房子，旧村被夷为平地。
许多人不会自愿搬进新房子，因为它们不是一种改进（例如，它们离农田太远）。在这里，贫穷也被 “消除了”，财富也在纸面上被创造了，但是，没有居民的参与和其平等主义的效果。如果允许人们自己决定，“村庄的现代化” 将需要政府作出非常不同的让步。
现在，国家创造了经济活动和增长，而工人在GDP中的实际可支配份额，即他们工资单中的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人们个人对抵押贷款、国家施舍、工作、业主大会和行政管理的依赖性增加。国家威权主义以及经济模式都是建立在缺乏法律保障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年轻人虽然对国家的未来感到自豪和乐观，但他们是带着极大的担忧来看待自己的经济前景的。
“爱国者统治香港”
自2020年7月1日《国家安全法》出台以来，香港已逐渐转变为一个与其他城市一样的中国城市。自2021年2月起，香港学童开始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从幼儿园和小学开始，孩子们将学习分离主义和外国影响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禁止唱有政治内容的歌曲。2021年3月4日，“一国两制” 走到了尽头。
关于香港，见《新自由主义的香港向世界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篇文章中都有，本文就不详述了
而北京总是声称2019年的《引渡法》和《国家安全法》是 “以法治为准绳的”，但他们没有做出丝毫努力来保持这种假装。自这些法律出台以来，第一批在中国大陆受审的香港人（因试图逃往台湾）没有律师，因为他们的实际律师刚刚被取消了资格。
在镇压和疫情之下，香港的抗议运动变得激进（与一开始不同，去年有相当一部分人要求从中国分离出去），之后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停滞状态。
许多人正计划离开这个城市，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和队友。过去，他们组织了反对私有化、城市化、不稳定工资的社会运动，总之是反对香港式的极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自去年以来，香港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现在把新疆看作是事情仍然可以继续变得多么糟糕的一个标志。
如果您错过了《中国在香港的剧本也在亚太地区上演》
新疆
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关于新疆维吾尔族营地的证词、消息来源和泄露的内部文件，估计有一百万人被关押在那里。
镇压的范围从用普通话取代维吾尔语、到阻止访问清真寺、和无孔不入的监视，再到监禁、强迫劳动、减少维吾尔人的生育和酷刑。
如果您错过了《中国的 “新疆模式” 如何借鉴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的平叛战略》
生活在中国的维吾尔人有1000万，只占总人口的0.7%左右。在新疆，他们占人口的45%。许多人去了中国东部当农民工。他们不仅是建筑工人，而且在中国所有城市的餐饮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想回到新疆的农民工现在要三思而行，因为他们可能几乎没有机会再从那里被放出来。政府故意在新疆安置了几十年的汉族人，也正在离开这个省。
中共在新疆的干部曾经是维吾尔人。作为1980年代工业化政策的一部分，他们被汉族人所取代。针对汉族人在新疆的定居，发生了恐怖行动。这使中国政府感到震惊，它一直在打击分离主义的愿望。
911事件后，人们担心新疆会出现 “第二个车臣”。大约在过去的四年里，政府一直在加强对新疆的镇压。其中一个原因是，丝绸之路从这里经过。但是，这与习近平领导的整个国内政治发展同时发生，肯定不是巧合。
新疆是一种模式和试验场；那里的难民营不仅仅是为维吾尔人准备的。在国家宣传中，拘留营被描述为培训计划、再教育、打击恐怖主义，或者按照殖民主义的风格，被描述为对未开化民族的启蒙教育。
【注：如今，全世界都是这种集中营，它们只是取了不同的名字，如难民营、再教育营、拘留营、劳动营、监狱营、无家可归者营地等等，它们实际上是同一种东西。在这里阅读一本书，关于为什么会这样的分析《如今，这是一个遍地都是集中营的世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红柿生产国；它们主要来自新疆，通常以西红柿酱的形式出现。同样地，中国80%的棉花都是在那里种植的。但是，虽然个别农场肯定会受益，但营地系统不能用经济理性来解释。它的维稳成本是巨大的。
大众汽车是唯一一家在新疆经营工厂的外国汽车制造商；同样，这可能不是一项生产性投资，而是大众汽车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善意的姿态。该工厂的设计是每年生产5万辆汽车，但从来没有生产过哪怕一半的汽车（相比之下，大众在中国南部的佛山工厂每条装配线每年可生产30万辆汽车）。当被问及此事时，大众汽车老板迪斯（Herbert Diess）声称，他从未听说过新疆有侵犯人权的行为，对这个问题不能说什么。
长期以来，北约国家和俄罗斯都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放任自流 —— 毕竟，“打击伊斯兰恐怖组织” 是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显然有许多细微差别，见叙利亚）。然而，与此同时，拘留营被其他国家用作与中国对抗的工具；2021年1月中旬，美国对新疆的棉花和西红柿实施了进口禁令。
【注：这是一个冷门的角度，但可能很重要《中国如何在不发射子弹的情况下 “赢得” 中东》（即将发布）您知道为什么】
我们应该批评对 “种族灭绝” 的宣传性指责；根据证据，正在发生的事是压迫，而不是灭绝，汉族人也是受害者之一【我喜欢这句话】。但是，揭示西方政策的宣传绝对不应该意味着否认拘留营的存在！在国内，拘留营代表了中国人的利益被剥夺。
【注：这点非常重要！人们太容易被二元思维所绑架，舆论和媒体一直在强迫你站队 —— “你支持美国还是中国？” 意味着如果您质疑美国的宣传，就等于您是北京政府的捍卫者，反之亦然。绝对不应该是这样！北京政府和华盛顿政府之间的竞争有它们各自需求的利益，而对我们公民来说，抵抗压迫、获取真相、解决现有问题，才是我们的利益。
为什么说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从去年底开始，我们观察到有来自中国的著名人士在渗透西方异议（主要是反战、反帝、反垄断的独立组织），不是胡锡进哦！胡锡进是不被西方反抗者信任的！疑似的渗透者在新疆问题上采取强化华盛顿宣传性质的陈述，暗示北京的做法是正确的。这里的危险在于，“渗透者” 所指出的华盛顿的错误都是事实，但是，华盛顿的错误并不意味着北京正确！但 “渗透者” 在暗示这点。这是在故意曲解现实。
在去年底的对话中我们强调了这点：西方反抗者一直在努力全球拉拢支持者，因为他们的对手是全球叙事的主导者，除非如此，否则他们无法成功；而上述疑似来自中国的渗透就是这样进入的。
没有人应该认为华盛顿对中国的评价是完全关乎人权的，相反，中国对华盛顿的评价也同样如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和华盛顿中任何一方完全正确！西方反抗者并没有支持 “北京正确” 的想法，您应该知道，他们从来对事不对人；而疑似的渗透者在努力暗示这点，因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宣传，他们必需对人不对事。这是区分政治宣传和反抗的关键。】
在国内，拘留营代表着北京政权无法以胜利结束的冲突 —— 除非它在未来50年继续镇压，直到几乎没有维吾尔人活着。
如果拘留和监视明天就结束了，中共的谎言就会昭然若揭，当然会有相当多的人对维稳机构进行报复。在中国社会，对此几乎没有公开讨论，也没有反对意见。
【注：反对意见还是有的，只是种族主义声音太过强大了，淹没了那些反对的声音。】
一位去过新疆的出租车司机向我们讲述了那里的警察检查情况，就好像他在告诉我们他的假期那般，语气轻松。他对维吾尔人不允许三人一组上街的事实并没有感到任何不安，他认为：“你必须这样对待他们，因为他们总是相互见面，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朋友身上”。
随着习近平的执政，对新疆的政策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此之前，专制独裁不会受到挑战，在中国其他地区也不可能有法律保障。
在香港，特别是在新疆的严厉措施将中共锁定在一条单行道上，国家只能向专制主义发展。而且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如果不加强法律保障，也不可能有效提高消费和出生率。拘留营专制主义、贫困、低工资和人口危机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
中国是否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中？
在全球危机之前，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后来还有南非：BRICS）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大赢家。危机发生后，人们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之前被宣传为几乎是 “自动发展” 的东西现在被质疑了。
2008年，Gill 和 Kharas 创造了 “中等收入陷阱” 一词。在1960年被定义为 “中等收入” 的101个国家中，只有14个国家能够在2008年成为 “高收入” 国家（包括爱尔兰、南欧国家，以及韩国、台湾和新加坡）。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对此的解释是，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阶段，即 某些产业由于工资上涨而迁移到其他地方（例如，在中国，纺织业正在这样做），但这些国家（尚未）设法吸引其他产业并与更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竞争。
这个过程不能被单维地理解为 “技术发展”。经济学将其描述为从 “量” 到 “质” 的发展过渡，而马克思主义者会将其理解为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到相对剩余价值的过渡。
“外部因素”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1930年代是阶级斗争；在 “冷战” 期间，许多前线国家得到了北约的大力支持…… 而自1979年沃尔克冲击以来，只有（前前线国家）韩国成功地成为一个 “高收入” 国家。仅在1987年，就有超过3000次的罢工，可以推动25%到30%的工资增长。最重要的是，这些斗争打破了工厂里的军事化工作纪律。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巨大的中国成为一个 “外部因素”，利用倾销价格剥夺了小国的这种发展机会。在2008/9年的全球危机之后，现在出现了一个讨论，即 中国本身是否陷入了这个陷阱。
在两位数增长的年代，中国的企业家很容易：他们可以用廉价的产品充斥全球市场，工业化国家工资的下降为这些产品创造了需求。而农村劳动力、机械的使用和工作时间的延长，保证了足够的利润。
在胡锦涛领导下，当然也有提高工资和消费额的努力。有人说要像德国那样引入产业工会。大规模的国家投资计划被引入，以缓解2008年以来全球危机的影响，甚至在2010年本田罢工之后，在广东进行了公司工会的短暂试验。
但是，向 “质的增长” 的过渡需要深刻的变化。工资的增长不仅要快于GDP，而且要快于企业利润。为了降低储蓄率，社会保障和劳动法必须得到改善和执行（还有租金法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全球危机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过去20年的高增长率不再可能 — — 以及在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背景下……
当习近平在2012年接替胡锦涛时，这些实验者很快就退休了。在2010年和2015/6年经济滑坡期间，工资和消费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部分原因是罢工运动，但习近平能够利用经济滑坡来全面巩固他的权力，并收紧了镇压。此后，工资和消费份额再次下降。
最终，这加剧了作为中国经济奇迹基础的问题：工资上升而工资份额下降（即工资和福利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工资份额可以作为工人权力的衡量标准）。工资份额已经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8年的43.7%。最近几年，它进一步下降到40%左右。而如上所示，工人阶级低层的实际工资现在也在下降。这艘船已经起航，公司工会或甚至独立工会的更多自主权在目前是不可想象的。
【注：这大概就是目前中国社会流行的 “躺平” 的由来。很遗憾，躺平并不是罢工，因为您不可能联合到足够多的人集体行动以给管理者制造真正的压力 —— 尤其是，鉴于失业大军的现状，管理者可以迅速从社会上招募新工人以取代您和您的朋友，然后一切都不会改变。
罢工是真正有效的抵抗方法，在本时代尤其重要（我们将详细分析这件事），也是为什么我们上传了《对抗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以及发布了这篇文章《抵抗中国的资本主义：国际联盟的理由》，因为这正是今年开始的全球抗议活动的主题。在中国，它格外重要 —— 2019年的香港抗议已经证实了这点。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中几乎没有任何人对此发表过任何有意义的论述，这点格外惊人。】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说法，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有三件事是必不可少的：使劳动过程更加有效，寻找新的市场以维持出口增长，以及增加国内需求。
然而，最近作为 “双循环经济” 的经济政策的翻版，北京继续通过债务和房地产泡沫的危险组合来刺激国内需求；大量的政府资金继续流向效益可疑的基础设施项目。而且我们已经讨论了经济政策是如何阻止国内市场通过提高工资和大众消费而真正转向增长的。
中国在快速增长阶段的最大竞争优势现在被所有经济顾问所要求的 “质变发展” 所阻挡。
户口制度类似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中的班图斯坦制度：工人被带到需要他们的地方，而他们的家人和孩子却不得不留在生活成本低廉的地方。这造成并维持了巨大的城乡工资差距。
有了户口制度，国家为企业保证了廉价劳动力。因此，他们可以节省在提高劳动过程质量方面的投资。老工人的正规教育水平低是这种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顺便说一下，南非是处于 “中等收入” 陷阱中的国家的典型例子之一。顺便提一下，户口制度最近只在工业和工作机会较少的三四线城市得到了放松；而另一方面，22个一线和二线城市则使获得本地户口变得更加困难。
“当来自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已经耗尽时. ….. 就需要其他特质了。从那一刻起，为了掌握下一个发展阶段，有必要应用更有效的生产方法，生产更高质量的商品，并推动本土研发”，商业记者和前中国记者 Elisabeth Tester 在2018年《Schweizer Monat》的中国特刊上写道。但是，她错了! 如果廉价劳动力的储备已经耗尽 — — 而你又不想把几百万的外国工人带入国内 — — 那就已经太晚了!
中国已经遵循了关于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教育、研究、基础设施……）。但是，仅靠正规教育并不足以创造合适的工作。尖端的研究和飞往火星的火箭并不能使工业化大生产更加有效。电信、电动汽车、高速列车、计算机芯片、航空航天、量子计算机等方面的技术追赶作为进口替代很有效，但不足以开辟新市场。
中国也不能希望世界其他国家有能力并愿意在没有进口增长的情况下吸收越来越多的出口份额。事实证明，机器人化也比《中国制造2025》工业计划中所设想的更加困难。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学家用来确定 “技术进步” 或不断增长的生产率的一个衡量标准，在2010年之前每年增长4%，然后增长约2%，最近仅增长0.7%。
【注：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 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不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等外来输入，其他所有影响产出的要素；即，一个经济体本身实力的进步，它的特色是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数据说明经济增长的因素。】
一些增长的部门是控制技术和维稳服务业务的，这些部门产生的社会效益为零。中国未能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 “使劳动过程更加有效”。工业工人阶级的生产力是缺乏的。成千上万的年轻女工在富士康和其他地方非常有利地填补了技术空白，她们在这个过程中毁了自己的眼睛，但没有获得 “掌握下一个发展阶段” 的必要技能。中国的工厂停留在专制的 “工会前福特主义” —— 因此也被年轻的无产者所回避。
中国陷入了 “中等收入” 的陷阱。与韩国相比，到目前为止，统治结构能够在政治上击败工人的斗争，而不必改变自己。当局没有被撤换，工作条件没有得到改善 — — 这就是为什么生产力停滞不前的原因。
维持权力的机制以停滞的代价阻断了内在的矛盾。
经济学教授 Eva Paus 将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情况称为 “红皇后效应”。就像《镜子后面的爱丽丝》中的红皇后一样，这样的社会必须越跑越快 — — 而仅仅是为了留在原地而不滑倒。因此，“内卷” 的口号相当贴切地抓住了这种情况。
战争姿态
直到几年前，美国在中国的形象还主要是正面的，尽管有存在反美主义。在私人繁荣、消费、法律安全和性别平等方面，西方工业化国家代表了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
这表现在中国人普遍希望到美国留学，热衷于好莱坞和各种美国品牌，这也导致了人才向美国的转移。几十年来，西方一直试图通过文化产品、非政府组织、体育等来影响中国的国内政治发展。
甚至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试图一点一点地封闭社会，以抵制这些影响。除了文化和 “外国间谍”（所有非政府组织都被贴上了这个标签），真正的间谍人员也成为了目标。
2010年，多起间谍案被揭露出来。在公开场合，这些案件被说成是腐败案件，以避免尴尬地承认中情局在共产党和军队中有几个有影响力的特工，他们甚至为晋升需求而收受贿赂。
习近平采取了干预，继续开展反腐运动，接管香港，收紧审查和监控，限制签证，控制非政府组织，以及更普遍地扩大镇压，以保护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不会被严重削弱。
与特朗普的贸易战仅仅是延缓了中国学生向美国的人才输送。大流行病的出现才真正扭转了这种趋势。2020年，大约有70万中国人从国外回来。高感染率和死亡率，特别是在美国，一直是中国宣传的机会，把中国自己的体制描绘得更优越。
【注：在这里看着相关分析《疾病、死亡和治理：冠状病毒防疫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有多大？》】
“东方兴起，西方衰落”，许多人相信并延续了这一点。甚至一些邀请我到他们村子里吃饭的农民在问我从哪里来时，也向我解释说，德国是好的（相对于中国而言），但美国和英国，现在还有法国，都不是好的，在中国，大流行病被成功击败了，因为生命是最优先的。正如我的同事所说，“中国是伟大的”。
即使它继续看起来好像主要目标是分散/动员自己的人口，中国正在大力武装自己，在3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呼吁军队 “做好战斗准备”（这导致美国军事官员警告说中国将攻击台湾）。
美国拥有遍布全球的数百个军事基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保持军事优势。但中国正在积极地参与军备竞赛。就军舰的数量和总吨位而言，其海军是世界上最大的，并将在不久的将来从300艘扩大到约425艘，包括90艘潜艇和至少6艘航空母舰。这掩盖了乔瓦尼·阿里吉等人的希望，即 从中国的历史中可以推断出它将是一个 “和平的霸主”。
【注：对此，不久后将可以看到这两篇文章中的解释《在拜登任期内，美国和中国会在西太平洋擦枪走火吗？》，以及《中国的银河帝国，和高堡奇人》】
“万岁” …?
我们已经多次强调这点，中国对新冷战的拒绝导致西方国家的许多左翼也包括自由派渴望来自中国的好消息。一些中国的小规模的罢工就会被西方反抗者认为是阶级抗争回归的信号，习近平对二氧化碳中和的宣传承诺也被西方反抗者幻想成是对地球的拯救。
顺便说一句，在一个警察国家和审查制度的国家，谁能够核实承诺是否真的被遵守？世卫组织在寻找病毒来源的过程中受到的阻挠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多少乐观的空间。
西方的反抗者必须明白，只有在人们至少有一定的自由来表达自己对公共秩序的拒绝时，才会有有组织的团体、期刊、公开辩论和会议。这样的反抗者在中国·并·不·存·在。相反，在这里，对社会不满的年轻人，如对习近平海报泼墨的女性，被送入精神病院。
这些都是美国和西方其他地方的反战联盟和中国民族主义者呼吁 “反对新冷战” 的额外原因，它可能听起来不错，但不幸的是，它是不现实的和天真的。国家宣传电视台的名人也在上面签名 — — 但是，请注意，他们都不会批评中国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桥组(Qiao Collective) 的网站是这种两面派政治的另一个例子：在英语中，他们反对战争，但是在中国，他们绝不会抗议中共的剑走偏锋行为。他们公然爱国，为香港的警察暴力和天安门大屠杀辩护，否认新疆的难民营 ……
可是为什么这种人在中国甚至被认为是左翼？它事实上是极右翼才对。许多中国民族主义者使用左派、国际主义或反新自由主义的言论，但是，却赞美和宣扬威权主义；他们把 “恐中症” 作为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术语，把对中国的任何批评都斥为种族主义 — — 同时为一个既不基于普世价值观也不从根本上拒绝的政权辩护。
更要命的是，中国的异议人士对很多概念具有严重的误解，虽然中国异议人士能看出上述*伪*左翼的荒唐，但他们没能充分揭露伪造，而是转为将自身称为 “右翼保守者” — — 旨在声明 “我们和他们对立”，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错误概念的蔓延（甚至八九抗议者将自身称为 “反革命”、“反动派” …… 这是荒唐的。政府才是反动派）。
2020年9月，一份针对工人的毛派网络杂志在一篇关于冠状病毒感染的文章中声称，中国的工厂没有爆发冠状病毒，但在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却有很多：“资本家只关心利润，他们不关心工人的生命”。而事实上，中国的工厂也出现过感染事件，中国也是资本主义的，虽然不充分。
但是，在中国，你能听到的大多数对资本主义的批评都很容易变成民族主义的宣传。任何为这些人翻译有关欧洲疫情的文本或在国外组织声援抗议活动的人都必须预料到这些内容会被用于民族主义宣传，而不是促进跨国联合。【为什么中国难以出现跨国联合、甚至本土联合都很难？上述部分有解释】
但这不是绝对的。另一方面，我认识很多中国人，他们根本不想把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相反，他们正在共同反对专制主义。我们只有批评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抵制伪造的所谓 “左翼” 言论，才能和他们一起战斗。
任何想避免这种错误的人必须做三件事：1）强化批评民族主义和剥削；2）停止关注中产阶级；3）在其社会背景下判断文化现象。
对中国以外的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的真正的左翼中国人必须最终明白，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提供比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更好的替代方案。从雇佣工人的角度来看，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资本主义的 —— 与高度的压迫和专制独裁相结合；中国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在中国的发展中也是如此。
【注：我们非常同意这点，我们在中国也遇到了真正的左翼年轻朋友，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中一些人有着优秀的技术能力、语言能力或两者兼备，他们与全球进步力量之间有着让人惊喜的信息交互，其中一些朋友为IYP提供过资源和帮助。他们不会被中国的民族主义伪左所干扰。这些进步派朋友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之清晰，远超过绝大多数 “著名” 的中国异议人士。但是有一些障碍在于，在中国当局制造的错误概念 “大流行” 环境下，这些进步派的中国朋友使用全球通用的反抗语言时，与中国本土的其他异议人士和反抗力量之间难以沟通。】
韩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在1990年代在政治上受到民主化和工会的阻挠，但在经济上得到了 “回报”（在这里看到详细解释《“汉江奇迹”是建立在猖獗的剥削和大规模镇压的基础之上的》英文）；中国的工人阶级也被审查制度、专制主义和暴力所阻止，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被边缘化。
在今天的条件下，是否有可能争取并赢得大规模的物质改善 —— 而这随后也会导致类似法治的出现？还是必须先打破审查制度、宣传和专制主义的恶性循环，然后才有可能再次进行共同斗争？在中国，这两方面（经济和政治压制）都是紧密相连的。那些不理解这一点的人只会继续自取其辱，就像德国杂志《Konkret》庆祝香港警察用警棍对付 “亚洲的Pegida” 那样。
【注：Pegida是德语缩略词（德语：Patriotische Europa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意思是 “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用这个词描述香港抗议者无比的荒唐。】
这个世界工场被中国的老板们控制着。低工资和长工时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国的统治阶级，而反抗必须来自中国的人民。围绕这一点有很多误解，例如，有人声称中国工人为全球的口罩需求付出了代价。他们汗流浃背的身体为漫长的工作时间、快速的工作节奏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付出了代价，但不是为当地或全球的需求付出代价。作为受薪工人，我们因被迫工作和工作条件而受苦，但不是因为有人为我们的劳动能力提供工资。请切记这点。
当富有的中产阶级房主抗议房地产市场改革时，绝对没有必要与他们建立团结！他们最好被描述为宝马或其他汽车制造商。现在拥有西方生活标准的中国上层中产阶级甚至不能被认为是潜在的盟友！（顺便说一句，他们自己的评估是相当唯物的：他们是现行体制的受益者，他们自然认为民主变革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
该运动的许多 “英雄” 也来自中产阶级。中共总是称赞 “劳动英雄” 或 “抗击大疫的英雄”，它甚至有权力命名 “反对派英雄”。而非政府组织或其他批判性社会圈子里有影响力的活动家被逮捕，以杀鸡儆猴；然后支持者为被监禁者组织声援活动，并把他们作为榜样和英雄来庆祝。
这使得所有其他 “非英雄” 的贡献全部被忽略了，并强化了等级制度。如果您尚未理解这点，请参加《去它妈的民族英雄》。
我们需要的不是个人英雄，而是广泛的、平等的团结。
当中国人抗议时，外国民主人士往往认为是对 “不公正政权” 的基本反叛的开始，而实际上，中国抗议者只是在为偿还学贷或讨要工资而斗争。
西方人对中国的反体制抗议有一种普遍的期待，但这是建立在一种误解之上的，即 生活在独裁政权中的人永远遭受独裁政权本身的伤害 —— 西方人认为中国人能充分体会到这点。但是，首先，中国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遭受着低工资、昂贵的租金、卑鄙的老板、性别歧视等等；因此，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斗争主要是关于更高的工资、社会保障、更便宜的住房、善良一点的老板 …… 是关于具体的问题和改善，而不是抽象的原则和政治自由，而且到目前为止也完全不是关于革命的。
出于失望，近年来，一些西方人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的亚文化，往往忽略了与之相伴的强烈的个人主义特征。人们接受了工作日的延长，并以 “浑水摸鱼” 的方式报复，在工作中偷懒。（对此，推荐一篇不错的德语文章 “Fische anfassen”）。
通过女性反抗进行的社会变革更为重要。与许多国家一样，在中国发生了一场通过教育进行的无声的性别革命。女性占大学毕业生的大多数，但在工业和社会中的代表人数仍然严重不足。
在一个典型的学校里，男教师拥有来自平庸或次平庸大学的学士学位，而女教师则毕业于顶尖大学，许多人拥有硕士学位。在我的工作场所也是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已从75%下降到60%。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系统不允许有孩子的妇女将有偿工作和照顾孩子结合起来；更不用说男女之间平等地分配养育孩子的责任和家庭任务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宁愿保持单身或未婚，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自主权来换取令人沮丧的婚姻和家庭（这是在女性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在某些时候，父权制的堡垒将不再能够抵御这种变化。现在，大多数男人已经不能再满足传统的角色要求了。今天，在家庭、工作中，甚至在社会批评的圈子里，针对女性的猖獗的性暴力，也可以看作是对这种发展的反应。
最后
我仍然可以假设西方和中国的社会会趋同，把这归结为教育的私有化、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房价上涨和类似的动态。虽然许多类似的社会现象，其中一些是新的，将继续出现在中国和 “西方”，但我想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当我们考虑到经济的政治化、社会的分割化以及对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社会力量的压制时，“体制的趋同” 或 “一致” 是否仍然是一个对中国当前社会发展有意义的观点？（对此，在这里看到解释）
12月中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过了 “五项基本任务”，并决定在2021年，安全将优先于发展 — — 当然，这不是自由化的指标。2022年春季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是否会按计划进行，还有待观察。让我们看看中国届时会允许多少国际媒体进入该国。
社会的孤立以及随之而来的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也许随着大流行病的消退，新的机会将再次打开，但目前情况仍然很困难。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无论是突然的金融危机还是政治秩序的危机似乎都不可能发生。更有可能的是，镇压和军事化将以停滞的代价继续下去。
虽然政治条件似乎很稳定，但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统计学上看，工人阶级已经老化，年轻人避开了工厂，他们在地理上的流动性更大，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饥饿的恐怖，许多人上学的时间更长，在工作中感到很无聊。
包裹和食品递送工人以及建筑工人将继续抗议以提高工资 — — 即使这种冲突仍然仅限于在当地进行，没有联合。
矛盾如此尖锐，不平等如此明显，年轻一代对自己的未来和社会地位如此悲观，我想知道，通过过度消耗资源和推迟社会变革，政治稳定可以维持多久。
文章来源：iYou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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